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總統卡特10月1日度過百歲生日，據他的孫兒說，這位去年接受善終寧養服務的前總統正等待下月總統大選投票。卡特當總統的一大政治遺產，便是促成以色列跟宿敵埃及達成和平協議，在美國無力或不願阻止以色列在加沙及黎巴嫩的軍事行動之際，回顧卡特當年斡旋中東局勢的成就及遺憾，對今天也許有參考價值。
1977至1981年擔任總統的卡特，其中一個外號是「最佳前總統」，他卸任充當和平使者，協助調解不少國際紛爭、內戰及政治轉型，2002年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不過，這綽號也暗示了他4年總統任期乏善足陳，1979年伊朗人質危機更直接令他競逐連任失敗。然而，近年不少專家為卡特翻案，認為他任內多項政策無論內政外交都影響深遠。Kai Bird 2021年出版的卡特傳記The Outlier: The Unfinished Presidency of Jimmy Carter便是其一。
協調多國紛爭 促以埃和平
卡特任內一大政治遺產便是促成以色列跟最大阿拉伯國家埃及締結和平，結束兩國逾40年的衝突，奠定兩國和平基礎持續至今。Kai Bird根據官方文獻、卡特等當事人的回憶，對卡特如何斡旋中東和平有細緻的描述。這段歷史也可讓人一探美國總統在中東有何可能性及限制。
卡特1977年入主白宮初期便着力要推動中東和平，差不多所有顧問都勸阻他，但卡特堅持，在首年任期便跟以色列、埃及及其他阿拉伯國家領袖見面。當時，有幕僚特別提醒他，美國猶太社群的票源及政治捐獻十分重要，卡特必須事先安撫美國的猶太領袖，以免他們對卡特有敵意。卡特當時跟埃及總統薩達特（Anwar Sadat）締結友誼，更有份促成薩達特當年歷史性訪問耶路撒冷之行。卡特相信阿拉伯世界願意在特定條件下跟以色列修好。不過，同年右翼利庫德集團貝京（Menachem Begin）上台，大肆擴展在佔領土地上的猶太殖民區，成為和平一大障礙。
以色列建國後跟阿拉伯國家的戰爭都有埃及的參與，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中先發制人，分別從埃及手中奪取西奈半島及加沙、從約旦手中奪去西岸及東耶路撒冷、從敘利亞奪取戈蘭高地。埃及1973年發動贖罪日戰爭試圖重奪西奈，以色列雖然擊退埃軍，但傷亡慘重。對以色列來說，跟埃及議和，消除一大安全隱患，百利無一害，不過以色列並不想放棄佔領土地。
8張簽名照改大衛營談判局勢
卡特1978年決定邀請貝京及薩達特9月到大衛營談判。當時幕僚以至卡特的妻子都擔心，峰會一旦失敗卡特便會賠上威信。但卡特堅持，更事事親力親為，投入不少心血。他當時的目標是希望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島，換取埃及的安全保證，並為巴勒斯坦問題制定未來談判框架。據卡特憶述，峰會首3天貝京和薩達特拍枱謾罵之聲不絕。卡特於是改為單對單會談，不再讓兩人同場，自己則在貝京和薩達特之間不停穿梭，並不斷將聲明改了又改。貝京態度強硬，在西岸殖民及耶路撒冷問題上不肯讓步。他反對提及要求以色列撤出佔領土地的聯合國242號決議，聲言1967年之戰讓以色列有權改變邊界；甚至連「巴勒斯坦人」也反對使用，聲稱「我們也是巴勒斯坦人。」他到最後甚至連自西奈撤走猶太人殖民區也不同意，峰會陷僵局。
到了第十二天，貝京已準備離去，峰會失敗似乎已成定局。大衛營峰會最耳熟能詳的一幕發生了，貝京之前曾要求卡特在3人的照片上簽名，以送給他8個孫兒。卡特不單在8張照片上簽名，還每張寫上貝京孫兒的名字，又親赴貝京下榻處將照片交給他，令貝京深受感動，回心轉意同意繼續談判，最終同意拆除西奈半島的14個殖民區。貝京及薩達特簽署的大衛營協議，由兩份「框架」文件組成，訂下制定雙邊和平協議的原則以及巴勒斯坦問題的談判框架。
不過，正如Kai Bird指出，貝京最後關頭在西奈的猶太殖民區糾纏，可能只是轉移視線的緩兵之計。當時，卡特還在游說貝京同意凍結西岸殖民。但當要簽附件時，貝京一直拖延，始終沒有在美國提供的文本上簽名。卡特一直認為貝京口頭承諾凍結西岸殖民，大衛營峰會結束後不出3個月，貝京便宣布政府計劃在未來5年內在西岸興建18至20個殖民區，令卡特勃然大怒，認為貝京欺騙了他，並以自己跟貝京的會面筆記作證。不過他的幕僚卻不認為貝京有存心欺騙卡特，雙方一直在殖民問題上有「誠實的分歧」。
