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 Notes

Category: 紙上文字

  • Confidence Man: 成為特朗普

    Confidence Man: 成為特朗普

    原文刊於2022年11月2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特朗普年輕時曾想在荷李活發展，但最後依父親意願接手家族房地產生意。不過，特朗普的「明星夢」從來沒有消退，最終他入主白宮，踏上一個夢寐以求的更大舞台。2020年總統大選落敗後，他不情不願離開了舞台，但關於他的新聞從沒停過，現在他又宣布要2024年問鼎白宮，究竟這齣真人騷會如何演下去，牽動美國及國際。最近，一位長年報道特朗普的記者出了新書將特朗普的過去娓娓道來，想了解特朗普的不妨一看。

    特朗普今次宣布引起的反應不大。這固然是因為共和黨在中期選舉掀不起「紅潮」，未如預期大勝，雖然控制眾議院，但民主黨還是保住參議院。好幾個特朗普支持的候選人都落敗。特朗普事先來了個免責聲明：「如果他們贏了，那全是我的功勞；如果他們輸了，也不能怪我。」但政客影響力只在乎選戰勝敗。據《紐約時報》報道，特朗普宣布出戰2024年總統大選當晚，雖然邀請了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全體168名成員，但只有少數人出席。兩名匿名成員還說特朗普幕僚不斷催促他們出席，但他們拒絕，以免太早押錯注。報道又引述特朗普的幕僚說，特朗普希望重彈2016年總統競選的調子，以局外人身分搖動政治建制，但問題是，他早已不是「局外人」。

    這部《特朗普2》如何發展下去，大家都很關心。雖然特朗普已經新鮮不再，共和黨亦有不少潛在對手，例如近年屢遭特朗普毒罵的佛州州長德桑蒂斯（Ron DeSantis），但一如其2015年宣布競逐總統時大家都當笑話看，結果他卻贏了，現在也沒有人敢小看他。共和黨人就算懷疑他已過氣，也不敢輕舉妄動。

    上文提到的《紐時》報道，其中一名署名記者是哈伯曼（Maggie Haberman）。特朗普及其身邊人一向不時罵盡新聞界，指摘他們是fake news，其中《紐時》尤其老是被針對，哈伯曼更多次被特朗普及其幕僚點名批評。特朗普出任總統期間，通俄門自然長寫長有，特朗普白宮如何混亂也是茶餘飯後話題，也恍如肥皂劇般引人入勝。哈伯曼消息靈通，有不少獨家報道，她有份的通俄門報道也贏得普立茲獎。諸事八卦的報道也不少，例如說特朗普老是穿著浴袍看電視。但哈伯曼的批評者不止特朗普和右翼，她在網上也遭自由派攻擊，批評她跟特朗普陣營太友好，報道太友善，給特朗普太多曝光機會。

    痛罵《紐時》記者 卻為其新書受訪3次
    哈伯曼曾回應，批評者不明白新聞工作，「我的工作不是報道你們想聽什麼」。《華盛頓郵報》2021年一篇關於哈伯曼的報道引述她說，特朗普是前總統，沉迷陰謀論，又促支持者不要理會2020年大選結果，而且又是202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大熱，報道特朗普因此是十分重要，「不理會他也不會令他消失」。

    哈伯曼最近出了新書，名為Confidence Man: The Making of Donald Trump and the Breaking of America。她為該書訪問了250人，更3次訪問特朗普。據哈伯曼所述，首次訪問是特朗普團隊提出，其餘兩次是她提出。一名被特朗普痛罵的記者可以訪問他3次，也顯示了特朗普跟傳媒的愛恨關係。

    必須通過紐約了解特朗普
    由特朗普是紐約地產商開始，哈伯曼便開始採訪及觀察特朗普，她認為要正視這傢伙。哈伯曼經常有獨家消息，今次這本新書最惹人談論的獨家料，便是特朗普2020年大選落敗曾向幕僚透露會「賴死唔走」。不少人批評身為《紐時》記者的哈伯曼當時沒有報道這重要消息，反而「扣料」寫書，哈伯曼則表示該線索是特朗普離開白宮後一段時間才獲核實，《紐時》為她護航，強調她沒有「扣料」。她寫書期間收到報料指特朗普曾試圖把文件冲進白宮廁所，也立即通知《紐時》刊登。

    哈伯曼的書好看的一大理由，是書中對特朗普個性的深入描寫及分析都很深刻，也將他跟紐約市緊扣，不是純粹八卦（雖然八卦事少不了，例如特朗普卸任後經常跟海湖莊園(Mar-a-Lago)的訪客聲稱還有跟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聯絡，其新辦公室還掛了兩人合照）。她認為必須通過紐約來了解特朗普，了解1980年代腐敗的紐約如何形成特朗普的個性，而這些性格如何決定其入主白宮的風格。

