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 Pillars of Wisdom

看No End很難不想到《藍》，先不說故事同是關於一位丈夫剛過世的女人，連音樂也近似(《藍》的葬禮音樂正脫胎自此)；但調子卻沈鬱得多了。

奇斯洛夫斯基後期的電影不涉政治，因此便為某些人批評；但就算他的早期作品似乎有點政治意味，奇斯洛夫斯基所關注的卻不是政治，而是人類的普遍處境。想深一層，政治只不過是人類諸多處境之一而已：有些人較幸運，政治不理他，他也不理政治；有些人則畢生都活在政治的陰霾下。如同其他處境一樣，政治只是我們賴以了解人類的一個框架而已，沒有甚麼了不起。

Ulla像《藍》的Julie一樣不能忘記喪夫之痛，但她不能像Julie一樣把一切拋開，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她還有一個兒子，而且更身處八十年代的波蘭。她丈夫Antek死前正準備一宗官司，為搞罷工的Darek辯護。Darek的妻子葬禮後第二天便找上門，希望找一名可信賴的律師為丈夫辯護，Ulla便推薦Antek的師父Labrador。在這段日子裡，Antek的靈魂一直在Ulla身旁，無力地看着一切發生。接下來的故事彷彿雙線發展：一邊廂，Ulla發現她比想像中深愛丈夫，整天活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另一邊廂，Labrador扭盡六壬為Darek脫罪，並力勸Darek妥協，Darek及妻子都分別為官司所煎熬。我們看到Ulla雖然跟Darek的妻子交往，看着一切發生，但給人的感覺像是置身事外一般。Darek的妻子甚至問她：「你根本不關心，你的傷痛比甚麼都重要。」而Ulla亦直認不諱。Ulla最後走上自殺之途，似乎是出於對丈夫的緬懷；但仔細看故事的發展，Darek的官司對她其實影響頗深。兩個故事並非不相干，而是平行的：社會沒有會為Darek討回公道的律師，她也失去真正愛她的丈夫：Darek的官司叫她更加想念丈夫，亦加深了她對現實的絕望。指兩個故事不相干者大概只著眼於電影所呈現的Ulla日常生活瑣事。但我們不要忘記了，人生就是由瑣事拼合而成的，就算身旁有大事發生，你也沒有可能只全神貫注一件事，剛經歷了巨變的就更不用說了。Darek的遭遇叫她不禁思索自己的去向：Darek沒有希望，但他身邊還有一個愛他而且跟他並肩作戰的妻子。可是她自己呢？在荒謬現實中的唯一歸宿都已離她而去，她沒有出路，唯有跟隨丈夫離去。

一般人，尤其是置身事外者總愛將政治目的看得高高的，而忘了我們關注的是人，而不是政治。Labrador的徒弟不值師父妥協的做法，便暪着師父鼓勵Darek在庭上堅持其反政府立場，以將訊息傳遍華沙，鼓動人民起來。Darek對他說，他根本不要反政府，只是想得到公義而已。Labrador的徒弟卻不斷對他說，你做的就是要推翻現有制度嘛﹗為了政治目的而將人物扭曲，相信只要有留意時事的都對此不會陌生。至於Labrador則遊說Darek說他的動機其實跟黨無異，着他承認錯誤以換取自由。Darek雖然想獲釋，但卻要帶着尊嚴離開，而不是委曲求存。眼前兩條路都不是他要的，而唯一理解他的人Antek卻只能無助地看着他。當政治籠罩一切的時候，你不是跟某甲一夥便是某甲的敵人：共產極權社會固是如此，但民主社會也未嘗不是。(還記得小布殊的「你不是我們朋友便是敵人」嗎？)有良心有理想者只能如Antek般無力地冷眼旁觀。

早期的恐怖電影現在看來一點也不驚嚇，但值得欣賞的地方還是多着。看着早期電影，你仍然會驚嘆那些特效是怎樣做到的。早年恐怖片多以非人的怪物為主角：如科學怪人、金剛、吸血殭屍等。但1931年的Freaks特別在於它沒有任何特效化妝，當中的「怪物」全是人類，而這也是為甚麼這部電影到今天仍令人不寒而慄的原因。

