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總統卡特10月1日度過百歲生日，據他的孫兒說，這位去年接受善終寧養服務的前總統正等待下月總統大選投票。卡特當總統的一大政治遺產，便是促成以色列跟宿敵埃及達成和平協議，在美國無力或不願阻止以色列在加沙及黎巴嫩的軍事行動之際，回顧卡特當年斡旋中東局勢的成就及遺憾，對今天也許有參考價值。
1977至1981年擔任總統的卡特，其中一個外號是「最佳前總統」，他卸任充當和平使者，協助調解不少國際紛爭、內戰及政治轉型，2002年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不過，這綽號也暗示了他4年總統任期乏善足陳，1979年伊朗人質危機更直接令他競逐連任失敗。然而，近年不少專家為卡特翻案，認為他任內多項政策無論內政外交都影響深遠。Kai Bird 2021年出版的卡特傳記The Outlier: The Unfinished Presidency of Jimmy Carter便是其一。
協調多國紛爭 促以埃和平
卡特任內一大政治遺產便是促成以色列跟最大阿拉伯國家埃及締結和平，結束兩國逾40年的衝突，奠定兩國和平基礎持續至今。Kai Bird根據官方文獻、卡特等當事人的回憶，對卡特如何斡旋中東和平有細緻的描述。這段歷史也可讓人一探美國總統在中東有何可能性及限制。
卡特1977年入主白宮初期便着力要推動中東和平，差不多所有顧問都勸阻他，但卡特堅持，在首年任期便跟以色列、埃及及其他阿拉伯國家領袖見面。當時，有幕僚特別提醒他，美國猶太社群的票源及政治捐獻十分重要，卡特必須事先安撫美國的猶太領袖，以免他們對卡特有敵意。卡特當時跟埃及總統薩達特（Anwar Sadat）締結友誼，更有份促成薩達特當年歷史性訪問耶路撒冷之行。卡特相信阿拉伯世界願意在特定條件下跟以色列修好。不過，同年右翼利庫德集團貝京（Menachem Begin）上台，大肆擴展在佔領土地上的猶太殖民區，成為和平一大障礙。
以色列建國後跟阿拉伯國家的戰爭都有埃及的參與，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中先發制人，分別從埃及手中奪取西奈半島及加沙、從約旦手中奪去西岸及東耶路撒冷、從敘利亞奪取戈蘭高地。埃及1973年發動贖罪日戰爭試圖重奪西奈，以色列雖然擊退埃軍，但傷亡慘重。對以色列來說，跟埃及議和，消除一大安全隱患，百利無一害，不過以色列並不想放棄佔領土地。
8張簽名照改大衛營談判局勢
卡特1978年決定邀請貝京及薩達特9月到大衛營談判。當時幕僚以至卡特的妻子都擔心，峰會一旦失敗卡特便會賠上威信。但卡特堅持，更事事親力親為，投入不少心血。他當時的目標是希望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島，換取埃及的安全保證，並為巴勒斯坦問題制定未來談判框架。據卡特憶述，峰會首3天貝京和薩達特拍枱謾罵之聲不絕。卡特於是改為單對單會談，不再讓兩人同場，自己則在貝京和薩達特之間不停穿梭，並不斷將聲明改了又改。貝京態度強硬，在西岸殖民及耶路撒冷問題上不肯讓步。他反對提及要求以色列撤出佔領土地的聯合國242號決議，聲言1967年之戰讓以色列有權改變邊界；甚至連「巴勒斯坦人」也反對使用，聲稱「我們也是巴勒斯坦人。」他到最後甚至連自西奈撤走猶太人殖民區也不同意，峰會陷僵局。
到了第十二天，貝京已準備離去，峰會失敗似乎已成定局。大衛營峰會最耳熟能詳的一幕發生了，貝京之前曾要求卡特在3人的照片上簽名，以送給他8個孫兒。卡特不單在8張照片上簽名，還每張寫上貝京孫兒的名字，又親赴貝京下榻處將照片交給他，令貝京深受感動，回心轉意同意繼續談判，最終同意拆除西奈半島的14個殖民區。貝京及薩達特簽署的大衛營協議，由兩份「框架」文件組成，訂下制定雙邊和平協議的原則以及巴勒斯坦問題的談判框架。
不過，正如Kai Bird指出，貝京最後關頭在西奈的猶太殖民區糾纏，可能只是轉移視線的緩兵之計。當時，卡特還在游說貝京同意凍結西岸殖民。但當要簽附件時，貝京一直拖延，始終沒有在美國提供的文本上簽名。卡特一直認為貝京口頭承諾凍結西岸殖民，大衛營峰會結束後不出3個月，貝京便宣布政府計劃在未來5年內在西岸興建18至20個殖民區，令卡特勃然大怒，認為貝京欺騙了他，並以自己跟貝京的會面筆記作證。不過他的幕僚卻不認為貝京有存心欺騙卡特，雙方一直在殖民問題上有「誠實的分歧」。
