K.'s Notes

Category: 紙上文字

  • 一場瘟疫 可以改變經濟模式嗎？

    原文刊於2020年3月22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全球化的好處自不待言，但社會一直忽視全球化的輸家，漠視他們失去體面的工作和生活。說是「忽視」或許太簡單，學者不是看不到昔日製造業重鎮的職位流失到別處，而是在複雜計算下，這些真實的創傷都化成抽象程式一個元素而已：有人失去工作，但消費者整體而言可以享受更便宜的入口貨，國家整體還是受惠於貿易，失去工作的人可以轉行，甚至去別的地方找尋機會。在抽象的計算下，一個活生生的人福祉不被計算。直至2016 年，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才把眾人驚醒過來，苦思如何可以扭轉這現象。眼前這場瘟疫勢將衝擊更多國家更多行業，當身邊人甚至你和我都有可能失飯碗時，這場疫症會否成為改革百病叢生的經濟體系之機？

    這個時候讀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杜芙若 （Esther Duflo） 跟班納吉（Abhijit V. Banerjee） 的著作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下文簡稱Good Economics）再也合適不過了。兩人將「隨機控制實驗」（RCT）運用到經濟學研究，不作大論述，只是耐心用實驗來逐一檢視扶貧政策（可參看前著Poor Economics ），這方法也惹來經濟學家批評太狹窄，不能回應複雜的大問題。兩人今次將目光放到發達國上去，試圖為近年西方社會出現的民粹主義把脈，嘗試為反移民及反貿易浪潮背後的病源提供藥方，可謂有力回應了上述批評。

    經濟議題不能只交經濟學家

    在2008 年金融海嘯後，經濟學家聲名狼藉，本書序言題為「Make EconomicsGreat Again」便是要為經濟學挽回聲譽。英國及美國民調顯示人們對經濟學家的信任，僅比敬陪末席的政客高。原因相信你我都可猜得一二，太多掛着「經濟學家」名銜的「財經演員」在傳媒大發議論，作一些毋須承擔後果的預測；又或意識形態先行，漠視數據事實，造成一些陳腔濫調充斥，真正的經濟學家卻又在學院中忙碌，無暇回應大眾關心的經濟問題。以美國為例，減稅是否能刺激經濟增長？在美國保守派輿論耳濡目染下，人們幾乎條件反射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本書引用研究娓娓道出，數據其實並不支持，經濟學家甚至連經濟增長的成因也不知道。又例如， 福利是否會鼓勵人偷懶？ 在美國，很多人也會條件反射的認為會， 但數據反映又是另一回事。杜芙若兩人在全書一直反覆強調的要點是：經濟很重要，可以協助了解及解決很多社會大問題，「重要得不能交託給經濟學家」（Economics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economists.）。

    失業不只是沒收入

    此話何解？因為在作者眼中，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假設很有問題。Good Economics 一書中反覆出現的一個主題是，不應假設市場總能得出公正、可接受甚至有效率的結果。當世界日趨貧富不均、贏家全取，政府再「積極不干預」，任由市場決定大眾生死，只會產生災難後果。但政府應該怎樣制定良好的政策？杜芙若夫婦長期研究窮國，早發現一般經濟學家對窮人以至人類了解流於片面，影響政策制定。比如說失業，經濟學家分析問題時往往只關心損失的收入、找新工作的時間及努力，但喪失工作的代價卻不會在模型之中顯示，以為只要彌補收入就解決問題。但事實上，失業關乎的不只是收入，還有人際關係、人生意義等這些不會在GDP 反映出來的東西。

    這就引申到近年左派的時髦話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為了解決自動化引致的大規模失業，一些學者提出無條件給所有人基本收入，矽谷不少人也支持有關構想。基本收入並非新鮮，在左右兩派皆有支持者，右派支持基本收入的理由是要減省福利行政費——福利國家芬蘭2017 年至2018 年以失業人士為對象的試驗也是出於此動機。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效果如何還待進一步數據，但杜芙若兩人認為，正如經濟學家思考失業、貿易及移民等問題時只考慮金錢，UBI也是同樣忽視失去工作的真正代價。該書批評，UBI 的構想想像工人一旦被裁便從工作義務中解放，可以靠 UBI過活，當義工、學習技能，甚至自自由由探索世界等。不過，現實並非如此，調查顯示人們很難在工作結構以外尋找意義。當一個居民眼見過去以製造業支撐經濟甚至自豪感的城鎮凋零，當中的失落並非經濟模型能抓住的。經濟學家認為人們會單為了金錢利益移民也是不符合事實，在窮國的研究顯示，人們其實不會輕易為了工作機會離鄉別井。

    社會政策應助人民抵禦震盪

    如果UBI 不能解決問題，那麼政府應該怎樣協助？ Good Economics 強調任何協助都應該顧及尊嚴，例如可以參考歐洲補貼農業的做法，補貼他們工作，也能保住社區。

