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Robert Fisk

烽火求真——悼爭議名記者Robert Fisk

原文刊於2020年11月1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英國著名記者費斯克(Robert Fisk)2020年10月底逝世,消息傳出後,不少訃聞都形容他是「著名又富爭議」,差不多所有訃聞都會提到他是首位訪問拉登的西方記者,也不忘引述恐怖主義頭子拉登對他的讚賞:「他是中立的。」拉登的讚揚彷彿是抹殺費斯克聲譽的最佳咒語。當記者從來不易,如何在propaganda與社交網絡的虛虛實實之間查找真相,監察當權者,在這個「立場先行」的「後真相時代」更不容易。

關於如何評價費斯克,《經濟學人》可能是最不留情,文章斥他自以為是,只要符合其論述便把傳言當事實,又對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寬容。這類指控也是費斯克批評者常彈的老調:費斯克只懂得詰問西方,卻輕輕放過中東獨裁者;中東一切禍害都是西方造成的,恐怖分子也值得同情。這種論調對熟悉費斯克的讀者來說,大概只能一笑置之。

中東報道惹火 評價兩極
還是由他近年最惹爭議的報道說起吧。2018年敘利亞反對派佔領城鎮杜馬(Douma)遭政府軍攻擊,反對派和西方指控巴沙爾政府用化武,敘利亞和俄羅斯否認。費斯克等人獲敘利亞政府安排到杜馬採訪,之後寫了一篇報道,引述一名當地醫生稱,當地人是缺氧而非中毒,又說當地不少人懷疑化武襲擊之說,認為是伊斯蘭武裝分子揑造。因為費斯克的名氣,該篇報道被敘利亞政府和俄羅斯廣傳。當時「白頭盔」拍攝的片段在社交網絡廣為流傳,支持敘利亞反對派彷彿是天經地義,不少人批評費斯克淪為巴沙爾傳聲筒,一直討厭費斯克的人立即說:不愧為拉登欣賞的西方記者;就算一直欣賞費斯克的人也不禁想,費斯克忘了自己的原則嗎?他不是一直為中東的弱者發聲嗎?

費斯克的名聲,很大程度是因為他敢於揭示「不方便」的真相。當西方大張旗鼓要對付邪惡的恐怖主義時,他提醒讀者,我們並不是那麼正義;當西方悼念恐襲死者時,他又不識趣地提醒各位,在被遺忘的角落中,正發生更多恐襲,當中不少西方難辭其咎。2001年美國九一一恐襲後發動反恐戰,他不少惹火文章便是出於這時期。其中一篇最著名的報道,便是2001年12月10日刊登在《獨立報》頭版的報道,該文鉅細無遺描述自己怎樣在阿富汗邊境遭難民圍毆,不單頭破血流,連25年來累積中東人脈的電話簿也不知所終。他卻寫道,如果自己是當地難民,「我會襲擊費斯克,或任何一個我可以找到的西方人」。他稱,那些襲擊者的暴戾「完全是我們造成的」,因為「我們」支持阿富汗抗蘇聯,無視他們的痛苦及內戰,以後出重金武裝他們為西方而戰,但又轟炸他們的家園,稱之為「 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2005年倫敦恐襲後,英國首相貝理雅說那是野蠻的恐怖主義,費斯克說當然沒錯,但英美入侵伊拉克又何嘗不是?「為什麼我們死便是恐怖主義,他們死便只是附帶損害?」當權者當然回答不了這樣擲地有聲的詰問,在所謂大戰略大格局下,這些問題從來不會在決策者的考慮之列。

批評「酒店報道」 拒作傳聲筒
費斯克一直反思記者的責任。他在巨著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稱,記者應該盡力當歷史第一時間的不偏不倚見證人,至少令人無法以「我們不知道,沒人告訴我們」作推搪。但還有什麼?他引述一直揭示佔領區巴勒斯坦人苦况的的以色列記者Amira Hass說:「我們的工作是監察權力核心。」費斯克寫道,當政府要帶領大家到戰爭時,或決定要殺誰時,這項工作尤其重要。

美國2003年以子虛烏有的指控攻打伊拉克,英美傳媒在戰爭前夕淪為政府消息人士的傳聲筒,對美國政府聲稱的「大殺傷力武器」不加檢證照單全收,為開戰推波助瀾,足見記者的任務並不容易。打從上世紀80年代黎巴嫩內戰起,費斯克便一直在中東各衝突現場採訪,跟不同民眾談話,為讀者揭示不為主流傳媒報道的真相,其悲天憫人的筆觸和銳利的辭鋒,令其報道即使沒有震撼的相片,仍絲毫無損力量。他經常批評所謂「酒店報道」(hotel journalism),批評美國攻陷伊拉克後,同行採訪伊拉克只躲在酒店,聽聽美軍發布消息便算,無法把握伊拉克的現實。

