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 Pillars of Wisdom

最近翻看George Lakoff 及 Mark Johnson 的 Metaphors We Live By ，該書大意是說，所謂「隱喻」並非只是文學修辭手法，而是構成了人類理解。很多隱喻都對思維模式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用「故事」來隱喻「人生」便是一例：人生就如故事般，有起承轉合，主人翁有個目標要奮鬥。但活了些時日，你就會知道，人生絕不像故事般有理路可循。

要把人生搬上銀幕，就不得無理可循，總得抓着一兩個主題加以發揮。他／她是怎樣的人？悲慘的？孤獨的？抑或愉快的？然後再慢慢剪裁取捨。電影La Môme (La vie en rose) 將Edith Piaf的一生娓娓道來，由坎坷童年至臨終一刻。Edith Piaf的一生便仿佛由無數慘事組成,她跟Marcel相戀，以及後來在美國沙灘一邊織毛衣，一邊回答記者提問，是電影唯一較平靜的時刻。Piaf的一些重要時刻都提到了，如被夜總會老闆Louis Leplée發掘、在Raymond Asso幫助下東山再起、跟拳手Marcel的一段情。不過Edith Piaf的其他面向便難免要犧牲，我們看不見巴黎淪陷時期的Edith Piaf，也看不到她發掘的Charles Aznavour 、Yves Montand，以及跟Piaf同日逝世、為她寫過劇本的Jean Cocteau。

電影中很多角色都略嫌面目不清，這當然跟電影交錯敘事有關。電影一方面順序記述Edith Piaf的一生，一方面則穿插她的最後歲月，這樣翻來覆去的意義其實不大，反而有時叫人難以把握劇中人的情感。

交錯敘事方式到後段才告成功， 三個不同時刻正正總結了Edith Piaf的一生：在美國沙灘接受訪問，在Olympia 高歌 Je ne regrette rien 、以及生命走到盡頭的一夜。我早就猜想電影會用 Je ne regrette rien 作結，歌詞可能真是為了Edith而寫的吧﹗

看着Edith Piaf的一生，叫我想起同是個子矮小，有一把動人歌聲、生活又是一塌糊塗的Judy Garland (她的一生數年前拍成電視電影，由Judy Davis主演）。你看完這些歌手故事（噢，還有Edith Piaf在電影中提及的Billie Holiday），大概不禁要問：一把觸動萬千心靈的聲音，背後是否一定隱藏着飽受煎熬的靈魂？Edith Piaf 病重還要堅持演出，既是因為只有唱歌才能令她活着，也可能是因為只有在觀眾身上才找到愛。

但世人或許忘記了，這些歌手給世人最寶貴的禮物，是他們的歌聲；世人懷念的Edith Piaf是那把直抒胸臆的歌聲，而非她的「悲劇人生」。她的一生是否就如大眾想像般悲劇，只有她自己才最清楚。

看完Marion Cotillard的精彩演出，不妨到YouTube認識一下真正的Edith Piaf：

Edith Piaf Olympia Part 1

Edith Piaf Olympia Part 2

Edith Piaf Olympia Part 3

更多Edith Piaf….

本來不想為這部電影多費唇舌，但見倉海君如此「一肚戲」，又再次將我擺上枱，想還是寫一下為妙，以免人家以為區區的口味真如倉海君所言般「不同凡響」。

看罷Les chansons d’amour的感覺跟倉海君差不多，電影結束之所以「紋風不動」，固非「回味無窮」，只是要看看電影歌曲出自何人之手而巳。

Les chansons d’amour是一部歌舞片。電影一開始便斗大的寫着 Le Départ，看過 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 者大概都估計電影有心向 Jacques Demy 「致敬」。果然電影一如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般分為三個的段落：Le Départ, l’absence, le retour。三人床上看書一幕又叫人聯想起杜魯福的Domicile conjugal 。奈何電影「致敬」卻有點畫虎不成反類犬，叫觀眾看得不是味兒。

