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 Pillars of Wisdom

英超球星都爭着出版傳記，有多少球迷會買來看就不得而知。畢竟，二十來歲的「一生」可堪傳頌的應不多。法國球王施丹幸好沒有踢英超，也慶幸法國傳媒尚未有窺探人家隱私的陋習，否則我們心中的施丹就不會那麼純粹。

所謂「純粹」，並非要神化施丹，他去年世界盃決賽那一記頭槌，已公告天下他只是血性漢子一個。「純粹」指的是，我們討論施丹時說的都是他球場上的一舉一動，而不是他有多少個女朋友，或某個周末到某名店掃了多少件衣服等「資訊」。

入場看 Zidane -A 21st Century Portrait (Zidane, un portrait du 21e siècle；港譯：施丹 360) 早已有心理準備，90分鐘的球賽 (2005年4月23日，皇馬對維拉利爾的賽事)，17個攝影機捕捉的就只有施丹一人，若說期間沒有神遊太虛就是騙你的。但我相信這齣紀錄片比什麼「施丹傳」更能忠實地還我們一個純粹的施丹。

我們這代人都是看電視播放的球賽成長的，電視已經替我們揀選了最佳角度，確保我們不會錯過球場上每個精彩時刻。看球賽直播，施丹總是渾身是勁；一個轉身，一個美妙傳送，直教球迷看得如癡如醉，而電視台亦愛將那些精彩片段反覆重播。但球場上卻有22個人，22個人的90分鐘都不盡相同：當電視機畫面只看見4、5個人追着一隻皮球時，其他人在幹甚麼？

一場球賽可以有多個角度去看，球賽不可能時時刻刻都精彩萬分，施丹亦不是由「精彩片段」組成。這齣紀錄片叫我們看到，施丹雖然有時目光凌厲，全神貫注；但有時卻抬頭看球場的大光燈，腳步蹣跚，時而低頭歎息。說到底，他只是11名球員其中一人。

施丹那只以字幕形式出現的「旁白」，談不上有什麼微言大義，但他對足球的感想卻又跟人生有不少可互相參照之處。中場那段「世界今日發生甚麼事」有點流於造作，叫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施丹憶述兒時踢球，腦海中老是有一把聲音作旁述。我想，不只是球員，很多人腦海也有一把旁述的聲音：我這樣做，人家會怎樣看？我們都在意人家的看法，老是給鏡頭捕捉的施丹當然也不例外。

去年世界盃，施丹率領法國踢走巴西後，法國友人給我傳來的一幅照片

對歷史的記憶總離不開紀念日和大人物：那天改變了歷史，那人是希望的化身。但真是這樣嗎？看了兩齣有關所謂歷史時刻的電影。兩個時刻分別是，美國的1968年6月5日 及羅馬尼亞的1989年12月22日。

美國電影Bobby (港譯：RFK遇刺的那天)講述的是參議員羅拔．甘迺迪遇刺前一日(6月4日)，多個身處Ambassador Hotel 的人物的遭遇。他們彼此沒有關係，而除了助選團成員外，跟甘迺迪也沾不上邊，直至6月5日凌晨，他們一起在酒店目擊甘迺迪遇刺。

電影倒叫我想起Grand Hotel (1932)中，Lewis Stone 那句「Grand Hotel, people come, people go, nothing ever happens」。電影也有提及這句話，但千方百計要說的是：「something does happen」。

雖然電影角色甚多，但歷史主角甘迺迪則只用上新聞片段來描繪：他朝氣勃勃地發表演說，跟民眾握手，大力抨擊社會不公。電影很努力塑造甘迺迪的高大形象，他仿如希望的化身，他一死，所有希望都隨他而去。儘管我對羅拔．甘迺迪認識不深，但只是想：有哪個政客參選不是戮力塑造正義形象呢？

導演一邊用塑造甘迺迪的高大形象，一邊講述多個角色當天的遭遇。而對大部份角色而言，甘迺迪當天的競選活動只不過是背景音樂而已。甘迺迪最後死在他們眼前，叫他們震驚、沮喪。我在想，導演可能是想說明，有時歷史千載難逢的機會就在大家不為意的時候遛走。