卡特憑私交和親和力斡旋中東兩大敵國，其魄力及毅力恐怕都不是後來的美國總統能及的。不過事後回望，這場所謂卡特最大的外交勝利，真正的贏家卻是以色列。正如卡特在回憶錄說，貝京既想要和平，又想保留西岸。以色列只是撤出西奈半島，卻保留其他佔領土地，便得以消除建國以來一大心腹大患。薩達特跟以色列握手言和令他在阿拉伯世界聲譽大損，最後更遭極端分子暗殺。至於卡特本人，雖然為以色列立了大功，但他對以色列殖民的批評卻惹怒美國猶太社群。卡特的幕僚對他的警告最終成真，卡特競逐連任時飽受親以色列政客攻擊，成為首位猶太票源不過半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當然，最大輸家當然是巴勒斯坦人，大衛營協議沒有給巴人位置，亦沒有承諾讓巴人建國，只是以字眼模糊的「自治」來作為目標。大衛營協議終究是妥協的產物，卡特對於未能迫使以色列停止西岸殖民一直耿耿於懷。他卸任後更加義無反顧批評以色列。1983年3月，他在外交關係委員會坦言：「以色列才是和平的問題所在。」1990 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A. M. Rosenthal 斥卡特對以色列有偏見。卡特回應：「我知道任何對以色列的批評都會被譴責，但我沒有道歉的需要。我擔心有人真的認為我有偏見，但很多有關偏見的指控都是刻意為了阻止人們進一步批評以色列的政策。我不會被嚇倒。」不久，他跟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在巴黎會面，在以色列及美國猶太社群眼中更罪不可恕。
直指以色列是和平問題所在
以巴和平90年代曾現希望，但因以巴雙方的極端勢力令奧斯陸和平進程無疾而終。面對巴人第二次起義，以色列強硬對付，時任總理沙龍（Ariel Sharon）——決定興建隔離牆。卡特對隔離牆深感憤怒，他2006年不理顧問勸告，出版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一書， 以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形容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的政策，書名引發極大爭議：竟然用南非的種族主義政策跟美國盟友兼中東第一大民主國家以色列相提並論，實在太過分了。於是，不單美國猶太社群斥卡特「反猶」，連民主黨重量級人物包括前總統克林頓、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都公開譴責他。
出版書籍遭譴責 太有先見之明之過
卡特的問題在於太有先見之明。現在連以色列人權組織以至以色列前官員都不諱言以色列針對巴人的措施是種族隔離。2017年，以色列前總理巴拉克（Ehud Barak）便稱以色列正危險地滑向種族隔離：如果以色列要繼續佔領巴人土地，只會有兩個結果：一是變成非猶太國家，一是變成非民主國家。前者指的是以色列讓巴人擁有完整權利，以色列即變成阿拉伯國家；至於另一選擇便是以色列繼續目前路線，朝「種族隔離」進發。為避免兩者出現，以色列應讓巴人立國。去年9月，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前局長Tamir Pardo向美聯社說，以色列政府在佔領土地上限制巴人行動，又以軍法統治巴人，反觀猶太殖民者卻受民事法庭管轄，雷同於南非種族隔離。
時至今日，以色列在西岸的猶太殖民區比卡特時代多了很多，已多達150個，居住多達70萬人。這些殖民區將巴人的土地割裂得支離破碎，為巴人最終立國做成一大障礙。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經為西岸及東耶路撒冷殖民區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施壓，但卻拿他沒辦法，後來的特朗普和拜登基本上放棄這議題。卡特當年的遺憾還有沒有可能彌補？
Category: 紙上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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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歲卡特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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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Françoise Hardy
原文刊於6月15日《明報．世紀》，原題為「Francoise Hardy走了」
