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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求真——悼爭議名記者Robert Fisk

原文刊於2020年11月1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英國著名記者費斯克(Robert Fisk)2020年10月底逝世,消息傳出後,不少訃聞都形容他是「著名又富爭議」,差不多所有訃聞都會提到他是首位訪問拉登的西方記者,也不忘引述恐怖主義頭子拉登對他的讚賞:「他是中立的。」拉登的讚揚彷彿是抹殺費斯克聲譽的最佳咒語。當記者從來不易,如何在propaganda與社交網絡的虛虛實實之間查找真相,監察當權者,在這個「立場先行」的「後真相時代」更不容易。

關於如何評價費斯克,《經濟學人》可能是最不留情,文章斥他自以為是,只要符合其論述便把傳言當事實,又對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寬容。這類指控也是費斯克批評者常彈的老調:費斯克只懂得詰問西方,卻輕輕放過中東獨裁者;中東一切禍害都是西方造成的,恐怖分子也值得同情。這種論調對熟悉費斯克的讀者來說,大概只能一笑置之。

中東報道惹火 評價兩極
還是由他近年最惹爭議的報道說起吧。2018年敘利亞反對派佔領城鎮杜馬(Douma)遭政府軍攻擊,反對派和西方指控巴沙爾政府用化武,敘利亞和俄羅斯否認。費斯克等人獲敘利亞政府安排到杜馬採訪,之後寫了一篇報道,引述一名當地醫生稱,當地人是缺氧而非中毒,又說當地不少人懷疑化武襲擊之說,認為是伊斯蘭武裝分子揑造。因為費斯克的名氣,該篇報道被敘利亞政府和俄羅斯廣傳。當時「白頭盔」拍攝的片段在社交網絡廣為流傳,支持敘利亞反對派彷彿是天經地義,不少人批評費斯克淪為巴沙爾傳聲筒,一直討厭費斯克的人立即說:不愧為拉登欣賞的西方記者;就算一直欣賞費斯克的人也不禁想,費斯克忘了自己的原則嗎?他不是一直為中東的弱者發聲嗎?

費斯克的名聲,很大程度是因為他敢於揭示「不方便」的真相。當西方大張旗鼓要對付邪惡的恐怖主義時,他提醒讀者,我們並不是那麼正義;當西方悼念恐襲死者時,他又不識趣地提醒各位,在被遺忘的角落中,正發生更多恐襲,當中不少西方難辭其咎。2001年美國九一一恐襲後發動反恐戰,他不少惹火文章便是出於這時期。其中一篇最著名的報道,便是2001年12月10日刊登在《獨立報》頭版的報道,該文鉅細無遺描述自己怎樣在阿富汗邊境遭難民圍毆,不單頭破血流,連25年來累積中東人脈的電話簿也不知所終。他卻寫道,如果自己是當地難民,「我會襲擊費斯克,或任何一個我可以找到的西方人」。他稱,那些襲擊者的暴戾「完全是我們造成的」,因為「我們」支持阿富汗抗蘇聯,無視他們的痛苦及內戰,以後出重金武裝他們為西方而戰,但又轟炸他們的家園,稱之為「 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2005年倫敦恐襲後,英國首相貝理雅說那是野蠻的恐怖主義,費斯克說當然沒錯,但英美入侵伊拉克又何嘗不是?「為什麼我們死便是恐怖主義,他們死便只是附帶損害?」當權者當然回答不了這樣擲地有聲的詰問,在所謂大戰略大格局下,這些問題從來不會在決策者的考慮之列。

批評「酒店報道」 拒作傳聲筒
費斯克一直反思記者的責任。他在巨著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稱,記者應該盡力當歷史第一時間的不偏不倚見證人,至少令人無法以「我們不知道,沒人告訴我們」作推搪。但還有什麼?他引述一直揭示佔領區巴勒斯坦人苦况的的以色列記者Amira Hass說:「我們的工作是監察權力核心。」費斯克寫道,當政府要帶領大家到戰爭時,或決定要殺誰時,這項工作尤其重要。

