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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廣島長崎和加沙的距離

    廣島長崎和加沙的距離

    原文刊於2024年10月2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2024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日本原爆倖存者反核組織「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團體協議會」(日本被團協),令不少傳媒跌眼鏡。不少人認為頒給一個反核組織是有意迴避加沙戰爭。不過,這個似乎「人畜無害」的民間組織,還是在以巴問題上惹來以色列駐日大使指摘。廣島和長崎,跟加沙一點也不遙遠。

    和平獎沒有像一些評論預期頒給國際法院(ICJ)、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似乎避開了以巴爭議。不過,跟烏克蘭戰爭一樣,加沙戰爭這個重要的時代背景是無法避免的。日本被團協82歲代表委員、廣島被團協理事長箕牧智之接受不同傳媒訪問談得獎感受都提到加沙,稱本以為和平獎會頒給那些在加沙致力拯救小孩、阻止戰爭的人們。他在記者會上說:「加沙衝突那些受戰火波及的兒童,令人聯想到80年前的原爆孤兒。」這句話觸動以色列駐日大使科恩(Gilad Cohen)的神經。科恩在10月13日分別以英語及日語在X上發文,首先祝賀及肯定被團協因追求和平與正義而獲諾貝爾和平獎,然後說:「不過,箕牧智之代表委員將加沙與80年前的日本相比較,是不恰當且缺乏根據的。」科恩的日語版聲明只說「不恰當」,但英語版本卻是措辭強硬得多的outrageous(令人憤慨)。他稱,加沙由恐怖組織哈馬斯統治,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人又用巴人做人盾,犯下雙重罪行,亦是反人道罪。他指出,哈馬斯去年10月7日襲擊以色列導致不少婦孺被殺及被擄,但卻看不到被團協代表委員就事件發聲明。他批評,這樣的比較是歪曲歷史,也對恐襲死難者不敬。帖文的附圖是兩名被哈馬斯挾持的小孩。

    以色列眼中的雙重標準
    可能是礙於社交媒體的限制,科恩的嚴厲指控沒有提出詳細論證,我只能嘗試理解箇中邏輯。他之所以如此抗拒將加沙跟近80年前的日本比較,大概是因為美國投擲原子彈,並非攻擊軍事目標,導致大量無辜平民死傷;相反,以軍只是「自衛」反擊襲擊以色列的哈馬斯,而且以軍一直宣稱交戰遵循最高的國際標準,不傷害平民,只是哈馬斯用平民做人盾。不過,以軍的軍事行動是否合理、有否顧及人道救援,一直引起國際社會質疑。科恩在帖文中強調是控制加沙的哈馬斯首先襲擊以色列,似乎把一切責任歸咎哈馬斯。沒有人會為哈馬斯的暴行辯護,但我不知道科恩是否如一些以色列右翼輿論一樣,認為加沙平民默許哈馬斯統治,因此不值得同情。如果是這樣,同樣邏輯也可應用於日本,二戰時的日本為軍國主義者操控對外侵略,原爆死傷者是為日本軍國主義付出了代價,因此也不值得同情。但我相信科恩應該不會如此看待原爆死傷者。科恩最後質疑箕牧同情加沙巴人卻沒有同情被哈馬斯傷害的以色列人,是雙重標準。箕牧是否沒有同情以色列人,恕我無法查證,但以此為批評理由十分薄弱。批評美國「九一一」恐襲後在阿富汗的反恐戰造成平民傷亡,同情阿富汗平民,並不等於對「九一一」的死難者不敬。同情以色列平民跟同情加沙平民為何一定要非此則彼,這種「以色列邏輯」實在很難理解。

    何况箕牧的發言根本不在比較加沙跟戰後日本,他沒有批評以色列,只是說加沙的兒童喚起他的原爆回憶。一名老人的感受也要遭以色列扭曲及批評,才真是outrageous。正如日本學者小熊英二在《朝日新聞》質疑:「特意發布可能會激怒駐在國國民感情的帖文,能有什麼外交上的好處呢?」

