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紙上文字

  • 廣島長崎和加沙的距離

    廣島長崎和加沙的距離

    原文刊於2024年10月2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2024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日本原爆倖存者反核組織「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團體協議會」(日本被團協),令不少傳媒跌眼鏡。不少人認為頒給一個反核組織是有意迴避加沙戰爭。不過,這個似乎「人畜無害」的民間組織,還是在以巴問題上惹來以色列駐日大使指摘。廣島和長崎,跟加沙一點也不遙遠。

    和平獎沒有像一些評論預期頒給國際法院(ICJ)、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似乎避開了以巴爭議。不過,跟烏克蘭戰爭一樣,加沙戰爭這個重要的時代背景是無法避免的。日本被團協82歲代表委員、廣島被團協理事長箕牧智之接受不同傳媒訪問談得獎感受都提到加沙,稱本以為和平獎會頒給那些在加沙致力拯救小孩、阻止戰爭的人們。他在記者會上說:「加沙衝突那些受戰火波及的兒童,令人聯想到80年前的原爆孤兒。」這句話觸動以色列駐日大使科恩(Gilad Cohen)的神經。科恩在10月13日分別以英語及日語在X上發文,首先祝賀及肯定被團協因追求和平與正義而獲諾貝爾和平獎,然後說:「不過,箕牧智之代表委員將加沙與80年前的日本相比較,是不恰當且缺乏根據的。」科恩的日語版聲明只說「不恰當」,但英語版本卻是措辭強硬得多的outrageous(令人憤慨)。他稱,加沙由恐怖組織哈馬斯統治,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人又用巴人做人盾,犯下雙重罪行,亦是反人道罪。他指出,哈馬斯去年10月7日襲擊以色列導致不少婦孺被殺及被擄,但卻看不到被團協代表委員就事件發聲明。他批評,這樣的比較是歪曲歷史,也對恐襲死難者不敬。帖文的附圖是兩名被哈馬斯挾持的小孩。

    以色列眼中的雙重標準
    可能是礙於社交媒體的限制,科恩的嚴厲指控沒有提出詳細論證,我只能嘗試理解箇中邏輯。他之所以如此抗拒將加沙跟近80年前的日本比較,大概是因為美國投擲原子彈,並非攻擊軍事目標,導致大量無辜平民死傷;相反,以軍只是「自衛」反擊襲擊以色列的哈馬斯,而且以軍一直宣稱交戰遵循最高的國際標準,不傷害平民,只是哈馬斯用平民做人盾。不過,以軍的軍事行動是否合理、有否顧及人道救援,一直引起國際社會質疑。科恩在帖文中強調是控制加沙的哈馬斯首先襲擊以色列,似乎把一切責任歸咎哈馬斯。沒有人會為哈馬斯的暴行辯護,但我不知道科恩是否如一些以色列右翼輿論一樣,認為加沙平民默許哈馬斯統治,因此不值得同情。如果是這樣,同樣邏輯也可應用於日本,二戰時的日本為軍國主義者操控對外侵略,原爆死傷者是為日本軍國主義付出了代價,因此也不值得同情。但我相信科恩應該不會如此看待原爆死傷者。科恩最後質疑箕牧同情加沙巴人卻沒有同情被哈馬斯傷害的以色列人,是雙重標準。箕牧是否沒有同情以色列人,恕我無法查證,但以此為批評理由十分薄弱。批評美國「九一一」恐襲後在阿富汗的反恐戰造成平民傷亡,同情阿富汗平民,並不等於對「九一一」的死難者不敬。同情以色列平民跟同情加沙平民為何一定要非此則彼,這種「以色列邏輯」實在很難理解。

    何况箕牧的發言根本不在比較加沙跟戰後日本,他沒有批評以色列,只是說加沙的兒童喚起他的原爆回憶。一名老人的感受也要遭以色列扭曲及批評,才真是outrageous。正如日本學者小熊英二在《朝日新聞》質疑:「特意發布可能會激怒駐在國國民感情的帖文,能有什麼外交上的好處呢?」

    美國在1945年8月6日及9日在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造成至少20萬人死亡,原爆倖存者(亦即日語中的「被爆者」)一直面對身心健康及社會歧視等問題,他們也一直是日本反核及和平運動的中堅。他們傳承原爆經驗,不是為了要世人注視他們的痛苦,而是要令世人把目光放遠,為世界和平努力。原爆倖存者一直以「No more Hibakusha」(不要再有被爆者)為口號,到包括以色列在內的世界各地分享原爆經驗,更邀請以巴兩地年輕人到日本跟原爆倖存者交流,希望培養下一代的和平主義者。

    倖存者與小孩
    不少仍然在世的原爆倖存者遭遇原爆時只是小孩,他們提及世界上的衝突時都很自然會談到小孩,一來這勾起他們的回憶,二來小孩是衝突中最無辜無助的一群。以色列向加沙用兵,隨着加沙人道災難愈來愈嚴峻,原爆倖存者亦積極發聲。外界普遍相信,以色列是擁核國。去年11月,以色列極右耶路撒冷事務及遺產部長Amichai Eliyahu曾主張用核彈炸加沙,雖然以色列政府立即劃清界線,但仍引起廣泛關注,原爆倖存者尤其憤怒。據《讀賣新聞》去年11月8日的報道,被團協事務局次長、85歲的兒玉美智子憤怒地說:「不了解核武的可怕才能說出這樣的話。威脅說要用、要用,到底是為了誰、為了什麼而戰?」她接着提起童年往事,廣島原爆時她7歲,就讀的學校距離廣島爆心地3.5公里,形容那是畢生難忘的地獄。她特別提到,有一個與她年齡相若的女孩用渴望的眼神盯着她,她說:「每當在報章和電視上看到戰火中的孩子們的眼神,就會想起那個女孩,我全身都會僵硬起來:為什麼無辜者要遭受這樣的對待?」