    瘟疫將如何衝擊我們的經濟及社會現在仍是未知之數。但至少，一些過往被視為禁忌的經濟政策在這刻已不再激進：執筆之際，英國政府才宣布會為受停業影響的打工仔支付八成薪酬；美國政府也宣布直接向家庭派錢。《金融時報》近日為眼前的經濟危機邀請各方獻策，也有過往不支持UBI 的學者提出UBI可能是目前最簡單的解決方法。無論如何，各政府目前的策略都只是短期的，萬一瘟疫對社會及經濟造成的衝擊是長遠的，掀動產業結構改變，便更需要深思熟慮的政策應對。一些過往受惠旅遊業的行業或地區經過這場瘟疫後能否適應？單單派錢是否足以協助他們轉型？

    這方面，Good Economics 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書中寫道：「在充斥變動和憂慮的時勢，社會政策的目的，是協助人們抵禦震盪，而又不讓震盪影響他們的自我感。」Good Economics 主要針對美國情况，作者批評不少政客不掩飾對窮人及弱勢的鄙視。改變態度之餘社會保障也需要深刻反省及想像力。說時容易，箇中涉及的是要政客扭轉對窮人及弱勢的鄙視，徹底反省社會保障體系，也需要一點想像力。杜芙若兩人行文細心，引用大量文獻和論證支持，也很謙卑。書中一段話尤其值得為政者深思：「每個轉型能夠也應該成為政府向受影響工人展示同理心（empathy）的機會。」

  • 公平咩？

    原文刊於2019年12月22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8年，法國總統馬克龍以環保之名開徵碳稅，令居於市郊必須開車代步的勞動階層百上加斤。該位總統上台不久才廢除了富人稅，現在卻要勞動階層為總統的環保大業埋單，民怨一發不可收拾，爆出「黃背心」示威。2019年，馬克龍政府推動退休改革，總理菲利普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就是：今天不改革，下一代就要怨我們了。不過，法國罷工工人卻說，不想下一代失去這代人的保障。

    連串爭議涉及的大課題是：怎樣才算公平？貧富之間固然有公平問題，世代之間的帳更難說得清。除了錢，還有威脅地球的氣候暖化危機。Greta Thunberg在聯合國氣候會議上，質疑手握權力及資源的成人世界對氣候不作為，苦果卻要下一代承受：How dare you?

    在務實又沒有什麼勞工保障的香港人看來，法國人「嘆慣」福利，罷工是「阻住地球轉」；Thunberg也只是個活在雲端的富家小孩「阻住地球轉」。不過，地球就算繼續轉動，低薪者退休後依舊三餐不繼、年年坐擁巨額花紅的銀行家可以退休環遊世界；富國與富人繼續高消費生活，窮國及低下層卻要承受氣候危機惡果，這樣的地球值得留戀？

    還是由法國不時發作的退休改革爭議說起。因為人口老化，發達國的退休金制度早已危危乎，如何維持早已是一大難題。若一切交由市場和命運定奪，政府什麼也不作為，打工仔自行儲蓄退休，問題簡單得多了。不過，法國要將五花八門的退休制度統一，既要財政上可持續但又要維持社會公義，頓成歷屆政府不可能的任務。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也加入了這場討論，他贊成改革，但批評政府在公平社會上欠缺願景，方案一大問題是未有考慮糾正現存勞動市場的不公，未有要求高薪者承擔更大責任，跟馬克龍政府只顧優惠富人的稅務政策一脈相承。政府方案無視工種和收入差異，退休只是延續收入不均而已。

    皮凱提在本月初的文章中進一步解釋一個公平的退休制度該如何。他指出，勞動市場愈來愈不公平，某些工種超低薪，某些工作又超高薪，退休制度應該要考慮重新分配財富以達至公平。他提出退休制度可與打工仔從事行業僱員的預期壽命掛鈎。一個低薪工人退休後可能只有10年壽命，反而一個高薪行政人員退休壽命長達20年，前者能從退休享受的好處比後者少得多。那麼，一個較公平的做法，便是提高高薪者的退休金供款比例，按薪酬累進；低薪者領退休金時間較短，退休金金額應提高。

    這建議跟他一直以來主張開徵累進財富稅一脈相承。他2013年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的一大要旨，便是指出資本增長率遠高於經濟增長，若不插手糾正，最富裕的一群財富不斷累積且代代相傳，年輕人成功只能靠父幹，貧富不均不能改變，禍及民主，建議徵收全球累進財富稅來糾正。2016年的脫歐公投及美國總統大選的民粹浪潮，正好應驗了皮凱提的憂慮。他今年9月出版的新書Capital et idéologie（暫譯：資本與意識形態）更進一步提出「參與式社會主義」（socialisme participatif )的構想，勾勒公正社會的藍圖。