    該書前半部聚焦特朗普在紐約的生涯，認為特朗普在1980年代的紐約政商界打滾對他日後作風有深刻的影響。他也從不少紐約名人身上學會不同招數，例如從紐約市長朱利亞尼（Rudy Giuliani）身上學會如何做騷，又從布魯克林民主黨「大佬」埃斯波西托（Meade Esposito）學到如何對付政治盟友。但對特朗普影響最深的，除了其父親外，便是紐約著名律師科恩（Roy Cohn），哈伯曼稱他教曉特朗普如何圍繞權力建構人生，逃避責任，並透過傳媒製造假象。

    想照搬民主黨1980年代選舉機器
    據哈伯曼描述，特朗普一直停留凝固在1980年代的腐敗的紐約，紐約當時的種族觀及政治操盤方式一直深入特朗普腦海，儘管紐約跟世界早已變了樣。當時紐約的政治是零和遊戲，商場更鬥得你死我活，這些經歷令特朗普相信人性貪婪，又相信無論敵人還是朋友都要全力控制，亦學會裝腔作勢，雖然他私下其實比媒體上的形象平靜及友善得多。他在紐約學到的手段果然在華府奏效，令一些本來看不起他的共和黨人紛紛投誠。

    特朗普的身邊人說，他入主白宮後沒心情學習政府運作，只是想將民主黨1980年代經營紐約的強勁選舉機器照搬，一區有一個「大佬」操盤，可以控制一個地盤所有事情，某候選人只要得到「大佬」支持便幾乎可鐵定當選。特朗普在中期選舉的做法，也跟這套運作相似。

    做總統非為令美國偉大 而是出名
    紐約還教曉特朗普什麼？哈伯曼在書中提到，她向特朗普解釋想寫一本書將他在紐約的經歷跟白宮的生涯聯繫起來，特朗普立即告訴她一件往事，說當總統前不少富豪朋友央求他代為在高級餐廳訂枱，理由是特朗普比他們出名：「我有錢又出名，他們只是有錢。」他又說：「有時我會想，一切為了什麼呢？你明白吧。有些人有錢，但卻不能在餐廳訂位。」特朗普說這個故事，似乎要顯示出名就可以得到優待。類似故事特朗普1984年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也曾說過，稱紐約「其中一個最成功的人」到餐廳卻進不了去，特朗普出手襄助才把他弄進去，特朗普還教訓他做人不僅要有錢，還要出名。

    這也解釋了特朗普競選總統的原因：當總統不是為了大眾服務，更加不是要令美國偉大，而是他可以出名。哈伯曼順勢問特朗普，如果時間可以重來，他2016年會否競選總統。特朗普表示仍然會，原因？「我有很多有錢朋友，但沒有人認識他們。」

    在哈伯曼筆下，特朗普是個無法走出過去的人，在《衛報》專訪中，她更形容特朗普現在愈來愈像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電影《大國民》的主角。採訪特朗普多年，她是不是已了解特朗普一切？哈伯曼在書中最後提到，特朗普形容她像是精神科醫生。但哈伯曼說，特朗普其實把所有人都當成精神科醫生，包括記者、議員、朋友、白宮職員、集會出席者，他把所有人都當作測試反應的機會，並藉此發現自己的感受。他的喜怒哀樂也掀動了整個美國。美國到底可否走出他的身影？無論答案如何，無可否認的是，美國已被他改變了。整個美國已隨他的喜怒愛惡改變了。

  • Plan 75：老有所安的未來

    Plan 75：老有所安的未來

    原文刊於2023年4月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原題為「75終生計劃：老有所「安」的未來」

    日本導演早川千繪在電影《75終生計劃》（Plan 75）構想了一個未來的日本，政府對人口老化問題無計可施，社會甚至出現「仇老」襲擊，政府於是推出名為Plan 75的自願安樂死計劃，只要年滿75歲便可申請，公務員彬彬有禮幫忙長者申請，更設置街站招攬露宿者參加。宣傳單張及廣告精美，申請一經批核，政府更獎參加者10萬日圓獎金，可以用作去旅行或殮葬的費用；如果不想花錢殮葬，計劃提供集體火化選項。直至安樂死前，有專人用電話定期跟你談心，讓你安心上路。這部電影去年在日本公映時引起不少討論，大家可能想：這會是我們的未來嗎？

    Plan 75女主角倍賞千惠子最為人熟悉的角色，相信是日本國民電影《男人之苦》中飾演寅次郎的妹妹。半世紀前的《男人之苦》世界跟Plan 75的世界大相逕庭，《男人之苦》是一個家人和社區互相照應的溫暖世界，寅次郎怎樣流浪闖禍，只要回到家鄉柴又，便可得到妹妹一家和街坊關照。但Plan 75中的倍賞千惠子面對的則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冷漠世界。