惟電影沒有交代的是，這班人此後會如何過活？永遠懷念甘迺迪嗎？還是一切如常？甘迺迪遇刺到底是否如導演想告訴我們般，是改變美國歷史的一刻？

相比起Bobby，羅馬尼亞電影 A fost sau n-a fost?(12:08 East of Bucharest, 港譯：布加勒斯特以東午後 8 分) 便平淡得多。1989年東歐變天，柏林圍牆倒下，東歐人民當年莫不歡天喜地，但事隔多年，他們又如何看待那改變歷史的一刻？

1989年12月22日，羅馬尼亞總統壽西斯古為挽狂瀾於既倒，動員支持者集會造勢，豈料集會演變成反政府示威，壽西斯古於12:08pm 坐直升機倉皇出走，共產政權宣佈壽終正寢。變天後數年，羅馬尼亞一直舉步唯艱，不少羅馬尼亞人更懷疑那場革命其實只不過是政變陰謀，「革命」只是騙局而已。

16年後的12月22日，某小鎮如常過日子：教師Manescu照樣喝得醉醺醺；Piscoci準備再作馮婦，扮聖誕老人；鎮上的小孩則繼續放鞭炮作弄人……沒有人在意那天原來是革命紀念日，除了電視台老闆Jderescu。

Jderescu想知道：「我們這個小鎮當年有參與革命嗎？」他認為，倘若人群當年只是得悉壽西斯古倒台後才跟着上街，那麼就不算革命。於是他邀請Manescu和Piscoci來，要看看到底當年12:08pm前廣場有沒有人。Manescu力說自己當日12:08前已到廣場示威，但觀眾卻紛紛致電指他撒謊；Piscoci則是小市民心態，大談當日聽見壽西斯古宣佈派錢時如何興奮，然後得悉壽西斯古出走後的沮喪。節目最終失控，12:08pm前廣場有沒有人則成為一宗縣案。

所謂「歷史見證人」，只不過是誇大其辭，若硬要說「見證」，則我們充其量只「見證」自己的生活。革命不革命，日子還是如常的過。

延伸閱讀：
孤草：HKIFF: 大罷工、RFK 遇刺的那天
華利：布加勒斯特以東午後 8 分

背景資料：
BBC: Who was Bobby Kennedy?
BBC: CIA role claim in Kennedy killing
BBC: Romania’s bloody revolution
BBC:Tough rebirth for Romania

最近一切都陷入膠着狀態，思考緩慢，動作遲鈍。逛唱片舖看見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港譯：獨行俠決戰地獄門)的電影原聲大碟，立即買下來，因為我急需一些振奮人心的音樂，好從谷底反彈……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是我首齣 Sergio Leone。其實我一向不太喜歡西部片，但這齣電影卻叫我大開眼界。夜闌人靜，將DVD放進機器裏，一開場，那奪目的片頭伴着Ennio Morricone 的音樂，我便暗暗叫好，相信沒有選錯電影。翌日上班雖然疲憊至極，但那滿足感實在難以言喻。

此後看了兩齣Sergio Leone，分別是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 及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配樂還是Ennio Morricone。之所以喜歡Sergio Leone，除了鏡頭和剪接外，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把一個故事提升至更高的境界。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對戰火下蒼生的悲憫，那些打着反戰旗號的電影難望其背；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乍看之下似乎只是一齣黑幫片，但箇中的人生苦澀，每次看都別有一番滋味。

Morricone 的配樂總跟畫面配合得天衣無縫，甚至有時叫人懷疑，演員是否一邊聽着音樂一邊演戲；還是Sergio Leone 一邊聽着音樂一邊運鏡和下剪刀。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 最叫我深刻的不是Jill’s Theme，而是電影甫開始的死寂。據說，Morricone認為任何音樂都不足以配合那場戲，用自然聲響效果更佳。配樂可不是把音符填滿便算，適當的留白才更見真功夫。