    美國在1945年8月6日及9日在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造成至少20萬人死亡,原爆倖存者(亦即日語中的「被爆者」)一直面對身心健康及社會歧視等問題,他們也一直是日本反核及和平運動的中堅。他們傳承原爆經驗,不是為了要世人注視他們的痛苦,而是要令世人把目光放遠,為世界和平努力。原爆倖存者一直以「No more Hibakusha」(不要再有被爆者)為口號,到包括以色列在內的世界各地分享原爆經驗,更邀請以巴兩地年輕人到日本跟原爆倖存者交流,希望培養下一代的和平主義者。

    倖存者與小孩
    不少仍然在世的原爆倖存者遭遇原爆時只是小孩,他們提及世界上的衝突時都很自然會談到小孩,一來這勾起他們的回憶,二來小孩是衝突中最無辜無助的一群。以色列向加沙用兵,隨着加沙人道災難愈來愈嚴峻,原爆倖存者亦積極發聲。外界普遍相信,以色列是擁核國。去年11月,以色列極右耶路撒冷事務及遺產部長Amichai Eliyahu曾主張用核彈炸加沙,雖然以色列政府立即劃清界線,但仍引起廣泛關注,原爆倖存者尤其憤怒。據《讀賣新聞》去年11月8日的報道,被團協事務局次長、85歲的兒玉美智子憤怒地說:「不了解核武的可怕才能說出這樣的話。威脅說要用、要用,到底是為了誰、為了什麼而戰?」她接着提起童年往事,廣島原爆時她7歲,就讀的學校距離廣島爆心地3.5公里,形容那是畢生難忘的地獄。她特別提到,有一個與她年齡相若的女孩用渴望的眼神盯着她,她說:「每當在報章和電視上看到戰火中的孩子們的眼神,就會想起那個女孩,我全身都會僵硬起來:為什麼無辜者要遭受這樣的對待?」

    你或者會說,原爆倖存者太感情用事、思想太簡單,不明白地緣政治的複雜。也許是吧,他們大概不會洋洋灑灑大談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的恩怨、分析各國錯綜複雜的利益計算,他們有的只是戰爭的切膚之痛,以及對和平的強烈願望。當日本依賴美國的核保護時,他們卻敦促日本加入《禁止核武條約》;他們對加沙的關注,亦令今年廣島和長崎的原爆紀念儀式鬧出爭議。

    一些原爆倖存者和反戰民間組織認為,既然俄羅斯及白俄羅斯因入侵烏克蘭沒有獲邀出席紀念儀式,以色列亦不應獲邀,否則便是雙重標準。這也是自加沙戰爭以來,不少全球南方國家對西方的質疑:為何只譴責俄羅斯,卻縱容以色列在加沙濫殺?據《中國新聞》(按:「中國」是指日本的「中國地方」,包括廣島縣、鳥取縣、山口縣等地)今年7月報道,箕牧當時亦認為不應邀請以色列:「看到戰火中的孩子們,真是可憐。邀請發動這種事的國家是不對的。」

    廣島原爆紀念儀式仍有邀請以色列,但隨邀請函附帶敦促以色列停火;長崎則沒有邀請以色列出席,理由是加沙戰爭引起爭議,為令儀式順利舉行,決定不邀請。長崎此舉惹歐美國家不滿,連日本執政自民黨內部也有關注聲音。在紀念儀式前20天,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德國、意大利和歐盟大使致函長崎市長鈴木史朗,稱不邀請以色列會影響他們的出席意向。他們稱,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不同,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是遭哈馬斯襲擊後「行使自衛權」,將以色列等同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令人遺憾」。結果,英美大使缺席長崎紀念儀式,歐洲加拿大等地則派出次一級代表。

    今屆和平獎既被質疑迴避加沙,也被質疑針對俄羅斯。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Maria Zakharova上周三(10月16日)批評美國利用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散播「虛假的意識形態」,渲染俄羅斯核武威脅——雖然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入侵烏克蘭後多次威脅動用核武。和平獎被指針對某一國家也不是第一次,美國前總統卡特2002年獲頒和平獎,也被美國保守派質疑是針對當時的美國政府。但無論如何,對原爆倖存者而言,反俄、反美還是反以這些標籤都沒意義,最重要的只是反戰。在當前意識形態對立、西方與非西方抗衡的世界,他們對各地戰亂受害者寄予同情、努力追求和平的無核世界,或許顯得不合時宜。但正是這些不合時宜的堅持,世間的善良才不至於消磨殆盡。