所謂「致敬」，大概便是有技巧的模彷，或喚起影迷對某些經典時刻的回憶。 François Ozon在 8 femmes 便是一例。Catherine Deneuve 對女兒說：「Te regarder, c’est pour moi une joie et une souffrance」（看着你叫我既欣喜亦痛苦），然後鏡頭一轉便見Fanny Ardant黯然神傷。心水清的影迷立即想起杜魯福，Catherine Deneuve 分別在La Sirène du Mississippi 及Le Dernier Métro 中聽過這句對白；而大家都知道 Fanny Ardant 正是杜魯福的妻子。

Les chansons d’amour 很煞有介事地喚起觀眾對《秋水伊人》的回憶 （Chiara Mastroianni可是Catherine Deneuve 的女兒啊！） 。可惜電影的歌曲談不上悅耳，歌詞亦不見得深刻。儘管攝影不錯，但故事以致人物都欠缺吸引力。就算電影如何花心思「致敬」也是有點枉然。

究竟「致敬」的價值何在？叫觀眾玩影迷知識測驗，看看認得出多少經典場面？還記得兩三年前看貝托魯奇的 the Dreamers，片中穿插大量經典電影場面，身後一名男子大概要向女友顯示自己的「識見」，不停跟女友解畫，說這個鏡頭出自何處，那句對白又來自那齣經典等，恨不得向他揮以老拳。我想，你若要追求文藝少女，這類「致敬」電影一定適合你。

英國《獨立報》7月31日頭版是英瑪褒曼：頭版最能反映報章的品味。

死亡其實是意料中事，但每次聽到心愛導演和演員逝世，卻總是很難受。7月30日星期一，英瑪褒曼和安東尼奧尼像相約好似的，一起離開人世。星期一晚聽到褒曼逝世的消息，腦海立即閃過Fanny and Alexander的父親亡魂、《野草莓》的無指針時鐘、《夕陽舞曲》那個怕死的頑固老頭、當然更少不得那名跟死神下棋的武士。今年原來正是《第七封印》五十周年紀念。

David Thompson在《衛報》專欄說，英瑪褒曼逝世消息傳來，人家問他：「我們還有大師嗎？」他答道：「安東尼奧尼還活着……」殊不知，安東尼奧尼也選擇於同日撤手歸塵了。

一連死了兩個，我連「至少某某還活着想」這想法也不敢有。為非親非故者傷心,或叫外人難以理解；羅馬市長Walter Veltroni向安東尼奧尼致敬的一番說話，大概可道出箇中原委：（引自《泰晤士報》）：

Thanks to Antonioni’s cinema we had another view of reality, another way to look at the face of a woman, the design of a car. Even a cloud was not the same thing after having seen his films.

因為這些大師賦予我們一對新眼睛，世界自此不再一樣。

另，主演過La cage aux folles, Nelly & Monsieur Arnaud等電影的法國演員Michel Serrault也在7月29日死了。這則消息除了法國外,似乎沒有多少人留意。

Ingmar Bergman (1918-2007):

The Independent:Ingmar Bergman

Paul Schrader (The Independent): The master: Ingmar Bergman 1918 - 2007

Ingmar Bergman: A morally flawed recluse, but a director touched by genius

David Thompson (Guardian): Woody Allen is a mere Osric to Bergman’s Hamlet

Geoffrey Macnab (BBC):Why Bergman was an artistic giant

Michelangelo Antonioni (1912-2007):
David Thompson (Guardian): The desperate and the beautiful

Wim Wenders (Guardian): Good bye, Maestro

EastSouthWestNorth: Michelangelo Antonioni and Chung Kuo

Michel Serrault (1928-2007):
Le Figaro: Michel Serrault, le plus mélancol ique des comiques quitte la scène

墮胎的爭議相信不用多言：簡而言之，一方說婦女有權選擇，另一方則認為胎兒有生存權，雙方一直爭論得面紅耳赤，有時甚至可以鬧出人命,但這問題爭論幾十年還是沒結果。

探討倫理學問題，電影及文學啟發之處或更勝哲學論文，因為二者提供了一個具體處境思考.叫人明白下道德判斷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非只是停留在紙上談兵的層次。畢竟，道德判斷並非抽象的，不是單靠一兩個道德原則便無往而不利。英國導演Mike Leigh的Vera Drake是今年看過的電影最為發人深省的一部。電影沒有鮮明立場，只是默默的把一個Vera Drake的在50年代的遭遇，巨細無遺的呈現出來，讓大家思考。除了墮胎對錯外,箇中的倫理問題，例如家庭關係，好心做壞事的問題等，都很值得思考。

