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過去現在

  • 烽火求真——悼爭議名記者Robert Fisk

    烽火求真——悼爭議名記者Robert Fisk

    原文刊於2020年11月1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英國著名記者費斯克(Robert Fisk)2020年10月底逝世,消息傳出後,不少訃聞都形容他是「著名又富爭議」,差不多所有訃聞都會提到他是首位訪問拉登的西方記者,也不忘引述恐怖主義頭子拉登對他的讚賞:「他是中立的。」拉登的讚揚彷彿是抹殺費斯克聲譽的最佳咒語。當記者從來不易,如何在propaganda與社交網絡的虛虛實實之間查找真相,監察當權者,在這個「立場先行」的「後真相時代」更不容易。

    關於如何評價費斯克,《經濟學人》可能是最不留情,文章斥他自以為是,只要符合其論述便把傳言當事實,又對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寬容。這類指控也是費斯克批評者常彈的老調:費斯克只懂得詰問西方,卻輕輕放過中東獨裁者;中東一切禍害都是西方造成的,恐怖分子也值得同情。這種論調對熟悉費斯克的讀者來說,大概只能一笑置之。

    中東報道惹火 評價兩極
    還是由他近年最惹爭議的報道說起吧。2018年敘利亞反對派佔領城鎮杜馬(Douma)遭政府軍攻擊,反對派和西方指控巴沙爾政府用化武,敘利亞和俄羅斯否認。費斯克等人獲敘利亞政府安排到杜馬採訪,之後寫了一篇報道,引述一名當地醫生稱,當地人是缺氧而非中毒,又說當地不少人懷疑化武襲擊之說,認為是伊斯蘭武裝分子揑造。因為費斯克的名氣,該篇報道被敘利亞政府和俄羅斯廣傳。當時「白頭盔」拍攝的片段在社交網絡廣為流傳,支持敘利亞反對派彷彿是天經地義,不少人批評費斯克淪為巴沙爾傳聲筒,一直討厭費斯克的人立即說:不愧為拉登欣賞的西方記者;就算一直欣賞費斯克的人也不禁想,費斯克忘了自己的原則嗎?他不是一直為中東的弱者發聲嗎?

    費斯克的名聲,很大程度是因為他敢於揭示「不方便」的真相。當西方大張旗鼓要對付邪惡的恐怖主義時,他提醒讀者,我們並不是那麼正義;當西方悼念恐襲死者時,他又不識趣地提醒各位,在被遺忘的角落中,正發生更多恐襲,當中不少西方難辭其咎。2001年美國九一一恐襲後發動反恐戰,他不少惹火文章便是出於這時期。其中一篇最著名的報道,便是2001年12月10日刊登在《獨立報》頭版的報道,該文鉅細無遺描述自己怎樣在阿富汗邊境遭難民圍毆,不單頭破血流,連25年來累積中東人脈的電話簿也不知所終。他卻寫道,如果自己是當地難民,「我會襲擊費斯克,或任何一個我可以找到的西方人」。他稱,那些襲擊者的暴戾「完全是我們造成的」,因為「我們」支持阿富汗抗蘇聯,無視他們的痛苦及內戰,以後出重金武裝他們為西方而戰,但又轟炸他們的家園,稱之為「 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2005年倫敦恐襲後,英國首相貝理雅說那是野蠻的恐怖主義,費斯克說當然沒錯,但英美入侵伊拉克又何嘗不是?「為什麼我們死便是恐怖主義,他們死便只是附帶損害?」當權者當然回答不了這樣擲地有聲的詰問,在所謂大戰略大格局下,這些問題從來不會在決策者的考慮之列。

    批評「酒店報道」 拒作傳聲筒
    費斯克一直反思記者的責任。他在巨著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稱,記者應該盡力當歷史第一時間的不偏不倚見證人,至少令人無法以「我們不知道,沒人告訴我們」作推搪。但還有什麼?他引述一直揭示佔領區巴勒斯坦人苦况的的以色列記者Amira Hass說:「我們的工作是監察權力核心。」費斯克寫道,當政府要帶領大家到戰爭時,或決定要殺誰時,這項工作尤其重要。