美國2003年以子虛烏有的指控攻打伊拉克,英美傳媒在戰爭前夕淪為政府消息人士的傳聲筒,對美國政府聲稱的「大殺傷力武器」不加檢證照單全收,為開戰推波助瀾,足見記者的任務並不容易。打從上世紀80年代黎巴嫩內戰起,費斯克便一直在中東各衝突現場採訪,跟不同民眾談話,為讀者揭示不為主流傳媒報道的真相,其悲天憫人的筆觸和銳利的辭鋒,令其報道即使沒有震撼的相片,仍絲毫無損力量。他經常批評所謂「酒店報道」(hotel journalism),批評美國攻陷伊拉克後,同行採訪伊拉克只躲在酒店,聽聽美軍發布消息便算,無法把握伊拉克的現實。

且回到2018年的敘利亞杜馬。雖然費斯克的報道清楚寫明採訪過程,也表示並不知道有沒有化武襲擊,但還是遭質疑是為敘利亞政府開脫。他事後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一一回應詰難,說記者的工作是找事實,他只能盡可能跟能接觸到的人說話;而進入杜馬只能由敘利亞政府安排,但當局沒有干預其採訪,事後誰傳閱他的報道也沒有關係。

敘利亞內戰有沒有使用化武,從來都是西方跟俄羅斯的爭拗點。禁止化學武器組織( OPCW)去年3月1日發表報告認定杜馬曾使用化武;不久有調查員唱反調,維基解密去年11月披露 OPCW的內部電郵,顯示有調查員質疑報告結論超出調查人員的發現。敘利亞及俄羅斯傳媒當然大肆報道「OPCW之亂」,以削弱該機構的可信性。

費斯克對敘利亞化武的報道是否可以改善,自然可以斟酌,畢竟在各種爾虞我詐的政治宣傳及揣測下,要單純報道真相早已變得困難。但費斯克要為巴沙爾開脫嗎?今年1月,費斯克談OPCW的化武調查時,便強調OPCW的亂局並不表示敘利亞或俄羅斯或ISIS等伊斯蘭分子沒有使用化武,但OPCW的問題只會幫助敘利亞內戰的戰犯脫罪。費斯克不是不知道敘利亞和俄羅斯的把戲,但西方回應只能建基於事實,否則只會愈弄愈糟:費斯克得出這結論也只是他對歷史的熟悉,2003年不存在的大殺傷力武器,遺禍到現在仍然沒有離開中東。

歷史沒有遠去
費斯克曾說,記者最好口袋放一本歷史書,因為不了解過去根本不會了解現在。他在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中將中東歷史配合個人採訪經歷娓娓道來,全書以費斯克1990年代訪問拉登開始,書頁上赫然出現一個熟悉的名字:卡舒吉(Jamel Khasoggi)——2018年10月2日走進沙特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後遭沙特支解殺害的沙特異見記者——正是他當年介紹費斯克到阿富汗訪問拉登。在美國定居的《華盛頓郵報》記者卡舒吉死後,雖然矛頭直指沙特王儲,但美國還是輕輕放過這位盟友。費斯克經常訴諸歷史,控訴西方如何偽善、如何縱容友好的中東獨裁者——那段歷史其實並沒有遠去。

黎巴嫩備忘4 /8/2020,18:07

原文刊於2020年8月1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2020 年8 月4 日貝魯特時間18 時07 分,貝魯特港口大爆炸,黎巴嫩再次吸引世人目光。這個沒有天然資源、又沒有什麼戰略地位的國家,歷史又如此糾纏不清,在當前以近乎光速變幻的世界局勢中能夠維持世人多久專注,卻是疑問。我從沒有踏足黎巴嫩,但這個國家的命運卻一直牽動着我。

大爆炸後,回到家中翻閱英國記者 Robert Fisk 關於黎巴嫩內戰的名著Pity the Nation。書名取自黎巴嫩詩人Kahlil Gibran 的詩篇,讀着詩句,再想想貝魯特,不禁令人悲從中來。