法國歌星Françoise Hardy（1944-2024）1960年代紅透半邊天，自己作曲填詞，彈着結他訴說少女心事，不僅征服法語文化圈，連英語世界也拜倒在石榴裙下。1960年代的她長髮披肩，衣著入時，是法式chic和優雅的象徵；老去的她蓄着一頭清爽的銀髮，彷彿是優雅地老去的典範，但這些年來她一直受癌症煎熬。6月11日，她的兒子Thomas Dutronc在社交網站宣布「Maman est partie（媽媽走了）」。
由害羞少女蛻變
由1962年的Tous les garons et les filles（《所有男孩和女孩》）開始，至2018年最後一張大碟Personne d’autre（《沒有別人》），Françoise Hardy的音樂生涯橫跨半世紀。她憶述，如果不是父親在她高中畢業考試後送她一支結他，她可能不會走上歌手之路。她拿着隨結他附送的小冊子，學會幾個和弦，自行創作，寫了Tous les garons et les filles，之後的歌唱生涯她都不時親自填詞，歌詞往往有很強烈的自傳色彩。聽着她的歌，就像見證她怎樣由天真害羞的少女蛻變成飽歷風霜的女人。
Tous les garons et les filles是很典型的少女心事，未嘗過戀愛滋味的少女看見周圍的同齡男女都成雙成對，自己孤零零一個沒人愛。這首歌一出，男男女女都愛上這位青春玉女了，女孩想變成她，男孩則希望有這樣的女友。翻看1960年代的電視片段，她演唱時很簡單，只是站着，一雙大眼睛直視鏡頭，有點腼腆，又帶着淡淡哀愁。這張臉很難叫人不愛，攝影師也往往大特寫。
當年的Françoise Hardy是青春偶像，藝術家把她視作靈感女神，她也「歌而優則影」，拍過諸如Grand Prix這樣的大片。但她從來不明白為什麼大家對她神魂顛倒。重看她1967年的電視訪問，記者問她早上照鏡時會怎樣想像自己的內在世界？她說只看到自己的外表，不會看到內在。記者再追問，她說害怕想像自己的內在世界，怕看到空洞。
放不下兩個男人
跟當年害羞的少女相比，晚年的Françoise無疑有自信得多。她晚年回顧早年作品時往往有點苛刻，她在2021年出版的歌曲全集Chansons sur toi et nous（《關於你和我們的歌曲》）評點歷年寫的歌詞，談到第一首歌Tous les garons et les filles時說，自己當時根本不懂得愛，跟其他人一樣，以為喜歡一個人便是愛。
愛是什麼？這是古往今來的歌曲一個老題目。無論如何顛倒眾生，甚至連Bob Dylan也要寫情信給她，她生命中只有兩個最重要的男人：分居丈夫Jacques Dutronc及兒子Thomas。她跟Jacques是1960年代yé-yé世代（yé-yé是指法國1960年代受英國搖滾樂影響的流行曲風格）的金童玉女，兩人1967年拍拖，1981年結婚，7年後便分居，但從沒離婚，兩人還不時在一起，有如靈魂伴侶，互相關懷。晚年的Hardy雖然看破生死，隨時準備撒手歸塵，但最放不下的是這兩個男人。她在2018年的訪問中曾開玩笑，指Jacques一定要比她遲死，因為她不想當寡婦；但她擔心，無論兩人誰先死，剩下來的一個可能相隔不久便離世，留下Thomas一個。
在她死訊傳出前，已有一段時間看不到她的消息，這些年間中讀到的都是她身體轉差的消息，就算接受傳媒訪問都是電郵進行，鮮有露面。她近20年跟癌魔搏鬥，2004年患上淋巴癌，之後又患上其他癌症，一直接受放射治療，情况時好時壞，她也有心理準備要死了。她2012年跟《世界報》的訪問中說，自己一直很獨立、很活躍，但患病令她沒力氣，「不能自己依靠自己的感覺非常糟糕。衰老是考驗，一切都崩潰了，你無法正常視物，而且周身痛」。2012年她推出唱片L’amour fou（《瘋狂的愛》），曾說不會唱歌了。大碟最後一首歌還叫做Rendez-vous dans une autre vie（《另一世再會》），是寫給Jacques的。
但到了2015年，她健康奇蹟好轉，2018年再推出新碟Personne d’autre。惟她2019年又患上咽喉癌，2021年宣布因放射治療令她一隻耳失聰，不能再唱歌了。她經常公開談論自己因癌症所承受的痛苦、人生怎樣變成噩夢，支持安樂死，去年更向總統馬克龍發公開信，促政府通過安樂死立法。
歌中漫長的告別
美國《滾石雜誌》去年初公布史上200位最偉大歌手的排名（The 200 Greatest Singers of All Time），Françoise Hardy是唯一法國歌手，排名162，雜誌還莫名其妙地稱她令存在主義變得「難以置信的優雅」。這名單叫不少法國人錯愕：Édith Piaf呢？Johnny Hallyday呢？Jean-Jacques Goldman呢？
她當時接受法媒RTL電郵訪問，禮貌地表示感到榮幸，還開玩笑說自己會拿這排名自吹自擂，但坦言難以理解，也不明白自己跟存在主義有何關係，請大家不要上心。記者還問她「你好嗎？」，她答道：「不好。我頭部下方從左至右接受了45次放射治療，從上到下又有另外10次放射治療，破壞了我口、喉、鼻、耳、眼和頭皮的血液供應。你可想而知，這會帶來什麼無法治癒的問題。」聞者心酸。