    當然，今天的日本跟當年的社會結構相差甚遠。日本傳媒和專家總是在談論超高齡、少子化及單身趨勢下的社會問題。2022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佔整體29.1％；新生嬰兒則首次跌破80萬，顯示少子化加速。而日本的傳統家庭在二戰後已漸漸解體，不婚更成趨勢，目前單身者佔65歲以上者比例為13.8%，比例相信會繼續上升。長壽社會的健康保障開支自然增加，如何有效支援孤獨長者亦費煞思量。日本安老服務科技雖然發展不錯，但人手不足，引入外勞已成趨勢。社會保障制度可以支撐多久亦成懸念。年輕一代尤其擔心年金制度是否仍可持續。日本的年金制度是以勞動人口交的保險費來支付現時長者的年金，1970年代每一名65歲以上長者有8.5人支撐，但到今天比例已跌至2.1人，這比例只會繼續下降。年輕世代現在雖然繳交保險費，但退休後能否收取足以應付生活開支的年金頓成疑問。政府為鼓勵生育，扭轉少子化趨勢，增加育兒津貼，但這又增加社福開支。

    年輕人不滿政策向長者傾斜
    人口老化除了增加政府財政壓力外，還引伸所謂「銀髮民主」（シルバー民主主義），即政府決策向長者傾斜，年輕世代的需求無人問津，從而加深世代對立。日本年輕人投票意欲低，相反長者熱中投票，政客自然更積極討好年長選民。以去年參議院選舉為例，39歲以下選民的投票率為30%，相反，60多歲及70多歲選民投票率分別為63.58%及56.31%。參議院選舉前，執政自民黨及公明黨提出給2600萬領取年金者一律派錢5000日圓，計劃一提出便立即在Twitter引起群情洶湧，被指是「銀髮民主」的極致。年輕一代早已擔憂將來退休生活，現在還要進一步拿他們的稅款給長者，自然引起不滿，方案最終撤回。另一邊廂，要解決少子化問題實要改善年輕一代的生活環境及提供更多育兒津貼，但若政客只顧討好長者選民，自然缺乏動力推行。

    安樂死為子孫謀幸福？
    這些問題都是Plan 75的時代背景。電影並非要探討安樂死的爭議，只是借這一極端計劃探討日本社會問題。計劃宗旨開宗明義是要減輕政府財政負擔，電視廣告亦以「希望保障未來」作標語，暗示長者選擇安樂死可為子孫謀幸福，這跟一般理解的安樂死由個人考慮出發大相逕庭。參加安樂死計劃的兩名長者都是「不想製造麻煩」的長者。倍賞千惠子飾演的Michi 78歲，丈夫過世後單身，在旅館打散工本來還有一班同事互相照應，卻因年紀遭辭退，居所又面臨清拆，她要找工作兼找新居，但年齡卻成為障礙，人家勸她申請政府援助，但她卻堅持自食其力。至於另一名參加者岡部幸夫則畢生都在日本各地修橋補路，又定期捐血，參加計劃只是貫徹為國家奉獻的精神。但隨着劇情發展，觀眾都知道他們其實不想死。Plan 75調子灰暗，但仍隱約透露希望。兩名Plan 75的年輕僱員分別跟兩名長者建立情誼，深受這非人性化的制度打擊：當面對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再是新聞報道或政府預算的一堆數字，體會自然不同。

    Plan 75對未來的描繪是否過慮？今年年初，日本網絡鬧出一宗連《紐約時報》也關注的風波。KOL成田悠輔被網友翻舊帳，找出他過去就人口老化問題的發言片段，2021年他在一個網台節目上說：「我想只有一個解決方法，最後不就是長者『集體自盡』或『集體切腹』嗎？」他解釋，要知道何時退場是重要的，但日本很多人仍「倚老賣老」，戀棧權力。2022年，成田被小學生問及有關言論時，大談2019年一齣恐怖電影描述瑞典一個邪教組織推長者跳崖自盡。但他說，很難說這是否好事：「如果你覺得好，你可能要努力創造一個這樣的社會。」他在另一場合亦談及「安樂死」，稱可能有一天會討論是否要強制安樂死。成田悠輔是耶魯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近年活躍日本，以形象及言論出位見稱，網絡有大批追蹤者，他亦著書立說探討日本社會問題。其「集體自盡」言論被翻出來後自然引發日本網民反感，認為他煽動對長者仇恨，學者亦指其不負責任。成田則稱言論被斷章取義，強調自己只是針對老人戀棧的問題，但他承認「集體自盡」措詞不當。