  • 那不止是一團蘑菇雲

    那不止是一團蘑菇雲

    原文刊於2023年8月13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電影《芭比》和《奧本海默》兩齣性質迥異的電影7月21日在美國同時上映,「芭本海默」(Barbenheimer)掀起熱潮,網上更湧現不少結合原子彈和芭比的二次創作,《芭比》官方帳號更跟這些迷因圖(meme)互動,認為對原爆受害者欠缺尊重,高呼#NoBarbenheimer,《芭比》發行商華納兄弟道歉。雖然有網民不收貨,但風波算暫告平息。不過,這場風波背後涉及日美兩國對原爆的迥異記憶,卻值得一談。

    日本的8月一向是屬於廣島和長崎的。美國分別在1945年8月6日及9日在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造成至少20萬人死亡,原爆倖存者(亦即日語中的「被爆者」)亦一直面對身心健康及社會歧視等問題。每逢8月臨近,日本傳媒都大幅報道原爆倖存者的證言,以及來自廣島和長崎的反核信息。就差不多在這個時候,「芭本海默」那些原爆迷因圖在網上流傳,例如芭比開心地坐在「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肩上、背後則是核爆火海;又把芭比的髮型改成原爆「蘑菇雲」。

    迷因圖惹怒日本網民
    《芭比》社交媒體官方帳戶對這些圖留言讚好,甚至留言:「這將是一個難忘的夏天」(It’s going to be a summer to remember),令不少日本網民憤怒,認為網民跟《芭比》不尊重原爆受害者,對原爆禍害輕描淡寫,性質無異於拿911恐襲或納粹屠猶來開玩笑。也有網民趁機分享原爆歷史資料,希望外國人理解為何日本人認為原爆玩笑開不得。更有網民發起聯署促片商道歉及停止消費原爆。華納兄弟8月1日道歉並刪除官方帳號的相關帖文。

    《芭比》8月11日在日本公映,暫時看來這場風波並未影響日人觀影的興致。今次事件固然是公關災難,亦反映日美對原爆認知的差異。日本富士電視台在紐約街頭訪問當地人對爭議的看法,有人認為那些迷因圖不合適,有人一看迷因圖便哈哈大笑,認為無傷大雅。富士電視台繼而探討為何日美對原爆的記憶如此不同,節目主持引述明治學院大學名譽教授高原孝生稱,美國人大都不太知道原爆受害的事實,就算知道都很可能認為那是無可避免的結果,無法體會受害者之痛,因此覺得開玩笑也沒問題。

    戰後美國禁絕原爆圖像
    日美對原爆的記憶,倒不是能輕易簡化成一個記得、一個不記得,因為原爆記憶在兩國都經過不少變化。在日本,原爆記憶在戰後長期被壓抑。日本軍方在原爆後固然不想日人看到原爆慘况,美國為首的盟軍1945年9月至1952年4月佔領日本期間,美國更禁絕顯示原爆後遺的圖像,以免令美國形象受損。據美國歷史學家John Dower在Embracing Defeat一書的描述,戰後佔領日本的美國當時嚴查日本出版刊物,務求杜絕軍國主義思想、改造日本。原爆的記憶雖然沒有明確禁止,廣島一帶亦有原爆有關的散文和詩歌出現,但好些倖存者作品遭查禁,或經大幅刪節才能出版。這氣氛下,日人亦自我審查、避談原爆。

    就算美國的審查在佔領後期鬆動,美國在容許原爆記憶時更着重傳遞原爆是日本自作自受的信息。長崎原爆倖存者永井隆的《長崎之鐘》(長崎の鐘)1949年終獲准出版,但美軍要該書加入一篇由美國人寫的附錄,敘說日軍1945年在菲律賓干犯的「馬尼拉大屠殺」暴行,為美軍投下原子彈提供理據。相對文字紀錄,美國更全面封殺原爆影像。1945年8月至12月期間,30名日本人在廣島及長崎拍攝紀錄片,記錄原爆後的真實,美軍沒收菲林,並將所有拷貝送到美國,確保日本人不會看到。