卡特憑私交和親和力斡旋中東兩大敵國，其魄力及毅力恐怕都不是後來的美國總統能及的。不過事後回望，這場所謂卡特最大的外交勝利，真正的贏家卻是以色列。正如卡特在回憶錄說，貝京既想要和平，又想保留西岸。以色列只是撤出西奈半島，卻保留其他佔領土地，便得以消除建國以來一大心腹大患。薩達特跟以色列握手言和令他在阿拉伯世界聲譽大損，最後更遭極端分子暗殺。至於卡特本人，雖然為以色列立了大功，但他對以色列殖民的批評卻惹怒美國猶太社群。卡特的幕僚對他的警告最終成真，卡特競逐連任時飽受親以色列政客攻擊，成為首位猶太票源不過半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當然，最大輸家當然是巴勒斯坦人，大衛營協議沒有給巴人位置，亦沒有承諾讓巴人建國，只是以字眼模糊的「自治」來作為目標。大衛營協議終究是妥協的產物，卡特對於未能迫使以色列停止西岸殖民一直耿耿於懷。他卸任後更加義無反顧批評以色列。1983年3月，他在外交關係委員會坦言：「以色列才是和平的問題所在。」1990 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A. M. Rosenthal 斥卡特對以色列有偏見。卡特回應：「我知道任何對以色列的批評都會被譴責，但我沒有道歉的需要。我擔心有人真的認為我有偏見，但很多有關偏見的指控都是刻意為了阻止人們進一步批評以色列的政策。我不會被嚇倒。」不久，他跟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在巴黎會面，在以色列及美國猶太社群眼中更罪不可恕。
直指以色列是和平問題所在
以巴和平90年代曾現希望，但因以巴雙方的極端勢力令奧斯陸和平進程無疾而終。面對巴人第二次起義，以色列強硬對付，時任總理沙龍（Ariel Sharon）——決定興建隔離牆。卡特對隔離牆深感憤怒，他2006年不理顧問勸告，出版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一書， 以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形容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的政策，書名引發極大爭議：竟然用南非的種族主義政策跟美國盟友兼中東第一大民主國家以色列相提並論，實在太過分了。於是，不單美國猶太社群斥卡特「反猶」，連民主黨重量級人物包括前總統克林頓、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都公開譴責他。
出版書籍遭譴責 太有先見之明之過
卡特的問題在於太有先見之明。現在連以色列人權組織以至以色列前官員都不諱言以色列針對巴人的措施是種族隔離。2017年，以色列前總理巴拉克（Ehud Barak）便稱以色列正危險地滑向種族隔離：如果以色列要繼續佔領巴人土地，只會有兩個結果：一是變成非猶太國家，一是變成非民主國家。前者指的是以色列讓巴人擁有完整權利，以色列即變成阿拉伯國家；至於另一選擇便是以色列繼續目前路線，朝「種族隔離」進發。為避免兩者出現，以色列應讓巴人立國。去年9月，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前局長Tamir Pardo向美聯社說，以色列政府在佔領土地上限制巴人行動，又以軍法統治巴人，反觀猶太殖民者卻受民事法庭管轄，雷同於南非種族隔離。
時至今日，以色列在西岸的猶太殖民區比卡特時代多了很多，已多達150個，居住多達70萬人。這些殖民區將巴人的土地割裂得支離破碎，為巴人最終立國做成一大障礙。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經為西岸及東耶路撒冷殖民區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施壓，但卻拿他沒辦法，後來的特朗普和拜登基本上放棄這議題。卡特當年的遺憾還有沒有可能彌補？
Category: 過去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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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歲卡特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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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抹去的奧威爾太太
原文刊於2023年9月1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她是牛津大學首批女性畢業生之一，認識她的人都讚她有學識又聰明，她本來在倫敦大學學院修讀心理學碩士，但為了結婚放棄。她希望協助丈夫成為更好的作家，打理家務，甚至掙錢養家；她又為丈夫的文稿打字及修改。不少人說，她丈夫的文筆婚後好了很多。她想靜下來寫信給朋友，但老是被丈夫打斷：書房的油燈熄了、下午茶時間到了、廁所塞了。她的名字叫Eileen O’Shaughnessy。
她丈夫鮮在文章中提到她，她的貢獻只會以被動語態出現，主語被抹去：文稿打好了、晚餐準備好了、房間打掃好了。你也大概沒有聽過她的名字，但她的丈夫你一定聽過，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奧威爾（George Orwell）。
