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 Notes

Category: 紙上文字

  • 黎巴嫩備忘4 /8/2020，18:07

    原文刊於2020年8月1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2020 年8 月4 日貝魯特時間18 時07 分，貝魯特港口大爆炸，黎巴嫩再次吸引世人目光。這個沒有天然資源、又沒有什麼戰略地位的國家，歷史又如此糾纏不清，在當前以近乎光速變幻的世界局勢中能夠維持世人多久專注，卻是疑問。我從沒有踏足黎巴嫩，但這個國家的命運卻一直牽動着我。

    大爆炸後，回到家中翻閱英國記者 Robert Fisk 關於黎巴嫩內戰的名著Pity the Nation。書名取自黎巴嫩詩人Kahlil Gibran 的詩篇，讀着詩句，再想想貝魯特，不禁令人悲從中來。

    黎巴嫩近年早已步向失敗國家。翻查近15 年國際傳媒報道中的黎巴嫩，不出血腥（前總理拉菲克哈里里2005年遇刺）、衝突（以色列2006 年向黎巴嫩發動戰爭）、離奇（前總理薩阿德哈里里2017 年在沙特閃辭）、經濟崩潰、民怨四起。去年政府沒錢要開徵 WhatsApp 稅，人民再也受不了，憤而上街抗議，政府下台了，換了另一個政府，但經濟民生照舊破爛，停電繼續是家常便飯、匯率一直插水，然後一堆放在港口6 年的逾2000 噸硝酸銨爆炸了，將一個管治失靈的政府表露無遺，也把本已百孔千瘡的城市進一步推向地獄。

    近年早步向失敗國家

    對不少關注中東的人來說，黎巴嫩大爆炸喚起的是漫長沉痛的歷史，令人不禁扼腕長嘆：何以這個小國如此多災多難？ 1975 年至1982 年的內戰陰影未完全遠去，2006 年以色列轟炸黎巴嫩仍叫人記憶猶新。今次大爆炸後，新聞中一些姓氏和政黨都似曾相識，彷彿不斷輪迴，壟斷黎巴嫩政經發展：真主黨（相信不用多介紹）、哈里里（政治經濟世家）、杰馬耶勒（基督徒長槍黨創辦人家族）等名字背後都隱含不少血海深仇，也有糾纏不清的利益瓜葛。

    要整理黎巴嫩的前世今生並不容易。黎巴嫩問題大概可以追溯至一戰後，英國及法國在一戰後瓜分中東，敘利亞及黎巴嫩歸法國管轄，法國希望壯大黎巴嫩，保護當地基督徒，便將一些穆斯林和德魯茲聚居的土地劃入黎巴嫩。此舉可說埋下黎巴嫩日後多次被外國勢力捲入地緣角力的伏線，弄得黎巴嫩傷痕累累，但也形成在中東別有特色的小國。黎巴嫩承認的教派有18 個，1943年獨立時制定分權機制，總統由馬龍派基督徒擔任，總理必須是遜尼派穆斯林、議長則是什葉派穆斯林；國會議席也是按教派人口比例分配。這樣的制度說得好聽點便是公平，但難聽點便是分贓或「益自己友」的利益輸送，施政管治也老是失靈，更不用提各派系背後的外國勢力了。

    大爆炸後黎巴嫩何去何從？歷史或新聞報道只能提供一鱗半爪，還是直接閱讀黎巴嫩人的文字較妥貼。

    徹底破壞或迎來徹底改變

    旅居法國的黎巴嫩作家Diane Mazloum 在大爆炸當天正身處貝魯特父母家。其父母的住所位於九樓，露台原可飽覽貝魯特港景色，但不知誰在他們所居的大廈外兩米建了一座高樓，大煞風景。不過，卻正是該座高樓抵消了爆炸的衝擊力，雖然住宅嚴重受損，但 Mazloum 一家幸保性命。她事後在《世界報》寫道，在2020 年8 月4 日貝魯特時間晚上6 時07 分前，黎巴嫩的支柱正一根一根倒下，國家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經濟及生存破產的邊緣，人們一早便以「深淵」、「災難」等字眼形容。貝魯特市中心早已荒蕪，人們沒有錢也沒有工作。她形容，黎巴嫩人早已被這場如光速般的發展吞噬，下沉速度恍如一齣科幻災難片；就算這不是世界末日，也似乎在向世界末日、某個黎巴嫩的末日或某個文明的末日進發。

