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幻疑真的原節子

鎌倉市川喜多映画記念館, 二零一三年

鎌倉市川喜多映画記念館, 二零一三年

鐮倉近年遊客為患,火車站一到周末便擠得水泄不通,喧鬧不已。但遊客是群居動物,他們只會聚集在某幾個地點,拍幾張照便作鳥獸散。只要朝人潮相反方向走;沿着火車路探索;或到住宅區胡亂轉;又可以沿着山坡小徑,為發現一家無人問津的神社或寺廟高興半天──鐮倉還是可以屬於一個人的。

之所以想起鐮倉,自然是因為原節子。十一月二十五日晚,日本各大傳媒突然發速報──說是「速報」也許名不符實,因為報道的已是兩個月前的事:原節子原來早已於今年九月五日死了。知道消息也無甚哀慟,反而是疑幻疑真──畢竟自一九六三年起她便消失世人前,不留一絲痕跡。

購自神保町的舊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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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原節子跟嘉寶相提並論在所難免:嘉寶拍最後一部電影時才三十五歲,原節子退隱時也不過四十二歲,兩人退隱之際事業還可以算如日方中,嚇得大家一跳。但這兩個東西方的傳奇卻又有不少差異。銀幕上的嘉寶一直冷若冰霜,一早頒下「 I want to be alone」的神諭,跟眾生保持距離;反觀小津電影世界裏的原節子溫柔婉約、善解人意,誰都希望有這樣一個妹妹、嫂子、女兒、母親。嘉寶除了少女時代在瑞典拍過廣告外,在荷里活謝絕一切應酬,宣傳訪問一概懶理,廣告更加不用說。反觀原節子倒是規行矩步,也是雜誌廣告的常客。她退場其實比嘉寶更震撼。

嘉寶退隱後還有狗仔隊拍到她的照片,照片雖然不多,但至少大家還可以肯定她不時在紐約街頭閒逛,真的活到八十四歲。但原節子一九六三年後便彷彿人間蒸發,半個世紀以來不傳一張照片,大家只知道她一直隱居鐮倉,卻從沒有傳出有人見過她之類的小道消息。直至十一月突然傳出她以九十五歲之齡逝世後,日本傳媒的報道仍然離不開一個「謎」字。原節子為何引退?有人說是因為白內障,也有人說因為兄長逝世打擊……小津影迷最愛的說法,便是因為小津一九六三年逝世。小津和原節子的關係又是另一謎團,原節子是小津的御用女主角,兩人又獨身,自然惹人遐想。

二零一三年是小津一百一十歲冥壽,慶幸當時剛好閑居東京,趕上東京和鐮倉舉行的小津紀念活動,後來更去了尾道一趟,追尋原節子和笠智眾的足跡。十二月某天,就在小津生忌(也是死忌)前,我去了一趟鐮倉。圓覺寺遊人依舊絡繹不絕,我快步走上山林間的墓地,探訪小津。吃飯後再順步到鐮倉文學館,看小津展覽。展覧展出了小津學生時代的書法、從軍時代的書信、手寫的電影劇本、還有滿佈小津纖細筆跡的手帳,當然不少得他的畫作。之後回到人來人往的八幡宮一帶,尋找找佇立在橫街的川喜多映画記念館。幾張原節子海報為我指路,一轉街角便找到了。川喜多映画記念館當時正辦原節子電影回顧展,順道展出原節子參演的電影海報,簡簡單單的展覧不消十五分鐘便看完。走這三個地方,想的是隱居鐮倉的原節子:她會否到圓覺寺拜祭小津?她會偷偷去鐮倉文學館看小津的展覽嗎?