    你或者會說,原爆倖存者太感情用事、思想太簡單,不明白地緣政治的複雜。也許是吧,他們大概不會洋洋灑灑大談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的恩怨、分析各國錯綜複雜的利益計算,他們有的只是戰爭的切膚之痛,以及對和平的強烈願望。當日本依賴美國的核保護時,他們卻敦促日本加入《禁止核武條約》;他們對加沙的關注,亦令今年廣島和長崎的原爆紀念儀式鬧出爭議。

    一些原爆倖存者和反戰民間組織認為,既然俄羅斯及白俄羅斯因入侵烏克蘭沒有獲邀出席紀念儀式,以色列亦不應獲邀,否則便是雙重標準。這也是自加沙戰爭以來,不少全球南方國家對西方的質疑:為何只譴責俄羅斯,卻縱容以色列在加沙濫殺?據《中國新聞》(按:「中國」是指日本的「中國地方」,包括廣島縣、鳥取縣、山口縣等地)今年7月報道,箕牧當時亦認為不應邀請以色列:「看到戰火中的孩子們,真是可憐。邀請發動這種事的國家是不對的。」

    廣島原爆紀念儀式仍有邀請以色列,但隨邀請函附帶敦促以色列停火;長崎則沒有邀請以色列出席,理由是加沙戰爭引起爭議,為令儀式順利舉行,決定不邀請。長崎此舉惹歐美國家不滿,連日本執政自民黨內部也有關注聲音。在紀念儀式前20天,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德國、意大利和歐盟大使致函長崎市長鈴木史朗,稱不邀請以色列會影響他們的出席意向。他們稱,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不同,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是遭哈馬斯襲擊後「行使自衛權」,將以色列等同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令人遺憾」。結果,英美大使缺席長崎紀念儀式,歐洲加拿大等地則派出次一級代表。

    今屆和平獎既被質疑迴避加沙,也被質疑針對俄羅斯。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Maria Zakharova上周三(10月16日)批評美國利用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散播「虛假的意識形態」,渲染俄羅斯核武威脅——雖然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入侵烏克蘭後多次威脅動用核武。和平獎被指針對某一國家也不是第一次,美國前總統卡特2002年獲頒和平獎,也被美國保守派質疑是針對當時的美國政府。但無論如何,對原爆倖存者而言,反俄、反美還是反以這些標籤都沒意義,最重要的只是反戰。在當前意識形態對立、西方與非西方抗衡的世界,他們對各地戰亂受害者寄予同情、努力追求和平的無核世界,或許顯得不合時宜。但正是這些不合時宜的堅持,世間的善良才不至於消磨殆盡。

  • 無處可去的路線圖

    無處可去的路線圖

    原文刊於2023年10月1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電腦一直有一篇草稿,本是想在9月《奧斯陸協議》簽署30周年時使用,但一直未有完稿。這固然可歸咎於本人懶惰,也因為回顧以巴和平進程太令人沮喪。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恐襲以色列,造成至少1300人死亡,還擄走平民;以色列亦向哈馬斯宣戰,加沙平民自然淪為「連帶傷害」,連日空襲已造成近2000人死亡。在一片腥風血雨之際,不如完成這初稿,也趁機哀悼一下無處可去的「和平路線圖」。

    哈馬斯突襲以色列,既叫人驚訝又屬意料之內:驚訝的是計劃周詳而殘暴,以色列情報機關竟懵然不知;意料之內是因為巴勒斯坦今年一直緊張,有論者警告巴人第三次起義將會爆發,只是沒想過會以這樣血腥殘暴的方式出現。執筆之際,加沙200多萬居民斷水斷電,並連日遭轟炸,以色列雖然促加沙北部100萬多平民撤走,但他們根本無處可逃;地面戰一觸即發之際,他們再次淪為以色列跟哈馬斯衝突的犧牲品。

    仇恨掩蓋人性感受
    以色列《國土報》10月10日的報道中,電話訪問了一些加沙人,受訪者不諱言初時聽到哈馬斯突襲以色列時,覺得是歷史一天,以為巴勒斯坦解放在望,但當知道襲擊規模時才明白過來。34歲女子Maha說:「我們初時欣喜若狂,就像難以醒來的夢一樣。但當我知道有以色列人遭擄走時,我才意識到我們其實在噩夢中、處身地獄中。」受訪的加沙人即使不認同哈馬斯,但當被問及遭哈馬斯殺害或擄走的平民時,他們不約而同迴避問題,或反問:我們的遭遇,你們有關心過嗎?