    但8 月4 日晚上6 時07 分之後，黎巴嫩再也不一樣。Mazloum 稱，雖然爆炸的苦難難以言喻，但這徹底的破壞卻可能是黎巴嫩徹底改變的最後機會，黎巴嫩人和黎巴嫩都不會再一樣。

    國家其實自去年10 月17 日後其實已經不一樣了，8 月4 日也經歷了驚恐一夜的黎巴嫩作家Charif Majdalani 在《世界報》寫道。2019 年10 月17 日，在經濟危機加深下，政府宣布每月向 WhatsApp 等互聯網通話徵收約6 美元的稅款，引爆積壓已久的民怨。黎巴嫩人不分教派走上街頭，無懼真主黨的威嚇及滋擾，抗議政治精英把國家弄得民不聊生。經過13 日示威，總理薩阿德哈里里下台。Majdalani 說，一個國家很少如此迅速地遇上兩個「命運之日」，但黎巴嫩卻先後遇上10 月17 日及8 月4 日：10 月17 日的黎巴嫩人是挺起胸膛及戰意激昂的；8 月4 日後的黎巴嫩人剛被災難擊倒，不過戰鬥仍然未完。

    一年間兩度遇上命運之日

    大爆炸後，人民再次走上街頭，憤怒地向腐敗的政治精英追究責任，總理再一次辭職；法國等國紛施援手，並敦促改革。若考慮現實政治及那錯綜複雜的歷史，大概沒有人敢對改革黎巴嫩太樂觀。不過，在這個什麼也有可能的2020 年，誰也不敢下定論，至少感情上，我們還是希望這小國歷劫重生。

    不妨把鏡頭拉遠點。時間回到1915年，中東仍為鄂圖曼帝國統治，英國跟法國看上這片土地，鼓勵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黎巴嫩人因為試圖勾結外國勢力推翻土耳其，被土耳其人抓到嚴刑迫供，當中27 人是穆斯林，6 人是基督徒，大都難逃絞刑。行刑地點正是今天示威頻繁的貝魯特烈士廣場。黎巴嫩總把這段歷史視為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不分教派團結一致的證據。烈士廣場中央仍然放着一個紀念雕塑。大爆炸會改變黎巴嫩的宿命嗎？還是再一次將教派分歧重燃？

    但願他日提起黎巴嫩時，腦海浮現的不再是黎巴嫩詩人Kahlil Gibran 的 Pity the Nation。

  • 一場瘟疫 可以改變經濟模式嗎？

    原文刊於2020年3月22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全球化的好處自不待言，但社會一直忽視全球化的輸家，漠視他們失去體面的工作和生活。說是「忽視」或許太簡單，學者不是看不到昔日製造業重鎮的職位流失到別處，而是在複雜計算下，這些真實的創傷都化成抽象程式一個元素而已：有人失去工作，但消費者整體而言可以享受更便宜的入口貨，國家整體還是受惠於貿易，失去工作的人可以轉行，甚至去別的地方找尋機會。在抽象的計算下，一個活生生的人福祉不被計算。直至2016 年，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才把眾人驚醒過來，苦思如何可以扭轉這現象。眼前這場瘟疫勢將衝擊更多國家更多行業，當身邊人甚至你和我都有可能失飯碗時，這場疫症會否成為改革百病叢生的經濟體系之機？

    這個時候讀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杜芙若 （Esther Duflo） 跟班納吉（Abhijit V. Banerjee） 的著作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下文簡稱Good Economics）再也合適不過了。兩人將「隨機控制實驗」（RCT）運用到經濟學研究，不作大論述，只是耐心用實驗來逐一檢視扶貧政策（可參看前著Poor Economics ），這方法也惹來經濟學家批評太狹窄，不能回應複雜的大問題。兩人今次將目光放到發達國上去，試圖為近年西方社會出現的民粹主義把脈，嘗試為反移民及反貿易浪潮背後的病源提供藥方，可謂有力回應了上述批評。