Anna Funder的Wifedom: Mrs Orwell’s Invisible Life是一本不易歸類的著作。Funder根據Eileen寫給大學同窗好友Norah的六封書信作主線，輔以其他文獻、證言及考據，例如跟奧威爾的兒子到巴塞隆拿調查奧威爾夫婦在西班牙內戰的經歷，重構Eileen的故事。但這本書並非單純的歷史考據，Eileen寫信時是抱着什麼心情？雖然有時信件已透露了事實，要完全描述其心路歷程，還需要同情的想像。於是這部書既是歷史考據，也穿插了作者構想的場景，讀來有點像小說。作者敘述Eileen的故事時，亦穿插自己身為女性及妻子的反思，雖然相比Eileen處身的時代，女性地位提升了很多，男性亦遠懂得尊重女性，但如作者所言，父權社會的架構其實仍令男性受惠，婚後女性仍要負責很多隱形工作。
以「被動語態」出現的優秀女性
奧威爾雖然常深入剖析自我，但奇怪的是從沒怎樣寫過妻子，他的傳記作者亦一直忽視其妻。雖然Eileen的好友生前已透露過兩人的婚姻生活，卻一直沒有得到重視。Funder讀了Eileen的書信，覺得她是個有趣的人，於是繼續發掘，結果發現了一名遭抹去的優秀女性。Eileen婚前是思想前衛的女性，於1934年寫了篇名為End of the Century, 1984的反烏托邦詩作；又曾協助同事組織向老闆說不。她在1935年認識奧威爾，翌年結婚，一直照顧體弱多病的奧威爾無微不至。兩人一起經歷過西班牙內戰、倫敦空襲等，直至她1945年逝世。她是奧威爾文稿的第一個讀者，負責為文稿打字，有時修改潤飾。Funder認為她對奧威爾影響極大，奧威爾兩部重要著作《動物農莊》及《1984》都受Eileen影響。Eileen的政治思想遠較奧威爾成熟，甚至反過來教育奧威爾。她在1938年給友人Marjorie Dakin的書信中指奧威爾「政治上異常簡單」（extraordinary political simplicity)。有意思的是，有傳記作者引述該篇書信時，把simplicity寫成sympathy，變成她說奧威爾「政治上異常有同情心」。
斯大林盯上 代夫冒險無人知
奧威爾及其傳記作者如何抹去Eileen？西班牙內戰的經歷便是好例子。奧威爾1937年赴西班牙參與對抗佛朗哥的內戰，當時左翼山頭林立，奧威爾是獨立工黨（ILP）成員，遂加入該黨的西班牙姊妹政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的軍團作戰。POUM被斯大林視為眼中釘，奧威爾抵達西班牙時正值斯大林要清除POUM。奧威爾夫婦在西班牙面對的危險更多是左翼內訌而非法西斯，而身處巴塞隆拿城中的Eileen面對的危險，亦遠較前線的奧威爾大。Funder花了不少工夫研究Eileen在西班牙內戰的角色，重現她如何跟特務周旋的驚險過程。雖然她的職位名義上是「法語英語速記打字員」，但據同事形容，她的角色非常重要，甚至批評奧威爾在《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沒有肯定Eileen的功勞。ILP前線31人的物資全由Eileen安排，她還跟宣傳部人員合作，掌握很多資訊。當斯大林打壓POUM愈來愈強烈時，她本人也被盯上。換言之，她在巴塞羅拿的生活遠為奧威爾的前線複雜得多：「當奧威爾努力在前線對抗苦悶之際，Eileen卻是身處行動的核心。」
不過，奧威爾筆下，Eileen只是妻子，面對危險也因為她是戰士的妻子，拒絕承認其重要角色。奧威爾中彈受傷後，由Eileen安排送院，並一直陪伴左右，奧威爾在《向加泰隆尼亞致敬》花了超過2500字記錄這段經歷，卻完全沒有提到Eileen，遑論向她表達謝意。據Funder考證，類似抹去Eileen的段落有不少。
奧威爾在《向加泰尼亞致敬》提及離開西班牙的過程危險，護照先要經三個機關蓋印：警察總局、法國領事及加泰隆尼亞移民局，而走入警察總局隨時會被捕。不過他沒有告訴讀者的是，是Eileen冒險拿護照去蓋印。
父權（patriarchy），Funder寫道，就有如一本小說所有主角都是男人，世界就是由他們視覺所見的世界，女人只是配角。她說，讀着奧威爾的傳記，發現父權社會讓奧威爾受惠於妻子的隱形工作，亦讓傳記作家製造假象，彷彿奧威爾憑一己之力便完成所有事情，包括寫書、跟出版社及其他人物打交道、參加西班牙內戰。事實上，Eileen打點實際生活的一切，讓他可以專心躲在工作中。一些段落讀來叫人咋舌，例如1944年奧威爾因為不育決定領養嬰兒，但要求她獨自去醫院把嬰兒領回來。
說出真相 了解思想限制