    仇恨已掩蓋了基本的人性感受。以巴的血淚深仇,我已寫過不少次,今次不想說得太遠,姑且從悄悄在9月紀念30周年的《奧斯陸協議》(The Oslo Accords)說起。這份協議雖然有不少瑕疵,而且早已死亡,但締結的過程可能也教曉我們一些東西。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誓不兩立,卻在1993年互相承認,並制定邁向以巴和平的路線圖。時任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跟巴解領袖阿拉法(Yasser Arafat)各有現實考慮妥協。1987年巴人第一次起義,哈馬斯等激進組織冒起。以色列鎮壓了第一次巴人起義,但擔心巴解一旦瓦解,以色列將面對更大威脅。至於阿拉法,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押錯注,國際聲望受損,更失去好些阿拉伯金主,希望借和談鞏固權威。拉賓曾參與以色列獨立戰爭,也領導1967年的六日戰爭擊敗阿拉伯國家,將以色列版圖擴充至西岸及加沙等地。1987年第一次巴人起義,身為防長的拉賓亦強硬鎮壓。不過,以巴雙方在奧斯陸秘密談判,並在1993年9月13日在美國白宮簽訂協議。

    以色列跟巴解由互相仇視到互相承認,拉賓跟阿拉法握手更是歷史時刻,令世人首次看到以巴和平的曙光。據奧斯陸協議,以色列將西岸及加沙部分行政管理權交給新成立的巴人自治政府(PA)。協議亦將西岸分為3區,A區歸巴人自治政府管治,B區則由以巴雙方管治,C區則繼續由以色列管治。協議沒有具體內容,只是訂下談判框架,雙方同意1996年5月就最終的兩國方案談判,並在1999年5月完成。

    不過,《奧斯陸協議》一出即惹來反對聲音,著名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亦狠批協議如同巴人的投降協議;以巴雙方極端分子更激烈反對。1994年,以色列殖民者Baruch Goldstein在西岸城市希伯倫屠殺29名穆斯林;哈馬斯旋即向以色列發動人肉彈浪潮;以色列極右視拉賓為賣國賊,當時的反對派領袖內塔尼亞胡亦煽風點火(拉賓遺屬至今仍不原諒內塔尼亞胡),拉賓在1995年11月4日出席集會為《奧斯陸協議》爭取支持時,遭極右分子Yigal Amir開槍殺死。該場暗殺可以說十分成功,既殺死拉賓亦殺死了《奧斯陸協議》。此後雖然仍有一些努力試圖重啟和平進程,但都不成功。2000年,第二次巴人起義爆發,法塔赫亦愈令巴人厭倦,2007年哈馬斯奪得加沙統治權,加沙長年遭封鎖。

    在巴人眼中,《奧斯陸協議》有如噩夢。協議雖然定下兩國方案為日後談判目標,亦設立了巴人自治政府讓巴人自治,巴人自治政府要自行負責治安及公共服務,省卻以色列一筆開支。《奧斯陸協議》亦沒有處理以色列在西岸殖民、耶路撒冷等問題。西岸及東耶路撤冷的猶太殖民1993年只有25萬人,30年後已高達75萬人,這些殖民亦成為以巴衝突的一大根源。

    不過,《奧斯陸協議》有關西岸及加沙的安排,本來就只是為期5年的臨時安排,以巴爭端的核心素來棘手,難以一步登天。協議原意是邁出互相承認的第一步,並制訂路線圖,為兩國方案作準備,結果這幅路線圖從沒機會實現,便遭以巴雙方激進勢力破壞:一方是認為應許之地寸土不可失的以色列極右;另一方是迄今仍然拒絕承認以色列生存權的哈馬斯。

    以色列近年已愈來愈右,但奧斯陸和兩國方案卻不時被提起,因為已成為不作為的最佳藉口。內塔尼亞胡2009年再次出任總理時宣布支持《奧斯陸協議》,支持巴人立國,但強調要巴勒斯坦立國後「非軍事化」,以確保以色列安全,巴人當然不接受。以色列著名記者Anshel Pfeffer在內塔尼亞胡傳記Bibi 分析,內塔尼亞胡之所以由《奧斯陸協議》反對者變成最熱心的維護者,是因為奧斯陸框架可以維持以巴現狀,讓以色列繼續控制西岸。Pfeffer亦認為,巴人自治政府同樣有自私的理由維持現狀,不跟以色列談判。

    這涉及《奧斯陸協議》的另一個遺產,即原來作為5年過渡的巴人自治政府。法塔赫控制的巴人自治政府管治能力本來就受制,再加上領袖層貪腐無能,早為巴人唾棄。現任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2005年上任,任期本來2009年屆滿,但因為哈馬斯2007年霸佔加沙,無法舉行選舉,巴解組織將阿巴斯任期無限延長。阿巴斯的正當性誠為可疑。至於哈馬斯,除了武力抗爭以外,還在加沙擁有社會服務,其管治遠較法塔赫優勝,這也是哈馬斯一向愛吹噓的。不過,Arab News/YouGov今年5月趁巴人Nakba 75周年公布民調(以色列立國至少75萬巴人流離失所,巴人以災難(Nakba)命名之),訪問居於加沙及西岸的953人,63%受訪巴人都不認為哈馬斯或法塔赫有代表性。哈馬斯和法塔赫分別只能得到11%及19%受訪者信任。

    極右主導 暴力升級
    以色列由極右主導,巴人又乏有力領導,暴力及侵犯人權的行為在過去一年早已不斷升級,一心只為保住權力的內塔尼亞胡去年憑極右支持回朝,主張猶太人至上的原教旨主義者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獲委任為財長,今年2月起更負責西岸的民政,不斷擴大猶太殖民區。今年猶太殖民者襲擊巴人村莊破壞及縱火事件不斷。據聯合國統計,與去年相比,2023年以色列殖民者針對巴人的暴力事件增加39%。巴人傳媒及以色列人權組織更用上Pogrom這個本用來描述19至20世紀針對猶太人的暴力襲擊的字眼,來形容巴人的遭遇。截至今年8月,2023年在西岸和以色列被以軍殺害的巴人人數(167 ),超過了2022年全年被以色列軍隊殺害的巴勒斯坦人總數(155),而2022年的死亡人數已是2005年巴人第二次起義以來最高的。一些輿論更認為,巴人現今的狀態跟75年前以色列立國導致大批巴人離開家園的Nakba相似。