    經濟議題不能只交經濟學家

    在2008 年金融海嘯後，經濟學家聲名狼藉，本書序言題為「Make EconomicsGreat Again」便是要為經濟學挽回聲譽。英國及美國民調顯示人們對經濟學家的信任，僅比敬陪末席的政客高。原因相信你我都可猜得一二，太多掛着「經濟學家」名銜的「財經演員」在傳媒大發議論，作一些毋須承擔後果的預測；又或意識形態先行，漠視數據事實，造成一些陳腔濫調充斥，真正的經濟學家卻又在學院中忙碌，無暇回應大眾關心的經濟問題。以美國為例，減稅是否能刺激經濟增長？在美國保守派輿論耳濡目染下，人們幾乎條件反射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本書引用研究娓娓道出，數據其實並不支持，經濟學家甚至連經濟增長的成因也不知道。又例如， 福利是否會鼓勵人偷懶？ 在美國，很多人也會條件反射的認為會， 但數據反映又是另一回事。杜芙若兩人在全書一直反覆強調的要點是：經濟很重要，可以協助了解及解決很多社會大問題，「重要得不能交託給經濟學家」（Economics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economists.）。

    失業不只是沒收入

    此話何解？因為在作者眼中，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假設很有問題。Good Economics 一書中反覆出現的一個主題是，不應假設市場總能得出公正、可接受甚至有效率的結果。當世界日趨貧富不均、贏家全取，政府再「積極不干預」，任由市場決定大眾生死，只會產生災難後果。但政府應該怎樣制定良好的政策？杜芙若夫婦長期研究窮國，早發現一般經濟學家對窮人以至人類了解流於片面，影響政策制定。比如說失業，經濟學家分析問題時往往只關心損失的收入、找新工作的時間及努力，但喪失工作的代價卻不會在模型之中顯示，以為只要彌補收入就解決問題。但事實上，失業關乎的不只是收入，還有人際關係、人生意義等這些不會在GDP 反映出來的東西。

    這就引申到近年左派的時髦話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為了解決自動化引致的大規模失業，一些學者提出無條件給所有人基本收入，矽谷不少人也支持有關構想。基本收入並非新鮮，在左右兩派皆有支持者，右派支持基本收入的理由是要減省福利行政費——福利國家芬蘭2017 年至2018 年以失業人士為對象的試驗也是出於此動機。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效果如何還待進一步數據，但杜芙若兩人認為，正如經濟學家思考失業、貿易及移民等問題時只考慮金錢，UBI也是同樣忽視失去工作的真正代價。該書批評，UBI 的構想想像工人一旦被裁便從工作義務中解放，可以靠 UBI過活，當義工、學習技能，甚至自自由由探索世界等。不過，現實並非如此，調查顯示人們很難在工作結構以外尋找意義。當一個居民眼見過去以製造業支撐經濟甚至自豪感的城鎮凋零，當中的失落並非經濟模型能抓住的。經濟學家認為人們會單為了金錢利益移民也是不符合事實，在窮國的研究顯示，人們其實不會輕易為了工作機會離鄉別井。

    社會政策應助人民抵禦震盪

    如果UBI 不能解決問題，那麼政府應該怎樣協助？ Good Economics 強調任何協助都應該顧及尊嚴，例如可以參考歐洲補貼農業的做法，補貼他們工作，也能保住社區。

    瘟疫將如何衝擊我們的經濟及社會現在仍是未知之數。但至少，一些過往被視為禁忌的經濟政策在這刻已不再激進：執筆之際，英國政府才宣布會為受停業影響的打工仔支付八成薪酬；美國政府也宣布直接向家庭派錢。《金融時報》近日為眼前的經濟危機邀請各方獻策，也有過往不支持UBI 的學者提出UBI可能是目前最簡單的解決方法。無論如何，各政府目前的策略都只是短期的，萬一瘟疫對社會及經濟造成的衝擊是長遠的，掀動產業結構改變，便更需要深思熟慮的政策應對。一些過往受惠旅遊業的行業或地區經過這場瘟疫後能否適應？單單派錢是否足以協助他們轉型？

    這方面，Good Economics 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書中寫道：「在充斥變動和憂慮的時勢，社會政策的目的，是協助人們抵禦震盪，而又不讓震盪影響他們的自我感。」Good Economics 主要針對美國情况，作者批評不少政客不掩飾對窮人及弱勢的鄙視。改變態度之餘社會保障也需要深刻反省及想像力。說時容易，箇中涉及的是要政客扭轉對窮人及弱勢的鄙視，徹底反省社會保障體系，也需要一點想像力。杜芙若兩人行文細心，引用大量文獻和論證支持，也很謙卑。書中一段話尤其值得為政者深思：「每個轉型能夠也應該成為政府向受影響工人展示同理心（empathy）的機會。」

