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 Pillars of Wisdom

荷里活今年推出多部反思反恐戰的電影，強大陣容的Lions for Lambs是其一。電影名稱初看有點不明所以，看到中途才明白那原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將領對英軍的評語：英軍英勇擅戰，強悍如獅子；可惜運籌帷握者卻只是綿羊，結果讓獅子白白送死。現在美國打的反恐戰，也是綿羊統領獅子，結果反恐戰打了六年，美國得到甚麼？

整齣電影很是貫徹「反思」這個主題，因為劇中人都在反思中：參議員向記者發放消息，講解自己所構思的阿富汗反恐戰新戰略，兩人因此討論起反恐戰來；同一時間，大學教授跟曠課學生講述兩名自願參軍學生的事蹟，勸學生不要犬儒，應努力改變現實。四人「風花雪月」同時，那兩名自願參軍的學生正在新戰略下推進，結果被敵軍圍困，危在旦夕。

荷里活近年似乎愛上多線敘事來「縱觀全局」，雖然 Traffic 及 Syriana的效果不錯，但個人對這種手法還是有保留。多線發展一不小心便流於推砌，人物欠血肉；倘若電影還要跟觀眾說教的話，便更難叫人吃得消。（Crash便是一例）Lions for Lambs的故事線只有三條，人物只有六個，算是比較簡單，但這六個人物都活像樣版人，對話耳熟能詳，亦乏味非常。

記者Meryl Streep 跟 參議員Tom Cruise 基本便是《紐約時報》和霍士電視台的「代言人」：Meryl Streep 自責當年盲目聽信政府攻伊理據，沒有盡傳媒監察政府之責，不正是04年為伊拉克報道認錯的《紐約時報》嗎？Tom Cruise 的右派言論，跟霍士也沒有兩樣。兩人就這樣把正反雙方立場擺出來，彷彿只是把《紐約時報》及霍士電視台的講稿搬進劇本便算，更談不上有何舌劍唇槍的味道。

無論是Tom Cruise的狂妄還是 Meryl Streep的意氣闌跚，都欠血肉。為了塑造 Tom Cruise大右派的形象，他的參議員辦公室牆壁上貼滿他跟切尼、布殊的合成照，還要安排 Meryl Streep上前細心欣賞，便有點搞笑了。Meryl Streep的角色發展空間應最大，因為她有良知，卻礙於生活而要淪為政客喉舌。但電影沒有時間讓她爭扎，只讓她回電視台向上司咆哮一下，經過軍人墳場時淌幾滴眼淚便算。

Lions for Lambs有如近年美國傳媒有關反恐戰討論的精華版，要惡補時事者不妨進場觀賞。要反思大問題，劇本不一定要無所不包，有時以一則故事來以小見大才更見真章。更何況，「反思」不一定要劇中人表演給觀眾看，如此擺出一幅「正在反思」的模樣，反而更難收反思之效。

“Leisure is essential to civilization.”

Bertrand Russell, In Praise of Idleness

不經不覺在陽朔一留便是八天，有點出乎意料之外。由於我坐的火車是晚上九時多才自桂林開出，我先把房間退了，行李放在老闆娘那兒，再四處走走看。

我沿着神山路一直走，再次踏足那可個叫我對陽朔完全改觀之地。陽朔的第一天大概因為「六時四十三分」的詛咒，西街的熱鬧教人心煩氣躁。第二天在縣城閒逛，沿着城中路一直走，越過城北路，街道散發的氣質都跟城中路、蟠桃路、疊翠路迥異，我瞧瞧路牌，原來是神山路。街道兩旁都是民房小店，大都貼着對聯橫匾，離不開大富大貴之類的期望。但有一家卻貼着「安貧樂道」，叫我刮目相看。神山路走到盡頭只見一片農地，陽朔頓然豁然開朗。

農村對城市人的吸引力，對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人來說大概有點難以理解。有個女人趕着牛在我前面走，回頭打量我這個陌生人：不明白務農有甚麼好看。我想若告訴她香港有人不惜付錢每周一享務農之樂，她定必驚奇萬分。

就這樣，我幾天便在陽朔、灕江一帶田野漫步，也不曉得走了多少公里。腳下踏着泥土，心裏不由得踏實得多。腦袋難得空空如也，只管專心走路看風景便是。見人家騎着單車穿梭，弄得我心癢癢的，終也克服了恐懼，騎着單車遊山玩水去。整個陽朔都是懶洋洋的，賣鴨脖的女孩子見沒有顧客，便走到街上踢毽去；街道兩旁不難看到有人閒坐或閒站着聊天。