    自美國總統列根及英國首相戴卓爾1980年代執政後，放任自由市場經濟成為王道，加上冷戰以共產陣營失敗結束，這套意識形態更被視為理所當然，全球進入超資本主義時代。在此意識形態主導下，不均被視為自然現象，且有益社會。巨富雖然不斷囤積財富，但都是憑一己之力致富：Facebook的朱克伯格及亞馬遜老闆貝索斯在互聯網時代獨具慧眼開創事業，擁有巨富理所當然，而且他們能夠創造就業、惠及社會；徵重稅會阻礙創新、打擊經濟……馬克龍甫上台也是以此為由廢除富人稅。皮凱提在該長達1200頁的著作中，仔細檢視不平等的歷史，指出歷史上每個社會都有一套意識形態為不平等辯解，而私有財產神聖化只是法國大革命後出現，目的在於穩定社會，但歷史上也不時對私有財產作制約以求達至公平。換言之，今天為大眾接受的放任資本主義只是偶然的歷史產物，社會組織及權力分配方法是可以改變，而且必須改變。

    「參與式社會主義」以「社會所有制」（la propriété sociale）及「臨時所有制」（la propriété temporaire）的概念為基礎，目的在於防範財富過度集中，務求人人均可公平參與社會。「社會所有制」就是企業管理分權，股東及員工代表在董事局各佔一半；「臨時所有制」則是通過徵重稅達至財富再分配，這部分也是皮凱提闡述得較詳細的部分。批判產權絕對主義（la propriétarisme，據書中定義，這是一個建基於私有制絕對地位的意識形態，而資本主義則是其延伸）是貫穿全書的主張，但皮凱提並非要廢除私有制，而是探討怎樣的產權才是公正。他反覆強調，一個人就算靠個人才能，亦要依靠天時地利人和成就事業，若沒有社會及科技發展配合，朱克伯格及貝索斯等巨富根本不可能出現。如此一來，他們的財富是否應該千秋萬世便值得商榷了。為了防止財富積聚導致種種惡果，透過徵收累進式財富稅、遺產稅及入息稅，應將巨富的產權由永久變為臨時。皮凱提構想，財富稅及遺產稅收入用來向每名25歲公民派發資本，入息稅則用來支付社福開支及應對生態危機。

    這系統如何運作？據該書提出的一個方案，若資產是全國平均財富10倍，每年財富稅稅率為5％，遺產稅為50％；若資產是全國平均財富的10,000倍，財富稅年度稅率及遺產稅稅率同為90％。至於入息稅，若只為平均入息之一半則為10％，若是平均入息的兩倍，則為40％；若收入為10000倍，稅率則為90％。皮凱提估算，財富稅可以為政府帶來5％國民收入，該筆收入用來給25歲的年輕人一筆過相當於平均財富60％的資本，扭轉「成功靠父幹」的現象，讓人人都在相對平等的起跑線開始。這是怎樣的概念？2010年代末富裕國家的成人平均財富約為20萬歐元，即青年可獲一筆過12萬歐元。皮凱提認為，透過這樣的財富再分配，才可以促進社會及經濟活力，建立真正的公平社會。

    這構思也是皮凱提新書出版以來最受討論的地方，畢竟重稅會怎樣影響經濟這一問題尚需解答。皮凱提也承認計劃激進，但並非無先例可循，財富稅和累進稅在20世紀為很多國家採納，也是二戰後西方不平等情况得以收窄的一大因素；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在瑞典及德國亦非新鮮。他強調，其方案並不完美，可以修改，但最重要的是開啟討論，因為不平等已成一大急需解決的威脅。

    說到不平等問題的迫切，氣候變化便是連帶的一大挑戰。馬克龍2017年以「Make Our Planet Great Again」來回應退出巴黎協議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儼如成為全球抗暖化的領袖。不過，漂亮言辭如何轉化為具體行動又是另一回事了。皮凱提稱，在碳排放上，國與國及人與人之間都存在不公。碳排放不僅是生產國的責任，也是消費者及進口國的責任，但現時各國排放只計算國內產出的溫室氣體，所消費的入口貨的碳足迹卻不計算在內。目前對抗氣候變化最常見的建議就是就碳排放按固定比例徵稅，不過，皮凱提指出，這制度將所有排放一視同仁，對發展中國家及每個國家的中下階層非常不公，也無助減排。因為全球一半排放是來自最富裕的10％人口，要大幅減排就要最富裕的一群大幅改變生活習慣。稅款對富裕一群來說微不足道，無礙繼續開私人飛機周遊列國；居於偏僻市郊的草根階層每天開車工作，稅款卻加重負擔。怎樣才能真正改變？這當然不是辦辦公關騷，讓大家作些環保承諾，又或少用幾根膠飲管便可了事。皮凱提稱，最好的方法便是在個人消費層面上以累進稅形式徵收碳排放，例如首5噸碳排放不收稅，然後才逐步遞增。

