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死異鄉

橫濱外國人墓地

The boast of heraldry, the pomp of power,
And all that beauty, all that wealth e’er gave,
Awaits alike th’inevitable hour.
The Paths of glory lead but to the grave.

橫濱外國人墓地大門的銘文,出自 Thomas Gray,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莊子‧至樂》有個故事,話說莊子在路上碰到骷髏,想是骷髏累他摔了一交的緣故吧,竟拿馬杖敲打骷髏,連珠炮發問,想知骷髏怎麼死在荒山野嶺,接着還拿骷髏當枕頭呼呼大睡起來。骷髏倒也大量,報夢給莊子解答疑難。我旅行老是往墓園鑽,未試過「援髑髏,枕而臥」,死人也沒有報夢釋疑。上月到橫濱,除了專程看展覽外,還要拜訪客死異鄉的死人。橫濱外國人墓地只在假日開放,我由中華街那邊走到元町,一路上熱鬧非常,再加上太陽看來跟我過不去,難免心煩氣躁。終於來到墓園,大門掛着「準備中」。

等待開門


我經常遊走墓園出入自如,等開門還是首趟。先到旁邊小小的資料館看看,看完距離開門時間還有半小時。等了又等,大門終於大開,大夥兒排隊乖乖的把二百日圓放進捐獻箱,墓園的長者義工深深鞠躬,送上墓園地圖,地圖寫有二十八個墓的簡介。地圖上的名字雖然一個也不認識,但拜訪陌生亡魂其實更有趣。先說點歷史,最先落葬的是當年跟隨佩里黑船來日的二十四歲水兵。佩里一八五四年第二次來日,跟日本簽署條約,船上死了個水兵,便要求日本提供墓地安葬,結果選址在增德院。橫濱開港,增德院一帶便正式劃定成外國人墓地專區,據說有四千多人躺在這兒,來自四十一國。「客死異鄉」聽上去有點漊慘,但是嘛,除了那些在幕末攘夷被殺害的外國人,這兒的亡魂似乎都很愉快。

Henry J. Black (1858-1923)

明治政府僱用大批外國人協助日本現代化是人所共知的,透過橫濱墓園回顧日本現代化之路,趣味盎然:原來把法國麵包引進日本的是 André Roger Lecomte、1911年在日本創立首支童軍的是Clarence Griffin、興建日本首條鐵路的總工程師是Edmund Morel(可惜鐵路未開通便過勞病死)…… 但最有意思的還是一位叫快楽亭ブラック的人物。據墓園介紹,Henry J. Black是日本首名(好像也是唯一一個)外國人落語家(說笑話表演),一八七九年首次在橫濱演出,以「快楽亭ブラック」做藝名,紅極一時,後來索性入籍日本。這位奇人,一九零四年還將自己說故事錄音出唱片,是日本首隻唱片。但後來人氣下滑,自殺獲救,一九二三年關東地震後死去。他跟爸爸John R. Black合葬,他爸爸又是個有意思的傢伙,先搞生意失敗,轉行當歌手到各地登台(難怪兒子有演藝細胞),來到橫濱登台卻不知怎的辦起報來,辦了《日新真事誌》,刊文促日本政治改革。外國人這樣對日本內政「說三道四」還得了,日本要他封嘴,但又動不了他,最後要英國出手,禁止英國公民在日本辦報,他唯有跑到上海繼續辦報,但橫濱還是他最後歸宿。這兩父子算客死異鄉嗎?實在說不準。

Henry X. Maillot (1831-1876)

想起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在電影《觀鳥踟躕》提出的問題:「人到底要越過多少邊境才能回家?」電問題影內容早已淡忘,唯有這問題忘不了。Henry J. Black在澳洲出生,原籍英國,算起來只越了兩次邊境便回到家裏來。我一邊走一邊主觀地認定,躺在這兒的人都是有幸找到家的人。當然你會說,他們只是海外工幹,不幸客死異鄉,無謂將死亡浪漫化。但在墓園遊走,就是要這樣無聊浪漫呀!

走着走着,眼前出現一塊日本式墓碑,墓主是曾教過明治天皇法語的法國人Henry Maillot,墓碑刻上「法蘭西理學士邁譽君墓」,立即想起去年在巴黎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碰到的同樣設計的日本墓碑,墓主是死於一八七八年的入江文郎,當時心想,雖然客死異鄉,但死在巴黎也不錯啊。我一直不知入江文郎是誰,後來也忘了。這時心生古怪念頭:你們兩人交換家鄉來死,不錯不錯。

攝於 Les Catacombes de Paris, 2010

我這樣將想法強加亡魂,亡魂不贊同大可以跟我說聲。大抵當日天氣太熱,思緒突然走到巴黎地底的六百萬個骷髏去。Les Catacombes de Paris滿是銘文警句,提醒世人 Memento mori(記得你終有一死)。去年造訪那天遊人雖然多,但慢條斯理、差不多要把地底六百萬個骷髏和每段銘文都仔細參詳者,大概只有我一人。遺憾為何不趁四周無一人時,拿起骷髏,請他告訴我人世的秘密?