當年恐怖片種之王乃環球片廠，MGM見狀亦不甘後人，把拍Dracula的Tod Browning 請來，務求要拍一部前無古人的恐怖片，結果Tod Browning 不負所託，拍攝期間已將片廠的工作人員嚇至半死；上映後，大部份觀眾不是被嚇至昏厥便是落荒而逃。該電影被美國多個州以及其他國家禁制，(據說即使到了今天，在美國好幾個州份看Freaks理論上仍然是不合法的。)並由原來的九十分鐘被刪剪至六十分鐘。

平心而論，Freaks並不算一部優秀的電影，Tod Browning是難以適應有聲電影的導演之一，所以你會發現他處理對話時很不流暢，但只要沒有人物對話掣肘，手法便靈活起來，也更能營造氣氛。Freaks中拍得最好的兩幕不約而同都是沒有對話的：Hans跟Cleopatra 的婚宴，以及一眾Freaks在風雨中向Cleopatra 報復的一段。遺憾的是後一段戲被大幅刪剪，不能讓今人好好所賞Tod Browning的導技。但婚宴一場通過鏡頭運用及剪接，把Freaks的世界跟兩個「正常人」的世界加以對揚：我們看到一眾freaks相處融洽，自得其樂；而兩個「正常人」則對Hans百般奚落嘲笑，心懷不軌，觀眾不禁會問：究竟誰才是freaks？而一眾Freaks高喊”We accept her, one of us!”亦令人毛骨悚然。

片中的「怪物」都是來自馬戲團：有侏儒、無腳人、無手人、無手無腳人、連體姊妹、還有一眾pinheads (腦部較正常人小的人)等。電影令人不安的原因，除了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人類外，便是引起一個疑問：將別人的不幸當成娛樂究竟是否妥當。電影有不少片段都旨在反映一下這些人的生活而已：如無手人如何以腳代手、無手無腳人如何點煙。而且把這些人喚作「怪物」已算是政治非常不正確了。但電影是不是只是開開殘疾人玩笑呢？

這是我一直思索的問題，但若果放在電影拍攝的年代來看，電影的訊息其實絕對正面。需知，政治正確是當代產物，就像呼籲種族平等的電影Guess Who Come to Dinner 仍把黑人喚作「黑鬼」(nigger)一樣；電影將一眾殘疾人士喚作Freaks也只是跟着當時的用語而已，絕非有意歧視。更何況， “freaks”在馬戲團表演由來已久，當時人也不會覺得拿 “freaks”來娛樂有甚麼不妥；電影亦不是拍攝他們在馬戲團的表演，而是進一步作”Behind the scene”式的揭示，雖然予人「睇真D」之感，但在當時亦可謂算進步。更重要的一點是，電影主線是兩個「正常人」欺負 “freaks”而自招惡果，並用Phroso及Venus對待 “freaks”跟正常人無異的態度來對照。電影究竟是要宣揚歧視還是鼓勵大家平等看待這些人，立場還是相當清楚。

芸芸歌手之中，唯有Judy Garland能真的打動我。有很多老歌都是一流的背景音樂。但Judy Garland卻不屬於背景音樂之流。你可以說這是因為她的聲音太響亮；真正原因是她擁有神秘力量，彷彿一開腔就像跟你訴說甚麼，你不得不細心聆聽。

要談Judy Garland真是怎樣也談不完，這裡只談她的歌聲。我想她的歌聲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便是三十年代，一把小女孩的歌聱，但你又可以聽出，這不 是一個小女孩那麼簡單。以1937年的Broadway Melody 1938為例，她在電影中向着Clark Gable的相片高唱” You made Me Love you”，小影迷的心事無疑天真幼稚，但真摰的情感卻又甜美得令人心醉，令觀眾或聽眾都對Clark Gable妒忌非常。提到Judy Garland當然不能不提1939年的Over the Rainbow，而這支曲也成為她的首本名曲。若你仔細聆聽1939年的版本，你聽到的是很真實的渴求。這種把歌曲的情感完全表達出來的能力也是Judy Garland之為Judy Garland的原因。