    據John Dower,原爆後遺的圖像要到1950年才首次公開出現,是畫家丸木惠里及丸木俊以原爆為題材出版的繪本。直至1952年8月原爆紀念日,亦即美國佔領結束後,日本公眾才首次看到原爆後遺的相片。換句話說,原爆後有7年記憶真空期,日本社會對原爆禍害懵然不知、原爆倖存者亦無法尋求支援。原爆的相關書籍影像此後才開始流傳,講述原爆經歷的作品例如漫畫《赤腳阿元》(はだしのゲン)亦進一步鞏固一代日本人的集體記憶,而原爆倖存者亦一直堅持不懈,以親身經歷講述戰爭及核武的恐怖,日本的反戰和平傳統根深柢固。

    人為因素完全被抹去
    至於美國,由於政府嚴控來自日本的報道及影像,美國戰後對原爆的印象便只有原子彈爆炸引起的「蘑菇雲」。如專研美國文化的學者James Farrell指出,磨菇雲(mushroom cloud)這個複合詞由兩個自然現像的詞語組成,人為的因素完全被抹去。美國人戰後亦長期接受美國官方說法,認為原子彈是結束戰爭的正當方法,可避免更多美軍傷亡。當時,原爆死傷數字雖然有個大概,但因為欠缺影像,一般人並不了解原爆的恐怖。相反,他們把原子彈看成美國科技優勢的展現。1945年因為關注核威脅而設立的《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世人熟悉的「末日鐘」亦是該期刊的項目)的主編Eugene Rabinowitch 1956年曾憶述,美國公眾普遍對廣島和長崎原爆展示美國科技及軍力的優勢感到欣喜。

    美國人對原爆的具體禍害要到1946年才開始慢慢了解。1946年8月,《紐約客》只刊登了一篇名為Hiroshima的長篇報道。該報道出自美國記者John Hersey之手,他深入廣島採訪,以廣島原爆6名倖存者為中心,透過這些普通人的經歷具體描述原爆的真正禍害,被譽為是改變美國公眾對原子彈觀感的重要作品。該篇報道不久亦以書籍發行,令更多人讀到。美國的反戰反核組織亦往往運用廣島及長崎的影像來宣傳。當然,這些努力跟普羅大眾仍有距離。隨着時間流逝,跟很多重大歷史事件一樣,廣島及長崎原爆都日漸被淡忘了。

    美國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布里斯科美國歷史中心(Briscoe Center for American History )主管Don Carleton最近便在《日本時報》撰文稱,美國人想到原子彈,唯一的影像記憶便是蘑菇雲。欠缺恐怖影像令1950年代對核武出現兩種對立的態度:一方面,美國十分正視核彈威脅,甚至認真到出現麥卡錫主義的歇斯底里;另一方面,諸如拉斯維加斯的「原子彈小姐」(Miss Atomic Bomb)選美會、原子彈糖果這些流行文化風潮,卻反映美國公眾對核彈的輕描淡寫。Carleton認為,「芭本海默」的熱潮跟1950年代對核彈既認真又愚蠢的模式同出一轍。他稱,「芭本海默」反映美國人仍然在視覺上、情感上、知識上跟廣島及長崎仍有距離,如果要美國人更加正視世界面對的核威脅,必須讓他們面對那些恐怖的視覺證據。

    長崎市長:認真反思核戰
    如何傳承原爆記憶,一直是日本近年的議題。當不少原爆倖存者垂垂老矣,更顯得這課題的迫切:還有人可以用親身經歷告訴大家核武的可怕嗎?據政府數據,截至今年3月,原爆倖存者全國剩下113,649人,比去年減少5286人,平均年齡85.01歲。

    當然,傳承記憶並不限於對過去的認識,還有倖存者對無核武世界的未來期盼。不過,俄羅斯去年入侵烏克蘭,總統普京更經常威脅用核武,這希望愈益顯得格格不入。上周三(8月9日),長崎市市長鈴木史朗在原爆紀念演說開始時朗讀了已故原爆倖存者谷口稜曄對原爆的描述:背後如何閃出彩虹般的強光、颳起強風;身上衣服不見了、跟灼燒的皮膚黏在一起,他事後在醫院度過了3年多。谷口已於6年前逝世,他生前曾表示,擔心過去的痛苦會被遺忘,更憂慮這種遺忘會導致對核武的重新肯定。鈴木呼籲人們回到78年前原爆的剎那,認真思考如果核戰現在爆發,地球和人類將會怎樣。

    長崎能否成為世上最後一個遭核武襲擊的城市?