    美國2003年以子虛烏有的指控攻打伊拉克,英美傳媒在戰爭前夕淪為政府消息人士的傳聲筒,對美國政府聲稱的「大殺傷力武器」不加檢證照單全收,為開戰推波助瀾,足見記者的任務並不容易。打從上世紀80年代黎巴嫩內戰起,費斯克便一直在中東各衝突現場採訪,跟不同民眾談話,為讀者揭示不為主流傳媒報道的真相,其悲天憫人的筆觸和銳利的辭鋒,令其報道即使沒有震撼的相片,仍絲毫無損力量。他經常批評所謂「酒店報道」(hotel journalism),批評美國攻陷伊拉克後,同行採訪伊拉克只躲在酒店,聽聽美軍發布消息便算,無法把握伊拉克的現實。

    且回到2018年的敘利亞杜馬。雖然費斯克的報道清楚寫明採訪過程,也表示並不知道有沒有化武襲擊,但還是遭質疑是為敘利亞政府開脫。他事後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一一回應詰難,說記者的工作是找事實,他只能盡可能跟能接觸到的人說話;而進入杜馬只能由敘利亞政府安排,但當局沒有干預其採訪,事後誰傳閱他的報道也沒有關係。

    敘利亞內戰有沒有使用化武,從來都是西方跟俄羅斯的爭拗點。禁止化學武器組織( OPCW)去年3月1日發表報告認定杜馬曾使用化武;不久有調查員唱反調,維基解密去年11月披露 OPCW的內部電郵,顯示有調查員質疑報告結論超出調查人員的發現。敘利亞及俄羅斯傳媒當然大肆報道「OPCW之亂」,以削弱該機構的可信性。

    費斯克對敘利亞化武的報道是否可以改善,自然可以斟酌,畢竟在各種爾虞我詐的政治宣傳及揣測下,要單純報道真相早已變得困難。但費斯克要為巴沙爾開脫嗎?今年1月,費斯克談OPCW的化武調查時,便強調OPCW的亂局並不表示敘利亞或俄羅斯或ISIS等伊斯蘭分子沒有使用化武,但OPCW的問題只會幫助敘利亞內戰的戰犯脫罪。費斯克不是不知道敘利亞和俄羅斯的把戲,但西方回應只能建基於事實,否則只會愈弄愈糟:費斯克得出這結論也只是他對歷史的熟悉,2003年不存在的大殺傷力武器,遺禍到現在仍然沒有離開中東。

    歷史沒有遠去
    費斯克曾說,記者最好口袋放一本歷史書,因為不了解過去根本不會了解現在。他在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中將中東歷史配合個人採訪經歷娓娓道來,全書以費斯克1990年代訪問拉登開始,書頁上赫然出現一個熟悉的名字:卡舒吉(Jamel Khasoggi)——2018年10月2日走進沙特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後遭沙特支解殺害的沙特異見記者——正是他當年介紹費斯克到阿富汗訪問拉登。在美國定居的《華盛頓郵報》記者卡舒吉死後,雖然矛頭直指沙特王儲,但美國還是輕輕放過這位盟友。費斯克經常訴諸歷史,控訴西方如何偽善、如何縱容友好的中東獨裁者——那段歷史其實並沒有遠去。

  • 日本政客難利用的Nostalgia

    原文刊於2019年1月2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日本吸引人之處,在於人人都可開拓個人的空間;若要再隱私點,便要走進時光隧道,旁若無人般追尋消失的舊日足跡。我懷疑,可能正是因為要在繁忙的都市生活喘息,懷舊才會大行其道。