主角Vera Drake不是雄辯滔滔的婦解份子，她甚至連清楚解釋的能力也沒有。她只是一個好心腸的太太，一切行動都出於善意，正如其丈夫所言。電影亦輕輕提過Vera Drake是私生女，也解釋了為何她如此同情那些被迫懷孕的婦女。電影一開始便極力營造Vera Drake是一個心腸好得不能再好的太太，叫觀眾希望有這樣的鄰居，甚至這樣的母親。鏡頭一轉，Vera Drake拿着水泵，像慈母一樣，安慰着驚惶失惜的女孩，為她墮胎，跟大眾對非法墮胎的印象完全沾不上邊。

Vera Drake很愛護她的家人，並一直隱瞞自己的副業。然而一名經她墮胎的女孩險些喪命，令Vera Drake的秘密曝光,亦令家人平靜生活起波瀾。電影很仔細地交代警察盤問的經過,我想就算不認同她行為的,眼見她被盤問亦會感到難過。她知道自己所做的不為社會所容，但卻又活像無辜者，連盤問她的警員亦感到為難。她說她不收錢，亦不用金屬工具,完全不像其他非法墮胎的同行,她有的只是一顆善心。

Vera Drake人好，但很笨，她被Lili騙了那麼多年，以為自己一直義務助人,其實只是人家撈油水的工具。她一心要幫助那些沒有選擇情況下懷孕的婦女，然而當Lili介紹她為一名紅杏出牆的妻子墮胎時，Vera Drake雖然認為不妥,但只說了一句：「這不太對吧？」仍然接受了差使。她不分青紅皂白,有求必應，可能正是她最大的過失。

問題來了，她是出於善心,但她是對的嗎？電影並沒有作出判斷,但在講述Vera Drake的故事同時,亦描述了一名因姦成孕的女孩的遭遇。她沒有找非法墮胎,只是循合法途徑求助.但電影結束時她依然徬徨無依。墮胎對錯實在很難一刀切的論斷。

打這篇東西可比平時花了近兩倍時間：Mac機沒甚麼不好，就是中文輸入叫人沮喪。我很懷念windows 倉頡的星號以及關聯字……

相信你我都聽過無數關於在法國不通法語的慘事，2 Days in Paris（港譯：巴黎愛漫遊）男主角Jack的經歷實便是典型。他跟着法國女友Marion遊巴黎，人在異鄉，言語不通，加上文化衝擊，兩人的關係短短兩日內頓起波瀾。

法美兩國的文化差異是大家都愛聽愛說的題目，但法國人跟美國人水溝油的「必然」，可能只會在美國總統布殊和法國前總統希拉克身上體現。大家似乎對文化衝突樂此不疲,若衝突雙方是一對情侶那就更好玩了。一拿文化衝突做文章，定型在所難免，於是電影除了鞏固了一些已有的典型外，並無甚驚喜可言。

電影甫開場便來幾個達文西密碼團、穿布殊切尼T恤的「典型美國土包」。然後Jack訴說他們丟美國人的臉，來為自己老點同胞的行為辯護，一副典型大都會知識份子的嘴臉。Julie Delpy的角色亦很符合大家對法國女人的想像：既我行我素又開放。於是Julie Delpy電影大部份時間都滿足想像為己任，她跟不同的士司機聊天是電影最好看的部份，因為較貼近真實生活。

我想Julie Delpy倒嘗試為電影注入實感，既找來自己的親父母飾演戲中父母，又帶領觀眾遊走巴黎：可是老是大近鏡，對於想一窺巴黎風光的觀眾來說，難免失望。而電影以一種近乎卡通的手法來處理人物，就叫人更加失望了。