    這樣徵碳稅一定複雜得多，目前是否可行也成疑。不過，當下全球權力及財富嚴重不均，政治生態，氣候變化及社會保障無一不倖免。與其說皮凱提如何不切實際，不如聽從他的勸告開始討論。當《金融時報》及《經濟學人》這些向來為自由市場經濟背書的刊物也連篇探討不平等的問題，你大概知道問題如何水深火熱了。

  • 日本政客難利用的Nostalgia

    原文刊於2019年1月2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日本吸引人之處，在於人人都可開拓個人的空間；若要再隱私點，便要走進時光隧道，旁若無人般追尋消失的舊日足跡。我懷疑，可能正是因為要在繁忙的都市生活喘息，懷舊才會大行其道。

    數年前在東京小住，碰巧神保町一家戲院趁小津安二郎誕生110周年、逝世50周年，兩個多月一口氣播放小津電影全集，一齣電影還要在不同時段播放數次，確保不會有漏網之魚。對影迷來說，就算日語不靈光，能在戲院大銀幕把小津電影看遍，還是誘人的奢侈。神保町有三樣「名物」：書店、咖哩和喫茶店，戲院附近有不少隱身小巷的喫茶店，我卻喜歡跑到老遠的一家老店打發時間。那是一家創業於昭和46年（1971）的店舖，已有50多年歷史，由兩兄弟主理。因為街坊價錢又鄰近鐵路站和寫字樓集中地，早上上班前和中午都擠得水泄不通。店內燈火通明，正好適合邊喝咖啡邊看書。牆上是店主工工整整的手寫價目表，收銀枱旁放着一部撥號黑電話，除了附近商店打來叫外賣，還有咖啡客的同事來電尋人……咖啡香、海苔多士的燒醬油味道、二手煙，跟舊時代的氛圍交織成一個奇妙的時空。

    雖然變化日新月異，東京仍有不少這樣時光凝住了的老舖。好像是近6、7年的事吧，懷舊頓成風潮，坊間滿是老舖100選、舊地圖、歷史漫步之類的雜誌和書籍，昭和年代更是懷舊之選，書店與唱片舖更有昭和年代專櫃，據說頗暢銷。懷舊風潮大概叫人猜測跟人口老化有關。但據我毫不科學的觀察，懷舊的不只是經歷過昭和時代的一代。以那家昭和年代的喫茶店為例，近兩三年一大變化，便是除了老顧客外，便是多了好奇的年輕人前來，兩位老店主也樂意跟他們聊天。

    日本向來是歷史俯拾即是的國家。無論是街道告示還是書店，歷史總是常伴左右，地方政府甚至準備歷史散步地圖供遊人按圖索驥；就算沒有那麼周到，路上豎立的牌子也會告訴遊人，這兒曾經是某某場所的遺址，那兒曾是某某作家的住處，儘管遺址早已不留絲毫痕跡。

    大概消失得了無痕跡才引人入勝，於是歷史迷可以在東京的城市迷宮中追尋忠臣藏的足印；到西鄉隆盛在鹿兒島城山最後藏身的洞穴憑弔；到大久保利通遇刺的東京都千代田區紀尾井坂嘆息一番。Nostalgia一定要有點想像力，才能在虛實之間自由馳騁。

    歷史也是地方政府推廣旅遊的良策。日本人有種本事，就是可以把任何嚴肅的事物變得kawaii。東京國立博物館老早拿古墳時代的埴輪（陪葬品）來宣傳，希望吸引青少年。至於離東京不遠的埼玉縣行田市，當地有幾座古墳，據說近年興起「古墳咖哩飯」，將飯以「前方後圓」的古墳形狀上碟，周圍佈置咖哩汁和蔬菜。古墳還未突然進入主流傳媒話題前，數年前曾到冷清的行田看古墳，不曉得「古墳咖哩飯」這玩意有沒有為行田市帶來人氣。

    說到將歷史kawaii化，去年趁明治維新150年到鹿兒島一遊，差不多隨處可見粗眉大眼的西鄉隆盛卡通公仔，難免令人覺得突兀。在日本人心目中，這位明治維新英雄的人氣一直遠高於其他同時代人物。歷史上的西鄉隆盛很複雜，不容易把握，他是推翻幕府的一大功臣，但新政權建立後又跟時代格格不入，最終領導一班遭時代遺棄的武士叛變，在政府軍圍剿下自殺。面目複雜的西鄉到了今天，只留下「敬天愛人」一句曖昧遺訓，和一幅也不知道有多少真實成分的肖像。

    正正是歷史曖昧的魅力，執政者總希望借歷史一把。去年明治維新150年，日本中央政府和涉及明治維新的地方政府全年都辦活動，首相安倍晉三去年新年講話便拿明治維新的歷史來勉勵國民克服國難，當年要克服的是西方殖民主義，現在的「國難」是少子化。這樣比附是否合理且不討論，但大部分日本人相信只把安倍講話當「耳邊風」。