    姑勿論成田是否遭斷章取義，但其偏激言論無助思考問題之餘更後果嚴重。要改變「銀髮民主」是否不加分辨把矛頭針對所有長者？日本年輕人政治冷感是否也應該負上責任？而且人口老化衍生的政治及社會問題不是應該由政府解決嗎？向來強調「敬老」的日本近年早已出現「老害」一詞，在「老人阻住地球轉」這想法潛移默化下，會產生什麼後果？Plan 75以槍手血洗安老院作序幕，相信是參考了2016年導致19死26傷的神奈川相模原市殘疾人福利院屠殺案。行兇者聲稱，殺死的都是無法跟外界溝通的嚴重殘障者，這樣做可以造福社會及減輕家屬負擔。一個事事講求經濟效益的社會衍生這些極端想法不是很自然嗎？如果單純為經濟效益考慮，推行長者安樂死計劃也不是奇怪的事。在去年6月的《朝日新聞》訪問中，導演早川千繪便稱，理想的政府不應只考慮經濟，還要顧及所有年齡層的幸福和人權。被問到究竟可以怎樣創造一個不再局限於生產力，所有年齡層的人都能生活的社會，她認為需要的是「對他人的想像力」。她解釋，日本人總是希望不要為人家帶來麻煩，但她拍攝Plan 75時想，如果大家都覺得「製造麻煩是人之常情」，以及「當我們有麻煩時便應該互相幫助」，這可能有助創建一個所有人都能生活的社會。一個相濡以沫的社會，總比一個為了爭奪資源互相仇視的社會好。只是這個社會離我們有多遠？

  • 去與留：昆德拉與哈維爾

    去與留：昆德拉與哈維爾

    原文刊於2023年7月1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剛逝世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雖然享譽國際，但在故國捷克一向不受歡迎。據說，捷克老一輩人有個笑話：「哈維爾坐監，然後當了總統；昆德拉去了法國，然後當了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是舉世知名的異見領袖，又是出色劇作家，由異見人士蛻變成總統的故事幾近童話般完美；1975年流亡法國的昆德拉則力拒「異見人士」的標籤，強調自己是小說家，甚至用法語寫作，跟捷克的距離愈來愈遠。一個留下抗爭，一個離開寫作，兩人都只是選擇了最適合自己的路而已。

    昆德拉曾強調不喜歡把自己的一生說得像通俗劇（melodrama）般，那麼要說他的故事，自然得由其小說入手。

    昆德拉曾經說，小說就是作者透過不同的「實驗性自我」——即角色，去探問關於存在的各種大課題。其最著名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也如是。跟昆德拉本人一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男主角Tomas不容於政權，但跟昆德拉不一樣，Tomas選擇留在捷克。蘇聯1968年8月入侵捷克，「布拉格之春」所開啟的自由風氣告終，大批知識分子移民，Tomas跟妻子Tereza也到了瑞士，本來是一片新天地，但Tereza一天不辭而別重返捷克，Tomas為了她毅然放棄瑞士的工作回到捷克。Tomas的情婦Sabina則遠走他方，跟其他流亡者保持距離，甚至隱瞞捷克人身分，因為她很怕外國人先入為主，把她當成受逼害的藝術家，將她一直逃避的kitsch（惡俗）加諸她身上，這正是昆德拉流亡後的寫照。

    留下來的Tomas面對不少掙扎。先有秘密警察拿他的舊文章威脅，要他發聲明指證編輯，Tomas拒絕，寧願不做醫生，因為強權只有興趣壓迫知名人士，如果他只是個普通人便不會有人理會他了，於是Tomas當了抹窗工人。但盯上他的不只是共產黨，還有異見者。一天，Tomas跟前妻所生的兒子連同前編輯來找Tomas聯署促政府釋放政治犯，Tomas拒絕簽署，認為簽名根本無用，而兒子逼他簽名的咄咄逼人態度也跟共產黨政權無異。更重要的是，他所有決定只建基於一個條件，就是不傷害Tereza。他救不了政治犯，但可以讓Tereza快樂。

    這兩個段落很難不令人想起昆德拉自己。昆德拉曾是熱心的共產黨員，1968年短暫的布拉格之春他跟其他知識分子熱心論政。惟蘇聯入侵後，捷克撥亂反正，他失去教席，書籍從圖書館消失，遑論發表文章，連音樂家父親及於電視台工作的妻子都受牽連。他的一舉一動都受人監視，跟妻子聊天也要離開寓所避開監聽。據《世界報》4年前一篇關於昆德拉的長篇報道，捷克秘密警察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關於昆德拉的監視檔案有整整2374頁之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Tomas由醫生變成洗窗工人，昆德拉則嘗試當的士司機但不成功，最後用假名在青少年雜誌寫星座運程，也寫了一部劇作。在這段期間，昆德拉曾拒絕簽署一份釋放政治犯的聯署，該聯署發起人正是哈維爾。

    哈維爾跟昆德拉命運的交集始於1950年代。富家子弟哈維爾高中畢業後因為家庭背景，屢考不入大學，唯有投考布拉格表演藝術學院的電影學院，當時昆德拉在該校任教，並指導哈維爾應付入學試，但哈維爾還是考不上，1957至1959服兵役。60年代，哈維爾開始以荒謬劇建立名聲，跟昆德拉都在文壇享負盛名。