電影中所有法國人都很嘈吵，令我看至中途已有點頭痛。法國人無疑喜歡爭辯，但總不是如此喧囂吧？

法國國慶特備節目
今年法國國慶，新人事新氣象。”hyper-président” 薩爾科齊(Nicolas Sarkozy)先是廢除國慶日特赦，又不再像往年一樣正襟危坐做總統國慶日專訪，但無論薩爾科齊如何破舊立新，法國國歌《馬賽曲》(La Marseillaise)依舊響徹雲霄。

我沒有做過正式統計，但相信《馬賽曲》可能是最常為電影採用的歌曲。

1812
第一次聽馬賽曲卻是因為柴可夫斯基。我以前也說過，上音樂課對我來說無異於走進酷刑室。那年的音樂課本一如過往悶得發慌，一天無聊翻看，竟然看到拿破崙，頓時兩眼放光，立即把該段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的介紹讀完 (老師不教的東西往往是最精彩)；又從親戚那兒借來一片《1812序曲》CD，第一次聽古典音樂。

柴可夫斯基用《馬賽曲》的首幾個音符來象徵拿破崙的軍隊，吹毛求疵的大概會指出，《馬賽曲》其實並非拿破崙時代的國歌。但藝術終不是歷史課本，算了吧。而柴可夫斯基這做法日後卻有很多電影所採用。

美國電影，尤其是二戰期間，只要地點是法國，畫面自然少不得艾菲爾鐵塔或凱旋門，響起的必是《馬賽曲》頭幾個音符。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北非諜影》(Casablanca)。

Play la Marseillaise, play it!
《北非諜影》配樂所用的，除了那首經典 “As Time Goes by” 外，《馬賽曲》亦相當重要。電影其中一幕深深打動我的，便是高歌《馬賽曲》的一幕。

該幕之所以動人，大概跟電影的年代分不開。時值二戰，參演《北非諜影》的演員除了Humphrey Bogart 及 Dooley Wilson (即 Sam ) 是美國人外，其他都來自歐洲，不少更是為了逃避納粹魔掌而被迫在荷里活發展：飾演Major Strasser的Conrad Veidt是德國人，對納粹恨之入骨，但來到荷里活後卻總是演納粹；飾演Yvonne的Madeleine LeBeau跟飾演荷官的Marcel Dalio是夫妻—後者更演過Jean Renoir的La Règle du jeu，因為Dalio是猶太人，兩人千辛萬苦逃至美國；曾演過Fritz Lang的經典名片M.的Peter Lorre也是為了逃避納粹而遠赴美國……滯留Rick’s café的難民可以說都是貨真價實的難民。

在該幕中，德軍在餐廳內高唱 Die Wacht Am Rhein，Paul Henreid 飾演的 Laszlo Laszlo逐命餐廳奏《馬賽曲》，把德軍的歌聲蓋過。我每次看到這幕都很是感動，箇中的感人力量很難再次重現。鏡頭捕捉了Madeleine LeBeau淚流滿面，我倒相信那是真眼淚。

Aux armes et caetera
《馬賽曲》雖然受歡迎，惟長久以來，有不少人認為《馬賽曲》太過血腥而且復仇意味濃厚，重唱部份「Aux armes, citoyens/ Formez vos bataillons, Marchons, marchons ! /Qu’un sang impur /Abreuve nos sillons !」更揚言 「讓不纯的血浸滿我們的戰溝」。法國鬼才 Serge Gainsbourg 1978年把《馬賽曲》惡搞，用「Aux armes etc.」取代重唱部份，來一個Reggae版《馬賽曲》，氣得傳統人士呱呱叫。多講無謂，大家不妨聽聽。(不日刪除)

Someone must have been telling lies about Joseph K., for without having done anything wrong he was arrested one fine morning.