  • 公平咩？

    原文刊於2019年12月22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8年，法國總統馬克龍以環保之名開徵碳稅，令居於市郊必須開車代步的勞動階層百上加斤。該位總統上台不久才廢除了富人稅，現在卻要勞動階層為總統的環保大業埋單，民怨一發不可收拾，爆出「黃背心」示威。2019年，馬克龍政府推動退休改革，總理菲利普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就是：今天不改革，下一代就要怨我們了。不過，法國罷工工人卻說，不想下一代失去這代人的保障。

    連串爭議涉及的大課題是：怎樣才算公平？貧富之間固然有公平問題，世代之間的帳更難說得清。除了錢，還有威脅地球的氣候暖化危機。Greta Thunberg在聯合國氣候會議上，質疑手握權力及資源的成人世界對氣候不作為，苦果卻要下一代承受：How dare you?

    在務實又沒有什麼勞工保障的香港人看來，法國人「嘆慣」福利，罷工是「阻住地球轉」；Thunberg也只是個活在雲端的富家小孩「阻住地球轉」。不過，地球就算繼續轉動，低薪者退休後依舊三餐不繼、年年坐擁巨額花紅的銀行家可以退休環遊世界；富國與富人繼續高消費生活，窮國及低下層卻要承受氣候危機惡果，這樣的地球值得留戀？

    還是由法國不時發作的退休改革爭議說起。因為人口老化，發達國的退休金制度早已危危乎，如何維持早已是一大難題。若一切交由市場和命運定奪，政府什麼也不作為，打工仔自行儲蓄退休，問題簡單得多了。不過，法國要將五花八門的退休制度統一，既要財政上可持續但又要維持社會公義，頓成歷屆政府不可能的任務。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也加入了這場討論，他贊成改革，但批評政府在公平社會上欠缺願景，方案一大問題是未有考慮糾正現存勞動市場的不公，未有要求高薪者承擔更大責任，跟馬克龍政府只顧優惠富人的稅務政策一脈相承。政府方案無視工種和收入差異，退休只是延續收入不均而已。

    皮凱提在本月初的文章中進一步解釋一個公平的退休制度該如何。他指出，勞動市場愈來愈不公平，某些工種超低薪，某些工作又超高薪，退休制度應該要考慮重新分配財富以達至公平。他提出退休制度可與打工仔從事行業僱員的預期壽命掛鈎。一個低薪工人退休後可能只有10年壽命，反而一個高薪行政人員退休壽命長達20年，前者能從退休享受的好處比後者少得多。那麼，一個較公平的做法，便是提高高薪者的退休金供款比例，按薪酬累進；低薪者領退休金時間較短，退休金金額應提高。

    這建議跟他一直以來主張開徵累進財富稅一脈相承。他2013年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的一大要旨，便是指出資本增長率遠高於經濟增長，若不插手糾正，最富裕的一群財富不斷累積且代代相傳，年輕人成功只能靠父幹，貧富不均不能改變，禍及民主，建議徵收全球累進財富稅來糾正。2016年的脫歐公投及美國總統大選的民粹浪潮，正好應驗了皮凱提的憂慮。他今年9月出版的新書Capital et idéologie（暫譯：資本與意識形態）更進一步提出「參與式社會主義」（socialisme participatif )的構想，勾勒公正社會的藍圖。

    自美國總統列根及英國首相戴卓爾1980年代執政後，放任自由市場經濟成為王道，加上冷戰以共產陣營失敗結束，這套意識形態更被視為理所當然，全球進入超資本主義時代。在此意識形態主導下，不均被視為自然現象，且有益社會。巨富雖然不斷囤積財富，但都是憑一己之力致富：Facebook的朱克伯格及亞馬遜老闆貝索斯在互聯網時代獨具慧眼開創事業，擁有巨富理所當然，而且他們能夠創造就業、惠及社會；徵重稅會阻礙創新、打擊經濟……馬克龍甫上台也是以此為由廢除富人稅。皮凱提在該長達1200頁的著作中，仔細檢視不平等的歷史，指出歷史上每個社會都有一套意識形態為不平等辯解，而私有財產神聖化只是法國大革命後出現，目的在於穩定社會，但歷史上也不時對私有財產作制約以求達至公平。換言之，今天為大眾接受的放任資本主義只是偶然的歷史產物，社會組織及權力分配方法是可以改變，而且必須改變。

