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2023年9月1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她是牛津大學首批女性畢業生之一，認識她的人都讚她有學識又聰明，她本來在倫敦大學學院修讀心理學碩士，但為了結婚放棄。她希望協助丈夫成為更好的作家，打理家務，甚至掙錢養家；她又為丈夫的文稿打字及修改。不少人說，她丈夫的文筆婚後好了很多。她想靜下來寫信給朋友，但老是被丈夫打斷：書房的油燈熄了、下午茶時間到了、廁所塞了。她的名字叫Eileen O’Shaughnessy。
她丈夫鮮在文章中提到她，她的貢獻只會以被動語態出現，主語被抹去：文稿打好了、晚餐準備好了、房間打掃好了。你也大概沒有聽過她的名字，但她的丈夫你一定聽過，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奧威爾（George Orwell）。
Anna Funder的Wifedom: Mrs Orwell’s Invisible Life是一本不易歸類的著作。Funder根據Eileen寫給大學同窗好友Norah的六封書信作主線，輔以其他文獻、證言及考據，例如跟奧威爾的兒子到巴塞隆拿調查奧威爾夫婦在西班牙內戰的經歷，重構Eileen的故事。但這本書並非單純的歷史考據，Eileen寫信時是抱着什麼心情？雖然有時信件已透露了事實，要完全描述其心路歷程，還需要同情的想像。於是這部書既是歷史考據，也穿插了作者構想的場景，讀來有點像小說。作者敘述Eileen的故事時，亦穿插自己身為女性及妻子的反思，雖然相比Eileen處身的時代，女性地位提升了很多，男性亦遠懂得尊重女性，但如作者所言，父權社會的架構其實仍令男性受惠，婚後女性仍要負責很多隱形工作。
以「被動語態」出現的優秀女性
奧威爾雖然常深入剖析自我，但奇怪的是從沒怎樣寫過妻子，他的傳記作者亦一直忽視其妻。雖然Eileen的好友生前已透露過兩人的婚姻生活，卻一直沒有得到重視。Funder讀了Eileen的書信，覺得她是個有趣的人，於是繼續發掘，結果發現了一名遭抹去的優秀女性。
Eileen婚前是思想前衛的女性，於1934年寫了篇名為End of the Century, 1984的反烏托邦詩作；又曾協助同事組織向老闆說不。她在1935年認識奧威爾，翌年結婚，一直照顧體弱多病的奧威爾無微不至。兩人一起經歷過西班牙內戰、倫敦空襲等，直至她1945年逝世。她是奧威爾文稿的第一個讀者，負責為文稿打字，有時修改潤飾。Funder認為她對奧威爾影響極大，奧威爾兩部重要著作《動物農莊》及《1984》都受Eileen影響。Eileen的政治思想遠較奧威爾成熟，甚至反過來教育奧威爾。她在1938年給友人Marjorie Dakin的書信中指奧威爾「政治上異常簡單」（extraordinary political simplicity)。有意思的是，有傳記作者引述該篇書信時，把simplicity寫成sympathy，變成她說奧威爾「政治上異常有同情心」。
斯大林盯上 代夫冒險無人知
奧威爾及其傳記作者如何抹去Eileen？西班牙內戰的經歷便是好例子。奧威爾1937年赴西班牙參與對抗佛朗哥的內戰，當時左翼山頭林立，奧威爾是獨立工黨（ILP）成員，遂加入該黨的西班牙姊妹政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的軍團作戰。POUM被斯大林視為眼中釘，奧威爾抵達西班牙時正值斯大林要清除POUM。奧威爾夫婦在西班牙面對的危險更多是左翼內訌而非法西斯，而身處巴塞隆拿城中的Eileen面對的危險，亦遠較前線的奧威爾大。
Funder花了不少工夫研究Eileen在西班牙內戰的角色，重現她如何跟特務周旋的驚險過程。雖然她的職位名義上是「法語英語速記打字員」，但據同事形容，她的角色非常重要，甚至批評奧威爾在《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沒有肯定Eileen的功勞。ILP前線31人的物資全由Eileen安排，她還跟宣傳部人員合作，掌握很多資訊。當斯大林打壓POUM愈來愈強烈時，她本人也被盯上。換言之，她在巴塞羅拿的生活遠為奧威爾的前線複雜得多：「當奧威爾努力在前線對抗苦悶之際，Eileen卻是身處行動的核心。」
不過，奧威爾筆下，Eileen只是妻子，面對危險也因為她是戰士的妻子，拒絕承認其重要角色。奧威爾中彈受傷後，由Eileen安排送院，並一直陪伴左右，奧威爾在《向加泰隆尼亞致敬》花了超過2500字記錄這段經歷，卻完全沒有提到Eileen，遑論向她表達謝意。據Funder考證，類似抹去Eileen的段落有不少。
奧威爾在《向加泰尼亞致敬》提及離開西班牙的過程危險，護照先要經三個機關蓋印：警察總局、法國領事及加泰隆尼亞移民局，而走入警察總局隨時會被捕。不過他沒有告訴讀者的是，是Eileen冒險拿護照去蓋印。
父權（patriarchy），Funder寫道，就有如一本小說所有主角都是男人，世界就是由他們視覺所見的世界，女人只是配角。她說，讀着奧威爾的傳記，發現父權社會讓奧威爾受惠於妻子的隱形工作，亦讓傳記作家製造假象，彷彿奧威爾憑一己之力便完成所有事情，包括寫書、跟出版社及其他人物打交道、參加西班牙內戰。事實上，Eileen打點實際生活的一切，讓他可以專心躲在工作中。一些段落讀來叫人咋舌，例如1944年奧威爾因為不育決定領養嬰兒，但要求她獨自去醫院把嬰兒領回來。
說出真相 了解思想限制
Funder在書中不只寫了Eileen的故事，還提及奧威爾生命中其他女性，可以說奧威爾對待女性的態度很差。你可能會說，奧威爾受制於其時代，用現在的標準看他是否公平？我們要「取消」（cancel）奧威爾嗎？Funder自言是奧威爾的忠實讀者，屢稱無意要「取消」奧威爾，而欣賞一個作家跟了解他的缺點可以並行不悖，更用奧威爾的doublethink形容這態度。事實上，把奧威爾夫婦的真實故事說出來，並不是要取消誰，而是更讓我們了解思想的限制。奧威爾屢強調做人要decent（體面），但他本人對待女性的態度卻很難稱得上decent。他在著作中對權力運作的獨到分析一直受人推崇，但他卻看不到父權社會的不公。
奧威爾在1946年一篇談論英語寫作的文章中曾建議「當能夠用主動語態時，不應使用被動語態」。Funder提到，她閱讀奧威爾一讀到被動語態的描述時，便立即提起精神，深究到底誰是被抹去的主語。被抹去的主語在歷史上乃至現實上又何止女性？街道打掃好了、渠道疏通了……社會得以保持運作，是誰在背後維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