她終於走了，這是意料之內，但我們無法想像她是如何痛苦地走完最後一程。她一早在歌曲跟我們作漫長的告別。在最後一張大碟有兩首歌都提到死亡：由她填詞的Train spécial（《特別列車》），以及由唱作人兼好友La Grande Sophie作曲填詞的Le Large（《起航》）。死亡對她而言有如登上一列火車或出海航行，探索未知的未來，但她仍要安慰留下來的人。Le Large的MV由法國導演Franois Ozon執導，片中一個小男孩看着Françoise Hardy的舊片段，擁抱她的照片入睡，Hardy走到他身旁握着他的手安慰，表示自己將出海，沒有眼淚、沒有悔恨，一切都會好的……
重讀她2021年在作品集結尾寫的短文，她寫道：「我不喜歡寫下FIN（結束）這個詞。我不喜歡走到人生的盡頭。我不喜歡在看着一個時代的可怕結束下，走到人生盡頭。」世道的確很壞，結束也無可避免，她最後寫道：「慶幸還有音樂，還有歌。」
我們也慶幸Françoise Hardy在世界走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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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飛飛:以人為本的AI
原文刊於2024年1月1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原題為「讓AI開眼的科學家」
人工智能（AI）毋庸置疑將成為未來發展一大推動力，惟AI 發展集中在矽谷科企之手，我們日常聽到各種關於AI的種種多是來自矽谷。最吸引眼球的AI新聞往往不是AI 滅絕人類論便是矽谷科企的權鬥：去年5 月「AI 教父」辛頓警告AI 有令人類滅亡的風險，引起不少討論；去年11月，ChatGPT的開發商 OpenAI創辦人Sam Altman遭董事局炒掉後火速回朝，成為熱話。在各種八卦驚嚇之外， AI 究竟對世人有何好處和挑戰？不妨看看史丹福大學人工智能專家李飛飛怎樣說。
李飛飛去年出版回憶錄The Worlds I See: Curiosity,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 at the Dawn of AI （台譯本：《AI科學家李飛飛的視界之旅》），憶述如何走上 AI研究之路——用她的比喻來說，是怎樣追蹤「北極星」，並深入淺出介紹AI的發展及挑戰。她的故事可以說是典型的「美國夢」： 15 歲跟隨父母由成都移民到美國新澤西州，父母不懂英語，移美後只能幹粗活，一家經濟拮据，李飛飛上學之餘也到中餐館兼職。她天資聰穎，由不懂英語到中學名列前茅，還遇上好老師，授業解惑之餘，還借錢給她買下乾洗店讓父母經營，令父母不再操勞。李飛飛獲獎學金入讀普林斯頓大學修讀物理學，差不多每個周末都回家幫手。後來因為參與一項研究神經科學的研究，對人類智能及機器智能產生興趣，博士轉攻AI，她畢業後留校任教，其後轉至史丹福大學至今。
她專門研究電腦視覺（ Computer vision），她解釋，之所以對電腦視覺有興趣，是基於一個信念。生物進化過程中，「開眼」是突破關鍵，電腦如果能夠「開眼」也將如是，懂得辨認物件可以大大增加AI應用，例如現時已流行的人臉辨識技術，以至仍在開發的自動駕駛技術等。她開創大數據訓練演算法「開眼」，成為 AI發展近年突飛猛進的催化劑。
用大數據訓練AI ，今天彷彿已成常識。但李飛飛當時卻面對同事質疑。AI辨識的研究過往都主要集中在模型，例如開發專門辨識狗的模型、專門辨識貓的模型。她則從人類學習取得靈感，正如小孩是通過看到各種不同的東西來學習辨認物件，教AI 也如出一轍。她2006 年開始創建一個龐大的圖像庫 ImageNet ，由來自143 個國家4.8 萬人為圖像加標籤，歷時3年，最終包括2.2 萬個範疇的1500萬張圖像，當時是AI史上最大的人手策劃數據集。結合更智能的演算法和巨大的運算能力， ImageNet 引發了電腦視覺大躍進，也開啟了以大數據訓練模型的風潮。
AI 的存在威脅（existential risk）去年曾因為辛頓（Geoffrey Hinton）的警告被炒得火熱。不過，李飛飛則認為有關問題完全錯失重點。她去年曾在多倫多大學跟辛頓對談時也表明立場。