    「參與式社會主義」以「社會所有制」（la propriété sociale）及「臨時所有制」（la propriété temporaire）的概念為基礎，目的在於防範財富過度集中，務求人人均可公平參與社會。「社會所有制」就是企業管理分權，股東及員工代表在董事局各佔一半；「臨時所有制」則是通過徵重稅達至財富再分配，這部分也是皮凱提闡述得較詳細的部分。批判產權絕對主義（la propriétarisme，據書中定義，這是一個建基於私有制絕對地位的意識形態，而資本主義則是其延伸）是貫穿全書的主張，但皮凱提並非要廢除私有制，而是探討怎樣的產權才是公正。他反覆強調，一個人就算靠個人才能，亦要依靠天時地利人和成就事業，若沒有社會及科技發展配合，朱克伯格及貝索斯等巨富根本不可能出現。如此一來，他們的財富是否應該千秋萬世便值得商榷了。為了防止財富積聚導致種種惡果，透過徵收累進式財富稅、遺產稅及入息稅，應將巨富的產權由永久變為臨時。皮凱提構想，財富稅及遺產稅收入用來向每名25歲公民派發資本，入息稅則用來支付社福開支及應對生態危機。

    這系統如何運作？據該書提出的一個方案，若資產是全國平均財富10倍，每年財富稅稅率為5％，遺產稅為50％；若資產是全國平均財富的10,000倍，財富稅年度稅率及遺產稅稅率同為90％。至於入息稅，若只為平均入息之一半則為10％，若是平均入息的兩倍，則為40％；若收入為10000倍，稅率則為90％。皮凱提估算，財富稅可以為政府帶來5％國民收入，該筆收入用來給25歲的年輕人一筆過相當於平均財富60％的資本，扭轉「成功靠父幹」的現象，讓人人都在相對平等的起跑線開始。這是怎樣的概念？2010年代末富裕國家的成人平均財富約為20萬歐元，即青年可獲一筆過12萬歐元。皮凱提認為，透過這樣的財富再分配，才可以促進社會及經濟活力，建立真正的公平社會。

    這構思也是皮凱提新書出版以來最受討論的地方，畢竟重稅會怎樣影響經濟這一問題尚需解答。皮凱提也承認計劃激進，但並非無先例可循，財富稅和累進稅在20世紀為很多國家採納，也是二戰後西方不平等情况得以收窄的一大因素；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在瑞典及德國亦非新鮮。他強調，其方案並不完美，可以修改，但最重要的是開啟討論，因為不平等已成一大急需解決的威脅。

    說到不平等問題的迫切，氣候變化便是連帶的一大挑戰。馬克龍2017年以「Make Our Planet Great Again」來回應退出巴黎協議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儼如成為全球抗暖化的領袖。不過，漂亮言辭如何轉化為具體行動又是另一回事了。皮凱提稱，在碳排放上，國與國及人與人之間都存在不公。碳排放不僅是生產國的責任，也是消費者及進口國的責任，但現時各國排放只計算國內產出的溫室氣體，所消費的入口貨的碳足迹卻不計算在內。目前對抗氣候變化最常見的建議就是就碳排放按固定比例徵稅，不過，皮凱提指出，這制度將所有排放一視同仁，對發展中國家及每個國家的中下階層非常不公，也無助減排。因為全球一半排放是來自最富裕的10％人口，要大幅減排就要最富裕的一群大幅改變生活習慣。稅款對富裕一群來說微不足道，無礙繼續開私人飛機周遊列國；居於偏僻市郊的草根階層每天開車工作，稅款卻加重負擔。怎樣才能真正改變？這當然不是辦辦公關騷，讓大家作些環保承諾，又或少用幾根膠飲管便可了事。皮凱提稱，最好的方法便是在個人消費層面上以累進稅形式徵收碳排放，例如首5噸碳排放不收稅，然後才逐步遞增。

    這樣徵碳稅一定複雜得多，目前是否可行也成疑。不過，當下全球權力及財富嚴重不均，政治生態，氣候變化及社會保障無一不倖免。與其說皮凱提如何不切實際，不如聽從他的勸告開始討論。當《金融時報》及《經濟學人》這些向來為自由市場經濟背書的刊物也連篇探討不平等的問題，你大概知道問題如何水深火熱了。

  • 不停生產bullshit jobs的世界害己害人

    原文刊於2018年10月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工作佔去人生大部分時間，以工作為題材的書籍或創作，總引起廣泛迴響。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著作 Bullshit Jobs今年甫推出，便引起議論紛紛，你我所從事的是否 Bullshit Job？你的工作消失了，世界會可惜嗎？