黎巴嫩近年早已步向失敗國家。翻查近15 年國際傳媒報道中的黎巴嫩,不出血腥(前總理拉菲克哈里里2005年遇刺)、衝突(以色列2006 年向黎巴嫩發動戰爭)、離奇(前總理薩阿德哈里里2017 年在沙特閃辭)、經濟崩潰、民怨四起。去年政府沒錢要開徵 WhatsApp 稅,人民再也受不了,憤而上街抗議,政府下台了,換了另一個政府,但經濟民生照舊破爛,停電繼續是家常便飯、匯率一直插水,然後一堆放在港口6 年的逾2000 噸硝酸銨爆炸了,將一個管治失靈的政府表露無遺,也把本已百孔千瘡的城市進一步推向地獄。

近年早步向失敗國家

對不少關注中東的人來說,黎巴嫩大爆炸喚起的是漫長沉痛的歷史,令人不禁扼腕長嘆:何以這個小國如此多災多難? 1975 年至1982 年的內戰陰影未完全遠去,2006 年以色列轟炸黎巴嫩仍叫人記憶猶新。今次大爆炸後,新聞中一些姓氏和政黨都似曾相識,彷彿不斷輪迴,壟斷黎巴嫩政經發展:真主黨(相信不用多介紹)、哈里里(政治經濟世家)、杰馬耶勒(基督徒長槍黨創辦人家族)等名字背後都隱含不少血海深仇,也有糾纏不清的利益瓜葛。

要整理黎巴嫩的前世今生並不容易。黎巴嫩問題大概可以追溯至一戰後,英國及法國在一戰後瓜分中東,敘利亞及黎巴嫩歸法國管轄,法國希望壯大黎巴嫩,保護當地基督徒,便將一些穆斯林和德魯茲聚居的土地劃入黎巴嫩。此舉可說埋下黎巴嫩日後多次被外國勢力捲入地緣角力的伏線,弄得黎巴嫩傷痕累累,但也形成在中東別有特色的小國。黎巴嫩承認的教派有18 個,1943年獨立時制定分權機制,總統由馬龍派基督徒擔任,總理必須是遜尼派穆斯林、議長則是什葉派穆斯林;國會議席也是按教派人口比例分配。這樣的制度說得好聽點便是公平,但難聽點便是分贓或「益自己友」的利益輸送,施政管治也老是失靈,更不用提各派系背後的外國勢力了。

大爆炸後黎巴嫩何去何從?歷史或新聞報道只能提供一鱗半爪,還是直接閱讀黎巴嫩人的文字較妥貼。

徹底破壞或迎來徹底改變

旅居法國的黎巴嫩作家Diane Mazloum 在大爆炸當天正身處貝魯特父母家。其父母的住所位於九樓,露台原可飽覽貝魯特港景色,但不知誰在他們所居的大廈外兩米建了一座高樓,大煞風景。不過,卻正是該座高樓抵消了爆炸的衝擊力,雖然住宅嚴重受損,但 Mazloum 一家幸保性命。她事後在《世界報》寫道,在2020 年8 月4 日貝魯特時間晚上6 時07 分前,黎巴嫩的支柱正一根一根倒下,國家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經濟及生存破產的邊緣,人們一早便以「深淵」、「災難」等字眼形容。貝魯特市中心早已荒蕪,人們沒有錢也沒有工作。她形容,黎巴嫩人早已被這場如光速般的發展吞噬,下沉速度恍如一齣科幻災難片;就算這不是世界末日,也似乎在向世界末日、某個黎巴嫩的末日或某個文明的末日進發。

但8 月4 日晚上6 時07 分之後,黎巴嫩再也不一樣。Mazloum 稱,雖然爆炸的苦難難以言喻,但這徹底的破壞卻可能是黎巴嫩徹底改變的最後機會,黎巴嫩人和黎巴嫩都不會再一樣。