且回到2018年的敘利亞杜馬。雖然費斯克的報道清楚寫明採訪過程,也表示並不知道有沒有化武襲擊,但還是遭質疑是為敘利亞政府開脫。他事後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一一回應詰難,說記者的工作是找事實,他只能盡可能跟能接觸到的人說話;而進入杜馬只能由敘利亞政府安排,但當局沒有干預其採訪,事後誰傳閱他的報道也沒有關係。

敘利亞內戰有沒有使用化武,從來都是西方跟俄羅斯的爭拗點。禁止化學武器組織( OPCW)去年3月1日發表報告認定杜馬曾使用化武;不久有調查員唱反調,維基解密去年11月披露 OPCW的內部電郵,顯示有調查員質疑報告結論超出調查人員的發現。敘利亞及俄羅斯傳媒當然大肆報道「OPCW之亂」,以削弱該機構的可信性。

費斯克對敘利亞化武的報道是否可以改善,自然可以斟酌,畢竟在各種爾虞我詐的政治宣傳及揣測下,要單純報道真相早已變得困難。但費斯克要為巴沙爾開脫嗎?今年1月,費斯克談OPCW的化武調查時,便強調OPCW的亂局並不表示敘利亞或俄羅斯或ISIS等伊斯蘭分子沒有使用化武,但OPCW的問題只會幫助敘利亞內戰的戰犯脫罪。費斯克不是不知道敘利亞和俄羅斯的把戲,但西方回應只能建基於事實,否則只會愈弄愈糟:費斯克得出這結論也只是他對歷史的熟悉,2003年不存在的大殺傷力武器,遺禍到現在仍然沒有離開中東。

歷史沒有遠去
費斯克曾說,記者最好口袋放一本歷史書,因為不了解過去根本不會了解現在。他在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中將中東歷史配合個人採訪經歷娓娓道來,全書以費斯克1990年代訪問拉登開始,書頁上赫然出現一個熟悉的名字:卡舒吉(Jamel Khasoggi)——2018年10月2日走進沙特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後遭沙特支解殺害的沙特異見記者——正是他當年介紹費斯克到阿富汗訪問拉登。在美國定居的《華盛頓郵報》記者卡舒吉死後,雖然矛頭直指沙特王儲,但美國還是輕輕放過這位盟友。費斯克經常訴諸歷史,控訴西方如何偽善、如何縱容友好的中東獨裁者——那段歷史其實並沒有遠去。

黎巴嫩備忘4 /8/2020,18:07

原文刊於2020年8月1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2020 年8 月4 日貝魯特時間18 時07 分,貝魯特港口大爆炸,黎巴嫩再次吸引世人目光。這個沒有天然資源、又沒有什麼戰略地位的國家,歷史又如此糾纏不清,在當前以近乎光速變幻的世界局勢中能夠維持世人多久專注,卻是疑問。我從沒有踏足黎巴嫩,但這個國家的命運卻一直牽動着我。

大爆炸後,回到家中翻閱英國記者 Robert Fisk 關於黎巴嫩內戰的名著Pity the Nation。書名取自黎巴嫩詩人Kahlil Gibran 的詩篇,讀着詩句,再想想貝魯特,不禁令人悲從中來。

黎巴嫩近年早已步向失敗國家。翻查近15 年國際傳媒報道中的黎巴嫩,不出血腥(前總理拉菲克哈里里2005年遇刺)、衝突(以色列2006 年向黎巴嫩發動戰爭)、離奇(前總理薩阿德哈里里2017 年在沙特閃辭)、經濟崩潰、民怨四起。去年政府沒錢要開徵 WhatsApp 稅,人民再也受不了,憤而上街抗議,政府下台了,換了另一個政府,但經濟民生照舊破爛,停電繼續是家常便飯、匯率一直插水,然後一堆放在港口6 年的逾2000 噸硝酸銨爆炸了,將一個管治失靈的政府表露無遺,也把本已百孔千瘡的城市進一步推向地獄。

近年早步向失敗國家

對不少關注中東的人來說,黎巴嫩大爆炸喚起的是漫長沉痛的歷史,令人不禁扼腕長嘆:何以這個小國如此多災多難? 1975 年至1982 年的內戰陰影未完全遠去,2006 年以色列轟炸黎巴嫩仍叫人記憶猶新。今次大爆炸後,新聞中一些姓氏和政黨都似曾相識,彷彿不斷輪迴,壟斷黎巴嫩政經發展:真主黨(相信不用多介紹)、哈里里(政治經濟世家)、杰馬耶勒(基督徒長槍黨創辦人家族)等名字背後都隱含不少血海深仇,也有糾纏不清的利益瓜葛。