    數年前在東京小住,碰巧神保町一家戲院趁小津安二郎誕生110周年、逝世50周年,兩個多月一口氣播放小津電影全集,一齣電影還要在不同時段播放數次,確保不會有漏網之魚。對影迷來說,就算日語不靈光,能在戲院大銀幕把小津電影看遍,還是誘人的奢侈。神保町有三樣「名物」:書店、咖哩和喫茶店,戲院附近有不少隱身小巷的喫茶店,我卻喜歡跑到老遠的一家老店打發時間。那是一家創業於昭和46年(1971)的店舖,已有50多年歷史,由兩兄弟主理。因為街坊價錢又鄰近鐵路站和寫字樓集中地,早上上班前和中午都擠得水泄不通。店內燈火通明,正好適合邊喝咖啡邊看書。牆上是店主工工整整的手寫價目表,收銀枱旁放着一部撥號黑電話,除了附近商店打來叫外賣,還有咖啡客的同事來電尋人……咖啡香、海苔多士的燒醬油味道、二手煙,跟舊時代的氛圍交織成一個奇妙的時空。

    雖然變化日新月異,東京仍有不少這樣時光凝住了的老舖。好像是近6、7年的事吧,懷舊頓成風潮,坊間滿是老舖100選、舊地圖、歷史漫步之類的雜誌和書籍,昭和年代更是懷舊之選,書店與唱片舖更有昭和年代專櫃,據說頗暢銷。懷舊風潮大概叫人猜測跟人口老化有關。但據我毫不科學的觀察,懷舊的不只是經歷過昭和時代的一代。以那家昭和年代的喫茶店為例,近兩三年一大變化,便是除了老顧客外,便是多了好奇的年輕人前來,兩位老店主也樂意跟他們聊天。

    日本向來是歷史俯拾即是的國家。無論是街道告示還是書店,歷史總是常伴左右,地方政府甚至準備歷史散步地圖供遊人按圖索驥;就算沒有那麼周到,路上豎立的牌子也會告訴遊人,這兒曾經是某某場所的遺址,那兒曾是某某作家的住處,儘管遺址早已不留絲毫痕跡。

    大概消失得了無痕跡才引人入勝,於是歷史迷可以在東京的城市迷宮中追尋忠臣藏的足印;到西鄉隆盛在鹿兒島城山最後藏身的洞穴憑弔;到大久保利通遇刺的東京都千代田區紀尾井坂嘆息一番。Nostalgia一定要有點想像力,才能在虛實之間自由馳騁。

    歷史也是地方政府推廣旅遊的良策。日本人有種本事,就是可以把任何嚴肅的事物變得kawaii。東京國立博物館老早拿古墳時代的埴輪(陪葬品)來宣傳,希望吸引青少年。至於離東京不遠的埼玉縣行田市,當地有幾座古墳,據說近年興起「古墳咖哩飯」,將飯以「前方後圓」的古墳形狀上碟,周圍佈置咖哩汁和蔬菜。古墳還未突然進入主流傳媒話題前,數年前曾到冷清的行田看古墳,不曉得「古墳咖哩飯」這玩意有沒有為行田市帶來人氣。

    說到將歷史kawaii化,去年趁明治維新150年到鹿兒島一遊,差不多隨處可見粗眉大眼的西鄉隆盛卡通公仔,難免令人覺得突兀。在日本人心目中,這位明治維新英雄的人氣一直遠高於其他同時代人物。歷史上的西鄉隆盛很複雜,不容易把握,他是推翻幕府的一大功臣,但新政權建立後又跟時代格格不入,最終領導一班遭時代遺棄的武士叛變,在政府軍圍剿下自殺。面目複雜的西鄉到了今天,只留下「敬天愛人」一句曖昧遺訓,和一幅也不知道有多少真實成分的肖像。

    正正是歷史曖昧的魅力,執政者總希望借歷史一把。去年明治維新150年,日本中央政府和涉及明治維新的地方政府全年都辦活動,首相安倍晉三去年新年講話便拿明治維新的歷史來勉勵國民克服國難,當年要克服的是西方殖民主義,現在的「國難」是少子化。這樣比附是否合理且不討論,但大部分日本人相信只把安倍講話當「耳邊風」。