    格雷伯的題材似乎老生常談。畢竟，共產主義祖師爺馬克思早提出「異化」觀念，認為資本主義社會講求分工的工作模式，令人難以從工作中得到滿足感；到了捷克作家卡夫卡筆下，架床壘屋的官僚制度更彷如惡夢。各種不滿工作的怨懟早已化成不同嬉笑怒罵之作，比利時2015年便出了一本 Comment Pourrir La Vie de Son Patron（中譯本：《如何讓老闆痛不欲生》），搜集匿名打工仔對付老闆的怪招，分享如何神不知鬼不覺搞破壞，例如在老闆的 PowerPoint加插咸相等。

    格雷伯也是搜集打工仔的證辭，揭示現代工作如何 Bullshit。工作 BS不限於BS老闆，而是整個工作充斥着 BS工序，工作甚至整間公司以至整個行業都是BS。他們有任職某歐國家的外交部、有的任職創作公司的管理層，當中不少是他人眼中的「筍工」。但他們卻對「筍工」極度不安，因為撫心自問，工作既無趣也無意義，上班還要努力在上司和下屬前「扮忙」。

    例如毫無電腦背景的歷史系畢業生 Eric在一間大型設計公司擔任 Interface Administrator。公司合伙人各懷鬼胎，Eric的存在只是要製造7個辦公室合作的假象，但老闆並不想 Eric實行什麼工作。Eric每天只是解答設計師一兩個如何上載檔案之類的問題。無所事事的Eric遲到早退，工作悠閒得可以每天一手拿法國《世界報》一手拿Le Petit Robert研習法文，法文進步神速。但Eric最終還是抵受不了要辭職，公司加薪挽留。理由？Eric認為，那是「因為我沒有能力執行他們不想執行的東西」。但這份「筍工」最終叫Eric崩潰劈炮。

    一般人可能會想，如此「筍工」應該加以善用，學完法文可以學其他語言，也可以趁機會結交權貴，扶搖直上。格雷伯認為，Eric被「筍工」逼瘋可能跟他出身自藍領家庭有關：對藍領來說，製造有用的東西才是真正的工作。

    但現今工作有多少是製造真正有用的東西？格雷伯將Bullshit job分為五類，分別為僕役（flunky）、打手（goon）、補漏者（duct-tapers）、盤點員（box-ticker）、多餘的工頭（taskmaster）。這些bullshit job之所以出現，跟「管理封建主義」（Managerial feudalism）急促膨脹有關，高層就像封建時代的貴族，聘請一堆行政人員，把架構及程序弄得複雜，架構中人都知道所做的都是多餘的。

    但有些 BS job其實似乎有意義，只是意義建基於一個崩壞的社會系統，為崩壞的系補漏的「補漏者」一點都不好玩。在英國非政府組織 （NGO）任職的Leslie，其機構的存在目的，便是指引有需要人士如何跨越政府福利申請程序的重重障礙。幫助有需要的人看似很有意義，但Leslie每天的工作便是將申請者的表格改寫，確保申請有適當的字眼通過審批電腦。Leslie 質疑，整個福利審批制度衍生連串 BS job，除了審批福利涉及的一大堆官僚外，還有一堆慈善組織的行政人員。Leslie不禁撫心自問，若整個體制涉及的官僚都去做有意義的工作，對社會更否更有益？（英國的福利系統如何旨在減低申請人意欲，可以看看英國導演堅盧治的作品。）

    在大西洋另一邊廂的美國，醫療保健系統崩壞也產生一堆 BS job。Annie 任職一間所謂「醫療成本管理公司」，每天的工作也是處理申請表，還要有一個近乎虐待狂的上司。Annie此前是任職幼兒教師，但人工太低，她任職「醫療成本管理公司」令她首次獲得維生薪酬（Living wage），不過換來的是抑鬱。她說，跟辦公室處理文件相比，照顧小孩重要得多；照顧小孩涉及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但在辦公室內連談話也不可以，遑論人與人的接觸，這反差可能是令她抑鬱加劇的因由。

    你可以選擇有意義的工作，但無法維生；做一份BS job雖然保證你有體面薪酬，但令人迷失其中，心身俱疲。格雷伯是2011年「佔領華爾街」的發起人之一。他憶述，不少人因為工作無法抽身參與，他們總表達類似的想法：「我想自己有點用，對其他人有點貢獻，至少不傷害人。但目前經濟制度的運作模式卻是，你若花時間關懷其他人，你只換來低薪，且債台高築，甚至連養家也不行」。