  • Plan 75:老有所安的未來

    Plan 75:老有所安的未來

    原文刊於2023年4月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原題為「75終生計劃:老有所「安」的未來」

    日本導演早川千繪在電影《75終生計劃》(Plan 75)構想了一個未來的日本,政府對人口老化問題無計可施,社會甚至出現「仇老」襲擊,政府於是推出名為Plan 75的自願安樂死計劃,只要年滿75歲便可申請,公務員彬彬有禮幫忙長者申請,更設置街站招攬露宿者參加。宣傳單張及廣告精美,申請一經批核,政府更獎參加者10萬日圓獎金,可以用作去旅行或殮葬的費用;如果不想花錢殮葬,計劃提供集體火化選項。直至安樂死前,有專人用電話定期跟你談心,讓你安心上路。這部電影去年在日本公映時引起不少討論,大家可能想:這會是我們的未來嗎?

    Plan 75女主角倍賞千惠子最為人熟悉的角色,相信是日本國民電影《男人之苦》中飾演寅次郎的妹妹。半世紀前的《男人之苦》世界跟Plan 75的世界大相逕庭,《男人之苦》是一個家人和社區互相照應的溫暖世界,寅次郎怎樣流浪闖禍,只要回到家鄉柴又,便可得到妹妹一家和街坊關照。但Plan 75中的倍賞千惠子面對的則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冷漠世界。

    當然,今天的日本跟當年的社會結構相差甚遠。日本傳媒和專家總是在談論超高齡、少子化及單身趨勢下的社會問題。2022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佔整體29.1%;新生嬰兒則首次跌破80萬,顯示少子化加速。而日本的傳統家庭在二戰後已漸漸解體,不婚更成趨勢,目前單身者佔65歲以上者比例為13.8%,比例相信會繼續上升。長壽社會的健康保障開支自然增加,如何有效支援孤獨長者亦費煞思量。日本安老服務科技雖然發展不錯,但人手不足,引入外勞已成趨勢。社會保障制度可以支撐多久亦成懸念。年輕一代尤其擔心年金制度是否仍可持續。日本的年金制度是以勞動人口交的保險費來支付現時長者的年金,1970年代每一名65歲以上長者有8.5人支撐,但到今天比例已跌至2.1人,這比例只會繼續下降。年輕世代現在雖然繳交保險費,但退休後能否收取足以應付生活開支的年金頓成疑問。政府為鼓勵生育,扭轉少子化趨勢,增加育兒津貼,但這又增加社福開支。

    年輕人不滿政策向長者傾斜
    人口老化除了增加政府財政壓力外,還引伸所謂「銀髮民主」(シルバー民主主義),即政府決策向長者傾斜,年輕世代的需求無人問津,從而加深世代對立。日本年輕人投票意欲低,相反長者熱中投票,政客自然更積極討好年長選民。以去年參議院選舉為例,39歲以下選民的投票率為30%,相反,60多歲及70多歲選民投票率分別為63.58%及56.31%。參議院選舉前,執政自民黨及公明黨提出給2600萬領取年金者一律派錢5000日圓,計劃一提出便立即在Twitter引起群情洶湧,被指是「銀髮民主」的極致。年輕一代早已擔憂將來退休生活,現在還要進一步拿他們的稅款給長者,自然引起不滿,方案最終撤回。另一邊廂,要解決少子化問題實要改善年輕一代的生活環境及提供更多育兒津貼,但若政客只顧討好長者選民,自然缺乏動力推行。