    筆戰

    布拉格之春以蘇聯入侵告終，不過政權初時還讓捷克人享有公民自由一段日子。1968年12月，昆德拉及哈維爾展開一場筆戰，涉及兩人對捷克未來及反抗的迥異立場。昆德拉發表了一篇名為《捷克的命運》的文章，認為捷克作為一個小國，歷史上面對不可逃避的限制，但不代表沒有希望。他認為，蘇聯入侵後捷克並沒有失去一切，甚至還有希望，呼籲繼續團結一致捍衛布拉格之春的「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哈維爾一個月後發文反駁，文章題目用上昆德拉的原題但打了個問號，質疑所謂「愛國者」無法面對現實時便用過去來逃避。他稱，「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團結是虛幻的，布拉格之春的新風氣並沒有什麼特別，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在其他文明國家都是理所當然的。他不同意小國的命運，指捷克的命運是掌握在捷克人手中，又稱要以某些具體及危險的行動表達立場。

    昆德拉1969年3月寫了一篇名題為《激進主義及表演狂》的文章還擊，可以說是對哈維爾的人身攻擊，聲言哈維爾的抗爭只是表演狂，純粹站在道德高地自我感覺良好而已。這篇文章也是昆德拉離開捷克前最後能公開發表的文章之一。捷克隨後的發展證明昆德拉的評估是錯的，昆德拉和哈維爾都被政權從文壇趕絕。昆德拉流亡法國，政權求之不得；政權當時還給哈維爾發護照，希望他也離開，但哈維爾拒絕，繼續積極政治參與及領導抗爭，發起「七七憲章」運動，不時遭問話和入獄。歷史的發展最終出乎哈維爾及昆德拉的預期。1989年11月，柏林圍牆倒下，捷克學生示威招來鎮壓，激發更大規模示威，捷共見大勢已去，跟哈維爾領導的公民論壇會談，哈維爾12月當上總統。

    不少評論說，昆德拉後期遠離政治，更極力否認自己的著作有政治意味，跟該次跟哈維爾的筆戰不無關係。哈維爾不滿昆德拉對反抗的犬儒態度，在1986年在Disturbing the Peace中，他提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omas拒絕簽請願書的段落，強調示威是有好處的，讓政治犯知道他們並不孤單，並沒有被忘記；抗議也是公民社會重新挺直腰骨的開始，但哈維爾仍強調，自己很欣賞昆德拉的小說。1992年，哈維爾赴巴黎跟昆德拉敘舊；2008年，捷克有傳媒指控昆德拉50年代曾是告密者，哈維爾立即為昆德拉維護。雖然意見不同，但哈維爾到底沒有離棄老朋友。

    勇氣

    對照昆德拉與哈維爾，昆德拉的故事沒有哈維爾般精彩，昆德拉的政治判斷也惹人疑問。哈維爾的道德勇氣贏盡世人崇敬，語言擲地有聲，成為不少異見人士的慰藉；反之，昆德拉的語言卻滿是悲觀及嘲諷。昆德拉一直強調自己是小說家，自言小說便是不斷提出問題。提問不僅令極權不安，甚至連反極權者都會不安，正如關於Kitsch的批評既針對共產黨，也針對抗爭者、西方人的自我感覺良好。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Sabina，既受不了共產黨千篇一律的遊行，也受不了巴黎聲援遭蘇聯入侵的捷克的遊行。昆德拉的小說從沒有給答案，更沒有紮實的金句。就算那句在《笑忘書》中不斷被傳誦的金句：「人與權力的對抗，就是記憶與遺忘的對抗」也只是美麗的誤會。在《小說的藝術》中，昆德拉談到這金句，稱讀者往往首先在小說中找到已知的東西，以為《笑忘書》的主題便是奧威爾關於極權政權加諸於世人的遺忘。當然，這是《笑忘書》所觸及的，但昆德拉更想探索的不止是政治的記憶與遺忘，而是人類的遺忘現象。

    當然，這些抽象思考有沒有意義可能因人而異。不喜歡昆德拉的理由更多是抱怨他沒有勇氣留在故國抗爭，還要質疑抗爭的價值。不過，昆德拉選擇流亡是懦弱嗎？昆德拉到法國時已是46歲，由一個小國遷移到一個文化大國，還要用法語寫作，這其實需要很大勇氣。

    哈維爾留在捷克毫無疑問是勇氣的表現。異見人士之路從來艱難，堅持是否一定會有完美結局，只要看看各地的異見人士的命運便知道答案。昆德拉對抗爭的疑問也不是全沒理由，他始終相信，文學對人心的影響遠大於政治。哈維爾由異見人士當上總統，其才幹和領袖魅力不容置疑，但命運更是成功一大因素。哈維爾卸任總統後所撰寫的回憶錄To the Castle and Back憶述總統生涯，書中記載當總統的無聊事叫人會心微笑，全書滿是自我質疑，這是一般政治人物罕見的。哈維爾深明自己很幸運：「不僅美國人及其他外國人把我視為童話故事的王子，我也經常覺得自己的命運很不可思議。」