我每天先在西街一邊嘆早餐一邊看書，間中偷聽鄰桌的對話；填飽肚子起行，路上若碰到有緣同走一段路的旅客，便漫不經心交談幾句，然後各奔前程。離開楊朔的一天，天氣熱得很，為免一身臭汗上火車，我一早便回到旅館，跟老闆娘坐在店前吃東西聊天。五時左右，從桂林開往陽朔的客輪靠岸，剛上岸的旅客魚貫朝着西街方向前進，攤檔的小販都立即提起精神做生意，接載旅客的電瓶車源源不絕……老闆娘不禁皺着眉說：「真吵。」我笑道：「這樣也叫吵？你一定要到香港看看。」她說：「你說香港一碗麵也要二十元，我怎去？」這兒的桂林米粉三兩才不過三元。

我的假期就隨着最後一批旅客上岸而結束，小販開始收檔，我跟老闆娘道別後便坐車前往桂林，回到繁華世界。羅素在《悠閒頌》說：

“I want to say, in all seriousness, that a great deal of harm is being done in the modern world by belief in the virtuousness Of WORK, and that the road to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lies in an organized diminution of work.”

這句話可謂深得我心。

站台上的時鐘顯示着一個陌生的時間：6:43am，似乎打下了整天的基調。才睡不到兩個小時，便給服務員吵醒換票，迷迷糊糊的坐着等下車，還險些兒遺下 Kazuo Ishiguro 的Never Let Me Go ，幸得一名旅客提醒，不然看了一半的小說無疾而終，真不知如是好。

雖然喜歡坐火車，但夜車卻有點難捱。我很佩服其他旅客，不消多久便呼呼大睡。看書看了一個晚上，好不容易有點倦意，斷斷續續睡了一會，但不到6時便要醒來準備下車了。一瞥見那 6:43am，心情怎會好到哪裏。一出桂林火車站，便找車直奔陽朔，這個倒不難找。車上正播着劉德華主演的《大隻佬》，吵得要命，想閉目養神也不行。好不容易等到客滿開車，可是車子一邊走一邊還在招客，蝸牛般穿越桂林街頭，直至連車上通道都坐滿了才罷手。

車子抵達陽朔西街口，甫下車，一群馬尾便蜂擁而至，「要住房嗎？」這樣問過不停，我連聲說「訂了，訂了」，她們大概瞧我單人匹馬，纏着我的機會成本太高，都很快便放過我，集中火力纏那些兩人以上的旅客去。但有人還不肯放過我，連聲追問：「你訂了哪間？」「要去甚麼地方玩？」

其實我沒有訂房，甚麼計劃也沒有。臨行前有朋友推介灕江旁的望江樓，說風景不錯，且比西街安靜，於是便往漓江那邊走，一心想着快點重投夢鄉，但服務員卻給我澆了盤冷水：沒有房間！我唯有掉頭走，瞥見望江樓旁的一座小樓房，牌匾寫着「臨江閣」，櫃枱坐着一個和譪的太太，跟她聊聊感覺蠻好，便住下來，價錢才不過 80元。

放下行李後立即跑到西街吃早餐，隨便挑了一間「原始人」，一份早餐要26元，跟香港價格相當。我瞧着碟上的太陽蛋和煙肉，腦袋雖一片空白，但心頭卻有一點難以言喻的激動：跟早餐真是久違了。咖啡味道還不錯，26元還是物有所值的。吃完早餐便回旅館，睡至正常起床時間才起來。到街上走走，數小時前空無一人的西街早已熱鬧非常，離開西街也不好了哪裹，人還是那麼多。整個陽朔一如迷你之城，彷彿所有東西都擠到幾條街上去，連公車都是小小的一部電動車。來自各地的遊客絡驛不絕，跟尖沙咀沒有兩樣。

到一家小店吃桂林米粉，店內放的是矮櫈（櫈仔），一屁股坐下去險些兒跌倒地上。正要下筷品嚐桂林米粉之際，碗邊的一塊小紙條卻吸引了我的注意，細看之下原來寫着：「已消毒請放心使用，用時請撕掉」。我才不管消毒不消毒，這樣煞有介事，反倒叫我不安。匆匆吃完離去，經過西街，看着一堆堆的黃帽子、紅帽子、白帽子……看來我是選錯地方了。

