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 Pillars of Wisdom

前言：又一篇積壓已久的文字，因為要寫Paradise Now (港譯：立見天國)，所以才急急了結。

我對《慕尼黑》期望不高，入場是純粹想看看荷里活如何處理以巴這個敏感話題。從來以色列都是碰不得的老虎 ，只要一批評以色列，一大頂「反猶」帽子便飛過來。由猶太人史匹堡來拍這個題材，應該不會有人說「反猶」吧？不過他這次也只不過是青蝏點水式碰一碰而已。我看到的只是一齣典型荷里活製作，刺激有餘，反思不足。

電影由1972年慕尼黑事件說起，整部電影便只有這件事是事實(雖則也有斟酌餘地，但且不談這個)，跟着電影對復仇的描述便只不過是”inspired by real events”。

我沒法對這段復仇史作考證，因為可以看到的史料實在有限。那我也無謂糾纏於電影是否忠於歷史，只看看電影怎樣表達思想。這真是一部反思恐怖主義的電影嗎？若是的話，我只能說電影實在淺薄得很，勉強只能做到「復仇者的心路歷程」而已，一切更高層次的反思也欠奉，歸根到底便只有「怨怨相報何時了」。同樣也說「怨怨相報何時了」的馬其頓電影Before the Rain (港譯：山雨欲來)手法高明得多。

男主角最後質疑任務，其實有很多原因，並非突然良心發見。首先，復仇計劃引起「恐怖份子」報復—這就是所謂「怨怨相報何時了」。殺了一個「恐怖份子」，還有千千萬萬的「恐怖份子」，那麼充其量也只是復仇計劃不夠徹底，而不是覺得以色列以牙還牙有什麼不對。其次，他累了，他想念家人；而且仇口太多，想安寢也難。這些真是對於這場沒完沒了的仇恨的反思嗎？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實際考慮而已。

不能深入反思，主要因為是復仇對象面目不清。我不會如某些批評般認為史匹堡應該「從頭說起」，好讓人知道為什麼巴勒斯坦人非用如斯血腥的手段不可。「從頭說起」？從哪兒說起？由1948年說起還是二千年前說起？《以巴恩仇錄》這樣的史詩式巨獻恐怕只有上帝(如有的話)才能拍出來。不過如果電影真要反思恐怖主義，那無論如何也應該讓觀眾看到所謂「恐怖分子」的面貌。

電影唯一真正觸及問題的一幕便是男主角跟巴勒斯坦青年交談及不久便兵戎相見的一段戲，那幕是整部電影最好的部份。巴勒斯坦青年表示要重建家園，這才是以巴恩怨的源起。但史匹堡卻竟然對此輕輕放過，是不敢面對真正的問題？還是有別的原因？如果史匹堡不能面對這個問題，那就不應碰這個題材。

電影的表達手法也是頗費解的。最不明白的莫過最後男主角跟妻子做愛的畫面會穿插1972年慕尼黑槍擊片段。當然將死亡跟性關連起來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觀乎這部電影，這幕又不似乎是這樣。我相信史匹堡不是想表達做愛快感有如殺人快感吧？史匹堡似乎想告訴觀眾：瞧﹗我是很大膽的。正如電影的血漿一樣，我不清楚有什麼信息。

或者所有批評都捉錯用神了，史匹堡只想拍一個有點名目的復仇故事罷了。對荷里活還是不要期望過高，能夠有點官能刺激便算了。

延伸閱讀：

Robert Fisk (The Independent): My Challenge for Steven Spielberg (獨立報要付款，有意閱讀者請留個言。)
Neal Ascherson (The Observer) : A master and the myths of Munich

Stephen Howe (Open Democracy): “Munich”: Spielberg’s failure

Countering Terrorism: The Israeli Response To The 1972 Munich Olympic Massac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Covert Action Teams (這篇碩士論文描述了以色列的復仇計劃，有一節專門討論George Jonas 的Vengeance一書，亦即本電影的主要根據。有興趣可參看該節”Avner”，篇幅不長。)

先聲明，寫這篇文章主要是幫助自己思考，所以請原諒文章長篇大論兼結構鬆散。

通常有兩類電影會令你印象特別深刻，一類是引起共鳴的，第二類是難以消化的。Caché是屬於後者。有時，看一齣難以消化的電影反而是好事。

看完Caché (Hidden，港譯：「隱藏的恐懼」)後感到悶悶的，情況就跟當年看La Pianiste (Piano Teacher, 港譯：鋼琴教師)一樣不明所以，但這種「不明所以」卻並非看不懂劇情那種。初步的觀感是覺得這齣電影在掀動觀眾情緒方面比 La Pianiste 更成功，而且絕無悶場，看着兩位主角如何被匿名錄影帶困擾也很真實。回到家裏慢慢把所看到的整理一遍，希望弄出一些頭緒來。