第二個階段便是四十年代。三十年代的聲音仍然有點青澀的味道，但踏入四十年代，她的歌聲便開始圓熟，開始散發出女性的溫柔魅力：但她溫柔惋約得來並不是軟綿綿的。做成三十至四十年代的轉變的理由不外是歌藝的進步；而且她再也不是蹦蹦跳的小孩，了解以及能駕馭的情感多了，歌路亦由swing轉至更適合她的ballad。

五零年離開MGM後，她的歌聲又一再轉變，而這也開始了第三階段。這個轉變其實絕不突然，四十年代後期起，她的歌聲就越趨響亮渾厚。離開MGM對她的打擊不可謂不少，歌唱便成為她宣洩情感的渠道，而她亦刻意避免MGM時代的唱腔。1954年A Star is Born的The Man That Got Away便是佼佼者。(電影的歌唱指導Hugh Martins 要求她像MGM時期般唱，但被她拒絕。二人鬧翻，Hugh Martins更被開除。)若果說四十年代的Judy Garland不外乎是MGM的產品，那麼五十年代她則開始通過歌唱重塑自己的身份，而聽眾聽到的是一把真正女人的聲音，在訴說她的願望、她的痛苦與喜樂，甚至是狂喜。只要聽一聽1951年的Over the Rainbow，任何人都可以說得出跟1939年的版本有甚麼分別：少了1939年的天真，多了的卻是夢想幻滅的愁緒，但當中的堅毅卻又賦予人希望。

我之所以將五十年代跟六十年代分作兩個階段，那是因為六十年代她的歌聲又跟五十年代有差異，而六十年代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階段。五十年代的聲音太雄亮了，六十年代卻轉為低沉，所唱的歌種類較多而且編曲也是一流水準的。大概沒有人能夠像她一樣可以將別人的歌據為己有；而一首已翻唱過無數次的老歌到了她手上卻又獲得重生。1963-1964年的The Judy Garland Show中，她演繹了不少別人的歌，其中不少到今天已被奉為經典。如 Old Man’s River，從來沒有人想過可以由女人唱的，但Judy Garland卻唱得比誰都要好，力量不減分毫。當然少不得 Just in Time, By Myself, Through the Years 等曲。看著她演唱，我看到她如何將一首歌變成她的故事，她完全進入曲子裡，然後跟觀眾分享當中的快樂或哀痛：這根本已不是唱歌那麼簡單了。

雖然她的電視節目被取消後她依舊登台演出，但由於過量煙酒及濫用藥物，她的歌聲已大大不如前，到了1969年藥物更奪去了她的性命，享年只有四十七歲。她那四十年的演藝生涯涉及不同類型的演出：vaudeville、電影、電台廣播、電視以及舞台演唱——多才多藝，大概是後無來者了。

推薦入門歌曲：
30s: You Made Me Love You; Over the Rainbow
40s: Our Love Affair, For Me and My Gal; Embraceable You;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I Don’t Care
50s: The Man that Got Away
60s: “Judy At Carnegie Hall”

(寫於Judy Garland逝世三十六週年)

繼The Singing Detective 後，又一部英國製作叫我感動不已。這部電影改編自E. M. Forster的同名小說Maurice，你若喜歡的話可以將之喚作「同志電影」——但何必要將人之情感硬套進兩個框架內呢﹗