    安倍為明治維新紀念可謂用心良苦,連宣布競逐連任也跑到薩摩藩鹿兒島,強調自己出身自長州藩山口縣。雖然如此隆重其事,民間對明治維新反應冷淡。1968年明治維新100年的紀念儀式有1萬人出席;去年10月的儀式只有300人,也不見日皇影蹤。報章及電視雖然也見明治維新150年的報道,學者也紛紛討論明治維新的意義,自由派也一如既往質疑安倍對歷史的挪用,但一般日本人肯定不怎樣當一回事,頂多只當戲看(不過,NHK大河劇「西鄉殿」收視也低迷),更不要說什麼繼承明治維新精神了,明治維新150年便這樣悄悄過去了。

    日本保守派不時批評新一代不懂歷史傳承,忘記日本的獨特性。經傳媒傳送後聲浪雖然顯得大,但在日本社會卻似乎難起漣漪,大家感興趣的是政客難以利用的Nostagia。這種Nostagia之所以難以利用,是因為對象都是很個人的事物。最近在神保町打書釘時,發現一本《昭和40年男》雙月刊,顧名思義,讀者群是昭和40年(1965年)左右出生的男性。如此專門針對某個年齡層固然令人驚奇,而且,真有那麼多題材供緬懷嗎?網上一查,才知道雜誌已經邁向第10個年頭。雜誌介紹的都是陪伴昭和40年出生一代成長的事件、電影、電視、歌曲、動畫、女神、鐵甲人等。最新一期的主題是「男人之苦」—指的固然是今年50周年、山田洋次執導的國民電影《男人之苦》,也談及昭和年間男性形像的轉變。

    雖非生於昭和40年,也不是在日本社會成長,但雜誌讀來還是津津有味,畢竟在全球化下,不少大都會也有類似成長經驗,對香港侵沉日本流行文化長大一代猶甚。《昭和40年男》前總編輯北村明広2014年受訪說,昭和40年出生的一代經歷的是個美好年代,電視、電影、歌謠、西方音樂等娛樂各式各樣,也有一種未成熟的趣味。當然,那時代跟現在相比貧乏得多,街道也髒。他說,當時大家都有一種不得不改善生活的想法,作品總是洋溢熱情。

    依今期《昭和40年男》的介紹,找了昭和40年推出的歌曲「新聞少年」來聽。「新聞少年」意即派報少年,歌曲是派報少年的自述,表現無懼風雨也要把報紙派送的敬業樂業精神。這種精神,相信大家看過《阿信的故事》都會明白是什麼一回事。

    隨着日皇明仁今年4月退位、平成時代步向結束,坊間早有不少書籍雜誌回顧平成時代。長達64年的昭和時代既有戰爭與和平、也有經濟起飛的璀璨悅目,亦有一眾流行文化icon。1989年昭和時代結束至今仍然叫不少人緬懷。跟昭和時代相比,正好碰上泡沫爆破的平成時代似乎相形見拙,即使是泡沫爆破,日本的衰退卻是平淡如水:不是沒有傷痛,只是傷痛從不外露。

    小泉純一郎、奧姆真理教、政權交代、少子化、阪神大震災、東日本大震災等都是回顧平成的關鍵字。不過,論最叫人有貼身感受的,還是雜誌《東京人》二月號談的互聯網衝擊。我常跟日本朋友說,沒法想像沒有智能手機查Navitime的時代,大家是怎樣換乘鐵路的。

    有不少批評說,日本這代人太滿足現狀,對諸如人口老化等逼切問題缺乏危機感,也欠缺上一代的奮鬥精神。昭和時代璀璨的物質主義,到了平成時代已變了「低欲望社會」和「斷捨離」。回望80年代的泡沫經濟,夜夜苼歌(《昭和40年男》今期正好有一篇文章回望那時代),想想也夠累。人生無欲無求也沒有什麼不好,也不代表意志消沈,更不是對周遭人和事不聞不問,只是看透了人生孰輕孰重。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當年的年度漢字是「絆」 (Kizuna),意即切不斷的深厚情誼,哪怕是不同世代甚至是本來不相識的人,都有一絲關係,這關係比什麼都重要得多了。正如我每次踏進那家喫茶店,無論對上一次到訪是半年還是一兩天前,老店主跟我打招呼後,都記得這位遠方的客人要點的是什麼,自然送上,一切盡在不言中。

  • 回望2018:服務現實的Nostalgia

    原文刊於2018年12月3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8年是紀念年,一戰結束百年、1968年學運五十年、金融海嘯十年、日本明治維新150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還有可能快被淡忘的中國汶川地震十周年。明年2019年又是一連串紀念:有勢必大張旗鼓的紀念,又有巴不得你快點遺忘的紀念。在Nostalgia盛行的今天,歷史對人的意義何在?