銀幕上壞女人總較好女人吸引。現實恐也如是，但為安全計，大部份人怕且都會敬而遠之。看電影難免要保償現實的缺憾，壞女人在電影中也特別吃香。

嘉寶初到荷里活也是以壞女人聞名，老實說，這個時期的嘉寶比後期的文藝悲劇女主角更吸引。The Temptress （香港國際電影節01年放映，譯作「妖婦」），故事講什麼，單看片名大抵也猜得一二。

這是嘉寶到荷里活第二齣電影，Mauritz Stiller 跟嘉寶接到這項工作時，兩人都十分高興，Stiller向人說：讓他們看看Greta的真正本領！嘉寶視Stiller如神，能跟恩師合作，自然喜不自勝。可是，Mauritz Stiller的拍片方法叫美高梅難以接受，他英語不靈光，把Action錯叫Stop還算了,即興拍攝才叫事事講求計劃的美高梅大為震驚。不消多久，Mauritz Stiller 便被撒換，換來賓墟（默片）的導演Fred Niblo重拍。Mauritz Stiller所拍攝的片段都沒有傳世（據說現在看到的幾個不俗的鏡頭是 Stiller 的意念，是耶非耶恕難考證）。

電影講述Manuel Robledo (Antonio Moreno)在巴黎一個晚會上邂逅神秘女子Elena (Greta Garbo) ，瘋狂愛上她。翌日 Robledo造訪好友，才赫然發現該名跟他海誓山盟的女子原來早已作人婦。Robledo表示二人恩怨已斷，但 Elena卻揚言不會放手。一名銀行家因 Elena 自殺後，Robledo更相信Elena是危險女人，要避之則吉，隨後便回阿根廷繼續建水壩。豈料，Elena夫婦二人不請自來。 在荒野中，Elena的美色令所有男人為之傾倒，結果麻煩及悲劇接踵而來……

跟後來的 Flesh and the Devil 相比，本片故事失色得多，嘉寶既壞得不夠徹底，男女主角亦未見火花。Antonio Moreno神情木訥，每次一見嘉寶，便氣喘如牛，整個身子在擅抖，彷彿努力壓抑原始衝動似的，這樣演譯原始衝動倒真箇原始。

儘管原始，電影對性的處理是頗大膽的。就以男主角跟阿根廷大賊決鬥一幕來說，當男主角脫去上衣，露出胸膛時，鏡頭一轉便見嘉寶兩眼發光；男主角勇戰越見皮開肉爛，嘉寶便越見興奮。後來她為男主角抺血包紥，更一副色迷迷的樣子，貪婪地輕撫男主角的肌膚。今天看來，這幕難免叫人覺得荒唐，但那可是1926年。那個時期的電影甚少如此明目張膽描寫對肉體的迷戀，更不要說是女性對男性肉體的渴求了。

紅顏禍水，壞女人自然一定要壞到底。但電影一方面指摘這個壞女人如何摧毁男人，一方面又為她開脫。男主角厲聲指摘嘉寶摧毁男人,大嚷：「Men have died for you - forsaken work and honor - for you!」嘉寶卻大聲疾呼「Not for me - but for my body! Not for my happiness, but for theirs!」這樣勇於自辯，那個時代也甚為少見。

但荷里活還是男人天下，嘉寶這頭大聲疾呼，那頭當男主角終於投降，撲到她懷裏時，她卻搖身一變變成好女人。兩人經過一夜後（那個年代還是很含蓄，一個 fade out便到了第二天），她為免摧毁心愛的男人，悄悄離開了。到電影結尾，壞女人已經變成為愛犧牲的文藝悲劇女主角。儘管這個其實不太壞的女人到頭來也要流落巴黎街頭，但電影總算還叫為她辯解一番。只要拿這部電影跟嘉寶最後一齣電影 Two-faced Woman (1941)一比，你便不得不發現：幹嗎荷里活越來越保守？這個下回再談。

楔子：
友人深夜來電談色戒，並着我談談。但這部電影實在談得太多，談的又往往太認真(「性愛可以演出這樣一個藝術的深度，Bravo，李安。」)或太大驚小怪(「居然有一位華人名導演李安，要中國男女演員在大銀幕上脫光衣服，色誘洋人」)；況且看色戒的人遠比電影本身有趣可愛得多了。與其湊熱鬧，倒不如以遊戲文字，對這件年度電影盛事，作一個記錄。