故 事背景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英國，Clive (Hugh Grant)跟Maurice (James Wilby)是同窗好友，Clive漸漸發現二人的關係並非友情那麼簡單，遂對Maurice示愛。Maurice先是震驚，但Clive只是把二人的關 係明白說出來而已，震驚了不消半天便跟Clive擁吻。基於對古希臘文化的嚮往，Clive堅持二人維持非肉體的關係，一切都安好，也沒有人懷疑過他倆的 關係。可是，畢業後，昔日同窗Risley因同性戀被捕，落得身敗名裂下場，這令Clive對這段感情不得不重新評估：這段感情是否值得跟社會對抗並喪失 人生其他事物，諸如事業、社會地位、體面的生活等？Clive 便跟Maurice分手，表示要重過「正常生活」，但仍願意維持朋友關係。Maurice深受打擊，而Clive不久亦結婚去過其「體面生活」。失去畢生 所愛的Clive亦接受催眠師的治療，試圖改變性取向，以為只要將個性壓抑人生便不會如此痛苦，但卻不成功。我們看到一個人為此飽受折磨，觀眾不禁要問 有甚麼理由要如此壓抑自己去服從社會規範呢？

另一邊廂，Clive跟妻子過著體面的生活，夫妻相親相愛，一切都很好嘛。但導演通過某些鏡 頭、人物亦通過一些微小的表情變化告訴觀眾，這段婚姻並不是如此美滿：Clive並沒有完全忘掉Maurice，也並沒有完全投向異性戀陣營(沒有對妻子 不忠是另一回事)；而他的妻子對丈夫是否真的一無所知呢？Maurice間中亦會到Clive 家作客，人大概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眼見Clive 心中早已沒有自己，到他家作客只是徒添痛苦而已。在Clive家他遇到傭人 (gamekeeper) Alec Scudder，Scudder對他的心理狀況瞭如指掌，並對他展開追求，Maurice亦難以自制地墮入情網並發生肉體關係。電影結束時， Maurice跟Alec決意一起生活，儘管前路茫茫：同性關係面對的問題已夠多了，情人還是身份不相配的粗漢，究竟在當時的英國可以如何自處？故事到這 裡結束，而且也該結束了：整個故事就是Maurice 尋找自我的過程，而唯有接受自己的本性，才是自我的真正體現。Maurice 臨行時找Clive，表示已尋得所愛；Maurice 離去後，Clive悵然站在窗前，他跟Maurice的對比強烈：一個甘心放棄所愛兼本性以換取波平如鏡的體面生活；一個則為求體現自我而敢於面對不可知 的未來。究竟誰較幸福？

James Ivory的執導很不錯，含蓄但又將人物的內心衝突活現出來。除了Clive跟Maurice分手的一場戲較為激烈外，整部電影對情感的處理都是含蓄內 歛：但唯有如此細水長流，觀眾才能跟人物一起經歷情感波動，也更能產生共嗚。至於演員方面，James Wilby的Maurice不用多說；而Hugh Grant，難得有機會可以看看他的細膩演技：跟他以後的電影相比，這才是一個真正的角色吧﹗Rupert Graves本身頗俊朗，而且完全把細膩情感跟粗線條配合得天衣無縫；又顯得神秘，活像在打甚麼鬼主意，飾演讓Maurice神魂顛倒的 “homme fatal” 亦甚具說服力。

跟Graham Greene 其他長篇小說相比，The Third Man的情節再也簡單不過，但改編成電影卻遠比其他小說改編 (例如 The Quiet American……)好看。這當然是因為Graham Greene寫這個故事時已知道會改編成電影，所以預留了很多空間讓導演用影像說故事。在導演Carol Reed掌舵下，這個情節簡單的故事異常引人入勝，因為攝影、演員以至音樂都近乎完美，而二戰後的維也納作為故事發生的場景也先為電影添上神秘及罪惡色彩：滿目瘡痍的景象、到處都可見的空襲痕跡、鬼影幢幢的街道，當然更少不得四通八達的地下水道……

西部小說作家Holly Martins應老友Harry Limes之邀到維也納，但剛到埗卻即發現Harry Limes已死於交通意外，他剛好趕及他的喪禮。英國軍官Calloway將Harry Limes描述得十惡不赦，這令Holly決意留在維也納為老友洗脫污名。另外，Harry Limes的朋友對事發經過的描述充滿疑點兼前言不對後語，而看門人的供詞亦增加了Holly的疑心，認為Harry Limes的死絕非意外，因此要找出事發當日在場的third man。他最後的確找出這名third man，但這個third man卻正是Harry Limes。Holly本來旨在為Harry Limes申冤，卻萬萬想不到最後要槍殺老友……