辛頓當時談到AI對社會威脅，還有他很擔心的人類滅絕。李飛飛則認為， AI的「滅絕風險」是很有趣的哲學思考，可交由學者研究，但主張應對更迫切的「災難性風險」，即AI 對經濟及勞動市場的衝擊，以及偏見及假資訊危機，極需要最聰明的人研究對策。她亦提到一點，指出雖然AI引起大眾關注，但「究竟在聽誰的話」？她強調，公眾不應只聽大型科企和知名初創企業的觀點，還要聆聽不同界別的聲音。
談A I 應聚焦社會層面而非哲學
她後來在《經濟學人》的Podcast 訪問中力陳加強公共部門科研投資的重要，以為AI進行誠實且透明的評計及評價。她稱，政府的角色應是制訂合乎公眾利益的政策，談AI時應聚焦當前迫切的社會問題，而非參與諸如AI滅絕風險的哲學討論。建立有利公眾的AI生態系統，思考什麼監管才是對公眾利益最為有利，這才是政府要做的。
李飛飛的憂慮並非無因。她2016年曾學術休假到Google任職，對矽谷的技術及財力如何拋離大學有親身經歷。目前掌握AI最先進技術的都是矽谷企業，他們的聲音也最大，不少論者早已指出這趨勢的危機。企業首要考慮的是利潤，社會責任充其量只是點綴。一些企業家亦往往有救世主情意結，要利用科技實現其心中的烏托邦。例如OpenAI的Sam Altman 2021年曾稱，AI將來雖然可以取代大部分工作，但產生的財富足以向美國每名公民派錢，讓人人可以經濟自決，自由生活。乍看之下，這願景似乎不錯，不過，當AI發展由這些企業家控制時，這又是否理想世界？
如何確保AI 可以惠澤所有不同的人，並如實反映世界的多元，是李飛飛的一大關注。不少論者早已批評，演算法研究者大都是白人男性，不單「繼承」了他們的偏見，且會將之放大，對社會上的弱勢社群更不公。李飛飛相信，要發揮AI對社會的正面影響及回應挑戰，一定要集思廣益，讓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參與研究，包括科學家跟非科學家。她認為AI 發展近年很快，治理追不上，其中一個解決之道便是發展「以人為本的 AI」，她在2019年成立史丹福人本AI 研究所（HAI, Stanford Institute for Human- 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把人類放在AI發展及應用的核心，用AI來增強人類能力，而非取代人類。
「A I 還可以幫人類什麼？ 」
李飛飛近10年鑽研AI的醫療應用，這原來跟其母親有關。她憶述，父母雖然一直鼓勵她追夢，但其實不知她幹什麼，父親更戲稱她是「瘋狂科學家」。一天，她跟卧病在牀的母親聊天時，她母親突然問她其實幹什麼，李飛飛解釋一輪又舉出無人駕駛這仍然遙遠的願景後，母親雖然承認AI好像很厲害，但再問：「AI還可以幫人類什麼？」
正是這個問題令她開始跟史丹福大學醫學院合作，研究AI 的醫療用途。不少人都以為這是要以AI取代醫生護士，李飛飛跟醫護交流時也面對懷疑。但她強調，AI不是要取代人類，而是減少人類錯誤；而且可助醫護在繁瑣的雜務中脫身，增加他們跟病人的互動。她得出這結論除了是基於醫院實地考察外，在醫院照顧母親的經歷也賦予她獨特的視角。她在書中仔細記下她在醫院的觀察，發現護理人員每班要做180 項雜務，包括輸入資料、記錄、拿藥或儀器等，而這些都可由AI增加效率，讓醫護有更多時間跟病人互動，而這正是病人最需要的，一個簡單細微的動作對病者已是意義重大。
李飛飛不是科技至上者，她也屢強調 AI不是萬能，人類的角色十分重要。回憶錄的書名中的「世界」用上眾數，閱讀李飛飛回憶錄也可感到她在不同世界轉換，看問題時不止是以一個科學家的視角來看，也以女兒的角度，母親的角度、人文關懷的角度等，態度謙卑。李飛飛的父母在1989年後希望女兒長大後可以自由追夢，毅然拋棄安穩世界到新世界冒險，箇中有不少血淚，但這段成長經歷卻造就她的獨特世界觀和人文關懷。她在新澤西市郊的移民世界、普林斯頓及史丹福的學術世界以至母親病牀的世界穿梭，她同時看到不同的世界，而非只醉心人工智能世界而漠視其他世界。這點也許是科學家最重要的德性。
本書最初是應出版商之邀，在疫情期間寫一本向公眾介紹AI的書。李飛飛完稿交給同事後，豈料同事着她重寫，理由是 AI介紹書籍可以很多，但李飛飛的經歷是獨特的，她應該趁機告訴跟她一樣的女性、少數族裔和移民，他們一樣可以參與 AI研究，追尋夢想。於是李飛飛真的把回憶錄重寫一次，講述自己在不同世界穿梭追尋北極星的故事，既啟發後輩，也令人對「以人為本」的AI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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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抹去的奧威爾太太