我不敢想像，沒有Morricone的配樂，Sergio Leone的電影會否仍然那麼好看，至少傳情達意方面必大打折扣。

延伸閱讀：
家明絮語：Ennio Morricone那詩意的樂章

Ironically, it was a movie that propelled me into Journalism. I was 12 years old when I saw Alfred Hitchcock’s Foreign Correspondent […] The film ends in the London Blitz with a radio announcer introducing Haverstock on the air. “We have as a guest tonight one of the soldiers of the press,” he shouts amid the wail of air raid sirens, “…one of the little army of historians who are writing history from beside the cannon’s mouth…”.

I never looked back, I read my father’s conservative Daily Telegraph from cover to cover, always the foreign reports, lying on the floor beside the fire as my mother pleaded with me to drink my cocoa and go to bed. At school I studied The Times each afternoon. I ploughed through Khrushchev’s entire speech denouncing Stalin’s reign of terror. I won the school Current Affairs prize and never -ever - could anyone shake me from my determination to be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年前讀英國《獨立報》記者Robert Fisk 的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讀到上面一段文字，心想，一定要看看 Foreign Correspondent (海外特派員)這齣電影。

一提起希治閣 (Alfred Hitchcock)，立即想到的必定是《矚目驚心》、《迷魂記》等經典，有多少人會想起1940年的 Foreign Correspondent呢？

電影的數個經典鏡頭大概不用我多花唇舌了，電影主角海外特派員Johnny Jones 的心路歷程，以及電影的時代背景更叫我感興趣。你可以說這是一齣二戰的propaganda，旨在呼籲美國支持英國抗德。出自希治閣的propaganda當然不會是黨八股了。

二戰爆發前夕，New York Globe 的老總不滿海外特派員傳回來的稿子仿如流水賬，便決定派一個完全不熟悉歐洲的記者Johnny Jones (後被老總改名為Huntley Haverstock) 到那兒，希望他以一個「fresh, unused mind」去發掘新聞。一句「How would you like to cover the biggest story in the world today? 」便把他推到歐洲去。

Jones最初到歐洲去純粹要發掘新聞，結果如願以嘗找到大新聞——倫敦和平組織領袖原來是納粹間諜﹗但Jones 卻不能只冷眼旁觀，而是由此至於都參與其中：追捕殺手，被殺手追殺，乘坐的客機被德軍擊落……更要命的是，間諜是女友的父親﹗幾經劫難，Jones 終於不負所託為老總報道了「the biggest story in the world」，然後折返倫敦，跟英國人共同進退，並呼籲美國同胞支持。

老總初時找Jones，是因為歐洲需要「fresh, unused mind」去發掘新聞。飽歷滄桑的Jones已經不能當歐洲發生的一切看成報上一則新聞便算，而是全情投入，成為 “soldiers of the press,” “the little army of historians” 的一員。

如此滿腔熱血是否有違中立持平？我不知道，但只知道身為一個人沒有可能總是冷眼旁觀，把每個人每件事都看成報上的一則story。

Robert Fisk 看這齣電影時才12歲，29歲那年他被派駐中東。據他自述，外聞版主編給他這樣的一封信：

[…] and to you I offer the Middle East. Let me know if you want it… It would be a splendid opportunity for you, with good stories, lots of travel and sunshine…

當然，中東對Robert Fisk而言從來都不是 “good stories” 。

對電影The Queen (港譯：英女皇)的讚譽已經耳熟能詳了：Helen Mirren 扮演英女王如何形神兼備、Peter Morgan劇本如何出色。但無論如何，沒有1997年9月發生的一場悲劇/鬧劇，也就無戲可唱。

主角與其說是女王，倒不如說是電影中沒明確面目的傳媒和民眾。無論是借戴妃之死出盡風頭的貝理雅，還是高高在上的英女王，在電影中只不過是被傳媒與群眾牽着走的可憐蟲。貝理雅幕僚及女王秘書天天緊盯着各大報小報頭版：山雨欲來之勢，就由小報頭條蘊釀出來。

