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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悼Françoise Hardy

    悼Françoise Hardy

    原文刊於6月15日《明報．世紀》，原題為「Francoise Hardy走了」

    法國歌星Françoise Hardy（1944-2024）1960年代紅透半邊天，自己作曲填詞，彈着結他訴說少女心事，不僅征服法語文化圈，連英語世界也拜倒在石榴裙下。1960年代的她長髮披肩，衣著入時，是法式chic和優雅的象徵；老去的她蓄着一頭清爽的銀髮，彷彿是優雅地老去的典範，但這些年來她一直受癌症煎熬。6月11日，她的兒子Thomas Dutronc在社交網站宣布「Maman est partie（媽媽走了）」。

    由害羞少女蛻變

    由1962年的Tous les garons et les filles（《所有男孩和女孩》）開始，至2018年最後一張大碟Personne d’autre（《沒有別人》），Françoise Hardy的音樂生涯橫跨半世紀。她憶述，如果不是父親在她高中畢業考試後送她一支結他，她可能不會走上歌手之路。她拿着隨結他附送的小冊子，學會幾個和弦，自行創作，寫了Tous les garons et les filles，之後的歌唱生涯她都不時親自填詞，歌詞往往有很強烈的自傳色彩。聽着她的歌，就像見證她怎樣由天真害羞的少女蛻變成飽歷風霜的女人。

    Tous les garons et les filles是很典型的少女心事，未嘗過戀愛滋味的少女看見周圍的同齡男女都成雙成對，自己孤零零一個沒人愛。這首歌一出，男男女女都愛上這位青春玉女了，女孩想變成她，男孩則希望有這樣的女友。翻看1960年代的電視片段，她演唱時很簡單，只是站着，一雙大眼睛直視鏡頭，有點腼腆，又帶着淡淡哀愁。這張臉很難叫人不愛，攝影師也往往大特寫。

    當年的Françoise Hardy是青春偶像，藝術家把她視作靈感女神，她也「歌而優則影」，拍過諸如Grand Prix這樣的大片。但她從來不明白為什麼大家對她神魂顛倒。重看她1967年的電視訪問，記者問她早上照鏡時會怎樣想像自己的內在世界？她說只看到自己的外表，不會看到內在。記者再追問，她說害怕想像自己的內在世界，怕看到空洞。

    放不下兩個男人

    跟當年害羞的少女相比，晚年的Françoise無疑有自信得多。她晚年回顧早年作品時往往有點苛刻，她在2021年出版的歌曲全集Chansons sur toi et nous（《關於你和我們的歌曲》）評點歷年寫的歌詞，談到第一首歌Tous les garons et les filles時說，自己當時根本不懂得愛，跟其他人一樣，以為喜歡一個人便是愛。

    愛是什麼？這是古往今來的歌曲一個老題目。無論如何顛倒眾生，甚至連Bob Dylan也要寫情信給她，她生命中只有兩個最重要的男人：分居丈夫Jacques Dutronc及兒子Thomas。她跟Jacques是1960年代yé-yé世代（yé-yé是指法國1960年代受英國搖滾樂影響的流行曲風格）的金童玉女，兩人1967年拍拖，1981年結婚，7年後便分居，但從沒離婚，兩人還不時在一起，有如靈魂伴侶，互相關懷。晚年的Hardy雖然看破生死，隨時準備撒手歸塵，但最放不下的是這兩個男人。她在2018年的訪問中曾開玩笑，指Jacques一定要比她遲死，因為她不想當寡婦；但她擔心，無論兩人誰先死，剩下來的一個可能相隔不久便離世，留下Thomas一個。

    在她死訊傳出前，已有一段時間看不到她的消息，這些年間中讀到的都是她身體轉差的消息，就算接受傳媒訪問都是電郵進行，鮮有露面。她近20年跟癌魔搏鬥，2004年患上淋巴癌，之後又患上其他癌症，一直接受放射治療，情况時好時壞，她也有心理準備要死了。她2012年跟《世界報》的訪問中說，自己一直很獨立、很活躍，但患病令她沒力氣，「不能自己依靠自己的感覺非常糟糕。衰老是考驗，一切都崩潰了，你無法正常視物，而且周身痛」。2012年她推出唱片L’amour fou（《瘋狂的愛》），曾說不會唱歌了。大碟最後一首歌還叫做Rendez-vous dans une autre vie（《另一世再會》），是寫給Jacques的。

    但到了2015年，她健康奇蹟好轉，2018年再推出新碟Personne d’autre。惟她2019年又患上咽喉癌，2021年宣布因放射治療令她一隻耳失聰，不能再唱歌了。她經常公開談論自己因癌症所承受的痛苦、人生怎樣變成噩夢，支持安樂死，去年更向總統馬克龍發公開信，促政府通過安樂死立法。