原文刊於2023年9月1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她是牛津大學首批女性畢業生之一，認識她的人都讚她有學識又聰明，她本來在倫敦大學學院修讀心理學碩士，但為了結婚放棄。她希望協助丈夫成為更好的作家，打理家務，甚至掙錢養家；她又為丈夫的文稿打字及修改。不少人說，她丈夫的文筆婚後好了很多。她想靜下來寫信給朋友，但老是被丈夫打斷：書房的油燈熄了、下午茶時間到了、廁所塞了。她的名字叫Eileen O’Shaughnessy。
她丈夫鮮在文章中提到她，她的貢獻只會以被動語態出現，主語被抹去：文稿打好了、晚餐準備好了、房間打掃好了。你也大概沒有聽過她的名字，但她的丈夫你一定聽過，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奧威爾（George Orwell）。
Anna Funder的Wifedom: Mrs Orwell’s Invisible Life是一本不易歸類的著作。Funder根據Eileen寫給大學同窗好友Norah的六封書信作主線，輔以其他文獻、證言及考據，例如跟奧威爾的兒子到巴塞隆拿調查奧威爾夫婦在西班牙內戰的經歷，重構Eileen的故事。但這本書並非單純的歷史考據，Eileen寫信時是抱着什麼心情？雖然有時信件已透露了事實，要完全描述其心路歷程，還需要同情的想像。於是這部書既是歷史考據，也穿插了作者構想的場景，讀來有點像小說。作者敘述Eileen的故事時，亦穿插自己身為女性及妻子的反思，雖然相比Eileen處身的時代，女性地位提升了很多，男性亦遠懂得尊重女性，但如作者所言，父權社會的架構其實仍令男性受惠，婚後女性仍要負責很多隱形工作。
以「被動語態」出現的優秀女性
奧威爾雖然常深入剖析自我，但奇怪的是從沒怎樣寫過妻子，他的傳記作者亦一直忽視其妻。雖然Eileen的好友生前已透露過兩人的婚姻生活，卻一直沒有得到重視。Funder讀了Eileen的書信，覺得她是個有趣的人，於是繼續發掘，結果發現了一名遭抹去的優秀女性。Eileen婚前是思想前衛的女性，於1934年寫了篇名為End of the Century, 1984的反烏托邦詩作；又曾協助同事組織向老闆說不。她在1935年認識奧威爾，翌年結婚，一直照顧體弱多病的奧威爾無微不至。兩人一起經歷過西班牙內戰、倫敦空襲等，直至她1945年逝世。她是奧威爾文稿的第一個讀者，負責為文稿打字，有時修改潤飾。Funder認為她對奧威爾影響極大，奧威爾兩部重要著作《動物農莊》及《1984》都受Eileen影響。Eileen的政治思想遠較奧威爾成熟，甚至反過來教育奧威爾。她在1938年給友人Marjorie Dakin的書信中指奧威爾「政治上異常簡單」（extraordinary political simplicity)。有意思的是，有傳記作者引述該篇書信時，把simplicity寫成sympathy，變成她說奧威爾「政治上異常有同情心」。
斯大林盯上 代夫冒險無人知
奧威爾及其傳記作者如何抹去Eileen？西班牙內戰的經歷便是好例子。奧威爾1937年赴西班牙參與對抗佛朗哥的內戰，當時左翼山頭林立，奧威爾是獨立工黨（ILP）成員，遂加入該黨的西班牙姊妹政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的軍團作戰。POUM被斯大林視為眼中釘，奧威爾抵達西班牙時正值斯大林要清除POUM。奧威爾夫婦在西班牙面對的危險更多是左翼內訌而非法西斯，而身處巴塞隆拿城中的Eileen面對的危險，亦遠較前線的奧威爾大。Funder花了不少工夫研究Eileen在西班牙內戰的角色，重現她如何跟特務周旋的驚險過程。雖然她的職位名義上是「法語英語速記打字員」，但據同事形容，她的角色非常重要，甚至批評奧威爾在《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沒有肯定Eileen的功勞。ILP前線31人的物資全由Eileen安排，她還跟宣傳部人員合作，掌握很多資訊。當斯大林打壓POUM愈來愈強烈時，她本人也被盯上。換言之，她在巴塞羅拿的生活遠為奧威爾的前線複雜得多：「當奧威爾努力在前線對抗苦悶之際，Eileen卻是身處行動的核心。」
不過，奧威爾筆下，Eileen只是妻子，面對危險也因為她是戰士的妻子，拒絕承認其重要角色。奧威爾中彈受傷後，由Eileen安排送院，並一直陪伴左右，奧威爾在《向加泰隆尼亞致敬》花了超過2500字記錄這段經歷，卻完全沒有提到Eileen，遑論向她表達謝意。據Funder考證，類似抹去Eileen的段落有不少。
奧威爾在《向加泰尼亞致敬》提及離開西班牙的過程危險，護照先要經三個機關蓋印：警察總局、法國領事及加泰隆尼亞移民局，而走入警察總局隨時會被捕。不過他沒有告訴讀者的是，是Eileen冒險拿護照去蓋印。