貝理雅的幕僚迅速掌握民情，把戴安娜追封為「人民王妃」，直在王室頭上動土，叫貝理雅民望急升。傳媒為洗脫害死戴安娜之嫌疑，亦樂於鞭撻王室：管你是女王陛下也好，找替死鬼才是首要任務。群眾對戴安娜之死如喪考妣，但若非群眾對戴安娜「關愛」有加，狗仔隊亦不會全天候追蹤。這群幫兇當然也樂於跟傳媒合作，把矛頭直指王室。

電影只消寥寥幾筆，再配上新聞片、小報頭條，便呈現出形勢險崚；對女王的著墨反而不貴多，只留下空間供觀眾想像，感受女王慘被圍攻之痛。身邊的菲臘親王、查理斯王子都表達過對戴妃的看法，唯獨女王沉默不語。但一天晚上，她看着電視重播戴安娜訪問片段卻若有所思。大概傳媒寵兒戴妃給她的啟示是：做好這場show吧﹗女王放下身段「順應民情」做show，拯救了王室。你我也難以說得清，女王順應的到底是小報頭條，還是哀慟不已的民眾。

在電影 Roman Holiday裏，掩飾公主身份的Audrey Hepburn 向Gregory Peck 飾演的記者解釋父親的工作時，說的便是Public Relations。在電影開首埋怨沒有投票權的英女王，到最後已認識到，自己其實只不過是跟着報章頭條走的PR。

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揭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劉別謙 (Ernst Lubitsch) 的 To Be or Not to Be甫一開始為1939年8月，希拉勒卻出現在華沙街頭，路人莫不目定口呆。為何希特勒會現身華沙？鏡頭帶領我們到蓋世太保辦公室。希特勒在一片 「Hail Hitler」的呼聲中登場，但他開口一句「Hail Me」引來台下導演怒喝一聲——原來那只是一場戲，這亦為整齣電影的題旨打下基調。

“To be or Not to Be” 是《哈姆雷特》的名言，在片中卻變了偷情暗號。偷情的故事線雖然有趣，但德軍佔領波蘭後的劇情才是戲肉，劇場一眾台前幕後手足使出看家本領把納粹玩弄於股掌之中叫人拍案叫絕。劉別謙筆下的納粹不是以惡魔形象出現，而是一副滑稽可憐相，連那個外號叫人聞風喪膽的 “Concentration Camp Ehrhardt” 只是個又糊塗又怕死的傢伙。一眾納粹軍官竟跟Joseph Tura 等人戰前排演的諷刺劇「蓋世太保」無異：一無話可說時便大呼「Hail Hitler」。

以喜劇手法處理納粹或有人認為有欠認真，但劉別謙嘻皮笑臉背後卻總不失關懷。電影起始那段「希特勒在華沙」旁白問：為甚麼他會在這裏？雖然那位「希特勒」只不過是假貨，但那卻是嚴肅不過的質問。老是希望扮演《威尼斯商人》Shylock一角的Greenberg (Felix Bressart) 三度讀出Shylock的著名演辭： “(…)If you prick us, do we not bleed? if you tickle us, do we not laugh? if you poison us, do we not die? and if you wrong us, shall we not revenge?” 用意何在可謂清楚不過了。

但電影除了諷刺納粹外，那兜兜轉轉的虛實交錯，所道出的又何嘗不是人生處境？「人生如戲」或「戲如人生」這些講法被劉別謙玩得淋漓盡致。為了阻止納粹間諜Siletsky跟蓋世太保Ehrhardt接洽 ，Joseph Tura (Jack Benny)先是扮演 Ehrhardt來騙Siletsky；殺掉Siletsky後又因種種原因被迫假扮Siletsky跟Ehrhardt周旋。Tura 雖自詡為 “great, great actor”，但亦不得不怯場：畢竟稍有差池，面對的可不是觀眾柴台那麼簡單，而是納粹的槍桿子。Tura 還有幕後班底為他出謀獻計，人生卻是沒有劇本的一齣戲，某天人家告訴你要扮演某個角色，二話不由分說便把你推上舞台，唯有硬着頭皮，邊看邊做，哪可以像哈姆雷特一邊踱步一邊喃喃的 “To be or not to be”?