    Nostalgia:鄉愁、思鄉、懷舊。據已故哈佛大學比較文學教授Svetlana Boym在The Future of Nostalgia,瑞士醫生Johannes Hofer 1688年將兩個希臘語nostos(回家)及algos(痛苦)拼作新字,描述一種當時盛行於駐外士兵的疫症。Hofer說,Nostalgia導致知覺錯亂,患者跟當下脫節,只一心對故土癡癡期盼,茶飯不思,混淆過去及當下,分不清現實與想像,早期病癥有幻聽及見鬼,治療方法包括服鴉片或到阿爾卑斯山療養等。不過,法國醫生Jourdan Le Cointe在1789年提出,治療Nostalgia用恐怖和痛苦手段最為見效,他引用俄羅斯軍隊1733年的例子,軍中爆發Nostalgia,將軍為控制疫情,下令任何感染Nostalgia者活生生埋葬。活埋了兩三個思鄉成狂的士兵後,沒有士兵再敢思鄉了。

    將過去浪漫化 民族主義者把戲

    如果現在也這樣對待Nostalgia患者,恐怕不知要活埋多少人。昔日肆虐軍中的Nostalgia是思鄉,今人的Nostalgia則是緬懷昔日美好時光——雖然是否有他們腦海中的「昔日」往往值得商榷。單單在facebook分享昔日照片,大概沒有爭議可言:一張黑膠唱片、一座公共屋邨是否存在過,應沒有什麼好爭議;但若有人緬懷昔日公共屋邨如何體現睦鄰友好,哀嘆人情味消失,便可能惹來住過舊屋邨的朋友反駁:什麼人情味,我只嗅到垃圾味!

    Nostalgia並非新現象,但近年成為熱門話題,論者用來解釋世界近年的紛亂:美國總統特朗普2016年爆冷當選,是因為一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回應了白人的Nostalgia;英國脫歐也是因為緬懷昔日日不落國榮光,期待重建Global Britain。就算在香港,追憶黃金時代也蔚然成風。在西方,知識分子對此加以警剔,隨手翻一翻《金融時報》、《衛報》,不難發現諸如「Nostalgia has stolen the future」、「Toxic imperial nostalgia has infected the world」等警告。Nostalgia總將過去浪漫化,隱惡揚善,這種以美好的過去作招徠正是民族主義者的把戲。

    英國智庫Demos 5月發表了長達300多頁的報告,分析英國、法國及德國的Nostalgia,主要針對英國2016年脫歐及德法兩國2017年大選,發現Nostalgia在政治愈來愈重要,選民不滿現實,政客都用昔日美好、傳統價值來動員。訪談調查發現,三國國民都不約而同感到國家步向衰落,最好的日子已成過去,身分認同正受威脅。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11月發表的調查也有類似的發現,有67%歐盟國家受訪者相信從前比現在好,當中意大利人最緬懷過去(77%),較不懷緬過去的是波蘭(59%),德國、法國及西班牙分別有61%、65%及64%人覺得過去比現在好。研究稱,最沉溺過去者往往傾向右翼。

    Nostalgia非右翼專利

    經過一戰及二戰洗禮的歐洲,對Nostalgia滿是警剔,擔心這種源於對當下不滿、對未來絕望的Nostalgia跟排外思想一拍即合,引致災難後果。然而,人類是歷史動物,Nostalgia不能避免,更不是右翼專利。法國是個十分懷舊的國家,法國總統歷來強調對歷史傳統的繼承,走中間路線的年輕總統馬克龍也不例外。早在競選總統時,馬克龍競選團隊便發布戴高樂的短片,戴高樂在片中說法國非左非右,暗示走中間路線的馬克龍是戴高樂的繼承人;馬克龍的勝利演說及官方肖像都滿是法國象徵。馬克龍今年也大舉紀念一戰結束百年,藉一戰的歷史教訓宣揚多邊主義理念,警剔民族主義的禍害。馬克龍的Nostalgia旨在鼓勵國民勇於面對未來、支持變革。