這句話便展開了K.的夢魘，也展開了我一個月來的卡夫卡之旅。因為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的回顧展其中一齣電影是《審判》，進場前不得不拿起卡夫卡再讀一遍，做做功課。威爾斯的《審判》沒有叫我失望，甚至認為那是今次影展所選映中最好的作品。

卡夫卡的小說，差不多人人都有不同解讀。觀乎卡夫卡臨終前曾着朋友燒毀手稿，卡夫卡大抵在想：這是我個人夢魘，干卿何事？殊不知，一個人的噩夢卻喚起不少人的共鳴：我們原來一直在等待一個人寫出我們的感受。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的「刀劍在逼近：弗朗茲．卡夫卡靈感泉源」(收氏著：《布拉格精神》，台北：時報出版)，是我讀過最好的卡夫卡導讀。該文把卡夫卡的一生經歷跟其作品相參照，認為《審判》所記的是卡夫卡1914年求婚的心路歷程。

你大概會說：這可能嗎？《審判》講的不是極權社會個人命運嗎？這當然是詮釋之一。但卡夫卡其實一直只關心自己，怎樣也不是一個反思人類命運的知識份子。人類命運的省思，純粹是無心插柳。

1914年8月2日，卡夫卡在日記只寫着：「德國向俄國宣戰。—下午游泳。」卡夫卡一直只把焦點放在自己身上，歐洲打得落花流水也不理，可以說是「視野狹窄」之輩。但卡夫卡的敏感和驚人的想像力，大概不是整天思索着世界大事的人所能擁有。卡夫卡曾經寫道：「與每日世界的直接接觸使我喪失了看待事物的開闢視野。」

他一直沒法長大，他的情人雅申斯卡(Milena Jesenská)說過，生活在卡夫卡眼裏完全跟其他人不同。「金錢、證券交易、外國股票市場、打字機—他把它們視為神秘的東西。(……)對他來說，一個辦公室—即使是他自己的—也是一件神迷的、非凡的東西，就像一個小孩眼中的火車頭一樣。世界上最簡單的東西他也不理解。」

卡夫卡喚起我的，不是集中營、不是極權主義，也不是官僚主義，而是很個人的經驗。卡夫卡或許說得對，我們越跟這個世界打交道，似乎開拓了視野，但卻越看得不清楚。

卡夫卡，攝於布拉格
延伸閱讀：
孤草：字字花，卡夫卡：在電影裏遇見卡夫卡

隨着七一臨近，永劫回歸加緊轟炸，唯有盡量避開本地電視台及報章。可是偉大的特區政府決意「普天同慶」，「恩澤萬民」，想逃也逃不掉。今天翻開《經濟學人》，赫然發現一個跨版廣告，一邊是維港煙花，寫着：「Hong Kong has much to celebrate!」另一邊則是特區政府示威宣言：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ome said it wouldn’t work.
The Past 10 years have proved otherwise.

We have retained all our fundamental practices- the rule of law,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a level playing field,
a clean and efficient civil service,
and the same rights and freedoms.

We have the same values -pluralism,
an international outlook and a strong work ethic.

We are still the prime gateway to China
and our economy is thriving.

Hong Kong has good reason to celebrate.

署名是Asia’s world city: Hong Kong。

機關算盡，奈何這個廣告卻夾在《經濟學人》名為「One-horse race: A Special report on Hong Kong」中間，人家似乎是衝着這個廣告而來，報道一開始便說： “After ten years of Chinese sovereignty, Hong Kong’s economy is thriving. But politics, says Simon Long, remains a one-horse race.”

政府若真要普天同慶，倒不如全港市民免稅一年，或多加十天公眾假期。行行好，請不要再搞如此爛的宣傳。

香港各大傳媒機構紛紛回望十年，一時之間，沙士、八萬五、金融風暴、梁錦松、董建華紛告回歸。我想起的，倒不是我十年前在哪兒見證「歷史一刻」，而是尼采的「永劫回歸」 (eternal recurrence)：

What, if some day or night a demon were to steal after you into your loneliest and say to you: “This life as you now live it and have lived it, you will have to live once more and innumerable times more; and there will be nothing new in it, but every pain and every joy and every thought and sigh and everything unutterably small or great in your life will have to return to you, all in the same succession and sequence -even this spider and this moonlight between the trees, and even this moment and I myself. The eternal hourglass of existence is turned upside down again and again, and you with it, speck of dust!”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section 341