    安倍為明治維新紀念可謂用心良苦，連宣布競逐連任也跑到薩摩藩鹿兒島，強調自己出身自長州藩山口縣。雖然如此隆重其事，民間對明治維新反應冷淡。1968年明治維新100年的紀念儀式有1萬人出席；去年10月的儀式只有300人，也不見日皇影蹤。報章及電視雖然也見明治維新150年的報道，學者也紛紛討論明治維新的意義，自由派也一如既往質疑安倍對歷史的挪用，但一般日本人肯定不怎樣當一回事，頂多只當戲看（不過，NHK大河劇「西鄉殿」收視也低迷），更不要說什麼繼承明治維新精神了，明治維新150年便這樣悄悄過去了。

    日本保守派不時批評新一代不懂歷史傳承，忘記日本的獨特性。經傳媒傳送後聲浪雖然顯得大，但在日本社會卻似乎難起漣漪，大家感興趣的是政客難以利用的Nostagia。這種Nostagia之所以難以利用，是因為對象都是很個人的事物。最近在神保町打書釘時，發現一本《昭和40年男》雙月刊，顧名思義，讀者群是昭和40年（1965年）左右出生的男性。如此專門針對某個年齡層固然令人驚奇，而且，真有那麼多題材供緬懷嗎？網上一查，才知道雜誌已經邁向第10個年頭。雜誌介紹的都是陪伴昭和40年出生一代成長的事件、電影、電視、歌曲、動畫、女神、鐵甲人等。最新一期的主題是「男人之苦」—指的固然是今年50周年、山田洋次執導的國民電影《男人之苦》，也談及昭和年間男性形像的轉變。

    雖非生於昭和40年，也不是在日本社會成長，但雜誌讀來還是津津有味，畢竟在全球化下，不少大都會也有類似成長經驗，對香港侵沉日本流行文化長大一代猶甚。《昭和40年男》前總編輯北村明広2014年受訪說，昭和40年出生的一代經歷的是個美好年代，電視、電影、歌謠、西方音樂等娛樂各式各樣，也有一種未成熟的趣味。當然，那時代跟現在相比貧乏得多，街道也髒。他說，當時大家都有一種不得不改善生活的想法，作品總是洋溢熱情。

    依今期《昭和40年男》的介紹，找了昭和40年推出的歌曲「新聞少年」來聽。「新聞少年」意即派報少年，歌曲是派報少年的自述，表現無懼風雨也要把報紙派送的敬業樂業精神。這種精神，相信大家看過《阿信的故事》都會明白是什麼一回事。

    隨着日皇明仁今年4月退位、平成時代步向結束，坊間早有不少書籍雜誌回顧平成時代。長達64年的昭和時代既有戰爭與和平、也有經濟起飛的璀璨悅目，亦有一眾流行文化icon。1989年昭和時代結束至今仍然叫不少人緬懷。跟昭和時代相比，正好碰上泡沫爆破的平成時代似乎相形見拙，即使是泡沫爆破，日本的衰退卻是平淡如水：不是沒有傷痛，只是傷痛從不外露。

    小泉純一郎、奧姆真理教、政權交代、少子化、阪神大震災、東日本大震災等都是回顧平成的關鍵字。不過，論最叫人有貼身感受的，還是雜誌《東京人》二月號談的互聯網衝擊。我常跟日本朋友說，沒法想像沒有智能手機查Navitime的時代，大家是怎樣換乘鐵路的。

    有不少批評說，日本這代人太滿足現狀，對諸如人口老化等逼切問題缺乏危機感，也欠缺上一代的奮鬥精神。昭和時代璀璨的物質主義，到了平成時代已變了「低欲望社會」和「斷捨離」。回望80年代的泡沫經濟，夜夜苼歌（《昭和40年男》今期正好有一篇文章回望那時代），想想也夠累。人生無欲無求也沒有什麼不好，也不代表意志消沈，更不是對周遭人和事不聞不問，只是看透了人生孰輕孰重。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當年的年度漢字是「絆」 （Kizuna），意即切不斷的深厚情誼，哪怕是不同世代甚至是本來不相識的人，都有一絲關係，這關係比什麼都重要得多了。正如我每次踏進那家喫茶店，無論對上一次到訪是半年還是一兩天前，老店主跟我打招呼後，都記得這位遠方的客人要點的是什麼，自然送上，一切盡在不言中。

  • 回望2018：服務現實的Nostalgia

    原文刊於2018年12月3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8年是紀念年，一戰結束百年、1968年學運五十年、金融海嘯十年、日本明治維新150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還有可能快被淡忘的中國汶川地震十周年。明年2019年又是一連串紀念：有勢必大張旗鼓的紀念，又有巴不得你快點遺忘的紀念。在Nostalgia盛行的今天，歷史對人的意義何在？