    不過,歷史較實在,但未來卻總是晦暗不明。西方不少輿論把歐洲的希望寄託於馬克龍,但馬克龍所謂跟民族主義者不同的願景,可能最終只是另一個Nostalgia,一個回歸上世紀80至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Nostalgia。經過年底的「黃背心」運動,馬克龍的Nostalgia可否繼續下去,且拭目以待。

    真相如何 對做大國夢者毫不重要

    歷史學家多不喜歡Nostalgia及歷史紀念,畢竟,治史講求客觀,歷史紀念卻只是為現實服務。如果馬克龍真是那麼喜歡歷史,1968年學運紀念便不會無聲無息中過去。Nostalgia從來不關於歷史本身,而是今人的態度,就算歷史學家如何力竭聲嘶,指出大眾沉溺的所謂黃金時代其實藏污納垢,甚至根本沒有存在過,對做着大國夢的人來說根本毫不重要。

    虛實交錯的Nostalgia不一定是壞事。特朗普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之際,百老匯正不知第幾天公演以美國首任財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為題材的音樂劇Hamilton(音樂劇今年也在英國掀起旋風),副總統當選人彭斯選後去觀劇,演出者趁謝幕時發表演說,促新政府尊重多元美國,惹來特朗普炮轟。

    音樂劇改編自Ron Chernow撰寫的傳記Alexander Hamilton,過往談美國獨立史,早死的漢密爾頓的名聲遠不及華盛頓、傑佛遜等人,但音樂劇卻重新發現這位來自加勒比海的國父。只要把該劇跟真正的美國立國史及現實對照,不難發現音樂劇對歷史及現實的批判詮釋。音樂劇把時下流行的hip-hop放到漢密爾頓口中,竟又毫不突兀地捕捉了漢密爾頓當年一個移民在美國矢志出人頭地的心情。劇中惹人談論之處,便是找來黑人、拉美裔演員來演華盛頓等開國元勛,提醒觀眾,美國實驗由一班白人男人展開,美國憲法所謂We The People其實排除了非白人及女人,現今的美國遠超開國元勛的想像,美國實驗還會繼續下去。Hamilton意外爆紅,跟社會期盼真知灼見的領袖帶領大家走出深淵有關,但也不失為滿懷希望的Nostalgia。

    歷史太沉重 只有Nostalgia大生意夠實在

    近日翻看英國歷史學家Tony Judt的Reappraisals: Reflections on the Forgotten Twentieth Century,他談到英國的「遺產產業」(The Heritage Industry)時語多不屑,說英國有種獨特的能力,能夠對假的歷史遺產產生真的懷舊情懷,同時喚起又否定歷史。他舉英國鐵路為例,指英國鐵路本身是眾所周知的笑話,但英國蒸汽火車路線和蒸汽火車博物館數量卻是全歐之冠,人們可以坐着Thomas the Tank Engine欣賞英國景色,尋訪作家Charlotte Bronte故居。在Nostalgia的幌子下,英國歷史問題及階級矛盾都抹走得乾乾淨淨。Tony Judt所描述的現象,今天早已遍佈全球。歷史太沉重,未來出路又不易找,只有Nostalgia這盤大生意夠實在。

  • 耶路撒冷會記住這一天

    原文刊於2017年12月2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聯合國安理會周一不點名對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的決定表示「極度遺憾」,遭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利(Nikki Haley)以1敵14否決,她舉起手一副兇巴巴的表情,大概是2017年度經典新聞時刻之一。阿拉伯國家再接再厲,召開緊急大會,就類似決議投票。這個決議連美國的名字也沒有提,只是重申耶路撒冷地位未定論,要求所有國家在耶路撒冷地位問題上遵循安理會過去所有決議。但黑利先是致函多個成員國駐聯合國大使恐嚇,揚言﹕The US will be taking names。到大會投票前一刻,黑利嚴辭「捍衛國家主權」: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member this day in which it was singled out for attack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for the very act of exercising our right as a sovereign nation. We will remember it when we are called upon to once again make the world’s largest contribu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e will remember it when so many countries come calling on us, as they so often do, to pay even more and to use our influence for their benefit.