這部看似懸疑片的電影其實並不是懸疑片，如果你一心花時間去解謎就被耍了。我想電影的主要目的其實是迫觀眾反思。這齣電影散場後便足足纏擾了我廿四小時。

故事大要
故事講述Anne與Georges一天開始收到匿名錄影帶。錄影帶拍下的是他們家門的情況，還付上一幅兒童畫，第一張畫有人吐血，第二幅卻是一隻頸部流血的雞。隨之而來的錄影帶是Georges童年居所的映像。雖然人家並沒有勒索什麼，Georges及Anne已經彷如驚弓之鳥。這宗恐嚇正正刺中Georges的童年秘密，令他倍感不安。他認定是童年恐嚇者是被他誣陷的Majid。一盒錄影帶指示他到達Majid的住所，Majide一面驚訝，但卻顯然不知道偷拍的事情。Georges怒火中燒，出言恐嚇。他關心的其實已不是被偷拍，而是害怕那段不光采的童年往事曝光。

Georges向妻子隱瞞與Majid的會面，但他跟Majid的對話以及Majid在他走後失聲痛哭的情況卻被錄了下來，還要分別寄給Anne及其任職的電視台。Anne不能原諒Georges竟然隱瞞她，二人大吵一場。這時，兒子Pierrot放學後不知所蹤，Georges 二話不由分說便帶警察到Majid家。Pierrot原來只不過是去了同學家過夜，Georges對Majid百般羞辱不覺得內疚，反而覺得理所當然，因為沒有什麼比保護自己的隱私重要。

不堪折磨的Majid在Georges 面前割頸自殺，以示清白。這幕可謂殺得所有觀眾措手不及。平心而論，講血腥暴力，這幕噴血根本屬小兒科；大家驚呼，只是因為出乎意料之外。

接下來，觀眾一面擔心這類失驚無神割頸片段不知何時又會出現，便好像Georges 在電影前半段般一樣疑心生暗鬼；但電影中的Georges卻顯然已放下心頭大石。Majid的兒子前往找Georges，觀眾滿以為一定會出現暴力場面，但Majid的兒子只是質問Georges有沒有不安。Georges麻木不仁，因為童年不光采的一頁早已隨着Majid之死而被撕掉，神不知鬼不覺。

人性弱點
現代人早已不信有良知或上帝，什麼「對得起天地良心」在道德教育中恐怕還不如一句「當心被隱藏的攝錄機拍下來」有效。我們有些事總不希望別人知道，儘管那不是什麼重大過失。老實說，沒有人會因為你六歲時候撒了謊而向你追究吧。

六歲的Georges因為妒忌而誣陷Majid，令父母打消收養念頭而把他送到孤兒院。這件事在Georges 的生命裏只是無傷大雅的小瑕疵，施小計向父母爭寵其實並不是甚麼大錯。

電影的敘事顯然是會令觀眾同情Georges的，到Majid割喉自殺，觀眾的反應(起碼我是這樣)大概是：用不着去死吧。我們不同情Majid是因為「看不見」。但想想，整件事Majid才是受害者。為什麼我們會同情Georges？除了是因為在Georges身上看到我們自己外，更因為我們一直都是受制於Georges 的觀點。Georges 說那件只不過是小事，我們也跟着相信。但那件小事卻改變了Majid的命運。觀眾同情Georges，因為是導演安排的結果，若果導演把敘事觀點放在Majid那兒呢？這除了迫使觀眾反思當中的道德問題外，也令人想到另一個問題：看到的是否就是真實？

虛實之間
電影跟觀眾開玩笑的地方就是你總不能分得清是錄影帶還是電影本身。電影一開始時便已有這樣的情況出現。我們以為在看正在發生的事，但到出現回帶的動作時我們才知道原來在看錄影帶。Georges為電視台主持節目，有一幕是他在剪片室指示如何將嘉賓的說話剪接，人家說話悶便將之剪掉。但不合意的過去我們可不可以剪掉？有時被太多媒體包圍下已令人分不清現實與虛幻。Georges對待Majid就彷如他對待節目錄影一樣，希望將他從生命中抹走，但偏偏卻是錄影帶這不真實的工具令現實不能被抺走。

歷史包袱
我想電影最明顯的信息還是關於西方社會的歷史包袱的。稍讀過法國近代史都知道阿爾及利亞之戰乃法國近代揮之不去的夢魘，1961年巴黎警方鎮壓爭取獨立的阿爾及利亞示威者，近200人被殺害。直到近年法國才承認這段血腥歷史。Majid是阿爾及利亞人，父母正是死於1961年的示威。Georges與 Majid的恩怨有什麼象徵意義再也明確不過。霸道的Georges不正是不敢面對過去的法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寫照嗎？電影不時穿插着中東的新聞片段，而那兒正是西方社會的夢魘，西方也害怕被報復。不過，導演告訴我們，人家並不是老想着報復，這已從Majid的兒子身上體現出來。

後話
這樣整理了一遍，感覺好了很多。其實這部電影比La Pianiste易消化，不是說La Pianiste的劇情複雜，而是因為跟La Pianiste的Isabelle Huppert相比，我較能理解Daniel Auteuil的心態。(你可能猜我一定有什麼「隱藏的恐懼」了。)說到底，電影好不好看還是在於個人經驗。

(終於了結一件心事，可以安心去睡了。)

相關文章：
明刀明槍與若隱若現: Crash(2004), Caché(2005)