    Nostalgia：鄉愁、思鄉、懷舊。據已故哈佛大學比較文學教授Svetlana Boym在The Future of Nostalgia，瑞士醫生Johannes Hofer 1688年將兩個希臘語nostos（回家）及algos（痛苦）拼作新字，描述一種當時盛行於駐外士兵的疫症。Hofer說，Nostalgia導致知覺錯亂，患者跟當下脫節，只一心對故土癡癡期盼，茶飯不思，混淆過去及當下，分不清現實與想像，早期病癥有幻聽及見鬼，治療方法包括服鴉片或到阿爾卑斯山療養等。不過，法國醫生Jourdan Le Cointe在1789年提出，治療Nostalgia用恐怖和痛苦手段最為見效，他引用俄羅斯軍隊1733年的例子，軍中爆發Nostalgia，將軍為控制疫情，下令任何感染Nostalgia者活生生埋葬。活埋了兩三個思鄉成狂的士兵後，沒有士兵再敢思鄉了。

    將過去浪漫化 民族主義者把戲

    如果現在也這樣對待Nostalgia患者，恐怕不知要活埋多少人。昔日肆虐軍中的Nostalgia是思鄉，今人的Nostalgia則是緬懷昔日美好時光——雖然是否有他們腦海中的「昔日」往往值得商榷。單單在facebook分享昔日照片，大概沒有爭議可言：一張黑膠唱片、一座公共屋邨是否存在過，應沒有什麼好爭議；但若有人緬懷昔日公共屋邨如何體現睦鄰友好，哀嘆人情味消失，便可能惹來住過舊屋邨的朋友反駁：什麼人情味，我只嗅到垃圾味！

    Nostalgia並非新現象，但近年成為熱門話題，論者用來解釋世界近年的紛亂：美國總統特朗普2016年爆冷當選，是因為一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回應了白人的Nostalgia；英國脫歐也是因為緬懷昔日日不落國榮光，期待重建Global Britain。就算在香港，追憶黃金時代也蔚然成風。在西方，知識分子對此加以警剔，隨手翻一翻《金融時報》、《衛報》，不難發現諸如「Nostalgia has stolen the future」、「Toxic imperial nostalgia has infected the world」等警告。Nostalgia總將過去浪漫化，隱惡揚善，這種以美好的過去作招徠正是民族主義者的把戲。

    英國智庫Demos 5月發表了長達300多頁的報告，分析英國、法國及德國的Nostalgia，主要針對英國2016年脫歐及德法兩國2017年大選，發現Nostalgia在政治愈來愈重要，選民不滿現實，政客都用昔日美好、傳統價值來動員。訪談調查發現，三國國民都不約而同感到國家步向衰落，最好的日子已成過去，身分認同正受威脅。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11月發表的調查也有類似的發現，有67％歐盟國家受訪者相信從前比現在好，當中意大利人最緬懷過去（77％），較不懷緬過去的是波蘭（59％），德國、法國及西班牙分別有61％、65％及64％人覺得過去比現在好。研究稱，最沉溺過去者往往傾向右翼。

    Nostalgia非右翼專利

    經過一戰及二戰洗禮的歐洲，對Nostalgia滿是警剔，擔心這種源於對當下不滿、對未來絕望的Nostalgia跟排外思想一拍即合，引致災難後果。然而，人類是歷史動物，Nostalgia不能避免，更不是右翼專利。法國是個十分懷舊的國家，法國總統歷來強調對歷史傳統的繼承，走中間路線的年輕總統馬克龍也不例外。早在競選總統時，馬克龍競選團隊便發布戴高樂的短片，戴高樂在片中說法國非左非右，暗示走中間路線的馬克龍是戴高樂的繼承人；馬克龍的勝利演說及官方肖像都滿是法國象徵。馬克龍今年也大舉紀念一戰結束百年，藉一戰的歷史教訓宣揚多邊主義理念，警剔民族主義的禍害。馬克龍的Nostalgia旨在鼓勵國民勇於面對未來、支持變革。

    不過，歷史較實在，但未來卻總是晦暗不明。西方不少輿論把歐洲的希望寄託於馬克龍，但馬克龍所謂跟民族主義者不同的願景，可能最終只是另一個Nostalgia，一個回歸上世紀80至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Nostalgia。經過年底的「黃背心」運動，馬克龍的Nostalgia可否繼續下去，且拭目以待。

    真相如何 對做大國夢者毫不重要

    歷史學家多不喜歡Nostalgia及歷史紀念，畢竟，治史講求客觀，歷史紀念卻只是為現實服務。如果馬克龍真是那麼喜歡歷史，1968年學運紀念便不會無聲無息中過去。Nostalgia從來不關於歷史本身，而是今人的態度，就算歷史學家如何力竭聲嘶，指出大眾沉溺的所謂黃金時代其實藏污納垢，甚至根本沒有存在過，對做着大國夢的人來說根本毫不重要。