Funder在書中不只寫了Eileen的故事，還提及奧威爾生命中其他女性，可以說奧威爾對待女性的態度很差。你可能會說，奧威爾受制於其時代，用現在的標準看他是否公平？我們要「取消」（cancel）奧威爾嗎？Funder自言是奧威爾的忠實讀者，屢稱無意要「取消」奧威爾，而欣賞一個作家跟了解他的缺點可以並行不悖，更用奧威爾的doublethink形容這態度。事實上，把奧威爾夫婦的真實故事說出來，並不是要取消誰，而是更讓我們了解思想的限制。奧威爾屢強調做人要decent（體面），但他本人對待女性的態度卻很難稱得上decent。他在著作中對權力運作的獨到分析一直受人推崇，但他卻看不到父權社會的不公。奧威爾在1946年一篇談論英語寫作的文章中曾建議「當能夠用主動語態時，不應使用被動語態」。Funder提到，她閱讀奧威爾一讀到被動語態的描述時，便立即提起精神，深究到底誰是被抹去的主語。被抹去的主語在歷史上乃至現實上又何止女性？街道打掃好了、渠道疏通了……社會得以保持運作，是誰在背後維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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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止是一團蘑菇雲
原文刊於2023年8月13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電影《芭比》和《奧本海默》兩齣性質迥異的電影7月21日在美國同時上映，「芭本海默」（Barbenheimer）掀起熱潮，網上更湧現不少結合原子彈和芭比的二次創作，《芭比》官方帳號更跟這些迷因圖（meme）互動，認為對原爆受害者欠缺尊重，高呼#NoBarbenheimer，《芭比》發行商華納兄弟道歉。雖然有網民不收貨，但風波算暫告平息。不過，這場風波背後涉及日美兩國對原爆的迥異記憶，卻值得一談。
日本的8月一向是屬於廣島和長崎的。美國分別在1945年8月6日及9日在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造成至少20萬人死亡，原爆倖存者（亦即日語中的「被爆者」）亦一直面對身心健康及社會歧視等問題。每逢8月臨近，日本傳媒都大幅報道原爆倖存者的證言，以及來自廣島和長崎的反核信息。就差不多在這個時候，「芭本海默」那些原爆迷因圖在網上流傳，例如芭比開心地坐在「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肩上、背後則是核爆火海；又把芭比的髮型改成原爆「蘑菇雲」。
迷因圖惹怒日本網民
《芭比》社交媒體官方帳戶對這些圖留言讚好，甚至留言：「這將是一個難忘的夏天」（It’s going to be a summer to remember），令不少日本網民憤怒，認為網民跟《芭比》不尊重原爆受害者，對原爆禍害輕描淡寫，性質無異於拿911恐襲或納粹屠猶來開玩笑。也有網民趁機分享原爆歷史資料，希望外國人理解為何日本人認為原爆玩笑開不得。更有網民發起聯署促片商道歉及停止消費原爆。華納兄弟8月1日道歉並刪除官方帳號的相關帖文。《芭比》8月11日在日本公映，暫時看來這場風波並未影響日人觀影的興致。今次事件固然是公關災難，亦反映日美對原爆認知的差異。日本富士電視台在紐約街頭訪問當地人對爭議的看法，有人認為那些迷因圖不合適，有人一看迷因圖便哈哈大笑，認為無傷大雅。富士電視台繼而探討為何日美對原爆的記憶如此不同，節目主持引述明治學院大學名譽教授高原孝生稱，美國人大都不太知道原爆受害的事實，就算知道都很可能認為那是無可避免的結果，無法體會受害者之痛，因此覺得開玩笑也沒問題。
戰後美國禁絕原爆圖像
日美對原爆的記憶，倒不是能輕易簡化成一個記得、一個不記得，因為原爆記憶在兩國都經過不少變化。在日本，原爆記憶在戰後長期被壓抑。日本軍方在原爆後固然不想日人看到原爆慘况，美國為首的盟軍1945年9月至1952年4月佔領日本期間，美國更禁絕顯示原爆後遺的圖像，以免令美國形象受損。據美國歷史學家John Dower在Embracing Defeat一書的描述，戰後佔領日本的美國當時嚴查日本出版刊物，務求杜絕軍國主義思想、改造日本。原爆的記憶雖然沒有明確禁止，廣島一帶亦有原爆有關的散文和詩歌出現，但好些倖存者作品遭查禁，或經大幅刪節才能出版。這氣氛下，日人亦自我審查、避談原爆。就算美國的審查在佔領後期鬆動，美國在容許原爆記憶時更着重傳遞原爆是日本自作自受的信息。長崎原爆倖存者永井隆的《長崎之鐘》（長崎の鐘）1949年終獲准出版，但美軍要該書加入一篇由美國人寫的附錄，敘說日軍1945年在菲律賓干犯的「馬尼拉大屠殺」暴行，為美軍投下原子彈提供理據。相對文字紀錄，美國更全面封殺原爆影像。1945年8月至12月期間，30名日本人在廣島及長崎拍攝紀錄片，記錄原爆後的真實，美軍沒收菲林，並將所有拷貝送到美國，確保日本人不會看到。
據John Dower，原爆後遺的圖像要到1950年才首次公開出現，是畫家丸木惠里及丸木俊以原爆為題材出版的繪本。直至1952年8月原爆紀念日，亦即美國佔領結束後，日本公眾才首次看到原爆後遺的相片。換句話說，原爆後有7年記憶真空期，日本社會對原爆禍害懵然不知、原爆倖存者亦無法尋求支援。原爆的相關書籍影像此後才開始流傳，講述原爆經歷的作品例如漫畫《赤腳阿元》（はだしのゲン）亦進一步鞏固一代日本人的集體記憶，而原爆倖存者亦一直堅持不懈，以親身經歷講述戰爭及核武的恐怖，日本的反戰和平傳統根深柢固。