這是我漫步鐮倉的一貫樂趣:那家不起眼的民房會否就是原節子的家?那位神秘兮兮的老太太,會否就是她?我有跟她擦身而過嗎?原節子死後,我在東京スポーツ看到一篇報道,記者走訪原節子的鐮倉舊居。照片所見,該間民房再也普通不過。鄰人說原節子深居簡出,對上一次遇到她已是三、四十年前了。記者更找到跟原節子同住的七十五歲甥,說原節子晚年跟普通人無異,躲在家中閱報看書看電視,又說原節子絕口不提影壇往事,沒有保留剪報,甚至連自己演藝時代的所有照片銷毁,跟過去一刀兩斷。東京スポーツ的報道有多少屬實,無從稽考,就當是原節子傳說又一章吧。

東京スポーツ說,原節子直至七十多歲還每年到圓覺寺拜祭小津。據其他傳媒引述道聽塗說,她也有悄悄出席笠智眾的喪禮。跟影壇一刀兩斷的原節子,還是跟小津的世界難捨難離。小津電影的「人生終歸孤寂」主題,不知晚年原節子會否又有另一番領會?我們影迷怎樣為溫柔婉約的原節子傾倒,原本便不怎樣關會田昌光事。但無論是原節子還是會田昌光,她死後的鐮倉,難免少了神秘。

鎌倉文学館,二零一三年

鎌倉文学館,二零一三年

假戲真做

Baker Street Station

十一月到倫敦,最引頸期盼的除了Magnificent Seven 外(這另文再談),便是Baker Street。「貝克街221b」這地址,自小便刻骨銘心。新雅出版社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教我廢枕忘餐。我的英文也是後來靠《福爾摩斯》英文原著看回來的。老實說,沒有福爾摩斯,我當年才不會最終認真學起英語來。既然來到倫敦,自然要探望故人。

福爾摩斯本無其人,柯南道爾當年寫福爾摩斯時,貝克街也沒有221b這門牌,但貝克街上下早已假戲真做,把不存在的住客當成老街坊,地鐵站也不例外。地鐵一駛到貝克街站,月台裝飾已急不及待告訴你,你來到福爾摩斯的家了。伴隨着Baker Street站牌的兩個斗大側影,頭戴獵帽、叼着煙斗,全球最出名的側影,非此莫屬。

Sherlock Holmes, London

仔細一看,兩個大側影原來是由好些小側影砌成的,地鐵站大堂牆壁也舖了以福爾摩斯側影為圖案的瓷磚。街坊當了世界名人,豎立銅像固然少不了。一步出地鐵站,便看到頭戴獵帽、拿着煙斗的福爾摩斯。趕快為福爾摩斯拍張照片,雖然有正面可拍,但我還是偏愛側影。大概因為自小只是通過文字接觸福爾摩斯,一直沒有想過為福爾摩斯找張面孔,唯一的面孔便只有Sidney Paget的插畫。坊間雖然有不少福爾摩斯電視電影,卻一直沒有看,直至BBC去年播映「現代版福爾摩斯」Sherlock才「破戒」。喜歡這齣劇集,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現在要道成肉身,大概也不會反對 Benedict Cumberbatch的皮囊。但 Benedict Cumberbatch終究只是二零一零年的福爾摩斯,不算維多利亞時代的正牌貨。我心目中的福爾摩斯大抵還是那側影吧!

寅次郎,柴又

這樣追尋不存在人物的「遺跡」,為貝克街路牌和221B門牌拍照,想想也甚無聊。想起去年在日本,也是十一月,也這樣拜訪故人。那次追尋的,是印象頗模糊的寅次郎。山田洋次的「男はつらいよ」(男人之苦)系列,是小時候父母看的電視,香港當年好像譯作「男人四十戇居居」。寅次郎電影系列由一九六九年開始,共拍了四十八集,主角車寅次郎一直由渥美清擔綱,電影系列也隨渥美清一九九六年病逝畫上句號。

跟福爾摩斯面目模糊相比,寅次郎無疑有血有肉得多,要假戲真做也容易點。戲中的寅次郎來自柴又,愛四處漂泊,有點瘋瘋的,但異性緣又不差,每集都會遇上可人兒。不過兜兜轉轉後,又會發現對方另有心儀對像,但寅次郎還是愉快過活,繼續四處漂泊,每隔不久便回到柴又,到妹妹家中稍作休息,然後又踏上旅途。