等待

「時間究竟是甚麼?誰能輕易概括地說明它?誰對此有明確的概念,能用言語表達出來?可是在談話之中,有甚麼比時間更常見,更熟悉呢?我們談到時間,當然了解,聽別人談到時間,我們也領會。
那末時間究竟是甚麼?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解了。」
聖奧古斯丁:《懺悔錄》,卷十一第十四節

又回東京一趟,無所事事過了五天,豈料星期三回港卻遇颱風,滯留成田機場。下午四時開始一直在機場等,跟其他旅客一樣整天盯着候機大堂的顯示屏,生怕航班由「時刻變更」或「未定」變成「欠航」。外面不時傳來急勁風聲,心情倒是平靜。其他旅客也沒半點心煩氣躁,紛紛拿手機為候機大堂的顯示屏拍照留念。心想,大家這樣呆在一塊,不趕時間,實在幸福啊。成田機場有免費無線上網,也順道在facebook報告行蹤。師兄說這種等待很有存在感,很浪漫;我答道,這樣甚麼也不幹(或幹不了)的「純粹存在」實在不錯──哲學佬的瘋言瘋語,可見一斑(大家若跟哲學家約會,不妨「放飛機」,讓對方「浪漫」一下。)。結果我還要在日本「滯在」多一天。

我在東京,除了約朋友外,從來不太理會時間,連手表也不戴,由大白天開始上路,也不知會跑到哪兒去,到傍晚才拖着累壞的身體回旅館。這樣旅行大概有點自虐,但不用看時間的忙碌,卻可能是幾生修到的福份。現代人壓力大,歸根究柢,還不是因為老是在趕時間?這次,朋友知道我是影迷,推薦我到橫濱藝術三年展Yokohama Triennale,看 Christian Marclay的 The Clock。The Clock 是長達二十四小時的錄像作品,由橫跨不同時代地域電影中有關時間的片段剪輯而成。有趣的是,電影片段出現的時鐘,或人物對話提及的時間,都跟現實同步。那就是說,那些看電影總不耐煩的觀眾,可以省卻黒暗中掏出手機看時間的麻煩。

我由三時半左右一直看到閉館時間六時,職員禮貎請觀眾離開才不情願地離開座位,還要佇足多看一會才肯離去(這兒不是香港,不像某些戲院粗暴亮起大光燈趕人走。)。兩小時多的光影旅程,一如所料最常出現的是火車站。快到五時,《北非諜影》的堪富利保加站在大雨滂沱的巴黎火車站,等待永不出現的英格烈褒曼;到了五時半左右,在英國火車站,《Brief Encounter》的Celia Johnson在火車站餐廳等着Trevor Howard,時間到了,他沒有出現,她只好離去準備坐火車回家,但這時Trevor Howard卻氣急敗壞趕來,兩人在月台匆匆遇上。戲如人生,時間總花在等待上,有時等到,有時等不到。

等待可能大都無甚目的,看着Juliette Binoche百無聊賴,不知等甚麼。除了等待,電影中人最愛趕時間,最老掉牙的驚險電影,主角要趕在炸彈爆炸前把它拆掉。電影中人也怕遲到,又怕時間溜走,更怕不能跟所愛的人同步,出現時差:在一齣看來是九十年代的電影裏,一對男女在做愛,女的高呼快到高潮,男的立即顯得不知所措:「等等!」。兒童對時間又是另一種體會,期待時間溜走:在一齣不知名的法國電影中,老師在「拷問」學生,學生則盯着課室外的時鐘,好不容易捱到四時半下課時間,大家振臂高呼,慶祝「解放」,老師怎樣威嚴,也得服從時間的威力。

時間到底是甚麼?在一齣荷里活古裝片中,主角稱時鐘萬萬不能落在百姓手中,否則他們可以自行計算時間,不再聽統治者了。誰握有時間的話事權便擁有世界,這也是為何你我現在都心為形役,他們告訴你必定要在某個時間前儲多少錢,晚年才可以悠閒過活,於是大家一生都在趕死線,歲月便這樣為從未到來的時間溜走了。古往今來,人對時間總不乏奇思妙想,這或許是出於對此時此刻的不滿:電影 Time Machine中,主角便興致勃勃大談時空穿梭。Christian Marclay花心神看電影,挑出片段後再花功夫剪接舖排,可謂「浪費時間」;觀眾看着這樣沒有劇情可言的長篇巨製,也不見得善用時間。但這樣不為時間羈絆,進入光影世界,跟電影中人一起沉思何謂時間,一起靜待時間溜走,雖無甚回報可言,卻又過得異常充實。離開展覽場館,原來酷熱非常的橫濱吹起陣陣涼風,朝着巨型摩天輪的方向走去,摩天輪的電子時鐘顯示着「6:21pm」。我這刻有點暴發戶心態,暗暗向時間說:管你是甚麼時間,我有的是時間,不到你話事了。

Alain de Botton looks at Christian Marclay’s video installation “The Clock”. The BBC 2, Culture Show 11 Nov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