人為因素完全被抹去
至於美國，由於政府嚴控來自日本的報道及影像，美國戰後對原爆的印象便只有原子彈爆炸引起的「蘑菇雲」。如專研美國文化的學者James Farrell指出，磨菇雲（mushroom cloud）這個複合詞由兩個自然現像的詞語組成，人為的因素完全被抹去。美國人戰後亦長期接受美國官方說法，認為原子彈是結束戰爭的正當方法，可避免更多美軍傷亡。當時，原爆死傷數字雖然有個大概，但因為欠缺影像，一般人並不了解原爆的恐怖。相反，他們把原子彈看成美國科技優勢的展現。1945年因為關注核威脅而設立的《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世人熟悉的「末日鐘」亦是該期刊的項目）的主編Eugene Rabinowitch 1956年曾憶述，美國公眾普遍對廣島和長崎原爆展示美國科技及軍力的優勢感到欣喜。美國人對原爆的具體禍害要到1946年才開始慢慢了解。1946年8月，《紐約客》只刊登了一篇名為Hiroshima的長篇報道。該報道出自美國記者John Hersey之手，他深入廣島採訪，以廣島原爆6名倖存者為中心，透過這些普通人的經歷具體描述原爆的真正禍害，被譽為是改變美國公眾對原子彈觀感的重要作品。該篇報道不久亦以書籍發行，令更多人讀到。美國的反戰反核組織亦往往運用廣島及長崎的影像來宣傳。當然，這些努力跟普羅大眾仍有距離。隨着時間流逝，跟很多重大歷史事件一樣，廣島及長崎原爆都日漸被淡忘了。
美國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布里斯科美國歷史中心（Briscoe Center for American History ）主管Don Carleton最近便在《日本時報》撰文稱，美國人想到原子彈，唯一的影像記憶便是蘑菇雲。欠缺恐怖影像令1950年代對核武出現兩種對立的態度：一方面，美國十分正視核彈威脅，甚至認真到出現麥卡錫主義的歇斯底里；另一方面，諸如拉斯維加斯的「原子彈小姐」（Miss Atomic Bomb）選美會、原子彈糖果這些流行文化風潮，卻反映美國公眾對核彈的輕描淡寫。Carleton認為，「芭本海默」的熱潮跟1950年代對核彈既認真又愚蠢的模式同出一轍。他稱，「芭本海默」反映美國人仍然在視覺上、情感上、知識上跟廣島及長崎仍有距離，如果要美國人更加正視世界面對的核威脅，必須讓他們面對那些恐怖的視覺證據。
長崎市長：認真反思核戰
如何傳承原爆記憶，一直是日本近年的議題。當不少原爆倖存者垂垂老矣，更顯得這課題的迫切：還有人可以用親身經歷告訴大家核武的可怕嗎？據政府數據，截至今年3月，原爆倖存者全國剩下113,649人，比去年減少5286人，平均年齡85.01歲。當然，傳承記憶並不限於對過去的認識，還有倖存者對無核武世界的未來期盼。不過，俄羅斯去年入侵烏克蘭，總統普京更經常威脅用核武，這希望愈益顯得格格不入。上周三（8月9日），長崎市市長鈴木史朗在原爆紀念演說開始時朗讀了已故原爆倖存者谷口稜曄對原爆的描述：背後如何閃出彩虹般的強光、颳起強風；身上衣服不見了、跟灼燒的皮膚黏在一起，他事後在醫院度過了3年多。谷口已於6年前逝世，他生前曾表示，擔心過去的痛苦會被遺忘，更憂慮這種遺忘會導致對核武的重新肯定。鈴木呼籲人們回到78年前原爆的剎那，認真思考如果核戰現在爆發，地球和人類將會怎樣。
長崎能否成為世上最後一個遭核武襲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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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 Man: 成為特朗普
原文刊於2022年11月2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特朗普年輕時曾想在荷李活發展，但最後依父親意願接手家族房地產生意。不過，特朗普的「明星夢」從來沒有消退，最終他入主白宮，踏上一個夢寐以求的更大舞台。2020年總統大選落敗後，他不情不願離開了舞台，但關於他的新聞從沒停過，現在他又宣布要2024年問鼎白宮，究竟這齣真人騷會如何演下去，牽動美國及國際。最近，一位長年報道特朗普的記者出了新書將特朗普的過去娓娓道來，想了解特朗普的不妨一看。
特朗普今次宣布引起的反應不大。這固然是因為共和黨在中期選舉掀不起「紅潮」，未如預期大勝，雖然控制眾議院，但民主黨還是保住參議院。好幾個特朗普支持的候選人都落敗。特朗普事先來了個免責聲明：「如果他們贏了，那全是我的功勞；如果他們輸了，也不能怪我。」但政客影響力只在乎選戰勝敗。據《紐約時報》報道，特朗普宣布出戰2024年總統大選當晚，雖然邀請了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全體168名成員，但只有少數人出席。兩名匿名成員還說特朗普幕僚不斷催促他們出席，但他們拒絕，以免太早押錯注。報道又引述特朗普的幕僚說，特朗普希望重彈2016年總統競選的調子，以局外人身分搖動政治建制，但問題是，他早已不是「局外人」。