父權（patriarchy），Funder寫道，就有如一本小說所有主角都是男人，世界就是由他們視覺所見的世界，女人只是配角。她說，讀着奧威爾的傳記，發現父權社會讓奧威爾受惠於妻子的隱形工作，亦讓傳記作家製造假象，彷彿奧威爾憑一己之力便完成所有事情，包括寫書、跟出版社及其他人物打交道、參加西班牙內戰。事實上，Eileen打點實際生活的一切，讓他可以專心躲在工作中。一些段落讀來叫人咋舌，例如1944年奧威爾因為不育決定領養嬰兒，但要求她獨自去醫院把嬰兒領回來。
說出真相 了解思想限制
Funder在書中不只寫了Eileen的故事，還提及奧威爾生命中其他女性，可以說奧威爾對待女性的態度很差。你可能會說，奧威爾受制於其時代，用現在的標準看他是否公平？我們要「取消」（cancel）奧威爾嗎？Funder自言是奧威爾的忠實讀者，屢稱無意要「取消」奧威爾，而欣賞一個作家跟了解他的缺點可以並行不悖，更用奧威爾的doublethink形容這態度。事實上，把奧威爾夫婦的真實故事說出來，並不是要取消誰，而是更讓我們了解思想的限制。奧威爾屢強調做人要decent（體面），但他本人對待女性的態度卻很難稱得上decent。他在著作中對權力運作的獨到分析一直受人推崇，但他卻看不到父權社會的不公。奧威爾在1946年一篇談論英語寫作的文章中曾建議「當能夠用主動語態時，不應使用被動語態」。Funder提到，她閱讀奧威爾一讀到被動語態的描述時，便立即提起精神，深究到底誰是被抹去的主語。被抹去的主語在歷史上乃至現實上又何止女性？街道打掃好了、渠道疏通了……社會得以保持運作，是誰在背後維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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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止是一團蘑菇雲
原文刊於2023年8月13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電影《芭比》和《奧本海默》兩齣性質迥異的電影7月21日在美國同時上映，「芭本海默」（Barbenheimer）掀起熱潮，網上更湧現不少結合原子彈和芭比的二次創作，《芭比》官方帳號更跟這些迷因圖（meme）互動，認為對原爆受害者欠缺尊重，高呼#NoBarbenheimer，《芭比》發行商華納兄弟道歉。雖然有網民不收貨，但風波算暫告平息。不過，這場風波背後涉及日美兩國對原爆的迥異記憶，卻值得一談。
日本的8月一向是屬於廣島和長崎的。美國分別在1945年8月6日及9日在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造成至少20萬人死亡，原爆倖存者（亦即日語中的「被爆者」）亦一直面對身心健康及社會歧視等問題。每逢8月臨近，日本傳媒都大幅報道原爆倖存者的證言，以及來自廣島和長崎的反核信息。就差不多在這個時候，「芭本海默」那些原爆迷因圖在網上流傳，例如芭比開心地坐在「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肩上、背後則是核爆火海；又把芭比的髮型改成原爆「蘑菇雲」。
迷因圖惹怒日本網民
《芭比》社交媒體官方帳戶對這些圖留言讚好，甚至留言：「這將是一個難忘的夏天」（It’s going to be a summer to remember），令不少日本網民憤怒，認為網民跟《芭比》不尊重原爆受害者，對原爆禍害輕描淡寫，性質無異於拿911恐襲或納粹屠猶來開玩笑。也有網民趁機分享原爆歷史資料，希望外國人理解為何日本人認為原爆玩笑開不得。更有網民發起聯署促片商道歉及停止消費原爆。華納兄弟8月1日道歉並刪除官方帳號的相關帖文。《芭比》8月11日在日本公映，暫時看來這場風波並未影響日人觀影的興致。今次事件固然是公關災難，亦反映日美對原爆認知的差異。日本富士電視台在紐約街頭訪問當地人對爭議的看法，有人認為那些迷因圖不合適，有人一看迷因圖便哈哈大笑，認為無傷大雅。富士電視台繼而探討為何日美對原爆的記憶如此不同，節目主持引述明治學院大學名譽教授高原孝生稱，美國人大都不太知道原爆受害的事實，就算知道都很可能認為那是無可避免的結果，無法體會受害者之痛，因此覺得開玩笑也沒問題。
戰後美國禁絕原爆圖像