    歌中漫長的告別

    美國《滾石雜誌》去年初公布史上200位最偉大歌手的排名（The 200 Greatest Singers of All Time），Françoise Hardy是唯一法國歌手，排名162，雜誌還莫名其妙地稱她令存在主義變得「難以置信的優雅」。這名單叫不少法國人錯愕：Édith Piaf呢？Johnny Hallyday呢？Jean-Jacques Goldman呢？

    她當時接受法媒RTL電郵訪問，禮貌地表示感到榮幸，還開玩笑說自己會拿這排名自吹自擂，但坦言難以理解，也不明白自己跟存在主義有何關係，請大家不要上心。記者還問她「你好嗎？」，她答道：「不好。我頭部下方從左至右接受了45次放射治療，從上到下又有另外10次放射治療，破壞了我口、喉、鼻、耳、眼和頭皮的血液供應。你可想而知，這會帶來什麼無法治癒的問題。」聞者心酸。

    她終於走了，這是意料之內，但我們無法想像她是如何痛苦地走完最後一程。她一早在歌曲跟我們作漫長的告別。在最後一張大碟有兩首歌都提到死亡：由她填詞的Train spécial（《特別列車》），以及由唱作人兼好友La Grande Sophie作曲填詞的Le Large（《起航》）。死亡對她而言有如登上一列火車或出海航行，探索未知的未來，但她仍要安慰留下來的人。Le Large的MV由法國導演Franois Ozon執導，片中一個小男孩看着Françoise Hardy的舊片段，擁抱她的照片入睡，Hardy走到他身旁握着他的手安慰，表示自己將出海，沒有眼淚、沒有悔恨，一切都會好的……

    重讀她2021年在作品集結尾寫的短文，她寫道：「我不喜歡寫下FIN（結束）這個詞。我不喜歡走到人生的盡頭。我不喜歡在看着一個時代的可怕結束下，走到人生盡頭。」世道的確很壞，結束也無可避免，她最後寫道：「慶幸還有音樂，還有歌。」

    我們也慶幸Françoise Hardy在世界走了一回。

  • 公平咩？

    原文刊於2019年12月22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8年，法國總統馬克龍以環保之名開徵碳稅，令居於市郊必須開車代步的勞動階層百上加斤。該位總統上台不久才廢除了富人稅，現在卻要勞動階層為總統的環保大業埋單，民怨一發不可收拾，爆出「黃背心」示威。2019年，馬克龍政府推動退休改革，總理菲利普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就是：今天不改革，下一代就要怨我們了。不過，法國罷工工人卻說，不想下一代失去這代人的保障。

    連串爭議涉及的大課題是：怎樣才算公平？貧富之間固然有公平問題，世代之間的帳更難說得清。除了錢，還有威脅地球的氣候暖化危機。Greta Thunberg在聯合國氣候會議上，質疑手握權力及資源的成人世界對氣候不作為，苦果卻要下一代承受：How dare you?

    在務實又沒有什麼勞工保障的香港人看來，法國人「嘆慣」福利，罷工是「阻住地球轉」；Thunberg也只是個活在雲端的富家小孩「阻住地球轉」。不過，地球就算繼續轉動，低薪者退休後依舊三餐不繼、年年坐擁巨額花紅的銀行家可以退休環遊世界；富國與富人繼續高消費生活，窮國及低下層卻要承受氣候危機惡果，這樣的地球值得留戀？

    還是由法國不時發作的退休改革爭議說起。因為人口老化，發達國的退休金制度早已危危乎，如何維持早已是一大難題。若一切交由市場和命運定奪，政府什麼也不作為，打工仔自行儲蓄退休，問題簡單得多了。不過，法國要將五花八門的退休制度統一，既要財政上可持續但又要維持社會公義，頓成歷屆政府不可能的任務。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也加入了這場討論，他贊成改革，但批評政府在公平社會上欠缺願景，方案一大問題是未有考慮糾正現存勞動市場的不公，未有要求高薪者承擔更大責任，跟馬克龍政府只顧優惠富人的稅務政策一脈相承。政府方案無視工種和收入差異，退休只是延續收入不均而已。

    皮凱提在本月初的文章中進一步解釋一個公平的退休制度該如何。他指出，勞動市場愈來愈不公平，某些工種超低薪，某些工作又超高薪，退休制度應該要考慮重新分配財富以達至公平。他提出退休制度可與打工仔從事行業僱員的預期壽命掛鈎。一個低薪工人退休後可能只有10年壽命，反而一個高薪行政人員退休壽命長達20年，前者能從退休享受的好處比後者少得多。那麼，一個較公平的做法，便是提高高薪者的退休金供款比例，按薪酬累進；低薪者領退休金時間較短，退休金金額應提高。