    巴人爆發其實早可預料。只是內塔尼亞胡相信,一切都在控制中。他的想法大致是這樣的:巴人無資源作有意義的反抗,就算武裝分子發難,以軍仍然發動「精準」襲擊,將武裝分子剷除。雖然早有不少以色列專家及政客警告這策略行不通,但內塔尼亞胡一直無視。於是,暴力便有如永劫回歸。
    2015年10月,以色列紀念拉賓遇刺逝世20周年(紀念依猶太曆,跟西曆不同),以色列國內外都討論拉賓沒死的另一種可能。內塔尼亞胡當時不以為然,說:「最近有些人說如果這個人或那個人沒有死會怎樣……這是不相干的,我們總是以劍為生。」

    如果拉賓沒有死
    本月26日便是拉賓遇刺紀念日(依猶太曆)。拉賓如果沒有死,以巴和平會否實現,沒有人說得準。一些巴人學者便認為拉賓根本不想巴人立國,《奧斯陸協議》只是緩兵之計;但以色列學者反駁,指拉賓堅定相信兩國方案。曾跟拉賓共事的Itamar Rabinovich在Yitzhak Rabin: Soldier, Leader, Statesman一書中便稱,拉賓相信以色列六日戰爭所佔領的土地,並非要永久佔領,而是用來換取阿拉伯人承認以色列的籌碼。儘管以巴談判肯定不容易,諸如如何處理巴人重返家園的權利、如何撤走以色列殖民區,以及如何共享耶路撒冷都是棘手難題,需要雙方妥協。姑勿論如何,我想大部分人都會承認,以巴和平在他任內是最有可能的,因為他有解決問題的意志。

    在今天以巴仇恨再添一筆之際,值得重溫拉賓在簽署《奧斯陸協議》後的演說:
    「讓我對你們巴勒斯坦人說: 我們注定要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我們曾是從戰場上浴血歸來的士兵;我們曾親眼目睹親友被殺;我們曾參加他們的葬禮,無法直視他們父母的眼睛;我們來自父母埋葬孩子的地方,我們曾經與你們巴勒斯坦人戰鬥過。

    今天,我們以響亮清楚的聲音跟你們說:血和淚都流夠了。夠了。我們沒有復仇的欲望,我們對你們沒有仇恨。我們跟你們一樣,都是希望建立家園、種樹、去愛;並作為一個人、一個自由人,有尊嚴和富同理心地跟你們共存。今天,我們給和平一個機會,並再次向你們說:夠了。 讓我們祈禱有一天我們可以說:永別了,武器。」

    身經百戰的拉賓深明戰爭的代價,才能說出這番肺腑之言。他的夢想最終隨着一顆子彈毁滅;30年後的今天,當和平之路已被以巴雙方激進分子騎劫,再加上雙方領袖都欠缺拉賓的視野及誠信,和平更是遙遙無期。

  • 蘇聯人的悲劇

    蘇聯人的悲劇

    原文刊於2022年9月2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逝世,適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半年、西方跟俄羅斯關係惡化,西方的哀悼與俄羅斯的沉默構成對比。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悼辭僅限於事實陳述,但其發言人Dmitry Peskov不客氣地批評戈爾巴喬夫誤信跟西方可以締結永恆的浪漫關係,「這浪漫主義已證實是錯的」。在鋪天蓋地的悼文中,戈爾巴喬夫的面目也愈來愈模糊。

    重看戈爾巴喬夫的生平,問號只會愈來愈多。他是造時勢的英雄,還是身不由己、遭時代翻弄的可憐人?他是理想主義者,還是迫於無奈向現實低頭的政客?美國學者William Taubman在2017年出版的Gorbachev: His Life and Times中引述戈爾巴喬夫說:「戈爾巴喬夫是很難理解的。」

    農民之子戈爾巴喬夫1985年出任蘇共總書記,曾言1986年烏克蘭切爾諾貝爾事件是人生分水嶺,因為事件將蘇聯體制各種弊端表露無遺,他決心改革。1986年4月26日凌晨,切爾諾貝爾核電廠4號反應堆爆炸,泄漏輻射,最終33萬名居民要撤離。但當地官員最初隱瞞事件,當事件嚴重性愈來愈明顯時,蘇聯仍然未下令居民撤離。戈爾巴喬夫直至5月14日才發表電視演說,公布災難。曾任戈爾巴喬夫顧問及發言人的Andrei Grachev形容,切爾諾貝爾令戈爾巴喬夫跨過「心理關口」,令他更決斷。

    烏克蘭對戈爾巴喬夫一直有特別意義。他的母親是烏克蘭人,其妻子Raisa亦是來自烏克蘭。當然,這種跨國家庭對蘇聯人來說可謂相當普遍。戈爾巴喬夫出身俄羅斯西南部Stavropol地區一個名為Privolnoye的農村,1930年代該村落人口俄羅斯人及烏克蘭人各佔一半,戈爾巴喬夫幼年一段時間曾跟烏克蘭外公外婆一起住,一家經歷過1931年至32年的饑荒,其對蘇聯忠心耿耿的外公也在斯大林大清洗時被抓去。其後德國入侵蘇聯,二戰的恐怖亦令戈爾巴喬夫留下深刻的烙印。