只要想想那些沙士、八萬五、金融風暴、梁錦松、董建華在未來的歲月裏，每十年便會回歸一次，足叫人毛骨悚然。經此一役，希望高官們緊記發生什麼事都會永劫回歸，行動請小心點。(正如我相信，若《始終有你》的作曲作詞者了解到這首歌會響遍全城，永劫回歸的話，他們應該會三思而後行。)

回歸，97前恐怕大部分人都不會這樣稱呼97年7月1日，那時的通行說法是：「大陸收回香港」。不錯，黃子華楝篤笑「秋前算賬」已經這樣講過。

早陣子深夜時份，拿出黃子華「拾下拾下十年楝篤笑」重溫。時為99年，黃子華說回歸就仿如一齣沒有鬼的鬼片。97前夕，大家怕得要死，怎知97過後：「吓？原來沒有鬼的？」這十年雖然不是鬼片，但肯定是笑片。

曾幾何時，香港喚作「東方之珠」，但這稱謂似乎已經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亞洲國際都會」、「動感之都」、「中國的曼克頓」。「媲美倫敦、紐約」此等「超英趕美」的願望一直盤踞高官腦海，特首曾蔭權最近又提到希望香港媲美倫敦紐約，人口要增加至一千萬云云。

超英趕美，大概都是膽怯的緣故。害怕沒有米字旗，沒有英國人，香港就不再國際，香港就不行，所以千方百計要告訴人家自己是「國際都會」，高呼「香港一定得」，就算爭不到亞運主辦權，也要分一個奧運馬術賽事，好鞏固自己在「國際體壇」的地位。說到底，這就像一個對自己容貌沒信心的女孩，拚命塗脂抺粉般。

香港為什麼不可以只是香港？

我喜歡讀人物傳記，可能是因為現實中鮮碰上有趣的人，又可能是我不懂得發掘人們有趣的一面，又可能是大家的防衛意識太強，把自己有趣的一面藏起來。想想看，該是後兩者居多。讀着Charlotte Chandler所著的《我，費里尼》(I, Fellini)，趣味盎然。該書是作者根據14年來跟費里尼的訪談，用第一人稱寫成，讀着就像聽着費里尼把他的故事娓娓道來一般。

我上篇文字曾經說過費里尼討厭電影解構者。他最惱人家問他「這部電影要表達什麼」之類的問題。不學無術的費里尼甚至自豪地承認自己不是知識分子，因為他連茂瑙和愛森斯坦也沒有看過，又說知識分子都是悶蛋，總是要充當法官：聽在電影學者耳裏，當然是大大不敬。電影解構有什麼可怕？毋庸諱言，評論解釋可以增加觀影趣味，但費里尼大概擔心那些解構者捨本逐末，只沉醉於技術枝節，而忘記了觀影貴最可貴的地方。

數年前藝術中心辦費里尼回顧展，看了幾齣費里尼，但當時年紀尚小，似懂非懂。再加上我向來缺乏想像力，看着費里尼的連場夢境，只覺有點不合口味。但日前重看《八部半》，看着當年覺得匪夷所思的段落，竟教我感動不已。這個轉變、箇中的感動，恐怕並非電影分析所能把握的，但這卻正是觀影最難能可貴之處。

費里尼不愛談自己的電影，認為無止無盡地分析電影只會殺死它們，所說的大概也是這個意思。他愛做夢，夢境成為源源不絕的靈感泉源。夢境從來都是非理性的，費里尼的電影亦不好懂。他提到，的士司機老是問他為什麼不拍一些他們也得懂的電影，他答的一番說話倒很有意思：

那是因為我拍的是真相，真相永遠都曖昧不明，而謊言卻能讓人很快就懂。

經常有人問費里尼：為什麼要拍電影？費里尼說：「你們也許該問問母雞：牠們為什麼要下蛋﹗那是牠們一生除了被別人吃掉外，唯一還能做的一點事，下蛋無疑比被人吃掉好得多。(……)真正的答案其實是：我沒辦法解釋為什麼要拍電影。我就是喜歡創造影像圖像這些東西，沒有什麼其他原因，這是我的天性，這解釋似乎夠了吧。」

費里尼真是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