    虛實交錯的Nostalgia不一定是壞事。特朗普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之際，百老匯正不知第幾天公演以美國首任財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為題材的音樂劇Hamilton（音樂劇今年也在英國掀起旋風），副總統當選人彭斯選後去觀劇，演出者趁謝幕時發表演說，促新政府尊重多元美國，惹來特朗普炮轟。

    音樂劇改編自Ron Chernow撰寫的傳記Alexander Hamilton，過往談美國獨立史，早死的漢密爾頓的名聲遠不及華盛頓、傑佛遜等人，但音樂劇卻重新發現這位來自加勒比海的國父。只要把該劇跟真正的美國立國史及現實對照，不難發現音樂劇對歷史及現實的批判詮釋。音樂劇把時下流行的hip-hop放到漢密爾頓口中，竟又毫不突兀地捕捉了漢密爾頓當年一個移民在美國矢志出人頭地的心情。劇中惹人談論之處，便是找來黑人、拉美裔演員來演華盛頓等開國元勛，提醒觀眾，美國實驗由一班白人男人展開，美國憲法所謂We The People其實排除了非白人及女人，現今的美國遠超開國元勛的想像，美國實驗還會繼續下去。Hamilton意外爆紅，跟社會期盼真知灼見的領袖帶領大家走出深淵有關，但也不失為滿懷希望的Nostalgia。

    歷史太沉重 只有Nostalgia大生意夠實在

    近日翻看英國歷史學家Tony Judt的Reappraisals: Reflections on the Forgotten Twentieth Century，他談到英國的「遺產產業」（The Heritage Industry）時語多不屑，說英國有種獨特的能力，能夠對假的歷史遺產產生真的懷舊情懷，同時喚起又否定歷史。他舉英國鐵路為例，指英國鐵路本身是眾所周知的笑話，但英國蒸汽火車路線和蒸汽火車博物館數量卻是全歐之冠，人們可以坐着Thomas the Tank Engine欣賞英國景色，尋訪作家Charlotte Bronte故居。在Nostalgia的幌子下，英國歷史問題及階級矛盾都抹走得乾乾淨淨。Tony Judt所描述的現象，今天早已遍佈全球。歷史太沉重，未來出路又不易找，只有Nostalgia這盤大生意夠實在。

  • 不停生產bullshit jobs的世界害己害人

    原文刊於2018年10月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工作佔去人生大部分時間，以工作為題材的書籍或創作，總引起廣泛迴響。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著作 Bullshit Jobs今年甫推出，便引起議論紛紛，你我所從事的是否 Bullshit Job？你的工作消失了，世界會可惜嗎？

    格雷伯的題材似乎老生常談。畢竟，共產主義祖師爺馬克思早提出「異化」觀念，認為資本主義社會講求分工的工作模式，令人難以從工作中得到滿足感；到了捷克作家卡夫卡筆下，架床壘屋的官僚制度更彷如惡夢。各種不滿工作的怨懟早已化成不同嬉笑怒罵之作，比利時2015年便出了一本 Comment Pourrir La Vie de Son Patron（中譯本：《如何讓老闆痛不欲生》），搜集匿名打工仔對付老闆的怪招，分享如何神不知鬼不覺搞破壞，例如在老闆的 PowerPoint加插咸相等。

    格雷伯也是搜集打工仔的證辭，揭示現代工作如何 Bullshit。工作 BS不限於BS老闆，而是整個工作充斥着 BS工序，工作甚至整間公司以至整個行業都是BS。他們有任職某歐國家的外交部、有的任職創作公司的管理層，當中不少是他人眼中的「筍工」。但他們卻對「筍工」極度不安，因為撫心自問，工作既無趣也無意義，上班還要努力在上司和下屬前「扮忙」。

    例如毫無電腦背景的歷史系畢業生 Eric在一間大型設計公司擔任 Interface Administrator。公司合伙人各懷鬼胎，Eric的存在只是要製造7個辦公室合作的假象，但老闆並不想 Eric實行什麼工作。Eric每天只是解答設計師一兩個如何上載檔案之類的問題。無所事事的Eric遲到早退，工作悠閒得可以每天一手拿法國《世界報》一手拿Le Petit Robert研習法文，法文進步神速。但Eric最終還是抵受不了要辭職，公司加薪挽留。理由？Eric認為，那是「因為我沒有能力執行他們不想執行的東西」。但這份「筍工」最終叫Eric崩潰劈炮。

    一般人可能會想，如此「筍工」應該加以善用，學完法文可以學其他語言，也可以趁機會結交權貴，扶搖直上。格雷伯認為，Eric被「筍工」逼瘋可能跟他出身自藍領家庭有關：對藍領來說，製造有用的東西才是真正的工作。

    但現今工作有多少是製造真正有用的東西？格雷伯將Bullshit job分為五類，分別為僕役（flunky）、打手（goon）、補漏者（duct-tapers）、盤點員（box-ticker）、多餘的工頭（taskmaster）。這些bullshit job之所以出現，跟「管理封建主義」（Managerial feudalism）急促膨脹有關，高層就像封建時代的貴族，聘請一堆行政人員，把架構及程序弄得複雜，架構中人都知道所做的都是多餘的。