    Taubman相信,戈爾巴喬夫最後沒有動用武力維繫蘇聯可能正是因為這段童年經歷。不過,一來戈爾巴喬夫的經歷在蘇聯不算特別;二來,他是否真心仁慈,也有爭議。如立陶宛外長Gabrielius Landsbergis 8月31日在Twitter便老實不客氣地提醒,當年蘇聯曾出兵鎮壓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運動,「立陶宛人不會美化戈爾巴喬夫。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一個簡單的事實:他的軍隊為了延長其政權對我國之侵佔而殺害平民」。

    但在西方的記憶中,戈爾巴喬夫標誌着的是冷戰結束的美好時刻,多虧他,美蘇對峙終告結束,全球不再在核戰陰霾下度過。但在俄羅斯人的記憶中,他導致蘇聯解體,標誌着漫長痛苦的開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無力挽救經濟,更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各加盟共和國民族主義高漲,他雖然力圖維繫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但最終失敗。

    溫文爾雅的戈爾巴喬夫如何在蘇聯最後歲月中顯得格格不入,1991年8月的政變表露無遺。蘇聯強硬派在1991年8月19日發動政變,軟禁戈爾巴喬夫,惟失敗告終。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恃着粉碎政變有功,得勢不饒人,趁機迫使戈爾巴喬夫解散蘇聯政府。8月23日的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緊急會議上,戈爾巴喬夫原希望尋求共識,準備發言之際,盛氣凌人的葉利欽拿着一份報告衝上前,用手指指着戈爾巴喬夫喝道:「現在讀吧,快讀!」此後,戈爾巴喬夫淪為葉利欽的扯線木偶,只能眼巴巴看着葉利欽等人將蘇聯瓦解。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及烏克蘭退出蘇聯後,他最終在12月25日宣布辭去蘇聯總統一職,蘇聯翌日亦正式消失。

    蘇聯解體後,戈爾巴喬夫在國內聲名狼藉。但他也一早以「冷戰終結者」之名聲長留史冊,他大概可以安心退休,拍拍薄餅廣告,閒來發表演說便算。偏偏他不甘心,1996年參加總統大選,得票僅得0.5%。他在俄羅斯固然不討好,就算在西方,他批評西方沒有跟俄羅斯修好,也沒有多少人理會。這點在2014年烏克蘭危機後更加突顯。

    戈爾巴喬夫死後,不少評論都有意無意將他跟普京對比。但戈爾巴喬夫跟普京的關係遠不如某些想像般對立。戈爾巴喬夫不錯曾批評普京的威權主義,但在國家利益及外交上,兩人可能有更多共通處。

    2015年出版的The New Russia一書中,戈爾巴喬夫討論了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當時的烏克蘭危機源於烏克蘭2013年原定跟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烏克蘭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最終決定不簽約,激發反政府示威,釀成流血衝突;親俄政府倒台後,烏東親俄武裝崛起對抗親歐政府。當時戈爾巴喬夫給普京和美國總統奧巴馬一封公開信,促請他們牽頭談判,避免烏克蘭流血。他在信中以自己為例,訴說俄羅斯跟烏克蘭有深厚歷史化文淵源,很多人在兩國都有親戚,這封信當然沒有人理會。

    戈爾巴喬夫在書中批評美國及北約,把烏克蘭所有問題都歸咎俄羅斯,但衝突不是俄羅斯一手造成的,其深遠原因要追溯至蘇聯解體時未有妥善處理兩國關係。他說,俄羅斯固然要負上蘇聯解體的責任,但當時烏克蘭領袖也有份。戈爾巴喬夫憶述曾提出俄羅斯跟烏克蘭締結經濟同盟,擁有共同國防及外交政策,慨嘆未能成事。他對如何走出烏克蘭危機也沒有什麼大計,只是強調烏克蘭各方及國際社會各方要對話及尋求共識。他也坦承,經過這樣的衝突後,對話將「非常困難」。

    俄羅斯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備受西方譴責,但戈爾巴喬夫卻支持,理由是克里米亞本屬俄羅斯,只是1954年轉贈烏克蘭。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戈爾巴喬夫沒有公開置評,旗下基金會僅發表簡單聲明,希望盡快結束衝突。曾任戈爾巴喬夫傳譯員37年的Pavel Palazhchenko日前對路透社說,數周前曾跟戈爾巴喬夫通話,他對路透社說,俄烏關係近年不斷惡化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令戈爾巴喬夫「在情感及心理上遭擊垮」。他又說,戈爾巴喬夫對烏克蘭的立場是複雜及矛盾的,因為他那代人「心目中的國家仍然包括前蘇聯大部分地區」。換句話說,他仍然是蘇聯人。

    William Taubman在戈爾巴喬夫傳記最後一章試圖評價戈爾巴喬夫的功過,認為他期望為所有自由的歐洲人建立一個歐洲共同家園,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惟最後事與願違,他的夢想既不為西方現實主義者接受,也不為俄羅斯人認同。

    Taubman形容戈爾巴喬夫是悲劇英雄,其命運既是歷史使然,也有個人因素。他稱,戈爾巴喬夫性格樂觀,甚至太樂觀,高估自己的能力。不過,Taubman相信,雖然他的努力可能一開始便注定徒勞,但其實別無選擇:蘇聯若當時勉強支撐下去,會像南斯拉夫般爆發一場慘烈的內戰嗎?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又會否重演俄國末代沙皇的命運?當然還有另一個可能,就是效法中國不作政治改革,但加快經濟改革,但正如戈爾巴喬夫老早知道,蘇聯不是中國。