    昆德拉沒有哈維爾的運氣。法國《世界報》幾年前的一篇長篇引述認識昆德拉的歷史學家Pierre Nora說，昆德拉的命運從很多面看都是悲劇：為了繼續讓人聽見，他不能再用自己的語言寫作；他被捷克人鄙視；諾貝爾獎忘記了他；連初時歡迎他的法國也漸漸不理會他。我懷疑昆德拉會否同意這論斷。他大概會認為，這樣輕盈的存在才是最自由。

  • 烽火求真——悼爭議名記者Robert Fisk

    烽火求真——悼爭議名記者Robert Fisk

    原文刊於2020年11月1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英國著名記者費斯克（Robert Fisk）2020年10月底逝世，消息傳出後，不少訃聞都形容他是「著名又富爭議」，差不多所有訃聞都會提到他是首位訪問拉登的西方記者，也不忘引述恐怖主義頭子拉登對他的讚賞：「他是中立的。」拉登的讚揚彷彿是抹殺費斯克聲譽的最佳咒語。當記者從來不易，如何在propaganda與社交網絡的虛虛實實之間查找真相，監察當權者，在這個「立場先行」的「後真相時代」更不容易。

    關於如何評價費斯克，《經濟學人》可能是最不留情，文章斥他自以為是，只要符合其論述便把傳言當事實，又對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寬容。這類指控也是費斯克批評者常彈的老調：費斯克只懂得詰問西方，卻輕輕放過中東獨裁者；中東一切禍害都是西方造成的，恐怖分子也值得同情。這種論調對熟悉費斯克的讀者來說，大概只能一笑置之。

    中東報道惹火 評價兩極
    還是由他近年最惹爭議的報道說起吧。2018年敘利亞反對派佔領城鎮杜馬（Douma）遭政府軍攻擊，反對派和西方指控巴沙爾政府用化武，敘利亞和俄羅斯否認。費斯克等人獲敘利亞政府安排到杜馬採訪，之後寫了一篇報道，引述一名當地醫生稱，當地人是缺氧而非中毒，又說當地不少人懷疑化武襲擊之說，認為是伊斯蘭武裝分子揑造。因為費斯克的名氣，該篇報道被敘利亞政府和俄羅斯廣傳。當時「白頭盔」拍攝的片段在社交網絡廣為流傳，支持敘利亞反對派彷彿是天經地義，不少人批評費斯克淪為巴沙爾傳聲筒，一直討厭費斯克的人立即說：不愧為拉登欣賞的西方記者；就算一直欣賞費斯克的人也不禁想，費斯克忘了自己的原則嗎？他不是一直為中東的弱者發聲嗎？

    費斯克的名聲，很大程度是因為他敢於揭示「不方便」的真相。當西方大張旗鼓要對付邪惡的恐怖主義時，他提醒讀者，我們並不是那麼正義；當西方悼念恐襲死者時，他又不識趣地提醒各位，在被遺忘的角落中，正發生更多恐襲，當中不少西方難辭其咎。2001年美國九一一恐襲後發動反恐戰，他不少惹火文章便是出於這時期。其中一篇最著名的報道，便是2001年12月10日刊登在《獨立報》頭版的報道，該文鉅細無遺描述自己怎樣在阿富汗邊境遭難民圍毆，不單頭破血流，連25年來累積中東人脈的電話簿也不知所終。他卻寫道，如果自己是當地難民，「我會襲擊費斯克，或任何一個我可以找到的西方人」。他稱，那些襲擊者的暴戾「完全是我們造成的」，因為「我們」支持阿富汗抗蘇聯，無視他們的痛苦及內戰，以後出重金武裝他們為西方而戰，但又轟炸他們的家園，稱之為「 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2005年倫敦恐襲後，英國首相貝理雅說那是野蠻的恐怖主義，費斯克說當然沒錯，但英美入侵伊拉克又何嘗不是？「為什麼我們死便是恐怖主義，他們死便只是附帶損害？」當權者當然回答不了這樣擲地有聲的詰問，在所謂大戰略大格局下，這些問題從來不會在決策者的考慮之列。

    批評「酒店報道」 拒作傳聲筒
    費斯克一直反思記者的責任。他在巨著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稱，記者應該盡力當歷史第一時間的不偏不倚見證人，至少令人無法以「我們不知道，沒人告訴我們」作推搪。但還有什麼？他引述一直揭示佔領區巴勒斯坦人苦况的的以色列記者Amira Hass說：「我們的工作是監察權力核心。」費斯克寫道，當政府要帶領大家到戰爭時，或決定要殺誰時，這項工作尤其重要。