電影有多個場景已被奉為經典，也不用我多費唇舌。當中最為影迷津津樂道的莫過於Orson Welles的角色Harry Limes首次登場。電影頭一個小時都是環繞著Harry Limes的神秘死亡而展開，他的死究竟是意外還是事有蹺蹊？他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英國軍官Calloway一提起他便咬牙切齒；他的女友Anna則對他念念不忘；至於相識二十年的老友Holly Martins對他則不改忠誠，這一切都叫人對Harry Limes十分好奇。講了一個小時後，Harry Limes卻出奇不意登場了。觀眾首先跟著Anna的小貓走到一個黑暗角落(Anna不久前還跟Holly說她的貓只喜歡Harry)。然後我們只看見黑暗中的一雙黑皮鞋，小貓在把玩鞋帶。過了好些時候，醉醺醺的Holly 察覺到有人躲在黑暗中，便對之破口大罵，惹得樓上的住客開燈看個究竟。那一刹那的光線剛好讓觀眾及Holly看到那正是Harry Limes：Orson Welles露出一貫自信的微笑。

最後一場卻是最令我念念不忘的。而這個鏡頭也顯示出導演眼光獨到。原本Graham Greene打算安排Anna接受Holly，二人手挽手離去。但Carol Reed不贊成，一來以Anna倔強的個性，她該不會原諒Holly；二來，這個大團圓結局也真有點老土吧﹗於是便改成現在的樣子：Holly下車等候Anna慢慢走過來，但Anna卻對Holly視而不見。這個鏡頭不加剪接，觀眾就跟 Holly一樣看著遠處的Anna慢慢走向鏡頭，並走出鏡頭之外；再加上路旁的光禿禿的樹木、落葉營造出肅殺的氣氛，孤單的Holly就算點了香煙也不能掩蓋他的愁緒。這樣簡單的處理令人對當中的悵然心神領會，這大概不是文字可做得到的——也更不是今天的電影可以做得到。Graham Greene本來反對這樣結束，因為他以為觀眾一定沒有耐性看著Anna緩緩走過來。他指的大概是廿一世紀的觀眾吧？我想，若果Anna緩緩走過來之後插了Holly一刀，今天的觀眾大會原諒導演的「浪費時間」。現在Anna走過來後甚麼也沒有發生，而電影就隨之完結，觀眾不討導演的命才怪。

電影值得談的地方還多著，只能說一句，黑白攝影有很多東西是彩色拍攝不能取代的，而且導演多運用獨特的角度去拍攝，其手法足以令今天只迷信電腦特技的電影人汗顏。電影音樂也是一大瑰寶，導演在維也納一家小餐室聽到Anton Karas的Zither演奏後便請他為電影作配樂，Carol Reed的慧眼及勇氣實在無法不令人不佩服：Anton Karas只是無名小卒，而單用一種樂器配樂也是十分大膽的嘗試。結果以後一提起The Third Man，腦海中除了出現Orson Welles的身影外，便是Anton Karas的Harry Limes Theme。

這個星期腦海完全為Singing Detective所佔據，連工作時聽著的都是Singing Detective的音樂。上次既然談了Singing Detective 之「偵探」元素，今次也就順理成章地要談談當中的”singing”。