當日輾轉坐火車到葛飾區柴又,一踏出火車站,便看到寅次郎。跟貝克街相比,柴又「假戲真做」厲害得多了。寅次郎陪伴日本人走過近四十個年頭,不少老一輩日本人都特地跑來看看寅次郎的故鄉。柴又是保存了下町風味的小鎮,從火車站一直走到帝釋天,沿途都是菓子店(寅次郎妹妹在戲中也是經營菓子店,地址便是帝釋天參道)和售賣寅次郎紀念品的店餔(我也買了個寅次郎護身符。)。雖然是平日,遊人絡繹不絕。柴又還有間寅さん記念館,寅次郎電影廠景都原封不動搬到這兒來,寅次郎的招牌服裝和行李箱當然少不了(最妙的展品相信是寅次郎的病歷!),還有模型和展板介紹寅次郎少年時代,重現昭和時代柴又街道的模型:這不失為借電影教授本土歷史的好方法。展覽館除了有放映廳放映寅次郎電影外,還放着幾部電腦,讓遊人按圖索驥,按女主角、拍攝地點等分類,挑選電影片段獨自緬懷一番。不懂日文的我也在展館看得津津有味,那些寅次郎陪伴成長的日本人更不用說了。模糊的兒時記憶,也隨着寅次郎電影主題曲慢慢喚醒來。那首快近三十年沒聽過的音樂,聽進耳裏卻竟然有親切感。

有沒有其人有多要緊?只要大家都把他當真,他便自然是真的了。福爾摩斯和寅次郎在這地球的意義,可比不少有血有肉者重大得多。

寅さん記念館

追逐不存在的巴黎

看活地亞倫的 Midnight in Paris(港譯:情迷午夜巴黎)是賞心樂事。活地愛巴黎,法國人也愛活地,這樣的關係實在羡煞旁人。電影主角情迷不復存在的巴黎,其實你我情傾巴黎,多少都是對巴黎的遐想,那遐想有多少真實倒不是問題,只要你跑到巴黎去,你那朝思暮想的巴黎,總會在眼前出現的。我人還未到巴黎,對巴黎的遐想,一半來自法國電影,一半來自荷里活黃金時代。巴黎(當然是在片場搭出來的)在荷里活電影的出場次數,絶不遜於大明星;法國國歌亦大概是荷里活用得最多的背景音樂:法國國歌最聽得叫人熱血沸騰的一次,竟然是《北非諜影》中,Lazslo勒令樂隊「Play La Marseillaise. Play it!」。美國和法國在電影世界經常眉來眼去,活地也只是繼承這傳統吧。

還是由歌舞片說起。看Midnight in Paris,不期然想起也是講述一個美國人在巴黎的 An American in Paris (1951)。在Midnight in Paris粉墨登場的有 Cole Porter,他有多愛巴黎,且聽聽那首看似順口溜的 I Love Paris 便可得知一二。差不多同時代的美國音樂鬼才 George Gershwin,也曾跑到巴黎學藝,他那首An American in Paris便是夫子自道的樂曲。Gershwin可以既寫出 Swanee這類流行曲,又可以寫出 Rhapsody in Blue這類古典音樂,只可惜死得太早,一九三七年便去世。但荷里活歌舞片還是愛他。一九五一年,歌舞片最出色的導演 Vincente Minnelli夥拍法國迷 Gene Kelly,拍了 An American in Paris,電影全用上 Gershwin的音樂,最後一幕更大膽用上 An American in Paris,十六分鐘沒有對白,沒有歌詞,就只有 Gene Kelly以舞蹈穿梭於Pierre-Auguste Renoir, Toulouse-Lautrec等畫家筆下的巴黎街頭,演譯 Gershwin音樂世界中的巴黎,把美國歌舞片推到藝術頂峰。

據說,Vincente Minnelli本想到巴黎實地取景,但不知何故作罷,只好一如過往在美高梅片廠砌出巴黎。要批評片廠作業,大概離不出失真失實,但電影終究是光影夢幻,美高梅片廠的神奇叫人不得不佩服。Gene Kelly 和 Leslie Caron在塞納河畔翩翩起舞,雖然好看,但在我看來,總不及I’ve got rhythm,童心未泯的Gene Kelly跟小孩在花店前跳舞教英語,來得自然活潑。Vincente Minnelli後來一嘗所願到巴黎實地拍歌舞片,就是一九五八年的 Gigi。雖然有如假包換的巴黎,還有金壁輝煌豪華包裝,但也難掩飾事實:歌舞片已經輝煌不再了。