    安樂死為子孫謀幸福?
    這些問題都是Plan 75的時代背景。電影並非要探討安樂死的爭議,只是借這一極端計劃探討日本社會問題。計劃宗旨開宗明義是要減輕政府財政負擔,電視廣告亦以「希望保障未來」作標語,暗示長者選擇安樂死可為子孫謀幸福,這跟一般理解的安樂死由個人考慮出發大相逕庭。參加安樂死計劃的兩名長者都是「不想製造麻煩」的長者。倍賞千惠子飾演的Michi 78歲,丈夫過世後單身,在旅館打散工本來還有一班同事互相照應,卻因年紀遭辭退,居所又面臨清拆,她要找工作兼找新居,但年齡卻成為障礙,人家勸她申請政府援助,但她卻堅持自食其力。至於另一名參加者岡部幸夫則畢生都在日本各地修橋補路,又定期捐血,參加計劃只是貫徹為國家奉獻的精神。但隨着劇情發展,觀眾都知道他們其實不想死。Plan 75調子灰暗,但仍隱約透露希望。兩名Plan 75的年輕僱員分別跟兩名長者建立情誼,深受這非人性化的制度打擊:當面對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再是新聞報道或政府預算的一堆數字,體會自然不同。

    Plan 75對未來的描繪是否過慮?今年年初,日本網絡鬧出一宗連《紐約時報》也關注的風波。KOL成田悠輔被網友翻舊帳,找出他過去就人口老化問題的發言片段,2021年他在一個網台節目上說:「我想只有一個解決方法,最後不就是長者『集體自盡』或『集體切腹』嗎?」他解釋,要知道何時退場是重要的,但日本很多人仍「倚老賣老」,戀棧權力。2022年,成田被小學生問及有關言論時,大談2019年一齣恐怖電影描述瑞典一個邪教組織推長者跳崖自盡。但他說,很難說這是否好事:「如果你覺得好,你可能要努力創造一個這樣的社會。」他在另一場合亦談及「安樂死」,稱可能有一天會討論是否要強制安樂死。成田悠輔是耶魯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近年活躍日本,以形象及言論出位見稱,網絡有大批追蹤者,他亦著書立說探討日本社會問題。其「集體自盡」言論被翻出來後自然引發日本網民反感,認為他煽動對長者仇恨,學者亦指其不負責任。成田則稱言論被斷章取義,強調自己只是針對老人戀棧的問題,但他承認「集體自盡」措詞不當。

    姑勿論成田是否遭斷章取義,但其偏激言論無助思考問題之餘更後果嚴重。要改變「銀髮民主」是否不加分辨把矛頭針對所有長者?日本年輕人政治冷感是否也應該負上責任?而且人口老化衍生的政治及社會問題不是應該由政府解決嗎?向來強調「敬老」的日本近年早已出現「老害」一詞,在「老人阻住地球轉」這想法潛移默化下,會產生什麼後果?Plan 75以槍手血洗安老院作序幕,相信是參考了2016年導致19死26傷的神奈川相模原市殘疾人福利院屠殺案。行兇者聲稱,殺死的都是無法跟外界溝通的嚴重殘障者,這樣做可以造福社會及減輕家屬負擔。一個事事講求經濟效益的社會衍生這些極端想法不是很自然嗎?如果單純為經濟效益考慮,推行長者安樂死計劃也不是奇怪的事。在去年6月的《朝日新聞》訪問中,導演早川千繪便稱,理想的政府不應只考慮經濟,還要顧及所有年齡層的幸福和人權。被問到究竟可以怎樣創造一個不再局限於生產力,所有年齡層的人都能生活的社會,她認為需要的是「對他人的想像力」。她解釋,日本人總是希望不要為人家帶來麻煩,但她拍攝Plan 75時想,如果大家都覺得「製造麻煩是人之常情」,以及「當我們有麻煩時便應該互相幫助」,這可能有助創建一個所有人都能生活的社會。一個相濡以沫的社會,總比一個為了爭奪資源互相仇視的社會好。只是這個社會離我們有多遠?