故事主角Philip E. Marlow是三四十年代舊歌迷，平時說話也愛引用舊歌歌詞。其小說主角也是一名在歌舞廳獻唱的偵探，所以當他構思小說的劇本時便有多場歌唱表演。而病房的所見所聞亦往往令他想起某些歌曲，從而過渡到對過去的沈思。我們知道他年幼時原來也浸淫在歌曲的世界裡，他的父親是家鄉一間酒巴擔任歌手，而且十分出色。每首歌曲都像是時光列車，將過去、現實及幻想連接起來：如當他躺在床上發高燒時，身旁的老頭突然(當然是幻覺)在唱甚為應景的的 “It might as well be spring”：”…I’d say that I had spring fever, but I know it isn’t spring.”隨著Dick Haymes的歌聲父親便在他的回憶中登場(也是在唱”It might as well be spring”，也是Dick Haymes的聲音。)歌曲也往往有點題作用，亦能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如母親死後，故事並沒有交代年幼的Marlow究竟怎樣想，但Al Jolson一曲”After You’ve Gone”伴隨著惡夢中的稻草人卻告訴我們Marlow直到現在對母親的懷念及罪疚感。(我一直覺得Al Jolson的尊容及歌聲都有點詭異，今次Dennis Potter將Al Jolson的歌聲放到稻草人口中，不愧一絕。)Bing Crosby的”Don’t fence me in”既象徵著年幼Marlow在鄉間樹林享受的自由，更代表著躺在病床上動彈不得的Marlow的願望，但更重要的指涉卻是他母親當年的渴望。

當然最有趣的是Marlow藉以舒緩痛苦而對現實產生的種種狂想。其中一場講述動彈不得的Marlow赤裸躺在床上，任由一班醫生像看標本一樣評頭品足。Marlow最後崩潰了，跟這班醫生哭訴他不想活下去了：全身關節不能動已經夠慘了，而且他的病完完全全曝露人前。這班醫生聽完之後有點不知所措，但很快便回復「專業」面孔，一連提出幾個藥物名稱。這些連珠炮發的藥名又異乎有節奏，這幕在Marlow眼中便幻化成一場vaudeville式的表演：一班本來木口木面的醫護搖身一變載歌載舞，高唱”Dry Bones”(可恨我還未找到這首歌)。

我最喜歡的一場是這樣的：星期天一班醫護人員到病房傳福音，這已夠討厭了，最要命的還要唱一曲”Be in Time”，提醒病房中的「罪人」「時日無多」。Marlow對此極為厭惡，但歌曲卻又喚起他童年不光采的往事。為了減輕這班基督徒對他做成的滋擾，也要激勵自己，腦海便響起Bing Crosby的”Ac-Cent-Tchu-Ate The Positive”，眼前的一班討厭基督徒搖身一變成為可愛的歌舞者。而這首歌也比那首把所有人稱做「罪人」的歌對一眾病人來說更為貼切：Bing Crosby原來比耶穌基督(正確來說是基督徒詮釋的耶穌基督)更能教你如何面對困境。

歌曲對人的作用毋須多說，：一首好歌往往能道出你的心事，又或起鼓舞作用，相信大家都有類似的體會。喜歡The Singing Detective的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因為那些歌曲及狂想歌舞，而且我向來是個「老餅」，能夠看到Dennis Potter重新為老歌注入活力，當然令我雀躍不已。

一則很有趣的新聞：秦檜後人反對秦檜跪拜岳母
這裡的「岳母」指的不是外母毑，而是岳飛的母親。話說江西九江縣打算恢復岳母墓的原貌，重新鑄造五個奸臣的造像放在岳母墓前。據說此舉會增加此「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意義，令參觀者受教育云云。原來，縣政府早已撥款100多萬元重修岳母墓，恢復岳飛母祠、岳飛守孝祠等史跡；而且還撥出10萬元款重鑄五奸臣跪像，連全中國的岳飛後人也捐了兩萬元。

中國人何時才不會那麼無聊﹗與其「恢復」古蹟，不如少搞破壞罷﹗每次到中國旅遊，我都會看見很多「恢復」得鬼五馬六的「古蹟」：好端端的一座古刹變了金壁輝煌的別墅；古城牆變了主題公園……一方面「恢復」，一方面又將真正的古蹟連根拔起，片甲不留：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為了配合祖國的急速發展」紛紛被推土機夷平。到發現外國遊客原來很喜歡那古色古香時，便又弄出一個又一個醜陋無比的「仿古蹟」。