早陣子，很多朋友都問我會不會看今屆電影節的「嘉寶傳奇」，因為早已有DVD，當時並不打算看。但到最後，還是抵不住誘惑，跑去看了。

之所以去看，一來是覺得要購票入場支持一下，以免主辦單位見入座率低便不再安排這類節目(雖然我只是單人匹馬而不是帶團去看)；二來是嘉寶還是屬於大銀幕的。

我只在大銀幕看過兩次嘉寶(不計「戲夢巴黎」的片段)，兩次都是拜香港國際電影節所賜。最近一次是兩年前的劉別謙回顧展，看了Ninotchka
；再早些時候電影節更放過嘉寶在荷里活的第二齣電影 The Temptress (1926)，還要是文化中心大劇院大銀幕，叫我開心不已。正如Mark Vieira 說，Watching Greta Garbo on TV was a thrill, but seeing her on the big screen was a revelation.Queen Christina最後一個大特寫在電視看時已扣人心弦，今次科學館的銀幕雖然不是太大，但已足以明白為什麼人人都會認為那個鏡頭是經典。（當然若果能夠整齣電影放會更好，電影節主辦當局或電影資料館考慮一下吧﹗）

本片由著名電影學者Kevin Brownlow執導，由Julie Christie旁述，走訪了嘉寶的傳記作者、親戚及朋友，試圖揭開這位荷里活最神秘的女星的真面目；或者不應該說真面目，而是呈現一個較為立體的嘉寶。紀錄片沒有什麼八掛秘聞，而是集中探討嘉寶傳奇的形成；資料遠比嘉寶逝世後不久製作、由Glenn Close主持的The Divine Garbo豐富。談嘉寶大概離不開三個話題：1)她的魅力來自哪裏？2)她為什麼那麼快息影？3)她為什麼那麼隱秘？當然這三個問題其實都沒有確實答案，大家各自詮釋。

紀錄片最有價值的地方當然是1949年的試鏡片段 (圖），從未看過如此輕鬆自在的嘉寶。可惜這也成為她留給銀幕最後的片段。但這真值得可惜嗎？世事難料，若她不是那麼早便息影，「嘉寶傳奇」恐怕便不會如此叫人着迷。

15/4補充：剛把今年電影節特刊弄到手，翻到「嘉寶傳奇」一頁，乖乖不得了，把「荷里活」寫成「荷爵活」還可以說是「手民之誤」(雖則這「手民之誤」仍有點費解)，把嘉寶最後一齣電影、已被公認為爛片的 Two-faced woman (特刊譯作「雙面麗人」)「譽為」「登峰之作」實在太過份了吧？電影節今年的中文文案究竟搞什麼鬼？

照片版權為TCM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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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紀錄片 China Blue，(中國石磨藍)，我無法不想起差利卓別靈的《摩登時代》(Modern Time)：老闆以無所不在的閉路電視監察員工一舉一動；差利在厠所抽煙也逃不過老闆法眼；差利的工作流水作業結果患上職業病，下了班雙手還是做着上螺絲的動作；老闆為了提升工人生產力無所不用其極，包括試驗一部餵食機，好省下午飯時間。這些情節看得大家都樂了，不過當你發覺現實世界也是這樣時，恐怕不能笑得出來。而且這還要發生在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

在這齣紀錄片裡，這家位於廣東沙溪的牛仔褲廠老闆也用閉路電視監察員工一舉一動；老闆也想着如何提昇工人生產力；工人也是忙得連廁所也不能去。無止無終的剪線頭，工作就是這樣沉悶勞累。

老闆不覺得自己在剝削工人，所以才會如此大方讓導演走進工廠拍攝。導演也無意把他妖魔化，我們看到的還是一個立體的人。他有他的難處，例如要以低價爭取外國客戶。老闆說在牛仔褲交易中，佔盡便宜的永遠是外國名牌，我想這也是實情。誰叫中國只是「世界工廠」。導演心目中的妖魔另有其人，那就是紀錄片完結後，老闆吐出那間叫工廠日夜趕工的外商—原來就是臭名遠播的”Wal-mart”。

換了是低手的導演，一定會努力捕捉工人哭哭啼啼的樣子，塑造典型「被壓迫的一群」。但這齣紀錄片裡的女工都是有血有肉的，而不是抽象的「被壓迫的一群」。工人鮮有在鏡頭前大吐苦水，但卻反而更令人動容。一名十多歲的女工談及為什麼不讀書跑來打工，她說其實已被學校錄取了，但哥哥同時也要上大學，家裡沒有那麼多錢，她只好放棄﹐讓哥哥讀書。說時沒有什麼不忿，那輕輕一笑卻叫聽者為之心碎。剛從四川鄉下來到廣東打工的小莉則寄情寫作，在想像世界裡奔馳，聊作安慰。

這又叫我想起同是苦中作樂的《摩登時代》。善良的中國老百姓何時才不用再苦中作樂，而是真正有好日子過呢？

後記：我對這齣紀錄片其實有些疑問。導演Micha Peled將會出席12/4的放映，可惜有事不能去。

延伸閱讀：
learnedfriend: China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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