劉別謙的「反納粹英雄」個個有血有肉：Joseph Tura是自大狂，又是個醋罈子，險些因而誤大事；Greenberg一直渴望有天能當主角，連最後在納粹劇院生死關頭亦不忘以Shylock的演辭來過過癮。救國固然要緊，但人生還有很多美事追求。正如Tura一晚回家發現空軍中尉Sobinski竟睡在他的床上，又被質疑不愛國時所說的一番話：

Now listen, you… first you walk out on my soliloquy and then you walk into my slippers. And now you question my patriotism. I’m a good Pole and I love my country and I love my slippers!

美國總統大選明年才舉行，但有關候選人的消息早已舖天而來，當中尤以港人熟悉的希拉莉的曝光率最高。但法國今年四月便舉行總統大選了，卻沒多少人關注。其實，純以戲味來衡量，今屆法國大選甚為可觀。

就由Ségolène Royal 說起吧。她去年迅促冒起，當時有評論認為她的聲勢只是傳媒吹捧的結果，難以長久。可是她最後卻贏得了社會黨總統候選人資格，民調更一度拋離現任內政部長 Nicolas Sarkozy。似乎法國真大有可能出現首名女總統。

不消數月，Ségo 已為 Sarko趕上，而且更頻頻鬧醜聞笑話，叫人質疑這位女候選人是否真如右派宣傳般只是花瓶一個。Ségo一直以聆聽者姿態出現，的確令人耳目一新，對比起 Sarko那張傲慢嘴臉，自然甚為討好。可是日子一久，人們便不禁質疑：你聆聽夠了吧？何時才有個政網給我們看呢？Ségo 上周便推出政網，但卻被批評空洞無物。

缺乏具體政網卻並非她民望下降的主因。Ségo擔任地方首長政績可人，能力當不容置疑。但右派卻屢屢攻擊她欠缺中央政府行政經驗及外交經驗，Ségo 去年底便開始惡補外交經驗，展開一連串外訪。她又藝高人膽大，竟然跑到滿佈地雷陣的中東，結果如何也可知。而今年初她效法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訪華也好不了那裏。

若稍為留意一下法國傳媒如何報道她訪華消息，便不難察覺到，她跟傳媒的蜜月期已過。Ségo 在中國的言行固之然令人忍浚不禁，提供無數可供炒作的題材。最經典的莫過於認為中國的司法制度有值得法國學習的地方。她除了每天引用中國格言外，又自創法語，說了一句Qui va sur la Grande Muraille conquiert la bravitude(不到長城非好漢？)自創 bravitude 新詞取代 bravoure (勇氣)，成為「一時佳話」。(但亦有人指出， bravitude 一詞實已為青少年網民廣為使用，此正可證 Ségo之追上潮流云云。) 她登上長城那天穿上白色大衣，某報 (忘記是哪家機構，待考)記者亦不忘「提醒」讀者，白色在中國是喪事的顏色。

密特朗當年以總統候選人身份訪華，回國後便贏得總統大選，曾任密特朗政治顧問的Ségo或認為，到中國一轉或會帶來好運。但她自中國回來後便惡運纏身，負面消息頻傳。除了因為競選策略出問題外，是否真是成也傳媒，敗也傳媒呢？有時太得到傳媒「關愛」也不見得是好事﹗

後記：感謝林時拉夫斯基留言「鞭策」。若非得她似有還無的催促，敝網誌不知會潛水多久。

兩年了，循例回望過去一年。我常常說，寫blog最大的得着(或冤孽)便是認識了一班臭味相投的朋友。朋友們，你們該知道我在說誰，自己對號入座吧。

搜尋器為我帶來很多訪客，我最喜歡看人家查甚麼關鍵字闖進來。色情關鍵字當然見怪不怪，去年最叫我驚訝的卻是「戰爭真相」，連續數週佔關鍵字榜首。我不禁納罕：真相可以Google 得來嗎？無論是求艷客還是求真者，敝 blog都叫他們失望了。