國家其實自去年10 月17 日後其實已經不一樣了,8 月4 日也經歷了驚恐一夜的黎巴嫩作家Charif Majdalani 在《世界報》寫道。2019 年10 月17 日,在經濟危機加深下,政府宣布每月向 WhatsApp 等互聯網通話徵收約6 美元的稅款,引爆積壓已久的民怨。黎巴嫩人不分教派走上街頭,無懼真主黨的威嚇及滋擾,抗議政治精英把國家弄得民不聊生。經過13 日示威,總理薩阿德哈里里下台。Majdalani 說,一個國家很少如此迅速地遇上兩個「命運之日」,但黎巴嫩卻先後遇上10 月17 日及8 月4 日:10 月17 日的黎巴嫩人是挺起胸膛及戰意激昂的;8 月4 日後的黎巴嫩人剛被災難擊倒,不過戰鬥仍然未完。

一年間兩度遇上命運之日

大爆炸後,人民再次走上街頭,憤怒地向腐敗的政治精英追究責任,總理再一次辭職;法國等國紛施援手,並敦促改革。若考慮現實政治及那錯綜複雜的歷史,大概沒有人敢對改革黎巴嫩太樂觀。不過,在這個什麼也有可能的2020 年,誰也不敢下定論,至少感情上,我們還是希望這小國歷劫重生。

不妨把鏡頭拉遠點。時間回到1915年,中東仍為鄂圖曼帝國統治,英國跟法國看上這片土地,鼓勵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黎巴嫩人因為試圖勾結外國勢力推翻土耳其,被土耳其人抓到嚴刑迫供,當中27 人是穆斯林,6 人是基督徒,大都難逃絞刑。行刑地點正是今天示威頻繁的貝魯特烈士廣場。黎巴嫩總把這段歷史視為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不分教派團結一致的證據。烈士廣場中央仍然放着一個紀念雕塑。大爆炸會改變黎巴嫩的宿命嗎?還是再一次將教派分歧重燃?

但願他日提起黎巴嫩時,腦海浮現的不再是黎巴嫩詩人Kahlil Gibran 的 Pity the Nation。

一場瘟疫 可以改變經濟模式嗎?

原文刊於2020年3月22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全球化的好處自不待言,但社會一直忽視全球化的輸家,漠視他們失去體面的工作和生活。說是「忽視」或許太簡單,學者不是看不到昔日製造業重鎮的職位流失到別處,而是在複雜計算下,這些真實的創傷都化成抽象程式一個元素而已:有人失去工作,但消費者整體而言可以享受更便宜的入口貨,國家整體還是受惠於貿易,失去工作的人可以轉行,甚至去別的地方找尋機會。在抽象的計算下,一個活生生的人福祉不被計算。直至2016 年,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才把眾人驚醒過來,苦思如何可以扭轉這現象。眼前這場瘟疫勢將衝擊更多國家更多行業,當身邊人甚至你和我都有可能失飯碗時,這場疫症會否成為改革百病叢生的經濟體系之機?

這個時候讀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杜芙若 (Esther Duflo) 跟班納吉(Abhijit V. Banerjee) 的著作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下文簡稱Good Economics)再也合適不過了。兩人將「隨機控制實驗」(RCT)運用到經濟學研究,不作大論述,只是耐心用實驗來逐一檢視扶貧政策(可參看前著Poor Economics ),這方法也惹來經濟學家批評太狹窄,不能回應複雜的大問題。兩人今次將目光放到發達國上去,試圖為近年西方社會出現的民粹主義把脈,嘗試為反移民及反貿易浪潮背後的病源提供藥方,可謂有力回應了上述批評。

經濟議題不能只交經濟學家

在2008 年金融海嘯後,經濟學家聲名狼藉,本書序言題為「Make EconomicsGreat Again」便是要為經濟學挽回聲譽。英國及美國民調顯示人們對經濟學家的信任,僅比敬陪末席的政客高。原因相信你我都可猜得一二,太多掛着「經濟學家」名銜的「財經演員」在傳媒大發議論,作一些毋須承擔後果的預測;又或意識形態先行,漠視數據事實,造成一些陳腔濫調充斥,真正的經濟學家卻又在學院中忙碌,無暇回應大眾關心的經濟問題。以美國為例,減稅是否能刺激經濟增長?在美國保守派輿論耳濡目染下,人們幾乎條件反射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本書引用研究娓娓道出,數據其實並不支持,經濟學家甚至連經濟增長的成因也不知道。又例如, 福利是否會鼓勵人偷懶? 在美國,很多人也會條件反射的認為會, 但數據反映又是另一回事。杜芙若兩人在全書一直反覆強調的要點是:經濟很重要,可以協助了解及解決很多社會大問題,「重要得不能交託給經濟學家」(Economics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economists.)。