I.
看色戒後當晚，兩位可愛人兒邀請我 MSN 開三人會議。由於她們事前都曾向我落力推介色戒，我不得不提高警覺，問道：「你們不是要開色戒研討會吧？」其中一位答道：「才不呢，都說完了。」話音剛落，另一位已經說：「我覺得整部電影最好是……」然後整天晚上，我便看着兩位如何就電影選角、故事、原著談得眉飛色舞。其中一位突然問：「K.為甚麼不做聲？」我唯有像小學生提問：「好像不見女主角如何色誘男主角……」然後兩位你一言我一語為我解畫，叫我有茅塞頓開之感。我看電影，實在沒有她們那麼細心。

其中一位突然提起：「裁縫店有隻貓，你們看到嗎？」我連忙應道：「看到！」算是挽回點面子。

II.
跟友人結伴看色戒。據說李安對佈景擺設十分認真 （倒叫我想起不惜打破古董追求實感的李翰祥），務求重視淪陷時期的上海。不知是否要令觀眾有置身其中之感，劇院守衛森嚴，觀眾乖乖的排好隊，輪流向戲院職員打開袋子檢查，一如淪陷區的檢查站。進場，又因為這是特務片，正如片中的特務頭子向女主角三令五申，戲院職員亦鄭重警告觀眾勿偷拍。電影播放中途，有人拿起電話，職員立即一個箭步衝過去，生怕你拍下機密。男女主角四肢擺放的位置是本片高度機密，你泄漏出去還行？！

若職員以後對待戲院內講電話的觀眾也有如此效率，實為影迷之福。

III.
或者最近看了太多布紐爾 (Luis Buñuel)，又正在讀赫拉巴爾 (Bohumil Hrabal)，人也荒誕不經起來。看色戒後，一班人談的卻是錢嘉樂。一人道：「這樣被學生亂刺，又死不掉，真慘。」然後便談起錢嘉樂被刺那場的肢體動作來。

電影前半部叫人看得不太過癮，好好的故事說不出味道來。一班大學生滿懷愛國熱情，先是排演愛國話劇，然後妙想天開，決定殺特務。愛國大學生以為殺特務就像排話劇，既認真又兒戲。這本來是極佳的荒誕劇題材，但只覺導演站在國家民族面前，不敢開玩笑，結果騷不着癢處。

makuranososhi說得對，色戒最好由布紐爾來拍。用喜劇手法拍反納粹的劉別謙 (Ernst Lubitsch)也是不錯人選。

IV.
深夜來電的友人不明白何以色戒如此過譽，這當然要歸功於李安出色的公關宣傳。那些「文人雅士」的讚譽大可不理，但那些跟我訴說色戒如何感動的朋友，並非為了顯示品味或甚麼，而是真的被打動了。電影沒有打動我，我也認為電影過譽，但卻從她們 （這似乎真是跟性別有關的）那兒聽到不少自己感受不到的東西。電影終究不是算術科學，大概沒有人可以說，你要如此這般看，便可以體會出甚麼來。

至少，我從未寫過一篇如此有人氣的電影筆記。

補遺：
9/10:
連倉海君面對狂轟濫炸也不得不投降：吃肉的和尙﹣﹣也談《色戒》

最近盤點家中藏書，亦終於將舊電腦的檔案搬到新電腦去，當中倒有不少有趣的發現。在舊電腦發現這篇寫於2003年的東西，略加修改後正好拿來應急。

不少影評人都說，Le dernier métro「最後一班地車」，是最不杜魯福的，當年看也有同感，但日前重看此片時，卻又覺得其實杜魯福的蹤影依然處處：對女性及小孩的熱愛、跟「戲中戲」可相輝映的“Behind-the-scene”，以及「愛的殺傷力」(« l’amour fait mal »)的永恆主題。跟「戲中戲」的「電影萬歲」那個世界不一樣，「最後一班地車」的主角卻要面對現實，愛的殺傷力也在現實的陰霾下吊詭地得到舒緩。