    這建議跟他一直以來主張開徵累進財富稅一脈相承。他2013年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的一大要旨，便是指出資本增長率遠高於經濟增長，若不插手糾正，最富裕的一群財富不斷累積且代代相傳，年輕人成功只能靠父幹，貧富不均不能改變，禍及民主，建議徵收全球累進財富稅來糾正。2016年的脫歐公投及美國總統大選的民粹浪潮，正好應驗了皮凱提的憂慮。他今年9月出版的新書Capital et idéologie（暫譯：資本與意識形態）更進一步提出「參與式社會主義」（socialisme participatif )的構想，勾勒公正社會的藍圖。

    自美國總統列根及英國首相戴卓爾1980年代執政後，放任自由市場經濟成為王道，加上冷戰以共產陣營失敗結束，這套意識形態更被視為理所當然，全球進入超資本主義時代。在此意識形態主導下，不均被視為自然現象，且有益社會。巨富雖然不斷囤積財富，但都是憑一己之力致富：Facebook的朱克伯格及亞馬遜老闆貝索斯在互聯網時代獨具慧眼開創事業，擁有巨富理所當然，而且他們能夠創造就業、惠及社會；徵重稅會阻礙創新、打擊經濟……馬克龍甫上台也是以此為由廢除富人稅。皮凱提在該長達1200頁的著作中，仔細檢視不平等的歷史，指出歷史上每個社會都有一套意識形態為不平等辯解，而私有財產神聖化只是法國大革命後出現，目的在於穩定社會，但歷史上也不時對私有財產作制約以求達至公平。換言之，今天為大眾接受的放任資本主義只是偶然的歷史產物，社會組織及權力分配方法是可以改變，而且必須改變。

    「參與式社會主義」以「社會所有制」（la propriété sociale）及「臨時所有制」（la propriété temporaire）的概念為基礎，目的在於防範財富過度集中，務求人人均可公平參與社會。「社會所有制」就是企業管理分權，股東及員工代表在董事局各佔一半；「臨時所有制」則是通過徵重稅達至財富再分配，這部分也是皮凱提闡述得較詳細的部分。批判產權絕對主義（la propriétarisme，據書中定義，這是一個建基於私有制絕對地位的意識形態，而資本主義則是其延伸）是貫穿全書的主張，但皮凱提並非要廢除私有制，而是探討怎樣的產權才是公正。他反覆強調，一個人就算靠個人才能，亦要依靠天時地利人和成就事業，若沒有社會及科技發展配合，朱克伯格及貝索斯等巨富根本不可能出現。如此一來，他們的財富是否應該千秋萬世便值得商榷了。為了防止財富積聚導致種種惡果，透過徵收累進式財富稅、遺產稅及入息稅，應將巨富的產權由永久變為臨時。皮凱提構想，財富稅及遺產稅收入用來向每名25歲公民派發資本，入息稅則用來支付社福開支及應對生態危機。

    這系統如何運作？據該書提出的一個方案，若資產是全國平均財富10倍，每年財富稅稅率為5％，遺產稅為50％；若資產是全國平均財富的10,000倍，財富稅年度稅率及遺產稅稅率同為90％。至於入息稅，若只為平均入息之一半則為10％，若是平均入息的兩倍，則為40％；若收入為10000倍，稅率則為90％。皮凱提估算，財富稅可以為政府帶來5％國民收入，該筆收入用來給25歲的年輕人一筆過相當於平均財富60％的資本，扭轉「成功靠父幹」的現象，讓人人都在相對平等的起跑線開始。這是怎樣的概念？2010年代末富裕國家的成人平均財富約為20萬歐元，即青年可獲一筆過12萬歐元。皮凱提認為，透過這樣的財富再分配，才可以促進社會及經濟活力，建立真正的公平社會。

    這構思也是皮凱提新書出版以來最受討論的地方，畢竟重稅會怎樣影響經濟這一問題尚需解答。皮凱提也承認計劃激進，但並非無先例可循，財富稅和累進稅在20世紀為很多國家採納，也是二戰後西方不平等情况得以收窄的一大因素；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在瑞典及德國亦非新鮮。他強調，其方案並不完美，可以修改，但最重要的是開啟討論，因為不平等已成一大急需解決的威脅。