    這裏或需要補充格雷伯對債務的看法。債務近年成為西方一大焦點，希臘債務危機曾是國際頭條，該國被迫緊縮，人民苦不堪言；而英美近年也因為大學學費急升，學生借貨完成學業後債台高築，人生便在還債渡過，也漸成為社會一大問題。格雷伯在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中譯本：《債的歷史》）透過分析債在歷史上的演變，指出債被賦予太多道德意義，成為統治者與資本家操控人民的工具，「欠債還錢」成為各種剝削及不公義行為的藉口。結合債務及 BS job，人們便被困於崩壞的體制中營營役役、永不超生。

    格雷伯早在2013年寫文章探討BS Jobs，惹來不少迴響，連《經濟學人》也刊登文章回應。《經人》文章從經濟效益角度回應格雷伯的質疑，指出全球經濟每個環節變得愈來愈複雜，也從而使社會更富裕，但無可否認也做成痛苦。理想的狀態會是由一個博學者去負責由設計階段到消費者服務熱線的整個程序，但這並不符合經濟效益，正如單由一名工匠製作整部汽車，而非生產線分工，汽車便不可能如此便宜。但《經人》不否定格雷伯提出的問題。文章指出，問題不在工作有沒有意義，而是在於近年的科技發展及經濟增長沒有怎樣令人類受惠，人類並未能有多點閒暇時間，過去25年實質工資增長緩慢，工時也沒有大幅減少，文章認為，發達經濟體必須應對這問題。

    5年過去，格雷伯所指出的BS job現象更顯得迫切。除了迫在眉睫的機械人搶飯碗問題外，西方民粹主義崛起更是令人擔憂的現象。從事BS job的終日鬱鬱寡歡，但總算維持了生計；相反社會真正需要的shit job（如清潔工、看護員）薪酬卻長年偏低。真正生產有用東西的藍領眼見不事生產的「專業人士」坐享高薪，心生怨恨，投向民粹主義懷抱，將一切歸咎於全球化精英階層及移民——經常聲稱為被遺忘藍領拯命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便是煽動民粹情緒的高手。

    面對民粹主義進逼，自由派都在苦尋藥方，但不少自由派卻是被困在BS job之中，難以關懷社會遑論推動變革。格雷伯相信「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是解決BS job問題的良方，既可以減省福利制度的行政開支，又可以鼓勵人們從事更有意義的工作，重拾人生意義，令社會更美好。「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如何實行，格雷伯並沒有詳細討論，但近年有關構思倡議者漸多，一些政府亦在試驗。這構想顯然衝擊不少既有思維（最常見的質疑是：這不是養懶人嗎？），實際效果亦有待驗證。不過，解決問題有賴想像力，正如英國文豪王爾德說，所謂進步，便是烏托邦的實現。

  • 另類事實 真實謊言

    原文刊於2017年5月1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多虧美國特朗普政府， 「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大概會是今年的年度詞語。事緣於特朗普1 月的總統就職禮，美國傳媒引用奧巴馬就職禮相片比對，稱特朗普就職禮人數遠為少。白宮不忿氣，發言人宣稱出席就職禮的人數有史以來最多的，引起嘩然。白宮顧問康韋辯稱： 「那不是錯誤，他只是提供另類事實。」隨後數月，特朗普的「另類事實」教人目不暇給。他振振有辭說，傳媒報道都有偏見，都是假新聞。

    你有你的事實，我有我的真相。凡事背後都有hidden agenda，都有bias，剩下的只有觀點與角度問題而已。Anything goes!

    另類事實一直試圖取得正統。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時代偽證者》（Denial）便是一例。英國另類歷史學家歐文（David Irving） 1996年控告美國歷史教授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在著作Denying the Holocaust中誹謗他。利普斯塔特在書中把他形容為危險的大屠殺否認者，指他扭曲甚至捏造證據以迎合意識形態。對這嚴重指控，以嚴謹史家自居的歐文要求出版商撤回著作及賠償。利普斯塔特別無他法，唯有申辯她對歐文的評價實有根據：那就是說，屠猶鐵證如山，歐文是反猶種族主義者，而歐文在撰寫歷史時刻意扭曲證據去迎合其意識形態。