杜魯福在「戲中戲」說過，拍電影就像跳上一列火車一般，拋卻現實煩惱，因為電影比生活和諧得多了。可是，當身處一九四二年的巴黎，劇院老闆又要是猶太人的時候，籌備一齣舞台劇卻不可能是夢幻旅程了。老闆Lucas Steiner據悉離開了法國，但其實匿藏於劇院地下室。妻子Marion 既要保護丈夫，又要保住劇院，跟納粹週旋。與此同時，Marion 跟一班演員排演丈夫所編寫的舞台劇，舞台劇得以順利演出單靠一眾幕前幕後的人才還不夠，最重要的還得通過納粹的審查。稍有差池的話不要說上演了，連劇院能否保得住也成問題。年輕演員Bernard對納粹恨之入骨，他的魯莽險些斷送了劇院。儘管有這樣一個時代背景，杜魯福說的還是愛情故事,但對杜魯福而言，愛情絕不只限於男女、男男、女女之間，Fahrenheit 451說的是人跟書籍的愛情；「戲中戲」更是給電影寫的情書，這次的愛情故事除了一段含蓄的三角關係外，也是人跟劇場的愛情故事。

說起三角關係，大概所有人都會想起「祖與占」。三人我行我素，懶理世人譭譽，彷如置身世外桃園。身處淪陷時期的巴黎，背上劇院及丈夫的沉重包袱，Marion可沒有Catherine的灑脫，也自然不能像杜魯福電影主角般從心所欲、鬧鬧孩子氣、甚或毀滅一切。在Marion身上我們看不見感情的爆發，她的同事甚至哭著訴說她無情。舞台卻是她傾注所有感情的地方：她在舞台上雖說是扮演他人，但卻同時可卸下面具，不用再扮演盡責妻子、劇院捍衛者的角色。她惱Bernard跟納粹劇評人爭執，雖然是為了捍衛丈夫的劇院，但難道不是害怕納粹會奪去她唯一可以逃離現實的地方麼？

「祖與占」中的珍摩露、La femme d’à côté 的Fanny Ardant 跟愛人同歸於盡；La Sirène du Mississipi中，Catherine Deneuve也要毒殺Belmondo。死過翻生的Belmondo 對着她說：Tu es si belle. Quand je te regarde, C’est une joie et une souffrance。事隔十年，同樣的對白，在這齣電影重複了三次，場景換成舞台，聽的人還是Catherine Deneuve。成熟的丹露更見迷人，何謂挑逗，盡見她那雙腿。

送上電影插曲 Lucienne Delyle: Mon Amant de Saint-Jean

話說上星期，有名從來不像會看文藝片的朋友跟我MSN，說要看色戒，當時已開始感受到李安／張愛玲／梁朝偉／性（請對號入座）的威力。中秋節晚上，有人MSN喜孜孜地跟我說，已看了色戒，一臉滿足的樣子，還着我快點看。中秋節後第二晚，三人前後相距僅三分鐘，給我MSN，問我看了色戒沒有。其中一個是用英文寫的: “Have you watched Sick Guy?” 當下呆了半响，才猜出她說的應為色戒。
為免再被追問，區區謹在此聲明：我還未看色戒，因為目前是 sick guy。（「色戒」用廣東話唸，音近 sick guy。)

都是荷里活之過，美國中情局好像無所不能。其實，美國在間諜世界裏只算初哥，一直到二戰，美國才設有情報組織，當時稱為OSS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中情局正式誕生。本來,杜魯門總統希望中情局能令美國掌握世界，尤其評估蘇聯的意圖及軍力。可是，從一開始，中情局便不安於位，還未理解世界，已急不及待進行一連串秘密行動去改變之。

最近閱讀《紐約時報》記者 Tim Weiner 的新書 Legacy of Ashes: The History of the CIA，讀來趣味無窮，但亦叫人嘆息不已。中情局的糊塗帳近日也被翻得多：非法竊聽、情報失誤等等。中情局如何顛覆外國政府，相信你我也聽過不少。Tim Weiner仔細翻查國會紀錄，解密文件及訪問多名當事人，（這本七百頁的書，注腳便佔了一百五十多頁）重整中情局歷史，細說從頭，讀來更教人驚心動魄。整本書的主旨無非是：中情局六十年來都未盡好理解世界之責。

Tim Weiner以「All Harry Truman wanted was a newspaper」一句來展開中情局六十年的歷史。但打從一開始，Allen Dulles 及Frank Wisner 便視行動為首要任務，天真想像能靠特工策劃秘密行動便能跟蘇聯一較高下；忽視情報收集分析，被間諜老手蘇聯玩弄於股掌而不自知，結果無論在東歐還是在朝鮮，一批批中情局特務白白喪命。