令搜尋客失望倒不叫我介懷，我只希望沒有叫固定讀者失望。我其實很獨沽一味，大家看看我那幾個欄目文章數字如何失衡便知道了。每個人的崗位都不同，有些人寫生活瑣事可以寫得很好看，但我寫生活瑣事則會很恐怖。自小學開始，作文若是木無表情的議論文、說明文便如魚得水，抒情文、描寫文便立即面如死灰。當然你也可以歸咎於我生活枯燥，無甚好寫，只是整天待在家裏看影碟和上網看新聞，這猜測雖不中亦不遠吧。

寫blog不用考慮市場，亦無人催促，蠻是自由，當然只寫自以為有意思的東西。但因為沒人催稿，wordpress 便儲存了大量 draft。那些從未露過面的文章當然可以安然束之高閣，但好些文章我卻多手加了(一)字，(二)卻繼續發酵，未知何時可見天日。去年積存的都跟捷克有關。捷克電影節本來還要多寫兩齣電影的，但卻因事忙擱下了；而去年捷克遊記還未完成，今年會繼續。

順道談談新年願望吧，就是希望多讀書，多聽音樂。讀書的時間越來越少，自覺快要倒退成野人。至於音樂，則純粹為了陶冶性情，我可不是要訓練自己成為正宗樂迷。如此一來，敝 blog也不只得「電影筆記」和「放眼天下」，亦能為塵封的「何故亂翻書」增添文章。當然也希望再去捷克一趟，繼續「逍遙遊」。

兩年了，仍然有人看，真好。

當年今日：一週年誌慶

兼談 In the Good Old Summertime (1949)

“We have enough troubles in our daily lives. There are so many great and beautiful things to discuss in this world of ours, it would be wasting precious moments if we told each other the vulgar details of how we earn our daily bread, so don’t let’s do it.”

劉別謙 (Ernst Lubitsch)的 The Shop Around the Corner 講述兩名男女店員是鬥氣冤家，但原來卻是互相傾慕的筆友。踏入互聯網時代，大家又多了一個(或多個)虛擬身份，筆友由網友取代，因此劉別謙的故事也要upgrade 成 You’ve Got Mail (1998)。但該齣電影我除了記得 Meg Ryan 的書店喚作 Shop Around the Corner外，印象不深。

不過，這個 upgrade 的過程中還有一齣變奏，那便是1949年歌舞片 In the Good Old Summertime，由Judy Garland及 Van Johnson主演，還有Buster Keaton。雖然仍然拍出趣味——Judy Garland在片中唱的 I don’t care 更是我至愛之一，但論劇情則遠遜於原版。而看着默片時代巨星淪為可有可無的配角，難免叫人唏噓。為了加插歌舞，原劇的節奏亦不免大打折扣。劉別謙的喜劇所以好看，就是因為節奏拿捏得準確，處理故事應簡便簡。The Shop Around the Corner 第一幕跟第二幕已有半年的差距，單憑一兩句對白便將人物關係的變化交代得一清二楚，節奏明快。

In the Good Old Summertime呈現的是一個幾近無瑕的童話世界，失去主角對未來的憧憬跟現實世界的對比。為了配合歌舞片，皮具店也變了音樂店，男女主角就在如此歡樂的氣氛中鬥氣。不知是否要老少咸宜的緣故，老闆妻子跟店員通姦的故事線沒有了，惹人討厭的同事Vadas亦為滑稽的 Buster Keaton取代。如此一來男主角如何被炒呢？就是把老闆心愛小提琴借人。老闆一下了氣，男主角還是保住了飯碗。男女主角相認還不夠，鏡頭一轉便是數年後，兩人抱着女兒 (那是 Judy Garland 的女兒 Liza Minnelli)，打扮得花枝招展遊花園。The Shop Around the Corner 雖然是喜劇，但那個絕不是童話世界：經濟蕭條，店員為了保住飯碗莫不對老闆呼呼喝喝忍氣吞聲；老闆卻原來是為了妻子紅杏出牆而心煩。男主角無故被炒後前路茫茫，連一直心儀已久的筆友也不敢相見。到最後所謂大團圓結局亦不是人人歡喜，當員工紛紛回家跟家人共度聖誕之際，老闆卻要孤零零度過，唯有跟店內的年輕跑腿一起吃飯，以解寂寥。劉別謙的喜劇沒有打算騙人。