    這宗2000 年4 月審結的案件轟動一時，老實說，電影未能反映該場官司中歷史論戰的精彩。為準備官司，辯方找來多名重量級二戰史及德國史專家作專家證人，包括負責展示歐文如何扭曲史料的德國史專家埃文斯（Richard J.Evans）。電影中扮演埃文斯的演員以一段被歐文視為證明「希特勒極力保護猶太人」的證據為例，顯示歐文刻意扭曲文獻資料達到為希特勒開脫的目的。

    埃文斯的作證在電影中只有一幕，但事實上當年埃文斯在庭上跟歐文舌戰唇槍長達一星期。但這一星期跟埃文斯的事前準備可為小巫見大巫。據埃文斯在Lying About Hitler 一書中憶述，他開庭前花了3 年爬梳歐文的著作，仔細逐一跟歐文聲稱的原始資料核對。埃文斯是著作等身的德國現代史權威，要他審閱歐文那些錯漏百出的著作，難免叫人有「殺雞焉用牛刀」之嘆。

    埃文斯在該書坦言，他在官司前沒有讀過歐文的著作，因為學術界都不把歐文當作一回事。學術界鄙視歐文，歐文也樂於以非學院歷史學家自居，經常批評學術界中人只是互相引用，發表研究來迎合主流論述（希特勒屠猶），漠視主流論述其實錯漏百出。他則特立獨行，鑽研大量納粹德國檔案，發掘（他以為）被主流史家忽視的文獻資料。歐文除了宣稱沒有證據證明奧斯威辛集中營有毒氣室外，也宣稱歷史學家從未發現希特勒下令屠猶的文獻證據，但他反而發現希特勒同情猶太人甚至試圖阻止屠猶的「證據」。

    這些荒謬絕論的說法，大部分人恐怕都會像電影中的利普斯塔特一樣反應。她跟學生說： 「我不會跟大屠殺否定者辯論，正如我不會跟相信貓王未死的人辯論一樣。」但當另類事實支持者眾，學者是否還可以如此不屑？

    埃文斯關注的並非歐文有沒有不能接受的信念（如反猶種族主義），而是他的歷史研究是否合標準。若認定歐文是種族主義者和納粹同情者，便因而說他的歷史研究有問題便是因人廢言。就算歐文的確錯誤詮譯一些文獻，那是否只是無心之失？再者，我們能否確定歐文對歷史與眾不同的詮譯一定是錯的嗎？那可否只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埃文斯對此案特別上心，並非出於政治考慮而是治史的態度。他在Lying About Hilter 坦言，利普斯塔特跟歐文對二戰屠猶史的態度雖然南轅北轍，但同樣具有強烈的政治信念（歐文一直聲言利普斯塔特等人的歷史只是猶太人的宣傳，他要撥亂反正；利普斯塔特則一直以屠猶歷史記憶守護者自居），但任何政治信念都不應干擾歷史研究。他寫道： 「對嚴謹史家的真正考驗是，他╱她是否願意或能夠將政治信念臣服於歷史研究之要求下？」

    歐文案所涉的課題甚多，不少論者當年認為案件是對屠猶歷史真假的審判（雖然法官早已開宗明義表明並非如此），也有人憂慮有損言論自由（卻忘了官司緣起是歐文要利普斯塔特封口，利普斯塔特只是辯護）。在「另類事實」橫行的今天，歐文案的意義又多一重。歐文的另類事實之所以危險，因為他以嚴謹研究包裝，引述海量文獻資料，外行人不期然被他旁徵博引、振振有辭哄騙。歐文以挑戰建制的局外人自居，又再多一重吸引力。歐文案開審時還未有社交網絡，但今天，荒謬言論經社交網絡散播的威力大了很多：各種本為專家學者鄙視的光怪陸離觀點忽然「吾道不孤」；反建制風潮下，不少人都以跟專家唱反調為榮。

    在自由社會，對付另類事實唯有真相，而這過程肯定相當費勁。利普斯塔特及埃文斯等人從沒要歐文噤聲：上月曼徹斯特大學圖書館要撤走歐文著作，埃文斯還在twitter 表明反對。埃文斯當年逐一揭示歐文如何錯譯德文、對史料蓄意斷章取義、引述可疑證據、漠視有力的反證，對戳穿歐文的「嚴謹史家」外衣起了關鍵作用。埃文斯年初接受《衛報》訪問時便稱，歐文案給他最大的影響便是明白學術界跟公眾接觸的重要。在另類事實橫行的今天，殺雞必須用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