中情局1953年策劃伊朗政變推翻民選總理Mohammad Mosaddeq首次成功顛覆外國政權，但很大程度上還是依靠老牌間諜英國。伊朗政變成功除了埋下伊朗跟西方誓不兩立的伏線外，亦令中情局有持無恐，不斷策劃其他顛覆活動,以阻撓蘇聯擴充勢力。

但結果如何呢？中情局當然沒有損到蘇聯一根汗毛，但其他國家卻給害得慘了。目前我只看到該書艾森豪威爾時期，危地馬拉民選總統1954年推行社會主義改革，中情局認為要阻止該國赤化，也不先弄清楚危地馬拉的社會主義總統根本跟蘇聯無關連，支持軍人發動政變，結果該國被獨裁統治數十年。

我老是批評美國，但可從不覺得美國是邪惡化身，相反她是一個滿懷善意的國家。Graham Greene在 The Quiet American 對美國人Pyle 的描述最為中的：「I never knew a man who had better motives for all the trouble he caused.」

60年過去了，杜魯門當年要的是一份報紙，今天的美國政府何嘗不是需要一份報紙呢？

CIA Statement on “Legacy of Ashes”

Chris Petit: The secret policemen’s fall (The Guardian)

Evan Thomas: Counter Intelligence (New York Times)

David Wise: Covert Action: Has the CIA ever been good at intelligence gathering? (Washington Post)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The CIA’s Family Jewels

Democracy Now: With Release of “Family Jewels,” CIA Acknowledges Years of Assassination Plots, Coerced Drug Tests and Domestic Spying

很久沒有寫過嘉寶，趁着下周二（九一八）嘉寶102歲壽辰之際，再來一個Garbo系列，今次由嘉寶首登大銀幕說起。

You know, she receives instruction excellently, follows orders closely. She is like a wax in my hands. Greta will be all right. I believe in her.

Mauritz Stiller 跟嘉寶的關係叫人着迷：他發掘了Greta Lovisa Gustafsson，並加以改造，悉心調較她的衣着打扮及言談舉止，還要賜她新名字：Garbo。能夠如此隨心所欲創造一個女人，相信是很多人的白日夢，能夠創造一個像嘉寶的女人，更近乎千年一遇的奇蹟。

嘉寶傳奇始自Mauritz Stiller，Gösta Berlings saga (The Saga of Gösta Berling) 的Elisabeth則是她首個主要角色。Gösta Berlings saga的主角是當時得令的男星Lars Hanson，他後來也被荷里活籮致，跟嘉寶在Flesh and the Devil中合作。

看Gösta Berlings saga雖然是因為要看未經荷里活洗禮的嘉寶，但打從一開始便給情節迷住了：就算沒有嘉寶，這也是一齣默片時代的瑰寶。電影場面浩大，片末火燒Ekeby及雪地追逐叫人嘆為觀止。電影根據Selma Lagerlöf 小說改編，情節豐富，難以三言兩語概括，簡而言之，便是講述一名被逐出教會的神父，如何歷盡艱辛，重新做人；救贖他的再不是上帝，而是一個女人。

神父Gösta Berling (Lars Hanson) 因酗酒而被逐出教會。他到一大戶人家任家教，打算重新開始，並跟女學生Ebba互生情愫，可惜當Ebba知道他的過去後，便絕望離去。Ebba的弟婦Elisabeth (Greta Garbo) 卻對Berling 生好感，並對Berling滿懷信心。

Berling給Ebba拒絕後，自覺重新做人無望，便到 Margaretha Samzelius (Gerda Lundequist)的Ekeby莊園寄居，成為「騎士」一員，跟一眾無業遊民終日飲酒玩樂。Margaretha十分能幹，但其實亦有傷痛的過去。一天，她的過去被人公開，其夫不堪受辱，將Margaretha逐出Ekeby。Margaretha視Ekeby為人生污點，便決定一把火燒掉Ekeby……