本文上端引用的一段文字正是女主角Margaret Sullavan 給男主角 James Stewart 的第一封信。隨着故事開展，我們卻看到兩人的關係如何被生活的vulgar details 左右。我們喜歡這個故事，大概是因為故事道出很多人的心事。你我天天營營役役，為口奔馳，卻總希望能夠放下既定的角色，漫無邊際的談論一些不切實際的話題，暫把生活的苦惱擱在一旁：畢竟這個世界除了工作和人人談論的「熱門話題」外，值得談的事情還有很多。

劇中人等待對方來信那種期待、驚喜、失落之情，早已被電話、電郵及MSN趕絕了。若你曾有幸跟人家通信，無論拆信還是閱讀着對方的筆跡都叫人感到無比幸福。現在大家要(粗暴地)拆開的只剩下銀行月結單及其他宣傳(垃圾)郵件，The Shop Around the Corner 箇中情意無論怎樣 upgrade 也 upgrade 不來。

圖片來源：美國國家檔案局
兩年前，一聽到奇連伊士活 (Clint Eastwood)要分別從美國及日本角度拍攝硫磺島戰役，我是有所期待的。Flags of Our Fathers (港譯：戰火旗績)由美國角度出發，Letters from Iwo Jima 則講述日軍的故事。

一提硫磺島戰役，腦海必浮現六名美軍豎立星條旗的經典照片。六名軍人在硫磺島豎起星條旗，本來平平無奇的一刻，卻被鏡頭凝住，渾然天成的構圖彷彿象徵着美國軍人不屈不朽的精神，成為上佳的宣傳工具。那六個沒面目的人是誰？他們背後有什麼故事？那一刻是怎樣成為不朽的？故事全都在這裏了，說得動不動人就要靠導演和編劇的功力。

電影以經典照上的三人John Bradley, Rene Gagnon, Ira Hayes為主角，理由很簡單，因為相片中只有這三人在戰場上活下來。電影一開始便是Bradley的兒子追尋父親的過去，然後電影便不斷穿梭於不同時空，一時是硫磺島的戰況，一時是3人以「戰爭英雄」的身份回國後的巡迴「演出」，一時是Bradley的兒子訪問老兵。

非直線敘事並非罕見，但那些片段的安排有何意思呢？可能有，但恕我愚魯，我委實看不出有何意義，就算稍掉一下次序也對故事發展沒多大影響。不時的 flashback 令電影顯得支離破碎，導演可能抓住一些特別的時刻，但卻未能加以演繹。

電影太過支離破碎，影像傳情達意的力量大大削弱了，整部電影就像一個辭不達意的人努力要把所想的告訴別人，結果卻翻來覆去，弄了半天還是未能搞清楚。主角們老是喃喃地說：「我不是英雄，某某才是。」最後，導演還是害怕觀眾不明白，請來Bradley的兒子來作總結：「戰爭英雄並不想成為英雄，英雄只是因為基於我們的需要而塑造出來的。」(大意如此)

只能說導演想處理的課題太多：既要諷刺 propaganda ，又想探討被封為英雄的內疚感，又要說同袍間的情誼，結果三方面的處理都不討好，欠缺深度。完場時，我只為奇連伊士活感到可惜：那是一個多麼有意思的故事呀﹗

26/1補充：儘管如此，我仍然十分渴望看Letters from Iwo Jima (港譯成「硫磺戰書」明顯是誤譯)。
Ian Buruma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Eastwood’s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