要整理黎巴嫩的前世今生並不容易。黎巴嫩問題大概可以追溯至一戰後,英國及法國在一戰後瓜分中東,敘利亞及黎巴嫩歸法國管轄,法國希望壯大黎巴嫩,保護當地基督徒,便將一些穆斯林和德魯茲聚居的土地劃入黎巴嫩。此舉可說埋下黎巴嫩日後多次被外國勢力捲入地緣角力的伏線,弄得黎巴嫩傷痕累累,但也形成在中東別有特色的小國。黎巴嫩承認的教派有18 個,1943年獨立時制定分權機制,總統由馬龍派基督徒擔任,總理必須是遜尼派穆斯林、議長則是什葉派穆斯林;國會議席也是按教派人口比例分配。這樣的制度說得好聽點便是公平,但難聽點便是分贓或「益自己友」的利益輸送,施政管治也老是失靈,更不用提各派系背後的外國勢力了。

大爆炸後黎巴嫩何去何從?歷史或新聞報道只能提供一鱗半爪,還是直接閱讀黎巴嫩人的文字較妥貼。

徹底破壞或迎來徹底改變

旅居法國的黎巴嫩作家Diane Mazloum 在大爆炸當天正身處貝魯特父母家。其父母的住所位於九樓,露台原可飽覽貝魯特港景色,但不知誰在他們所居的大廈外兩米建了一座高樓,大煞風景。不過,卻正是該座高樓抵消了爆炸的衝擊力,雖然住宅嚴重受損,但 Mazloum 一家幸保性命。她事後在《世界報》寫道,在2020 年8 月4 日貝魯特時間晚上6 時07 分前,黎巴嫩的支柱正一根一根倒下,國家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經濟及生存破產的邊緣,人們一早便以「深淵」、「災難」等字眼形容。貝魯特市中心早已荒蕪,人們沒有錢也沒有工作。她形容,黎巴嫩人早已被這場如光速般的發展吞噬,下沉速度恍如一齣科幻災難片;就算這不是世界末日,也似乎在向世界末日、某個黎巴嫩的末日或某個文明的末日進發。

但8 月4 日晚上6 時07 分之後,黎巴嫩再也不一樣。Mazloum 稱,雖然爆炸的苦難難以言喻,但這徹底的破壞卻可能是黎巴嫩徹底改變的最後機會,黎巴嫩人和黎巴嫩都不會再一樣。

國家其實自去年10 月17 日後其實已經不一樣了,8 月4 日也經歷了驚恐一夜的黎巴嫩作家Charif Majdalani 在《世界報》寫道。2019 年10 月17 日,在經濟危機加深下,政府宣布每月向 WhatsApp 等互聯網通話徵收約6 美元的稅款,引爆積壓已久的民怨。黎巴嫩人不分教派走上街頭,無懼真主黨的威嚇及滋擾,抗議政治精英把國家弄得民不聊生。經過13 日示威,總理薩阿德哈里里下台。Majdalani 說,一個國家很少如此迅速地遇上兩個「命運之日」,但黎巴嫩卻先後遇上10 月17 日及8 月4 日:10 月17 日的黎巴嫩人是挺起胸膛及戰意激昂的;8 月4 日後的黎巴嫩人剛被災難擊倒,不過戰鬥仍然未完。

一年間兩度遇上命運之日

大爆炸後,人民再次走上街頭,憤怒地向腐敗的政治精英追究責任,總理再一次辭職;法國等國紛施援手,並敦促改革。若考慮現實政治及那錯綜複雜的歷史,大概沒有人敢對改革黎巴嫩太樂觀。不過,在這個什麼也有可能的2020 年,誰也不敢下定論,至少感情上,我們還是希望這小國歷劫重生。

不妨把鏡頭拉遠點。時間回到1915年,中東仍為鄂圖曼帝國統治,英國跟法國看上這片土地,鼓勵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黎巴嫩人因為試圖勾結外國勢力推翻土耳其,被土耳其人抓到嚴刑迫供,當中27 人是穆斯林,6 人是基督徒,大都難逃絞刑。行刑地點正是今天示威頻繁的貝魯特烈士廣場。黎巴嫩總把這段歷史視為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不分教派團結一致的證據。烈士廣場中央仍然放着一個紀念雕塑。大爆炸會改變黎巴嫩的宿命嗎?還是再一次將教派分歧重燃?