    讀着戈爾巴喬夫的文字,有時會令人覺得那只是一名過氣政客喋喋不休:如果當年你們聽我說就不會這樣了。重提歷史是為了什麼?戈爾巴喬夫解釋,是為了避免從前的錯誤。他在不同訪問中總強調自己是樂觀主義者,在The New Russia中,他解釋樂觀主義者並非如伏爾泰筆下的Candide,無論如何碰上不幸,仍天真相信眼前一切是最好的;而是不滿現實但不低頭,盡力把世界變得更好。戈爾巴喬夫無法衝破時代的限制,但他的確努力過了。

  • Not One Inch:美俄關係的一宗懸案

    Not One Inch:美俄關係的一宗懸案

    原文刊於2022年9月9日明報世紀版,原題為:「不會東進一吋」:美俄關係的一宗懸案

    蘇聯末代領袖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逝世,適逢西方跟俄羅斯關係決裂,不禁令人問:為何冷戰結束後的美好及承諾只是曇花一現?美國前駐莫斯科大使Michael McFaul曾說:「俄羅斯並非注定要重回跟美國及西方對抗的關係。」那麼當年出了什麼差錯?

    西方的背叛?
    俄羅斯常抱怨北約東擴是對俄羅斯的背叛,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最後歲月中太軟弱,兩德統一時未有維護俄羅斯利益,無條件容許德國統一。美國國務卿貝克被指曾向戈爾巴喬夫承諾北約「不會東進一吋」(not one inch eastward)。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2007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斥西方背棄承諾。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普京亦再次斥北約擴張是對俄羅斯的背叛。

    雖然北約東擴難以成為入侵他國的理據,但這「西方背叛俄羅斯」的指控仍值得審視。此說亦非始於普京。早在1993年,因應波蘭申請加入北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斥北約擴張是「非法」,指有違1990年兩德政府跟美英法蘇就德國統一問題達成的《關於德國問題的最終解決條約》(即「2+4條約」)。他宣稱,條約禁止外國軍隊駐守東德土地,亦即意味着「排除北約向東擴張」。西方向來指俄羅斯的詮釋是錯的,因為條約只限於德國,沒包括其他東歐國家。

    作為當事人的戈爾巴喬夫態度模稜兩可:一方面他承認「不向東擴張」僅限德國境內;一方面他又認為北約東擴有違當年條約精神,在2015年出版的The New Russia中,他提到不少人把一切歸咎於他,認為他在德國統一時沒有完全杜絕北約擴張的可能。但他稱,德國統一時華沙公約組織仍然存在, 沒有組織可以作出有法律約束力、不作擴充的承諾。他說,跟德國的最終協議是不在前東德地區部署北約部隊及大殺傷力武器,「那就是說北約的軍事基建不會東移」,蘇聯解體後北約擴張是有違這精神的。

    交涉過程
    究竟事實是怎樣?美國學者Mary E. Sarotte在去年出版的Not One Inch: America, Russia, and the Making of Post-Cold War Stalemate爬梳大量檔案及訪問當事人,還原西方跟蘇聯在冷戰結束後的交涉及北約東擴過程,該書將北約東擴分3個階段討論,本文只聚焦在1989至1992年的階段,當中涉及美蘇及西德對統一德國的地位之交涉,也涉及那句著名的「不東進一吋」。

    北約1949年4月成立,西德則在1955年加入;蘇聯同年成立華沙公約組織的軍事同盟對抗。但當蘇聯1980年代後期開始搖搖欲墜,部分人亦開始關注北約的未來;一旦德國統一後尋求中立,並要求所有外國軍隊撤走,將成為美國一大挑戰。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下令這憂慮變得實際。蘇聯向西德傳達了一個「非官方」的機密信息,詢問西德是否意圖統一;若是,則需要考慮德國在北約的地位以及《巴黎條約》及《羅馬條約》的退出條款。換句話說,蘇聯希望統一的德國退出北約及歐洲共同體。

    作為戰後德國四大佔領國之一,蘇聯有權左右德國統一後的地位。西德總理科爾事後憶述,西德當時反核情緒高漲,如果蘇聯明確提出要德國中立及退出北約換取統一,會得到東西德民眾支持。英國亦作出類似評估。

    早在柏林圍牆倒下前,戈爾巴喬夫已說過要建立共同歐洲家園,提出一個「由大西洋至烏拉爾的和平秩序」。當時西德外長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支持戈爾巴喬夫的構想。他1990年1月31日便公開提出北約應表明,「無論華沙公約有何變化,北約都不會東擴、進一步接近蘇聯邊界」。

    不過,當時的美國總統老布殊對戈爾巴喬夫的理想主義不感興趣,一心要維持美國在歐洲的力量。當白宮還在權衡各方案時,國務卿貝克抵達蘇聯跟戈爾巴喬夫見面。據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記載,貝克試圖說服他,一個留在北約的德國比中立的德國會更好,因為美國及西方可以左右德國的內政外交,防止一個中立的德國再次成為歐洲不穩之源。貝克提出假設性問題:「你希望看到一個在北約之外的統一德國,獨立且沒有美國軍隊?還是希望看到一個跟北約保持關係的統一德國,但保證北約的管轄權不會從目前的位置東擴一吋?」戈爾巴喬夫回答,任何北約區擴張都是不可接受。據戈爾巴喬夫憶述,貝克當時回答說:「我們同意這點。」