    但有些 BS job其實似乎有意義，只是意義建基於一個崩壞的社會系統，為崩壞的系補漏的「補漏者」一點都不好玩。在英國非政府組織 （NGO）任職的Leslie，其機構的存在目的，便是指引有需要人士如何跨越政府福利申請程序的重重障礙。幫助有需要的人看似很有意義，但Leslie每天的工作便是將申請者的表格改寫，確保申請有適當的字眼通過審批電腦。Leslie 質疑，整個福利審批制度衍生連串 BS job，除了審批福利涉及的一大堆官僚外，還有一堆慈善組織的行政人員。Leslie不禁撫心自問，若整個體制涉及的官僚都去做有意義的工作，對社會更否更有益？（英國的福利系統如何旨在減低申請人意欲，可以看看英國導演堅盧治的作品。）

    在大西洋另一邊廂的美國，醫療保健系統崩壞也產生一堆 BS job。Annie 任職一間所謂「醫療成本管理公司」，每天的工作也是處理申請表，還要有一個近乎虐待狂的上司。Annie此前是任職幼兒教師，但人工太低，她任職「醫療成本管理公司」令她首次獲得維生薪酬（Living wage），不過換來的是抑鬱。她說，跟辦公室處理文件相比，照顧小孩重要得多；照顧小孩涉及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但在辦公室內連談話也不可以，遑論人與人的接觸，這反差可能是令她抑鬱加劇的因由。

    你可以選擇有意義的工作，但無法維生；做一份BS job雖然保證你有體面薪酬，但令人迷失其中，心身俱疲。格雷伯是2011年「佔領華爾街」的發起人之一。他憶述，不少人因為工作無法抽身參與，他們總表達類似的想法：「我想自己有點用，對其他人有點貢獻，至少不傷害人。但目前經濟制度的運作模式卻是，你若花時間關懷其他人，你只換來低薪，且債台高築，甚至連養家也不行」。

    這裏或需要補充格雷伯對債務的看法。債務近年成為西方一大焦點，希臘債務危機曾是國際頭條，該國被迫緊縮，人民苦不堪言；而英美近年也因為大學學費急升，學生借貨完成學業後債台高築，人生便在還債渡過，也漸成為社會一大問題。格雷伯在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中譯本：《債的歷史》）透過分析債在歷史上的演變，指出債被賦予太多道德意義，成為統治者與資本家操控人民的工具，「欠債還錢」成為各種剝削及不公義行為的藉口。結合債務及 BS job，人們便被困於崩壞的體制中營營役役、永不超生。

    格雷伯早在2013年寫文章探討BS Jobs，惹來不少迴響，連《經濟學人》也刊登文章回應。《經人》文章從經濟效益角度回應格雷伯的質疑，指出全球經濟每個環節變得愈來愈複雜，也從而使社會更富裕，但無可否認也做成痛苦。理想的狀態會是由一個博學者去負責由設計階段到消費者服務熱線的整個程序，但這並不符合經濟效益，正如單由一名工匠製作整部汽車，而非生產線分工，汽車便不可能如此便宜。但《經人》不否定格雷伯提出的問題。文章指出，問題不在工作有沒有意義，而是在於近年的科技發展及經濟增長沒有怎樣令人類受惠，人類並未能有多點閒暇時間，過去25年實質工資增長緩慢，工時也沒有大幅減少，文章認為，發達經濟體必須應對這問題。

    5年過去，格雷伯所指出的BS job現象更顯得迫切。除了迫在眉睫的機械人搶飯碗問題外，西方民粹主義崛起更是令人擔憂的現象。從事BS job的終日鬱鬱寡歡，但總算維持了生計；相反社會真正需要的shit job（如清潔工、看護員）薪酬卻長年偏低。真正生產有用東西的藍領眼見不事生產的「專業人士」坐享高薪，心生怨恨，投向民粹主義懷抱，將一切歸咎於全球化精英階層及移民——經常聲稱為被遺忘藍領拯命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便是煽動民粹情緒的高手。

    面對民粹主義進逼，自由派都在苦尋藥方，但不少自由派卻是被困在BS job之中，難以關懷社會遑論推動變革。格雷伯相信「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是解決BS job問題的良方，既可以減省福利制度的行政開支，又可以鼓勵人們從事更有意義的工作，重拾人生意義，令社會更美好。「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如何實行，格雷伯並沒有詳細討論，但近年有關構思倡議者漸多，一些政府亦在試驗。這構想顯然衝擊不少既有思維（最常見的質疑是：這不是養懶人嗎？），實際效果亦有待驗證。不過，解決問題有賴想像力，正如英國文豪王爾德說，所謂進步，便是烏托邦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