荷里活黃金時代告終,法國這邊的 Jacques Demy卻拍起歌舞片來。如果 Les Parapluis de Cherbourg (1964) 的優雅未能令你聯想到荷里活,Les Demoiselles de Rochefort (1967) 則擺明車馬向荷里活歌舞片黃金時代致敬,還找來Gene Kelly領銜主演,雖然有Gene Kelly載歌載舞,但歌聲換成幕後代唱,感覺難免怪怪的。

荷里活繼續拍巴黎,但我的心神還是停留在荷里活黃金時代的巴黎。嘉寶第一次笑,也要奉獻給巴黎。當然嘉寶不可能在一九三九年前從未笑過,但當年劉別譧拍Ninotchka,便是以Garbo laughs!作宣傳。明知她當時只是站在美高梅片廠內的巴黎街頭,跑上美高梅片廠的巴黎鐵塔憑欄遠眺,但每當我漫遊巴黎街頭,任憑思緒不分古今虛實飛翔,我還是會幻想,等候過馬路的她,會否突然冷冷的問我:「喂,你知道要等多久才轉燈嗎?」

我在巴黎街頭當然沒有遇過嘉寶,正如我也沒有遇過杜魯福,高達,珍摩露,Antoine Doinel等人一樣。但管他我心目中的巴黎存不存在,就如《北非諜影》的堪富利保加對着熱淚盈眶的英格烈褒曼說:「We will always have Paris.

沖繩,一九五六

深夜看電視往往有驚喜。日前便看到一齣聞所未聞的電影Teahouse of the August Moon (1956)。見電影片頭字幕用上荷里活東方風情的字體,又有沖繩製作公司參與,相信電影應該是研究東方主義的題材;再加上那時美軍還佔據沖繩,猜電影大概是美國的Propaganda,那就更加有意思了。

因為錯過部份片頭,也不知道主角是誰。電影一開場是一九四六年的沖繩,沖繩小伙子Sakini一口洋徑濱英語向觀眾作開場白。Sakini一看便看出那是西方人扮的,當下難免反感。這令人聯想起早期荷里活,東方人主角得由西方人擠眉弄眼、奇腔怪調來扮演。除了陳查理這類電影外,講述中國農民辛酸的電影The Good Earth男女主角都是西方人,但那畢竟已是一九三七年。

有點出乎意料,電影並非Propaganda。故事講述格蘭福特(Glenn Ford)飾演的Captain Fisby 剛調到沖繩,奉 Purdy 上校 (Paul Ford)之命到某村進行民主教育,任務包括是要興建一座外型模彷五角大樓的學校(!),上校派Sakini充當傳譯。格蘭福特嘗試依指示向村民展開民主教育,怎料卻反遭村民「同化」,學校建不了,按村民意願建一座茶館(村民理直氣壯質問,你不是說要民主麼?),釀酒業搞得有聲有色,他也沉醉於當地文化氛圍中。好景不常,上校知道後,便立即趕來「撥亂反正」……

電影諷刺美國的意圖明顯不過,美國人佔領沖繩便算了,還要充當大好人「教化蠻夷」。這對美國的譏諷到今天仍然未有過時。電影不乏佳句。格蘭福特初來報到,向上校表示可以學日語時,上校冷冷的一句:「No need. We won the war.」電影也開恐共症玩笑,上校得悉格蘭福特在村莊搞釀酒生意,以為他把所有利潤終飽私襄,但格蘭福特解釋所有收益都由村民平均分配,上校大叫:「更糟,那是共產主義!」

類似叫人會心微笑的對白不少,但電影整體很薄弱。電影對沖繩的描述很是正面,但那真是沖繩嗎?還是只是西方建構出來的世外桃園而已?電影在沖繩取景,有不少沖繩人參與演出,穿插沖繩歌舞,還有《羅生門》主角京町子飾演的藝伎(名字還是十分有東方色彩的「Lotus Blossom」),「日本味」十足吧?格蘭福特完全被當地文化征服,對Sakini深情地說:「真不知誰才是征服者。」令他「臣服」的文化是什麼呢?那就是閒適地躺下來,聽京町子彈唱,每日黃昏邊欣賞日落邊喝酒。他其實不用跑到沖繩來,懶洋洋躺在美國村莊也應可以得到同樣效果。這種「想當然」的異國情調電影絕不會增加國與國之間的了解,更甚者,電影把沖繩人描繪成與世無爭,不太介意被人家佔領,這就好像有點削弱電影對美國的諷刺了。數十年過去,沖繩人還在等待把美軍踢走的一天。