    爭拗起點
    這段對話成為俄羅斯跟西方數十年的爭拗起點。貝克事後強調那只是假設性的選項,後來亦未有納入協議。據Sarotte 的敘述,白宮得悉貝克的說法後連忙向準備訪蘇的科爾發出緊急信息,說明白宮的立場。不過,當科爾訪蘇,尋求戈爾巴喬夫為德國統一開綠燈時,西德仍然照着貝克的方案跟蘇聯談判。德國外長根舍當時仍對蘇聯外長謝瓦德納澤明確說:「對我們來說,這是清楚的,北約不會向東延伸。」戈爾巴喬夫當時沒有取得任何保證,便就德國統一開綠燈。

    老布殊游說科爾讓統一的德國全面加入北約,但只有德國軍隊可以在前東德地區駐紮,而且只在蘇聯撤軍後。老布殊認為毋須理會蘇聯的願望,對科爾說:「去他的(to hell with that),我們佔上風,他們沒有。」1990年9月,戈爾巴喬夫簽署了「2+4條約」。西方可以說是毋須付出任何代價,便達到最理想的結果。蘇聯當時沒有堅持,很大程度上跟經濟崩潰的蘇聯急需西德貸款有關。

    1993年,葉利欽投訴北約東擴有違「2+4條約」,德國外長Klaus Kinkel的高級幕僚Dieter Kastrup認為葉利欽的說法「正式來說是錯的」,但仍有「政治及心理實質效果,應認真對待」,他又說協議的基本精神是「北約不會東擴」,明白葉利欽為何會相信西方曾承諾不會越過1990年的界線。Sarotte亦認同此說。

    後來的發展亦進一步加劇西方跟俄羅斯的猜疑:俄羅斯政經混亂、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其發展更惹東歐鄰國擔心,北約亦進一步東擴,此亦反過來助長俄羅斯反西方情緒。Sarotte說,東歐國家有權為自身安全作任何決定,但從長遠來看,若冷戰後設立一個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後冷戰安全秩序,既可紓緩兩大核武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又能從而緩解整個歐洲的緊張局勢。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曾說:「勝利時應寬宏大量。」但她慨嘆西方在冷戰後對蘇聯未有採取這態度。她認為,葉利欽1990年代是有誠意跟西方合作的,如果西方當時以較體面的方法處理其對北約東擴的投訴,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回顧「不東進一吋」的歷史,不禁令人想,假如戈爾巴喬夫談判時精明點,假如蘇聯經濟不是如此差,假如西方不是堅持贏家全取,俄羅斯跟西方的關係是否會有個更好的開始?

  • 蘇聯解體與俄羅斯帝國回歸

    蘇聯解體與俄羅斯帝國回歸

    原文初刊於2022年1月21日《明報.世紀》,原題為「蘇聯失敗與俄羅斯重投威權」

    2021年12月是蘇聯解體30周年,2021年與2022年之交兩宗新聞都可以說是蘇聯解體震盪的餘波,一是俄羅斯對烏克蘭虎視眈眈; 二是為紀念蘇聯時代暴行設立的俄羅斯人權組織「紀念」 (Memorial)被勒令關閉。兩者都好像標誌着俄羅斯30年後 又回到原點。很多評論提起俄羅斯近年的倒行逆施,都喜歡 引述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說:「俄羅斯可以是一個民主政體或一個帝國,但不可能兩者皆是。」蘇聯解體 後,俄羅斯似乎走上自由民主路了,豈料普京治下卻「帝國 復辟」。為何會這樣?出了什麼差錯?

    俄羅斯總統普京最愛談歷史,他2021年7月發表了一篇長文, 訴說俄羅斯跟烏克蘭源遠流長的歷史聯繫,今天該文章讀來愈像是俄羅斯的入侵 預告。不過,放不下烏克蘭的不止是普京,普京2014吞併克里米亞時,備受西方 尊崇的蘇聯末代領袖戈爾巴喬夫表態支持,叫西方大為錯愕,這些誤讀只反映西方對俄羅斯的不了解。

    吃盡苦頭的蘇聯人民
    1922年成立的蘇聯有15個加盟共和國,國土橫跨歐亞。普京不止一次說過,蘇聯 解體是地緣政治的世紀災難。普京的倒行逆施很容易令人對這番話嗤之以鼻。但 普京的話只是反映蘇聯人的心聲。蘇聯最後歲月經濟已經奄奄一息,統治者束手 無策,到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經濟改革只富了一群寡頭,國民則吃盡苦頭。世界銀 行網站的歷年俄羅斯人均壽命折線圖可見1990年後是斷崖式插水,俄羅斯男性人 均壽命1990年是64歲,1994年卻大幅跌至58歲。這段被統治者欺騙的慘痛經歷叫 不少蘇聯人記憶猶新,也正中普京的下懷。

    要了解現在,不免要細說從頭。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Vladislav Zubok去年出版 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一書,將蘇聯最後歲月的驚心動魄娓娓道來: 戈爾巴喬夫政經改革藥石亂投,對加強蘇聯中央權力抗衡分離主義猶豫不決。他 試圖改革力挽蘇聯,1991年3月舉行的公投旨在推動新的聯盟,結果卻由於字眼模 糊,各加盟共和國又自行加入公投決議,旨在保存蘇聯的公投反而成了分離主義的催化劑。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跟戈爾巴喬夫爭權亦大大削弱蘇聯中央。