Gösta Berling (Lars Hanson) 及Margaretha Samzelius (Gerda Lundequist)這兩個先後被社會遺棄的人是本片的焦點。整部電影最悅目耀眼的便是飾演Margaretha 的Gerda Lundequist。默片時代的演技，在今人看來未免誇張。Lars Hanson在這部電影中的演出便是佼佼者，他一吃驚便雙手扯着頭髮，兩眼一瞪。但反觀 Lundequist則顯得含蓄內歛，通過眼神的微妙變化來讓觀眾感受其內心世界。你聽不到Ekeby女主人發司號令也不打緊，她一出場你便可以感受到她的威嚴；到她回憶往事時，箇中的懊悔憤恨亦拿捏得恰到好處，毫不過火。翻查資料，原來她是瑞典著名舞台劇演員，怪不得演技如此爐火純青。

嘉寶的戲份並不多，但Stiller顯然為她施盡渾身解數，令她每次出場都彷如天仙下凡。荷里活時代的嘉寶很纖瘦，但她早期卻是胖胖的。據說美高梅大老闆L.B. Mayer初簽嘉寶時便跟Stiller 說：「告訴她美國人不愛胖女孩！」雖然不合荷里活標準，嘉寶的演技亦有待磨練，但嘉寶在片中散發的質樸及羞澀卻並非荷里活時代可見了。

令人唏噓的是，Mauritz Stiller跟嘉寶都因為這齣電影受到荷里活注意，(傳說是L.B. Mayer跟Stiller看這齣電影，一見到嘉寶出場便大嚷：那女孩是誰？我要簽她！）但兩人到荷里活後，際遇卻天淵之別。這個下回再談。

最近翻看George Lakoff 及 Mark Johnson 的 Metaphors We Live By ，該書大意是說，所謂「隱喻」並非只是文學修辭手法，而是構成了人類理解。很多隱喻都對思維模式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用「故事」來隱喻「人生」便是一例：人生就如故事般，有起承轉合，主人翁有個目標要奮鬥。但活了些時日，你就會知道，人生絕不像故事般有理路可循。

要把人生搬上銀幕，就不得無理可循，總得抓着一兩個主題加以發揮。他／她是怎樣的人？悲慘的？孤獨的？抑或愉快的？然後再慢慢剪裁取捨。電影La Môme (La vie en rose) 將Edith Piaf的一生娓娓道來，由坎坷童年至臨終一刻。Edith Piaf的一生便仿佛由無數慘事組成,她跟Marcel相戀，以及後來在美國沙灘一邊織毛衣，一邊回答記者提問，是電影唯一較平靜的時刻。Piaf的一些重要時刻都提到了，如被夜總會老闆Louis Leplée發掘、在Raymond Asso幫助下東山再起、跟拳手Marcel的一段情。不過Edith Piaf的其他面向便難免要犧牲，我們看不見巴黎淪陷時期的Edith Piaf，也看不到她發掘的Charles Aznavour 、Yves Montand，以及跟Piaf同日逝世、為她寫過劇本的Jean Cocteau。

電影中很多角色都略嫌面目不清，這當然跟電影交錯敘事有關。電影一方面順序記述Edith Piaf的一生，一方面則穿插她的最後歲月，這樣翻來覆去的意義其實不大，反而有時叫人難以把握劇中人的情感。

交錯敘事方式到後段才告成功， 三個不同時刻正正總結了Edith Piaf的一生：在美國沙灘接受訪問，在Olympia 高歌 Je ne regrette rien 、以及生命走到盡頭的一夜。我早就猜想電影會用 Je ne regrette rien 作結，歌詞可能真是為了Edith而寫的吧﹗

看着Edith Piaf的一生，叫我想起同是個子矮小，有一把動人歌聲、生活又是一塌糊塗的Judy Garland (她的一生數年前拍成電視電影，由Judy Davis主演）。你看完這些歌手故事（噢，還有Edith Piaf在電影中提及的Billie Holiday），大概不禁要問：一把觸動萬千心靈的聲音，背後是否一定隱藏着飽受煎熬的靈魂？Edith Piaf 病重還要堅持演出，既是因為只有唱歌才能令她活着，也可能是因為只有在觀眾身上才找到愛。

但世人或許忘記了，這些歌手給世人最寶貴的禮物，是他們的歌聲；世人懷念的Edith Piaf是那把直抒胸臆的歌聲，而非她的「悲劇人生」。她的一生是否就如大眾想像般悲劇，只有她自己才最清楚。

看完Marion Cotillard的精彩演出，不妨到YouTube認識一下真正的Edith Piaf：

Edith Piaf Olympia Part 1

Edith Piaf Olympia Part 2

Edith Piaf Olympia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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