    美國2003年以子虛烏有的指控攻打伊拉克，英美傳媒在戰爭前夕淪為政府消息人士的傳聲筒，對美國政府聲稱的「大殺傷力武器」不加檢證照單全收，為開戰推波助瀾，足見記者的任務並不容易。打從上世紀80年代黎巴嫩內戰起，費斯克便一直在中東各衝突現場採訪，跟不同民眾談話，為讀者揭示不為主流傳媒報道的真相，其悲天憫人的筆觸和銳利的辭鋒，令其報道即使沒有震撼的相片，仍絲毫無損力量。他經常批評所謂「酒店報道」（hotel journalism），批評美國攻陷伊拉克後，同行採訪伊拉克只躲在酒店，聽聽美軍發布消息便算，無法把握伊拉克的現實。

    且回到2018年的敘利亞杜馬。雖然費斯克的報道清楚寫明採訪過程，也表示並不知道有沒有化武襲擊，但還是遭質疑是為敘利亞政府開脫。他事後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一一回應詰難，說記者的工作是找事實，他只能盡可能跟能接觸到的人說話；而進入杜馬只能由敘利亞政府安排，但當局沒有干預其採訪，事後誰傳閱他的報道也沒有關係。

    敘利亞內戰有沒有使用化武，從來都是西方跟俄羅斯的爭拗點。禁止化學武器組織（ OPCW）去年3月1日發表報告認定杜馬曾使用化武；不久有調查員唱反調，維基解密去年11月披露 OPCW的內部電郵，顯示有調查員質疑報告結論超出調查人員的發現。敘利亞及俄羅斯傳媒當然大肆報道「OPCW之亂」，以削弱該機構的可信性。

    費斯克對敘利亞化武的報道是否可以改善，自然可以斟酌，畢竟在各種爾虞我詐的政治宣傳及揣測下，要單純報道真相早已變得困難。但費斯克要為巴沙爾開脫嗎？今年1月，費斯克談OPCW的化武調查時，便強調OPCW的亂局並不表示敘利亞或俄羅斯或ISIS等伊斯蘭分子沒有使用化武，但OPCW的問題只會幫助敘利亞內戰的戰犯脫罪。費斯克不是不知道敘利亞和俄羅斯的把戲，但西方回應只能建基於事實，否則只會愈弄愈糟：費斯克得出這結論也只是他對歷史的熟悉，2003年不存在的大殺傷力武器，遺禍到現在仍然沒有離開中東。

    歷史沒有遠去
    費斯克曾說，記者最好口袋放一本歷史書，因為不了解過去根本不會了解現在。他在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中將中東歷史配合個人採訪經歷娓娓道來，全書以費斯克1990年代訪問拉登開始，書頁上赫然出現一個熟悉的名字：卡舒吉（Jamel Khasoggi）——2018年10月2日走進沙特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後遭沙特支解殺害的沙特異見記者——正是他當年介紹費斯克到阿富汗訪問拉登。在美國定居的《華盛頓郵報》記者卡舒吉死後，雖然矛頭直指沙特王儲，但美國還是輕輕放過這位盟友。費斯克經常訴諸歷史，控訴西方如何偽善、如何縱容友好的中東獨裁者——那段歷史其實並沒有遠去。

  • 黎巴嫩備忘4 /8/2020，18:07

    原文刊於2020年8月1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2020 年8 月4 日貝魯特時間18 時07 分，貝魯特港口大爆炸，黎巴嫩再次吸引世人目光。這個沒有天然資源、又沒有什麼戰略地位的國家，歷史又如此糾纏不清，在當前以近乎光速變幻的世界局勢中能夠維持世人多久專注，卻是疑問。我從沒有踏足黎巴嫩，但這個國家的命運卻一直牽動着我。

    大爆炸後，回到家中翻閱英國記者 Robert Fisk 關於黎巴嫩內戰的名著Pity the Nation。書名取自黎巴嫩詩人Kahlil Gibran 的詩篇，讀着詩句，再想想貝魯特，不禁令人悲從中來。

    黎巴嫩近年早已步向失敗國家。翻查近15 年國際傳媒報道中的黎巴嫩，不出血腥（前總理拉菲克哈里里2005年遇刺）、衝突（以色列2006 年向黎巴嫩發動戰爭）、離奇（前總理薩阿德哈里里2017 年在沙特閃辭）、經濟崩潰、民怨四起。去年政府沒錢要開徵 WhatsApp 稅，人民再也受不了，憤而上街抗議，政府下台了，換了另一個政府，但經濟民生照舊破爛，停電繼續是家常便飯、匯率一直插水，然後一堆放在港口6 年的逾2000 噸硝酸銨爆炸了，將一個管治失靈的政府表露無遺，也把本已百孔千瘡的城市進一步推向地獄。