    波羅的海三國1990年率先獨立倒還可理解,烏克蘭要獨立也不難解釋,但最諷刺的卻是俄羅斯的分離主義。俄羅斯要脫離蘇聯,就像英格蘭要脫離不列顛王國一 般惹笑。葉利欽雖然非不知道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經濟環環相扣,烏克蘭跟俄羅斯 關係更是千絲萬縷,強行分家只會兩敗俱傷,但為了滿足野心,擺脫戈爾巴喬夫,毅然作出無可挽回的政治豪賭,最終跟白俄羅斯、烏克蘭兩國領袖1991年12 月8日簽署協議,埋葬蘇聯。

    無能的領導 無心的精英

    促使葉利欽這樣做的一大因素是經濟。Zubok引述當時一名在莫斯科的美國學者形 容,蘇聯最後歲月恍如「銀行擠提」,精英都挖盡心思搶奪國有資產。戈爾巴喬 夫仍奢望推出新的主權國家聯盟,極力游說葉利欽,強調俄羅斯要維持自身經濟 利益,最好就是跟其他加盟共和國組建聯盟,但葉利欽的親信布爾布利斯 (Gennady Burbulis)跟蓋達爾(Yegor Gaidar,亦即後來「震盪療法」的總策劃) 卻游說他,新聯盟旨在分享俄羅斯境內的資源,要捍衛俄羅斯利益最好是確立主 權,只有拋棄蘇聯的外殼俄羅斯才可以重生。布爾布利斯憶述,葉利欽其實不明 白經濟,也無心裝載,改革方案的公開言論經常自相矛盾。

    對於烏克蘭,葉利欽同樣心不在焉,兩國分家本來就已因為油氣及核武等問題異 常複雜,烏克蘭東部俄語區及本屬俄羅斯、象徵俄羅斯軍事光輝歷史的克里米亞 成為最大關鍵。烏克蘭在跟俄羅斯談判時對俄人念茲在茲的克里米亞寸步不讓, 葉利欽則只求快快了事。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 搖身一變成民族主義者,勾勒烏克蘭前程錦繡(但毫不符合現實)的藍圖,跟奄 奄一息的蘇聯作對照,鼓動烏克蘭獨立。烏克蘭獨立公投,連境內俄語區也以支 持獨立為居多。這當然歸功克拉夫丘克的宣傳,也因為蘇聯中央太無能,就連俄 裔人也想擺脫。烏克蘭獨立令蘇聯的黑海港口由22個銳減至3個,俄羅斯更失去克 里米亞。這份在俄人眼中毫不公平的俄烏協議也預告了未來的衝突。

    南斯拉夫解體引發血腥內戰,顯示一個由不同民族組成的國家解體可以有怎樣的災難後果。戈爾巴喬夫之堅持不用軍隊維繫蘇聯統一,也是因為南斯拉夫的教訓。但蘇聯沒有動武維護統一並不意味着蘇聯解體完全和平,各加盟共和國都不同程度出現族裔紛爭以至衝突。蘇聯領導層固然無能,無論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 欽對經濟改革缺乏周詳考慮,把國家進一步推向深淵,但Zubok也批評,蘇聯知識 分子也難辭其咎,他們對建設國家(state building)不感興趣,太天真也太離地, 忽略蘇聯解體的艱巨任務。

    重溫蘇聯解體的歷史並非要為普京的威權統治開脫。Zubok強調重新詮釋這段歷 史,顯示蘇聯解體並非無可避免,只是要嘗試誠實地了解所發生的事。他說,西 方在蘇聯解體後沉醉於勝利的氣氛中,學者不乏認為蘇聯是注定解體,不值得再 研究,這態度也影響西方對俄羅斯的判斷。當俄羅斯先後在2008年出兵格魯吉亞 及2014年出兵烏克蘭後,西方對俄羅斯的態度也改變,開始有論調說俄羅斯從未 試過民主,它注定要走威權主義的路。不過,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不是一度成為 西方民主價值的狂熱信徒嗎?Zubok在書末寫道,共產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令俄 羅斯人渴求穩定且強大的國家,對民主的空洞口號抱懷疑,那並不是俄羅斯人的過錯。

    西方出現蘇聯解體徵兆
    30年前一切都似乎美好: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擁抱自由民主,公民社會得以發 展,只是精英埋下的禍根,無論是經濟危機還是民族衝突都在醞釀中,這民主自 由社會其實脆弱得很,但西方未有察覺,在部分俄羅斯人眼中,西方只把俄羅斯 視為淘金地。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更令俄人希望幻滅,1999年普京上台後,俄 羅斯的改變漸叫大家陌生:跟西方對立、對鄰國虎視眈眈、打壓公民社會,蘇聯 解體的成果今天彷彿已化作輕煙。
    今天歐美受民粹主義浪潮衝擊,民主自由這些價值開始備受質疑。Zubok稱,在經 歷過蘇聯解體的一代人看來,一切都似曾相識:西方精英一手促成2008年金融海 嘯,卻要納稅人金錢埋單,一如蘇聯及俄羅斯的統治者推出經濟改革要國民承受 苦果;美國總統奧巴馬演說動人,外交上卻無作為,令人不期然想起戈爾巴喬 夫;英國首相卡梅倫2016年舉行脫歐公投,希望平息保守黨內脫歐派,豈料卻導 致英國脫歐,一如戈爾巴喬夫1991年3月意在保留蘇聯的公投,反而助長了分離主 義;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讓美國重新偉大」則跟葉利欽異曲同工。重讀蘇聯 歷史固然有助了解今天的俄羅斯,但也另有深意。正如Zubok說:「歷史從來不是自由民主最終會勝利的道德劇。」這值得世人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