這部《特朗普2》如何發展下去，大家都很關心。雖然特朗普已經新鮮不再，共和黨亦有不少潛在對手，例如近年屢遭特朗普毒罵的佛州州長德桑蒂斯（Ron DeSantis），但一如其2015年宣布競逐總統時大家都當笑話看，結果他卻贏了，現在也沒有人敢小看他。共和黨人就算懷疑他已過氣，也不敢輕舉妄動。
上文提到的《紐時》報道，其中一名署名記者是哈伯曼（Maggie Haberman）。特朗普及其身邊人一向不時罵盡新聞界，指摘他們是fake news，其中《紐時》尤其老是被針對，哈伯曼更多次被特朗普及其幕僚點名批評。特朗普出任總統期間，通俄門自然長寫長有，特朗普白宮如何混亂也是茶餘飯後話題，也恍如肥皂劇般引人入勝。哈伯曼消息靈通，有不少獨家報道，她有份的通俄門報道也贏得普立茲獎。諸事八卦的報道也不少，例如說特朗普老是穿著浴袍看電視。但哈伯曼的批評者不止特朗普和右翼，她在網上也遭自由派攻擊，批評她跟特朗普陣營太友好，報道太友善，給特朗普太多曝光機會。
痛罵《紐時》記者 卻為其新書受訪3次
哈伯曼曾回應，批評者不明白新聞工作，「我的工作不是報道你們想聽什麼」。《華盛頓郵報》2021年一篇關於哈伯曼的報道引述她說，特朗普是前總統，沉迷陰謀論，又促支持者不要理會2020年大選結果，而且又是202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大熱，報道特朗普因此是十分重要，「不理會他也不會令他消失」。哈伯曼最近出了新書，名為Confidence Man: The Making of Donald Trump and the Breaking of America。她為該書訪問了250人，更3次訪問特朗普。據哈伯曼所述，首次訪問是特朗普團隊提出，其餘兩次是她提出。一名被特朗普痛罵的記者可以訪問他3次，也顯示了特朗普跟傳媒的愛恨關係。
必須通過紐約了解特朗普
由特朗普是紐約地產商開始，哈伯曼便開始採訪及觀察特朗普，她認為要正視這傢伙。哈伯曼經常有獨家消息，今次這本新書最惹人談論的獨家料，便是特朗普2020年大選落敗曾向幕僚透露會「賴死唔走」。不少人批評身為《紐時》記者的哈伯曼當時沒有報道這重要消息，反而「扣料」寫書，哈伯曼則表示該線索是特朗普離開白宮後一段時間才獲核實，《紐時》為她護航，強調她沒有「扣料」。她寫書期間收到報料指特朗普曾試圖把文件冲進白宮廁所，也立即通知《紐時》刊登。哈伯曼的書好看的一大理由，是書中對特朗普個性的深入描寫及分析都很深刻，也將他跟紐約市緊扣，不是純粹八卦（雖然八卦事少不了，例如特朗普卸任後經常跟海湖莊園(Mar-a-Lago)的訪客聲稱還有跟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聯絡，其新辦公室還掛了兩人合照）。她認為必須通過紐約來了解特朗普，了解1980年代腐敗的紐約如何形成特朗普的個性，而這些性格如何決定其入主白宮的風格。
該書前半部聚焦特朗普在紐約的生涯，認為特朗普在1980年代的紐約政商界打滾對他日後作風有深刻的影響。他也從不少紐約名人身上學會不同招數，例如從紐約市長朱利亞尼（Rudy Giuliani）身上學會如何做騷，又從布魯克林民主黨「大佬」埃斯波西托（Meade Esposito）學到如何對付政治盟友。但對特朗普影響最深的，除了其父親外，便是紐約著名律師科恩（Roy Cohn），哈伯曼稱他教曉特朗普如何圍繞權力建構人生，逃避責任，並透過傳媒製造假象。
想照搬民主黨1980年代選舉機器
據哈伯曼描述，特朗普一直停留凝固在1980年代的腐敗的紐約，紐約當時的種族觀及政治操盤方式一直深入特朗普腦海，儘管紐約跟世界早已變了樣。當時紐約的政治是零和遊戲，商場更鬥得你死我活，這些經歷令特朗普相信人性貪婪，又相信無論敵人還是朋友都要全力控制，亦學會裝腔作勢，雖然他私下其實比媒體上的形象平靜及友善得多。他在紐約學到的手段果然在華府奏效，令一些本來看不起他的共和黨人紛紛投誠。特朗普的身邊人說，他入主白宮後沒心情學習政府運作，只是想將民主黨1980年代經營紐約的強勁選舉機器照搬，一區有一個「大佬」操盤，可以控制一個地盤所有事情，某候選人只要得到「大佬」支持便幾乎可鐵定當選。特朗普在中期選舉的做法，也跟這套運作相似。
做總統非為令美國偉大 而是出名
紐約還教曉特朗普什麼？哈伯曼在書中提到，她向特朗普解釋想寫一本書將他在紐約的經歷跟白宮的生涯聯繫起來，特朗普立即告訴她一件往事，說當總統前不少富豪朋友央求他代為在高級餐廳訂枱，理由是特朗普比他們出名：「我有錢又出名，他們只是有錢。」他又說：「有時我會想，一切為了什麼呢？你明白吧。有些人有錢，但卻不能在餐廳訂位。」特朗普說這個故事，似乎要顯示出名就可以得到優待。類似故事特朗普1984年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也曾說過，稱紐約「其中一個最成功的人」到餐廳卻進不了去，特朗普出手襄助才把他弄進去，特朗普還教訓他做人不僅要有錢，還要出名。這也解釋了特朗普競選總統的原因：當總統不是為了大眾服務，更加不是要令美國偉大，而是他可以出名。哈伯曼順勢問特朗普，如果時間可以重來，他2016年會否競選總統。特朗普表示仍然會，原因？「我有很多有錢朋友，但沒有人認識他們。」