    說到不平等問題的迫切，氣候變化便是連帶的一大挑戰。馬克龍2017年以「Make Our Planet Great Again」來回應退出巴黎協議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儼如成為全球抗暖化的領袖。不過，漂亮言辭如何轉化為具體行動又是另一回事了。皮凱提稱，在碳排放上，國與國及人與人之間都存在不公。碳排放不僅是生產國的責任，也是消費者及進口國的責任，但現時各國排放只計算國內產出的溫室氣體，所消費的入口貨的碳足迹卻不計算在內。目前對抗氣候變化最常見的建議就是就碳排放按固定比例徵稅，不過，皮凱提指出，這制度將所有排放一視同仁，對發展中國家及每個國家的中下階層非常不公，也無助減排。因為全球一半排放是來自最富裕的10％人口，要大幅減排就要最富裕的一群大幅改變生活習慣。稅款對富裕一群來說微不足道，無礙繼續開私人飛機周遊列國；居於偏僻市郊的草根階層每天開車工作，稅款卻加重負擔。怎樣才能真正改變？這當然不是辦辦公關騷，讓大家作些環保承諾，又或少用幾根膠飲管便可了事。皮凱提稱，最好的方法便是在個人消費層面上以累進稅形式徵收碳排放，例如首5噸碳排放不收稅，然後才逐步遞增。

    這樣徵碳稅一定複雜得多，目前是否可行也成疑。不過，當下全球權力及財富嚴重不均，政治生態，氣候變化及社會保障無一不倖免。與其說皮凱提如何不切實際，不如聽從他的勸告開始討論。當《金融時報》及《經濟學人》這些向來為自由市場經濟背書的刊物也連篇探討不平等的問題，你大概知道問題如何水深火熱了。

  • 回望2018：服務現實的Nostalgia

    原文刊於2018年12月3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8年是紀念年，一戰結束百年、1968年學運五十年、金融海嘯十年、日本明治維新150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還有可能快被淡忘的中國汶川地震十周年。明年2019年又是一連串紀念：有勢必大張旗鼓的紀念，又有巴不得你快點遺忘的紀念。在Nostalgia盛行的今天，歷史對人的意義何在？

    Nostalgia：鄉愁、思鄉、懷舊。據已故哈佛大學比較文學教授Svetlana Boym在The Future of Nostalgia，瑞士醫生Johannes Hofer 1688年將兩個希臘語nostos（回家）及algos（痛苦）拼作新字，描述一種當時盛行於駐外士兵的疫症。Hofer說，Nostalgia導致知覺錯亂，患者跟當下脫節，只一心對故土癡癡期盼，茶飯不思，混淆過去及當下，分不清現實與想像，早期病癥有幻聽及見鬼，治療方法包括服鴉片或到阿爾卑斯山療養等。不過，法國醫生Jourdan Le Cointe在1789年提出，治療Nostalgia用恐怖和痛苦手段最為見效，他引用俄羅斯軍隊1733年的例子，軍中爆發Nostalgia，將軍為控制疫情，下令任何感染Nostalgia者活生生埋葬。活埋了兩三個思鄉成狂的士兵後，沒有士兵再敢思鄉了。

    將過去浪漫化 民族主義者把戲

    如果現在也這樣對待Nostalgia患者，恐怕不知要活埋多少人。昔日肆虐軍中的Nostalgia是思鄉，今人的Nostalgia則是緬懷昔日美好時光——雖然是否有他們腦海中的「昔日」往往值得商榷。單單在facebook分享昔日照片，大概沒有爭議可言：一張黑膠唱片、一座公共屋邨是否存在過，應沒有什麼好爭議；但若有人緬懷昔日公共屋邨如何體現睦鄰友好，哀嘆人情味消失，便可能惹來住過舊屋邨的朋友反駁：什麼人情味，我只嗅到垃圾味！

    Nostalgia並非新現象，但近年成為熱門話題，論者用來解釋世界近年的紛亂：美國總統特朗普2016年爆冷當選，是因為一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回應了白人的Nostalgia；英國脫歐也是因為緬懷昔日日不落國榮光，期待重建Global Britain。就算在香港，追憶黃金時代也蔚然成風。在西方，知識分子對此加以警剔，隨手翻一翻《金融時報》、《衛報》，不難發現諸如「Nostalgia has stolen the future」、「Toxic imperial nostalgia has infected the world」等警告。Nostalgia總將過去浪漫化，隱惡揚善，這種以美好的過去作招徠正是民族主義者的把戲。