日美對原爆的記憶，倒不是能輕易簡化成一個記得、一個不記得，因為原爆記憶在兩國都經過不少變化。在日本，原爆記憶在戰後長期被壓抑。日本軍方在原爆後固然不想日人看到原爆慘况，美國為首的盟軍1945年9月至1952年4月佔領日本期間，美國更禁絕顯示原爆後遺的圖像，以免令美國形象受損。據美國歷史學家John Dower在Embracing Defeat一書的描述，戰後佔領日本的美國當時嚴查日本出版刊物，務求杜絕軍國主義思想、改造日本。原爆的記憶雖然沒有明確禁止，廣島一帶亦有原爆有關的散文和詩歌出現，但好些倖存者作品遭查禁，或經大幅刪節才能出版。這氣氛下，日人亦自我審查、避談原爆。就算美國的審查在佔領後期鬆動，美國在容許原爆記憶時更着重傳遞原爆是日本自作自受的信息。長崎原爆倖存者永井隆的《長崎之鐘》（長崎の鐘）1949年終獲准出版，但美軍要該書加入一篇由美國人寫的附錄，敘說日軍1945年在菲律賓干犯的「馬尼拉大屠殺」暴行，為美軍投下原子彈提供理據。相對文字紀錄，美國更全面封殺原爆影像。1945年8月至12月期間，30名日本人在廣島及長崎拍攝紀錄片，記錄原爆後的真實，美軍沒收菲林，並將所有拷貝送到美國，確保日本人不會看到。
據John Dower，原爆後遺的圖像要到1950年才首次公開出現，是畫家丸木惠里及丸木俊以原爆為題材出版的繪本。直至1952年8月原爆紀念日，亦即美國佔領結束後，日本公眾才首次看到原爆後遺的相片。換句話說，原爆後有7年記憶真空期，日本社會對原爆禍害懵然不知、原爆倖存者亦無法尋求支援。原爆的相關書籍影像此後才開始流傳，講述原爆經歷的作品例如漫畫《赤腳阿元》（はだしのゲン）亦進一步鞏固一代日本人的集體記憶，而原爆倖存者亦一直堅持不懈，以親身經歷講述戰爭及核武的恐怖，日本的反戰和平傳統根深柢固。
人為因素完全被抹去
至於美國，由於政府嚴控來自日本的報道及影像，美國戰後對原爆的印象便只有原子彈爆炸引起的「蘑菇雲」。如專研美國文化的學者James Farrell指出，磨菇雲（mushroom cloud）這個複合詞由兩個自然現像的詞語組成，人為的因素完全被抹去。美國人戰後亦長期接受美國官方說法，認為原子彈是結束戰爭的正當方法，可避免更多美軍傷亡。當時，原爆死傷數字雖然有個大概，但因為欠缺影像，一般人並不了解原爆的恐怖。相反，他們把原子彈看成美國科技優勢的展現。1945年因為關注核威脅而設立的《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世人熟悉的「末日鐘」亦是該期刊的項目）的主編Eugene Rabinowitch 1956年曾憶述，美國公眾普遍對廣島和長崎原爆展示美國科技及軍力的優勢感到欣喜。美國人對原爆的具體禍害要到1946年才開始慢慢了解。1946年8月，《紐約客》只刊登了一篇名為Hiroshima的長篇報道。該報道出自美國記者John Hersey之手，他深入廣島採訪，以廣島原爆6名倖存者為中心，透過這些普通人的經歷具體描述原爆的真正禍害，被譽為是改變美國公眾對原子彈觀感的重要作品。該篇報道不久亦以書籍發行，令更多人讀到。美國的反戰反核組織亦往往運用廣島及長崎的影像來宣傳。當然，這些努力跟普羅大眾仍有距離。隨着時間流逝，跟很多重大歷史事件一樣，廣島及長崎原爆都日漸被淡忘了。
美國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布里斯科美國歷史中心（Briscoe Center for American History ）主管Don Carleton最近便在《日本時報》撰文稱，美國人想到原子彈，唯一的影像記憶便是蘑菇雲。欠缺恐怖影像令1950年代對核武出現兩種對立的態度：一方面，美國十分正視核彈威脅，甚至認真到出現麥卡錫主義的歇斯底里；另一方面，諸如拉斯維加斯的「原子彈小姐」（Miss Atomic Bomb）選美會、原子彈糖果這些流行文化風潮，卻反映美國公眾對核彈的輕描淡寫。Carleton認為，「芭本海默」的熱潮跟1950年代對核彈既認真又愚蠢的模式同出一轍。他稱，「芭本海默」反映美國人仍然在視覺上、情感上、知識上跟廣島及長崎仍有距離，如果要美國人更加正視世界面對的核威脅，必須讓他們面對那些恐怖的視覺證據。
長崎市長：認真反思核戰
如何傳承原爆記憶，一直是日本近年的議題。當不少原爆倖存者垂垂老矣，更顯得這課題的迫切：還有人可以用親身經歷告訴大家核武的可怕嗎？據政府數據，截至今年3月，原爆倖存者全國剩下113,649人，比去年減少5286人，平均年齡85.01歲。當然，傳承記憶並不限於對過去的認識，還有倖存者對無核武世界的未來期盼。不過，俄羅斯去年入侵烏克蘭，總統普京更經常威脅用核武，這希望愈益顯得格格不入。上周三（8月9日），長崎市市長鈴木史朗在原爆紀念演說開始時朗讀了已故原爆倖存者谷口稜曄對原爆的描述：背後如何閃出彩虹般的強光、颳起強風；身上衣服不見了、跟灼燒的皮膚黏在一起，他事後在醫院度過了3年多。谷口已於6年前逝世，他生前曾表示，擔心過去的痛苦會被遺忘，更憂慮這種遺忘會導致對核武的重新肯定。鈴木呼籲人們回到78年前原爆的剎那，認真思考如果核戰現在爆發，地球和人類將會怎樣。
長崎能否成為世上最後一個遭核武襲擊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