在哈伯曼筆下，特朗普是個無法走出過去的人，在《衛報》專訪中，她更形容特朗普現在愈來愈像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電影《大國民》的主角。採訪特朗普多年，她是不是已了解特朗普一切？哈伯曼在書中最後提到，特朗普形容她像是精神科醫生。但哈伯曼說，特朗普其實把所有人都當成精神科醫生，包括記者、議員、朋友、白宮職員、集會出席者，他把所有人都當作測試反應的機會，並藉此發現自己的感受。他的喜怒哀樂也掀動了整個美國。美國到底可否走出他的身影？無論答案如何，無可否認的是，美國已被他改變了。整個美國已隨他的喜怒愛惡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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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與留：昆德拉與哈維爾
原文刊於2023年7月1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剛逝世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雖然享譽國際，但在故國捷克一向不受歡迎。據說，捷克老一輩人有個笑話：「哈維爾坐監，然後當了總統；昆德拉去了法國，然後當了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是舉世知名的異見領袖，又是出色劇作家，由異見人士蛻變成總統的故事幾近童話般完美；1975年流亡法國的昆德拉則力拒「異見人士」的標籤，強調自己是小說家，甚至用法語寫作，跟捷克的距離愈來愈遠。一個留下抗爭，一個離開寫作，兩人都只是選擇了最適合自己的路而已。
昆德拉曾強調不喜歡把自己的一生說得像通俗劇（melodrama）般，那麼要說他的故事，自然得由其小說入手。
昆德拉曾經說，小說就是作者透過不同的「實驗性自我」——即角色，去探問關於存在的各種大課題。其最著名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也如是。跟昆德拉本人一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男主角Tomas不容於政權，但跟昆德拉不一樣，Tomas選擇留在捷克。蘇聯1968年8月入侵捷克，「布拉格之春」所開啟的自由風氣告終，大批知識分子移民，Tomas跟妻子Tereza也到了瑞士，本來是一片新天地，但Tereza一天不辭而別重返捷克，Tomas為了她毅然放棄瑞士的工作回到捷克。Tomas的情婦Sabina則遠走他方，跟其他流亡者保持距離，甚至隱瞞捷克人身分，因為她很怕外國人先入為主，把她當成受逼害的藝術家，將她一直逃避的kitsch（惡俗）加諸她身上，這正是昆德拉流亡後的寫照。
留下來的Tomas面對不少掙扎。先有秘密警察拿他的舊文章威脅，要他發聲明指證編輯，Tomas拒絕，寧願不做醫生，因為強權只有興趣壓迫知名人士，如果他只是個普通人便不會有人理會他了，於是Tomas當了抹窗工人。但盯上他的不只是共產黨，還有異見者。一天，Tomas跟前妻所生的兒子連同前編輯來找Tomas聯署促政府釋放政治犯，Tomas拒絕簽署，認為簽名根本無用，而兒子逼他簽名的咄咄逼人態度也跟共產黨政權無異。更重要的是，他所有決定只建基於一個條件，就是不傷害Tereza。他救不了政治犯，但可以讓Tereza快樂。
這兩個段落很難不令人想起昆德拉自己。昆德拉曾是熱心的共產黨員，1968年短暫的布拉格之春他跟其他知識分子熱心論政。惟蘇聯入侵後，捷克撥亂反正，他失去教席，書籍從圖書館消失，遑論發表文章，連音樂家父親及於電視台工作的妻子都受牽連。他的一舉一動都受人監視，跟妻子聊天也要離開寓所避開監聽。據《世界報》4年前一篇關於昆德拉的長篇報道，捷克秘密警察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關於昆德拉的監視檔案有整整2374頁之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Tomas由醫生變成洗窗工人，昆德拉則嘗試當的士司機但不成功，最後用假名在青少年雜誌寫星座運程，也寫了一部劇作。在這段期間，昆德拉曾拒絕簽署一份釋放政治犯的聯署，該聯署發起人正是哈維爾。
哈維爾跟昆德拉命運的交集始於1950年代。富家子弟哈維爾高中畢業後因為家庭背景，屢考不入大學，唯有投考布拉格表演藝術學院的電影學院，當時昆德拉在該校任教，並指導哈維爾應付入學試，但哈維爾還是考不上，1957至1959服兵役。60年代，哈維爾開始以荒謬劇建立名聲，跟昆德拉都在文壇享負盛名。