    [……]

    But this vote will make a difference on how Americans look at the UN and on how we look at countries who disrespect us in the UN. And this vote will be remembered.

    歷史記憶向來是一大課題,「歷史會記住這一天」是老掉牙的說法。美國會否記住12月21日是疑問——畢竟那只是無關痛癢的投票,而且,聯合國就算怎樣言辭上「針對」以色列,實際上也做不了什麼。但巴勒斯坦人大概會永遠記住12月6日——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的一天——巴人遭國際社會出賣的屈辱日子又多一天。

    中東之所以糾結難解,大概要歸咎大家的記憶太好﹕猶太人記得耶路撒冷以至整個巴勒斯坦是「應許之地」;巴勒斯坦人記得以色列1948年立國如何摧毁他們的家園;阿拉伯人也記得自一戰後,西方列強如何亂點鴛鴦譜、出爾反爾,從而製造難解之局;猶太人記得阿拉伯人對他們的仇恨;巴勒斯坦人記得他們如何遭以色列欺壓﹕被推土機推倒的家園、隔離牆、猶太人殖民區……

    以色列近年早已不再談以巴問題,期望國際社會的記憶逐漸消失。這並不難理解﹕既然佔領早成事實,還有什麼好談?國際社會所謂「耶路撒冷地位未定論」,在以色列眼中也只是笑話一則。聯合國1947年通過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分為兩個國家,耶路撒冷則由國際託管。以色列立國後佔領西耶路撒冷,1967年再佔領有大批巴人居住的東耶路撒冷,雖然不為國際承認,但以色列此後通過殖民及打壓巴人的手段逐步蠶食東耶路撒冷。東耶路撒冷的巴人雖然是以色列「永久居民」,但長期被當局漠視,巴人聚居地無論基建、教育、衛生及食水供應都殘缺。歐盟2008年便指摘以色列政府以擴建殖民區、摧毁巴人房屋等手段「積極尋求非法吞併」東耶路撒冷,斥「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行徑已成為以巴和平最大挑戰之一」。

    美國一直在聯合國運用否決權維護以色列。奧巴馬政府去年臨下台才罕有在安理會棄權,令安理會通過譴責以色列決議。但譴責有沒有用?以色列今年10月才批准在東耶路撒冷擴建殖民區,耶路撒冷市長巴爾卡特(Nir Barkat)也不諱言﹕「我們正以行動統一耶路撒冷。」

    巴人則只能成為無助的旁觀者。英國記者 Robert Fisk以黎巴嫩內戰為題材的著作Pity the Nation中,有一章節提到採訪黎巴嫩巴人難民營時,發現不少巴人仍然對消失家園的鑰匙珍而重之,奢望有一天可以重返家園。以色列1948年立國前後局勢動蕩,猶太人和阿拉伯武裝分子衝突不斷,原居於巴勒斯坦的平民紛紛逃亡,他們小心翼翼將家門鎖好,以為風波平息後便可以回家,豈料顛沛流離成為永恆狀態。一家人只有老祖母真正在巴勒斯坦生活過,但那條生鏽的鑰匙以及英國政府簽發的身分證明(巴勒斯坦1948年前為英國管轄)仍然成為傳家之寶,代表着他們對巴勒斯坦家園的擁有權——雖然昔日的家園海法早已成為以色列城市,房子老早不復存在了。

    年輕一代的巴人不會有祖父輩的記憶,但卻會記得他們的成長過程中,以色列如何不斷壓迫。美國將一個不點名兼不具約束力的譴責動議提升到侮辱國家尊嚴的層次,真正被羞辱的巴人卻勢孤力弱,申訴無門﹕但記憶不會消失,它只會世代相傳,愈壓迫愈鞏固,耶路撒冷永難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