也開謎底了。片中扮演Sakini的便是大名鼎鼎的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馬龍白蘭度是否扮得很神似,我實在無法判斷(雖然得承認我認不出他)。他扮演的日語傳譯實在顯得輕而易舉,格蘭福特長篇大論,他翻譯的卻只有幾個音節,沖繩日語是否如此「言簡意賅」,就真是不得而知。

後記:荷里活情迷日本,但所呈現的日本總是奇形怪狀。跟吾友makuranososhi談起荷里活電影中的日本, 她傳來一篇談《藝伎回憶錄》的舊文,值得一讀。

足球的慰藉:
Looking for Eric (2009)

堅盧治(Ken Loach )的Looking for Eric, 香港譯作「尋找簡東拿」,雖不能算錯,但片名的Eric更多是指曼徹斯特郵差Eric Bishop。電影勾起不少回憶:當年曼聯每場英超、足總盃、歐冠都準時收看,看着奧脫福大帝簡東拿帶領一眾小將打拼,血脈沸騰。自簡東拿一九九七年掛靴,到美國商人二零零五年買起曼聯,我心目中的曼聯已漸漸變得面目全非。到堅尼也被賣走,C朗之流當道,曼聯勝負於我彷彿都已無關痛癢了。

都說球迷不可理喻。球技、戰術固然重要,但我們着緊的更多是(我們投射給球隊的)個性。在短短九十分鐘裏,生活煩憂拋諸腦後,心情就由球場上的二十二人牽動,不合意便大聲一「屌」,高興時便手舞足蹈,現實生活規矩太多,實在需要那九十分鐘放縱一下。

Eric便是在足球尋找慰藉,視同樣叫Eric的簡東拿為偶像。兩個Eric性格差天共地,球場上的簡東拿自信爆膨,愛怎樣便怎樣(愛起飛腳踢球迷便起飛腳)。電影開場時Eric恐懼症發作,開車在迴旋處不停打轉,結果撞車入院。Eric生活就彷彿不停打轉,苦無出路。雖然郵政局有一班好手足,手足都關心他,甚至想盡辦法逗他發笑,但原來Eric對上一次開心的時候已是十多年前在奧脫福球場看簡東拿。一天在家抽大麻後, 簡東拿神奇現身, 點化Eric,先令他回望不敢正視的過去,再跟迴避了三十年的前妻修好,在家重振父綱,還跟手足發起「簡東拿行動」力戰惡霸,保護兩個繼子,生活終於重上正軌,不再打轉。

堅盧治的電影向來關心社會普羅階級,描寫英國民眾生活,實在難以離開足球和酒吧。Eric跟死黨在酒吧看球賽閒聊,因為一人身穿FC United(一班曼聯球迷在曼聯被買起後創立的球會)球衣而掀罵戰,從曼聯天價門票、奧脫福球場外的豪華房車、球衣上的贊助商爭論得面紅耳熱。不由得萬分感慨,本是打工仔慰藉的足球已經越來越遠離打工仔了。

無論如何,那個時代早已過去了。看着電影穿插的球賽片段:簡東拿、艾雲、簡察斯基、麥佳亞、堅尼……當年沒有天價球員,沒有破紀錄周薪,但球彷彿踢得更漂亮。Eric問簡東拿球場上最難忘的時刻是哪個,簡東拿回答卻不是入球,而是一記給艾雲入球的妙傳。Eric追問,傳球不怕嗎,若對方門前失機怎辦。「你不能想那麼多,要信任隊友。」放心把球踼出去,這便是簡東拿開導Eric的「足球哲學」。一直在迴旋處打轉的Eric,其實救兵就在咫尺:郵政局的兄弟手足及左鄰右里的球迷都準備好為你赴湯蹈火,只怕你不開口。

看完這部電影,或許你會記得,當初為甚麼會愛上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