    近年早步向失敗國家

    對不少關注中東的人來說，黎巴嫩大爆炸喚起的是漫長沉痛的歷史，令人不禁扼腕長嘆：何以這個小國如此多災多難？ 1975 年至1982 年的內戰陰影未完全遠去，2006 年以色列轟炸黎巴嫩仍叫人記憶猶新。今次大爆炸後，新聞中一些姓氏和政黨都似曾相識，彷彿不斷輪迴，壟斷黎巴嫩政經發展：真主黨（相信不用多介紹）、哈里里（政治經濟世家）、杰馬耶勒（基督徒長槍黨創辦人家族）等名字背後都隱含不少血海深仇，也有糾纏不清的利益瓜葛。

    要整理黎巴嫩的前世今生並不容易。黎巴嫩問題大概可以追溯至一戰後，英國及法國在一戰後瓜分中東，敘利亞及黎巴嫩歸法國管轄，法國希望壯大黎巴嫩，保護當地基督徒，便將一些穆斯林和德魯茲聚居的土地劃入黎巴嫩。此舉可說埋下黎巴嫩日後多次被外國勢力捲入地緣角力的伏線，弄得黎巴嫩傷痕累累，但也形成在中東別有特色的小國。黎巴嫩承認的教派有18 個，1943年獨立時制定分權機制，總統由馬龍派基督徒擔任，總理必須是遜尼派穆斯林、議長則是什葉派穆斯林；國會議席也是按教派人口比例分配。這樣的制度說得好聽點便是公平，但難聽點便是分贓或「益自己友」的利益輸送，施政管治也老是失靈，更不用提各派系背後的外國勢力了。

    大爆炸後黎巴嫩何去何從？歷史或新聞報道只能提供一鱗半爪，還是直接閱讀黎巴嫩人的文字較妥貼。

    徹底破壞或迎來徹底改變

    旅居法國的黎巴嫩作家Diane Mazloum 在大爆炸當天正身處貝魯特父母家。其父母的住所位於九樓，露台原可飽覽貝魯特港景色，但不知誰在他們所居的大廈外兩米建了一座高樓，大煞風景。不過，卻正是該座高樓抵消了爆炸的衝擊力，雖然住宅嚴重受損，但 Mazloum 一家幸保性命。她事後在《世界報》寫道，在2020 年8 月4 日貝魯特時間晚上6 時07 分前，黎巴嫩的支柱正一根一根倒下，國家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經濟及生存破產的邊緣，人們一早便以「深淵」、「災難」等字眼形容。貝魯特市中心早已荒蕪，人們沒有錢也沒有工作。她形容，黎巴嫩人早已被這場如光速般的發展吞噬，下沉速度恍如一齣科幻災難片；就算這不是世界末日，也似乎在向世界末日、某個黎巴嫩的末日或某個文明的末日進發。

    但8 月4 日晚上6 時07 分之後，黎巴嫩再也不一樣。Mazloum 稱，雖然爆炸的苦難難以言喻，但這徹底的破壞卻可能是黎巴嫩徹底改變的最後機會，黎巴嫩人和黎巴嫩都不會再一樣。

    國家其實自去年10 月17 日後其實已經不一樣了，8 月4 日也經歷了驚恐一夜的黎巴嫩作家Charif Majdalani 在《世界報》寫道。2019 年10 月17 日，在經濟危機加深下，政府宣布每月向 WhatsApp 等互聯網通話徵收約6 美元的稅款，引爆積壓已久的民怨。黎巴嫩人不分教派走上街頭，無懼真主黨的威嚇及滋擾，抗議政治精英把國家弄得民不聊生。經過13 日示威，總理薩阿德哈里里下台。Majdalani 說，一個國家很少如此迅速地遇上兩個「命運之日」，但黎巴嫩卻先後遇上10 月17 日及8 月4 日：10 月17 日的黎巴嫩人是挺起胸膛及戰意激昂的；8 月4 日後的黎巴嫩人剛被災難擊倒，不過戰鬥仍然未完。

    一年間兩度遇上命運之日

    大爆炸後，人民再次走上街頭，憤怒地向腐敗的政治精英追究責任，總理再一次辭職；法國等國紛施援手，並敦促改革。若考慮現實政治及那錯綜複雜的歷史，大概沒有人敢對改革黎巴嫩太樂觀。不過，在這個什麼也有可能的2020 年，誰也不敢下定論，至少感情上，我們還是希望這小國歷劫重生。

    不妨把鏡頭拉遠點。時間回到1915年，中東仍為鄂圖曼帝國統治，英國跟法國看上這片土地，鼓勵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黎巴嫩人因為試圖勾結外國勢力推翻土耳其，被土耳其人抓到嚴刑迫供，當中27 人是穆斯林，6 人是基督徒，大都難逃絞刑。行刑地點正是今天示威頻繁的貝魯特烈士廣場。黎巴嫩總把這段歷史視為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不分教派團結一致的證據。烈士廣場中央仍然放着一個紀念雕塑。大爆炸會改變黎巴嫩的宿命嗎？還是再一次將教派分歧重燃？

    但願他日提起黎巴嫩時，腦海浮現的不再是黎巴嫩詩人Kahlil Gibran 的 Pity the 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