  • 日本政客難利用的Nostalgia

    原文刊於2019年1月2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日本吸引人之處,在於人人都可開拓個人的空間;若要再隱私點,便要走進時光隧道,旁若無人般追尋消失的舊日足跡。我懷疑,可能正是因為要在繁忙的都市生活喘息,懷舊才會大行其道。

    數年前在東京小住,碰巧神保町一家戲院趁小津安二郎誕生110周年、逝世50周年,兩個多月一口氣播放小津電影全集,一齣電影還要在不同時段播放數次,確保不會有漏網之魚。對影迷來說,就算日語不靈光,能在戲院大銀幕把小津電影看遍,還是誘人的奢侈。神保町有三樣「名物」:書店、咖哩和喫茶店,戲院附近有不少隱身小巷的喫茶店,我卻喜歡跑到老遠的一家老店打發時間。那是一家創業於昭和46年(1971)的店舖,已有50多年歷史,由兩兄弟主理。因為街坊價錢又鄰近鐵路站和寫字樓集中地,早上上班前和中午都擠得水泄不通。店內燈火通明,正好適合邊喝咖啡邊看書。牆上是店主工工整整的手寫價目表,收銀枱旁放着一部撥號黑電話,除了附近商店打來叫外賣,還有咖啡客的同事來電尋人……咖啡香、海苔多士的燒醬油味道、二手煙,跟舊時代的氛圍交織成一個奇妙的時空。

    雖然變化日新月異,東京仍有不少這樣時光凝住了的老舖。好像是近6、7年的事吧,懷舊頓成風潮,坊間滿是老舖100選、舊地圖、歷史漫步之類的雜誌和書籍,昭和年代更是懷舊之選,書店與唱片舖更有昭和年代專櫃,據說頗暢銷。懷舊風潮大概叫人猜測跟人口老化有關。但據我毫不科學的觀察,懷舊的不只是經歷過昭和時代的一代。以那家昭和年代的喫茶店為例,近兩三年一大變化,便是除了老顧客外,便是多了好奇的年輕人前來,兩位老店主也樂意跟他們聊天。

    日本向來是歷史俯拾即是的國家。無論是街道告示還是書店,歷史總是常伴左右,地方政府甚至準備歷史散步地圖供遊人按圖索驥;就算沒有那麼周到,路上豎立的牌子也會告訴遊人,這兒曾經是某某場所的遺址,那兒曾是某某作家的住處,儘管遺址早已不留絲毫痕跡。

    大概消失得了無痕跡才引人入勝,於是歷史迷可以在東京的城市迷宮中追尋忠臣藏的足印;到西鄉隆盛在鹿兒島城山最後藏身的洞穴憑弔;到大久保利通遇刺的東京都千代田區紀尾井坂嘆息一番。Nostalgia一定要有點想像力,才能在虛實之間自由馳騁。

    歷史也是地方政府推廣旅遊的良策。日本人有種本事,就是可以把任何嚴肅的事物變得kawaii。東京國立博物館老早拿古墳時代的埴輪(陪葬品)來宣傳,希望吸引青少年。至於離東京不遠的埼玉縣行田市,當地有幾座古墳,據說近年興起「古墳咖哩飯」,將飯以「前方後圓」的古墳形狀上碟,周圍佈置咖哩汁和蔬菜。古墳還未突然進入主流傳媒話題前,數年前曾到冷清的行田看古墳,不曉得「古墳咖哩飯」這玩意有沒有為行田市帶來人氣。

    說到將歷史kawaii化,去年趁明治維新150年到鹿兒島一遊,差不多隨處可見粗眉大眼的西鄉隆盛卡通公仔,難免令人覺得突兀。在日本人心目中,這位明治維新英雄的人氣一直遠高於其他同時代人物。歷史上的西鄉隆盛很複雜,不容易把握,他是推翻幕府的一大功臣,但新政權建立後又跟時代格格不入,最終領導一班遭時代遺棄的武士叛變,在政府軍圍剿下自殺。面目複雜的西鄉到了今天,只留下「敬天愛人」一句曖昧遺訓,和一幅也不知道有多少真實成分的肖像。

    正正是歷史曖昧的魅力,執政者總希望借歷史一把。去年明治維新150年,日本中央政府和涉及明治維新的地方政府全年都辦活動,首相安倍晉三去年新年講話便拿明治維新的歷史來勉勵國民克服國難,當年要克服的是西方殖民主義,現在的「國難」是少子化。這樣比附是否合理且不討論,但大部分日本人相信只把安倍講話當「耳邊風」。