    英國智庫Demos 5月發表了長達300多頁的報告，分析英國、法國及德國的Nostalgia，主要針對英國2016年脫歐及德法兩國2017年大選，發現Nostalgia在政治愈來愈重要，選民不滿現實，政客都用昔日美好、傳統價值來動員。訪談調查發現，三國國民都不約而同感到國家步向衰落，最好的日子已成過去，身分認同正受威脅。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11月發表的調查也有類似的發現，有67％歐盟國家受訪者相信從前比現在好，當中意大利人最緬懷過去（77％），較不懷緬過去的是波蘭（59％），德國、法國及西班牙分別有61％、65％及64％人覺得過去比現在好。研究稱，最沉溺過去者往往傾向右翼。

    Nostalgia非右翼專利

    經過一戰及二戰洗禮的歐洲，對Nostalgia滿是警剔，擔心這種源於對當下不滿、對未來絕望的Nostalgia跟排外思想一拍即合，引致災難後果。然而，人類是歷史動物，Nostalgia不能避免，更不是右翼專利。法國是個十分懷舊的國家，法國總統歷來強調對歷史傳統的繼承，走中間路線的年輕總統馬克龍也不例外。早在競選總統時，馬克龍競選團隊便發布戴高樂的短片，戴高樂在片中說法國非左非右，暗示走中間路線的馬克龍是戴高樂的繼承人；馬克龍的勝利演說及官方肖像都滿是法國象徵。馬克龍今年也大舉紀念一戰結束百年，藉一戰的歷史教訓宣揚多邊主義理念，警剔民族主義的禍害。馬克龍的Nostalgia旨在鼓勵國民勇於面對未來、支持變革。

    不過，歷史較實在，但未來卻總是晦暗不明。西方不少輿論把歐洲的希望寄託於馬克龍，但馬克龍所謂跟民族主義者不同的願景，可能最終只是另一個Nostalgia，一個回歸上世紀80至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Nostalgia。經過年底的「黃背心」運動，馬克龍的Nostalgia可否繼續下去，且拭目以待。

    真相如何 對做大國夢者毫不重要

    歷史學家多不喜歡Nostalgia及歷史紀念，畢竟，治史講求客觀，歷史紀念卻只是為現實服務。如果馬克龍真是那麼喜歡歷史，1968年學運紀念便不會無聲無息中過去。Nostalgia從來不關於歷史本身，而是今人的態度，就算歷史學家如何力竭聲嘶，指出大眾沉溺的所謂黃金時代其實藏污納垢，甚至根本沒有存在過，對做着大國夢的人來說根本毫不重要。

    虛實交錯的Nostalgia不一定是壞事。特朗普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之際，百老匯正不知第幾天公演以美國首任財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為題材的音樂劇Hamilton（音樂劇今年也在英國掀起旋風），副總統當選人彭斯選後去觀劇，演出者趁謝幕時發表演說，促新政府尊重多元美國，惹來特朗普炮轟。

    音樂劇改編自Ron Chernow撰寫的傳記Alexander Hamilton，過往談美國獨立史，早死的漢密爾頓的名聲遠不及華盛頓、傑佛遜等人，但音樂劇卻重新發現這位來自加勒比海的國父。只要把該劇跟真正的美國立國史及現實對照，不難發現音樂劇對歷史及現實的批判詮釋。音樂劇把時下流行的hip-hop放到漢密爾頓口中，竟又毫不突兀地捕捉了漢密爾頓當年一個移民在美國矢志出人頭地的心情。劇中惹人談論之處，便是找來黑人、拉美裔演員來演華盛頓等開國元勛，提醒觀眾，美國實驗由一班白人男人展開，美國憲法所謂We The People其實排除了非白人及女人，現今的美國遠超開國元勛的想像，美國實驗還會繼續下去。Hamilton意外爆紅，跟社會期盼真知灼見的領袖帶領大家走出深淵有關，但也不失為滿懷希望的Nostalgia。

    歷史太沉重 只有Nostalgia大生意夠實在

    近日翻看英國歷史學家Tony Judt的Reappraisals: Reflections on the Forgotten Twentieth Century，他談到英國的「遺產產業」（The Heritage Industry）時語多不屑，說英國有種獨特的能力，能夠對假的歷史遺產產生真的懷舊情懷，同時喚起又否定歷史。他舉英國鐵路為例，指英國鐵路本身是眾所周知的笑話，但英國蒸汽火車路線和蒸汽火車博物館數量卻是全歐之冠，人們可以坐着Thomas the Tank Engine欣賞英國景色，尋訪作家Charlotte Bronte故居。在Nostalgia的幌子下，英國歷史問題及階級矛盾都抹走得乾乾淨淨。Tony Judt所描述的現象，今天早已遍佈全球。歷史太沉重，未來出路又不易找，只有Nostalgia這盤大生意夠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