失業不只是沒收入

此話何解?因為在作者眼中,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假設很有問題。Good Economics 一書中反覆出現的一個主題是,不應假設市場總能得出公正、可接受甚至有效率的結果。當世界日趨貧富不均、贏家全取,政府再「積極不干預」,任由市場決定大眾生死,只會產生災難後果。但政府應該怎樣制定良好的政策?杜芙若夫婦長期研究窮國,早發現一般經濟學家對窮人以至人類了解流於片面,影響政策制定。比如說失業,經濟學家分析問題時往往只關心損失的收入、找新工作的時間及努力,但喪失工作的代價卻不會在模型之中顯示,以為只要彌補收入就解決問題。但事實上,失業關乎的不只是收入,還有人際關係、人生意義等這些不會在GDP 反映出來的東西。

這就引申到近年左派的時髦話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為了解決自動化引致的大規模失業,一些學者提出無條件給所有人基本收入,矽谷不少人也支持有關構想。基本收入並非新鮮,在左右兩派皆有支持者,右派支持基本收入的理由是要減省福利行政費——福利國家芬蘭2017 年至2018 年以失業人士為對象的試驗也是出於此動機。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效果如何還待進一步數據,但杜芙若兩人認為,正如經濟學家思考失業、貿易及移民等問題時只考慮金錢,UBI也是同樣忽視失去工作的真正代價。該書批評,UBI 的構想想像工人一旦被裁便從工作義務中解放,可以靠 UBI過活,當義工、學習技能,甚至自自由由探索世界等。不過,現實並非如此,調查顯示人們很難在工作結構以外尋找意義。當一個居民眼見過去以製造業支撐經濟甚至自豪感的城鎮凋零,當中的失落並非經濟模型能抓住的。經濟學家認為人們會單為了金錢利益移民也是不符合事實,在窮國的研究顯示,人們其實不會輕易為了工作機會離鄉別井。

社會政策應助人民抵禦震盪

如果UBI 不能解決問題,那麼政府應該怎樣協助? Good Economics 強調任何協助都應該顧及尊嚴,例如可以參考歐洲補貼農業的做法,補貼他們工作,也能保住社區。

瘟疫將如何衝擊我們的經濟及社會現在仍是未知之數。但至少,一些過往被視為禁忌的經濟政策在這刻已不再激進:執筆之際,英國政府才宣布會為受停業影響的打工仔支付八成薪酬;美國政府也宣布直接向家庭派錢。《金融時報》近日為眼前的經濟危機邀請各方獻策,也有過往不支持UBI 的學者提出UBI可能是目前最簡單的解決方法。無論如何,各政府目前的策略都只是短期的,萬一瘟疫對社會及經濟造成的衝擊是長遠的,掀動產業結構改變,便更需要深思熟慮的政策應對。一些過往受惠旅遊業的行業或地區經過這場瘟疫後能否適應?單單派錢是否足以協助他們轉型?

這方面,Good Economics 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書中寫道:「在充斥變動和憂慮的時勢,社會政策的目的,是協助人們抵禦震盪,而又不讓震盪影響他們的自我感。」Good Economics 主要針對美國情况,作者批評不少政客不掩飾對窮人及弱勢的鄙視。改變態度之餘社會保障也需要深刻反省及想像力。說時容易,箇中涉及的是要政客扭轉對窮人及弱勢的鄙視,徹底反省社會保障體系,也需要一點想像力。杜芙若兩人行文細心,引用大量文獻和論證支持,也很謙卑。書中一段話尤其值得為政者深思:「每個轉型能夠也應該成為政府向受影響工人展示同理心(empathy)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