    安倍為明治維新紀念可謂用心良苦,連宣布競逐連任也跑到薩摩藩鹿兒島,強調自己出身自長州藩山口縣。雖然如此隆重其事,民間對明治維新反應冷淡。1968年明治維新100年的紀念儀式有1萬人出席;去年10月的儀式只有300人,也不見日皇影蹤。報章及電視雖然也見明治維新150年的報道,學者也紛紛討論明治維新的意義,自由派也一如既往質疑安倍對歷史的挪用,但一般日本人肯定不怎樣當一回事,頂多只當戲看(不過,NHK大河劇「西鄉殿」收視也低迷),更不要說什麼繼承明治維新精神了,明治維新150年便這樣悄悄過去了。

    日本保守派不時批評新一代不懂歷史傳承,忘記日本的獨特性。經傳媒傳送後聲浪雖然顯得大,但在日本社會卻似乎難起漣漪,大家感興趣的是政客難以利用的Nostagia。這種Nostagia之所以難以利用,是因為對象都是很個人的事物。最近在神保町打書釘時,發現一本《昭和40年男》雙月刊,顧名思義,讀者群是昭和40年(1965年)左右出生的男性。如此專門針對某個年齡層固然令人驚奇,而且,真有那麼多題材供緬懷嗎?網上一查,才知道雜誌已經邁向第10個年頭。雜誌介紹的都是陪伴昭和40年出生一代成長的事件、電影、電視、歌曲、動畫、女神、鐵甲人等。最新一期的主題是「男人之苦」—指的固然是今年50周年、山田洋次執導的國民電影《男人之苦》,也談及昭和年間男性形像的轉變。

    雖非生於昭和40年,也不是在日本社會成長,但雜誌讀來還是津津有味,畢竟在全球化下,不少大都會也有類似成長經驗,對香港侵沉日本流行文化長大一代猶甚。《昭和40年男》前總編輯北村明広2014年受訪說,昭和40年出生的一代經歷的是個美好年代,電視、電影、歌謠、西方音樂等娛樂各式各樣,也有一種未成熟的趣味。當然,那時代跟現在相比貧乏得多,街道也髒。他說,當時大家都有一種不得不改善生活的想法,作品總是洋溢熱情。

    依今期《昭和40年男》的介紹,找了昭和40年推出的歌曲「新聞少年」來聽。「新聞少年」意即派報少年,歌曲是派報少年的自述,表現無懼風雨也要把報紙派送的敬業樂業精神。這種精神,相信大家看過《阿信的故事》都會明白是什麼一回事。

    隨着日皇明仁今年4月退位、平成時代步向結束,坊間早有不少書籍雜誌回顧平成時代。長達64年的昭和時代既有戰爭與和平、也有經濟起飛的璀璨悅目,亦有一眾流行文化icon。1989年昭和時代結束至今仍然叫不少人緬懷。跟昭和時代相比,正好碰上泡沫爆破的平成時代似乎相形見拙,即使是泡沫爆破,日本的衰退卻是平淡如水:不是沒有傷痛,只是傷痛從不外露。

    小泉純一郎、奧姆真理教、政權交代、少子化、阪神大震災、東日本大震災等都是回顧平成的關鍵字。不過,論最叫人有貼身感受的,還是雜誌《東京人》二月號談的互聯網衝擊。我常跟日本朋友說,沒法想像沒有智能手機查Navitime的時代,大家是怎樣換乘鐵路的。

    有不少批評說,日本這代人太滿足現狀,對諸如人口老化等逼切問題缺乏危機感,也欠缺上一代的奮鬥精神。昭和時代璀璨的物質主義,到了平成時代已變了「低欲望社會」和「斷捨離」。回望80年代的泡沫經濟,夜夜苼歌(《昭和40年男》今期正好有一篇文章回望那時代),想想也夠累。人生無欲無求也沒有什麼不好,也不代表意志消沈,更不是對周遭人和事不聞不問,只是看透了人生孰輕孰重。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當年的年度漢字是「絆」 (Kizuna),意即切不斷的深厚情誼,哪怕是不同世代甚至是本來不相識的人,都有一絲關係,這關係比什麼都重要得多了。正如我每次踏進那家喫茶店,無論對上一次到訪是半年還是一兩天前,老店主跟我打招呼後,都記得這位遠方的客人要點的是什麼,自然送上,一切盡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