但願他日提起黎巴嫩時,腦海浮現的不再是黎巴嫩詩人Kahlil Gibran 的 Pity the Nation。

耶路撒冷會記住這一天

原文刊於2017年12月2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聯合國安理會周一不點名對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的決定表示「極度遺憾」,遭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利(Nikki Haley)以1敵14否決,她舉起手一副兇巴巴的表情,大概是2017年度經典新聞時刻之一。阿拉伯國家再接再厲,召開緊急大會,就類似決議投票。這個決議連美國的名字也沒有提,只是重申耶路撒冷地位未定論,要求所有國家在耶路撒冷地位問題上遵循安理會過去所有決議。但黑利先是致函多個成員國駐聯合國大使恐嚇,揚言﹕The US will be taking names。到大會投票前一刻,黑利嚴辭「捍衛國家主權」: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member this day in which it was singled out for attack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for the very act of exercising our right as a sovereign nation. We will remember it when we are called upon to once again make the world’s largest contribu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e will remember it when so many countries come calling on us, as they so often do, to pay even more and to use our influence for their benefit.

[……]

But this vote will make a difference on how Americans look at the UN and on how we look at countries who disrespect us in the UN. And this vote will be remembered.

歷史記憶向來是一大課題,「歷史會記住這一天」是老掉牙的說法。美國會否記住12月21日是疑問——畢竟那只是無關痛癢的投票,而且,聯合國就算怎樣言辭上「針對」以色列,實際上也做不了什麼。但巴勒斯坦人大概會永遠記住12月6日——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的一天——巴人遭國際社會出賣的屈辱日子又多一天。

中東之所以糾結難解,大概要歸咎大家的記憶太好﹕猶太人記得耶路撒冷以至整個巴勒斯坦是「應許之地」;巴勒斯坦人記得以色列1948年立國如何摧毁他們的家園;阿拉伯人也記得自一戰後,西方列強如何亂點鴛鴦譜、出爾反爾,從而製造難解之局;猶太人記得阿拉伯人對他們的仇恨;巴勒斯坦人記得他們如何遭以色列欺壓﹕被推土機推倒的家園、隔離牆、猶太人殖民區……

以色列近年早已不再談以巴問題,期望國際社會的記憶逐漸消失。這並不難理解﹕既然佔領早成事實,還有什麼好談?國際社會所謂「耶路撒冷地位未定論」,在以色列眼中也只是笑話一則。聯合國1947年通過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分為兩個國家,耶路撒冷則由國際託管。以色列立國後佔領西耶路撒冷,1967年再佔領有大批巴人居住的東耶路撒冷,雖然不為國際承認,但以色列此後通過殖民及打壓巴人的手段逐步蠶食東耶路撒冷。東耶路撒冷的巴人雖然是以色列「永久居民」,但長期被當局漠視,巴人聚居地無論基建、教育、衛生及食水供應都殘缺。歐盟2008年便指摘以色列政府以擴建殖民區、摧毁巴人房屋等手段「積極尋求非法吞併」東耶路撒冷,斥「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行徑已成為以巴和平最大挑戰之一」。

美國一直在聯合國運用否決權維護以色列。奧巴馬政府去年臨下台才罕有在安理會棄權,令安理會通過譴責以色列決議。但譴責有沒有用?以色列今年10月才批准在東耶路撒冷擴建殖民區,耶路撒冷市長巴爾卡特(Nir Barkat)也不諱言﹕「我們正以行動統一耶路撒冷。」

巴人則只能成為無助的旁觀者。英國記者 Robert Fisk以黎巴嫩內戰為題材的著作Pity the Nation中,有一章節提到採訪黎巴嫩巴人難民營時,發現不少巴人仍然對消失家園的鑰匙珍而重之,奢望有一天可以重返家園。以色列1948年立國前後局勢動蕩,猶太人和阿拉伯武裝分子衝突不斷,原居於巴勒斯坦的平民紛紛逃亡,他們小心翼翼將家門鎖好,以為風波平息後便可以回家,豈料顛沛流離成為永恆狀態。一家人只有老祖母真正在巴勒斯坦生活過,但那條生鏽的鑰匙以及英國政府簽發的身分證明(巴勒斯坦1948年前為英國管轄)仍然成為傳家之寶,代表着他們對巴勒斯坦家園的擁有權——雖然昔日的家園海法早已成為以色列城市,房子老早不復存在了。

年輕一代的巴人不會有祖父輩的記憶,但卻會記得他們的成長過程中,以色列如何不斷壓迫。美國將一個不點名兼不具約束力的譴責動議提升到侮辱國家尊嚴的層次,真正被羞辱的巴人卻勢孤力弱,申訴無門﹕但記憶不會消失,它只會世代相傳,愈壓迫愈鞏固,耶路撒冷永難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