筆戰
布拉格之春以蘇聯入侵告終，不過政權初時還讓捷克人享有公民自由一段日子。1968年12月，昆德拉及哈維爾展開一場筆戰，涉及兩人對捷克未來及反抗的迥異立場。昆德拉發表了一篇名為《捷克的命運》的文章，認為捷克作為一個小國，歷史上面對不可逃避的限制，但不代表沒有希望。他認為，蘇聯入侵後捷克並沒有失去一切，甚至還有希望，呼籲繼續團結一致捍衛布拉格之春的「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哈維爾一個月後發文反駁，文章題目用上昆德拉的原題但打了個問號，質疑所謂「愛國者」無法面對現實時便用過去來逃避。他稱，「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團結是虛幻的，布拉格之春的新風氣並沒有什麼特別，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在其他文明國家都是理所當然的。他不同意小國的命運，指捷克的命運是掌握在捷克人手中，又稱要以某些具體及危險的行動表達立場。
昆德拉1969年3月寫了一篇名題為《激進主義及表演狂》的文章還擊，可以說是對哈維爾的人身攻擊，聲言哈維爾的抗爭只是表演狂，純粹站在道德高地自我感覺良好而已。這篇文章也是昆德拉離開捷克前最後能公開發表的文章之一。捷克隨後的發展證明昆德拉的評估是錯的，昆德拉和哈維爾都被政權從文壇趕絕。昆德拉流亡法國，政權求之不得；政權當時還給哈維爾發護照，希望他也離開，但哈維爾拒絕，繼續積極政治參與及領導抗爭，發起「七七憲章」運動，不時遭問話和入獄。歷史的發展最終出乎哈維爾及昆德拉的預期。1989年11月，柏林圍牆倒下，捷克學生示威招來鎮壓，激發更大規模示威，捷共見大勢已去，跟哈維爾領導的公民論壇會談，哈維爾12月當上總統。
不少評論說，昆德拉後期遠離政治，更極力否認自己的著作有政治意味，跟該次跟哈維爾的筆戰不無關係。哈維爾不滿昆德拉對反抗的犬儒態度，在1986年在Disturbing the Peace中，他提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omas拒絕簽請願書的段落，強調示威是有好處的，讓政治犯知道他們並不孤單，並沒有被忘記；抗議也是公民社會重新挺直腰骨的開始，但哈維爾仍強調，自己很欣賞昆德拉的小說。1992年，哈維爾赴巴黎跟昆德拉敘舊；2008年，捷克有傳媒指控昆德拉50年代曾是告密者，哈維爾立即為昆德拉維護。雖然意見不同，但哈維爾到底沒有離棄老朋友。
勇氣
對照昆德拉與哈維爾，昆德拉的故事沒有哈維爾般精彩，昆德拉的政治判斷也惹人疑問。哈維爾的道德勇氣贏盡世人崇敬，語言擲地有聲，成為不少異見人士的慰藉；反之，昆德拉的語言卻滿是悲觀及嘲諷。昆德拉一直強調自己是小說家，自言小說便是不斷提出問題。提問不僅令極權不安，甚至連反極權者都會不安，正如關於Kitsch的批評既針對共產黨，也針對抗爭者、西方人的自我感覺良好。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Sabina，既受不了共產黨千篇一律的遊行，也受不了巴黎聲援遭蘇聯入侵的捷克的遊行。昆德拉的小說從沒有給答案，更沒有紮實的金句。就算那句在《笑忘書》中不斷被傳誦的金句：「人與權力的對抗，就是記憶與遺忘的對抗」也只是美麗的誤會。在《小說的藝術》中，昆德拉談到這金句，稱讀者往往首先在小說中找到已知的東西，以為《笑忘書》的主題便是奧威爾關於極權政權加諸於世人的遺忘。當然，這是《笑忘書》所觸及的，但昆德拉更想探索的不止是政治的記憶與遺忘，而是人類的遺忘現象。
當然，這些抽象思考有沒有意義可能因人而異。不喜歡昆德拉的理由更多是抱怨他沒有勇氣留在故國抗爭，還要質疑抗爭的價值。不過，昆德拉選擇流亡是懦弱嗎？昆德拉到法國時已是46歲，由一個小國遷移到一個文化大國，還要用法語寫作，這其實需要很大勇氣。
哈維爾留在捷克毫無疑問是勇氣的表現。異見人士之路從來艱難，堅持是否一定會有完美結局，只要看看各地的異見人士的命運便知道答案。昆德拉對抗爭的疑問也不是全沒理由，他始終相信，文學對人心的影響遠大於政治。哈維爾由異見人士當上總統，其才幹和領袖魅力不容置疑，但命運更是成功一大因素。哈維爾卸任總統後所撰寫的回憶錄To the Castle and Back憶述總統生涯，書中記載當總統的無聊事叫人會心微笑，全書滿是自我質疑，這是一般政治人物罕見的。哈維爾深明自己很幸運：「不僅美國人及其他外國人把我視為童話故事的王子，我也經常覺得自己的命運很不可思議。」
昆德拉沒有哈維爾的運氣。法國《世界報》幾年前的一篇長篇引述認識昆德拉的歷史學家Pierre Nora說，昆德拉的命運從很多面看都是悲劇：為了繼續讓人聽見，他不能再用自己的語言寫作；他被捷克人鄙視；諾貝爾獎忘記了他；連初時歡迎他的法國也漸漸不理會他。我懷疑昆德拉會否同意這論斷。他大概會認為，這樣輕盈的存在才是最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