當然，「古蹟」的目的除了吸引外國遊客外，尚肩負「教育」之責。但一個秦檜跪像會教曉人甚麼？不要做錯事，否則便要跪足幾百年？中國人需要的是正確的歷史教育，而不是愛國教育。很奇怪為何到今天中國人的史觀還是停留在演義小說的層次，歷史人物不是紅面便是白面。

秦檜有多少叫座力？我相信沒多少人會覺得秦檜的跪像好看。何況，若要看秦檜，杭州岳飛墓已有一個。毛澤東的跪像吸引力可能會大點，意義也豐富得多了。如果一天中國真的決定弄一個毛澤東的跪像放在天安門廣場，我一定會捐款支持。

要看該處地方民智如何，就得看看當地的電視節目。拿著英國廣播公司1986年的電視片集、出自Dennis Potter 手筆的The Singing Detective，DVD封套說是電視有史以來的最佳製作，但我還是半信半疑：畢竟是二十年前的電視片集了，總會有點過時吧？結果共六集的片集，我一口氣不眠不休的看完：實在太精彩了。第二個晚上更立即翻看第二遍。

誰都知道英國人是偵探小說迷，這部劇集則看準閱讀偵探小說跟人生探索的相似之處，並將現實跟幻想共治一爐，配以三四十年代的金曲及幽默抵死對白，叫人看得大呼過癮。但劇集處理的其實是很嚴肅的課題，如生死、上帝存在、苦難、性、罪疚。劇中主角名叫Philip Marlow，擁有一個這樣的名字，便註定不是做偵探便是寫偵探小說。(Philip Marlowe是小說世界的著名偵探，Humphrey Bogart曾扮演過。)Philip Marlow正在醫院接受治療，他的皮膚病令他全身癐爛，動彈不得，心情自然煩躁憤恨。他唯有將自己的第一部小說The Singing Detective的故事情節在腦海中改為劇本以自娛。為了減輕痛苦，他又將醫院所見所聞幻想成一幕一幕的歌舞。整個故事共為四個敘述層次：第一個層次當然是醫院病房的現實；其次是Marlow的偵探小說故事；其三則是 Marlow對往事的回憶；至於第四個層次則是Marlow的幻想，或是前三個層次互相交錯。看這部劇集有如看偵探故事，你要找出那些線索以掌握 Philip Marlow這個人。事實上，Philip Marlow自己躺在床上也是扮演偵探的角色，找出過去的線索來了解自己何以落到如斯境地，以便重新上路。劇集開始時你或會很用心看第二個敘述層次，一心想找出兇手。但看到後半部你便開始追不上這個故事，而故事的目的亦不在於找出誰是兇手。情況有點像以Philip Marlowe做主角的film noir, The Big Sleep, 看到最後依然一頭霧水：All clues, no solution。到故事發展到中段，你便發現這個層次的敘述旨在反映了Marlow的心理狀態及對若干事情的態度而已。

Marlow對往事的回憶往往由現實觸動，並以片斷形式不按時序出現，觀眾要動腦筋把這些線索拼湊起來。人生正如Marlow 所言，有一大堆線索但沒有解決方法(”All clues, no solution”)。劇集不斷浮現女裸屍的影象及一把在地下鐵的叫喊聲，這兩個影像如夢魘般不斷出現，未到最後你都不知道其意義是甚麼。就拿女裸屍的影像為例，你初時可能以為那只是小說中屍體而已，但看到最後一集你才知道那影象意指的另有其人。

為免掃興，我這裡不詳細講述故事內容。下次再談此劇集的藝術手法。

還記得當年今日，不少人的良知沒有被埋沒：幾份左報的報頭都換上了黑字；斗大的「痛心疾首」四個字印在《文匯報》上；連梁振英也公開譴責中共。
有些事情永遠黑白分明，沒有灰色地帶。
少跟我來這套，說幸虧把民主運動壓了下去，中國的經濟才有今日的發展。我今天看見的是一個穿金帶銀，但沒有靈魂的國家。
也不要跟我說那些學運領袖今天變成了甚麼樣子。我知道那場民主運動實是幼稚得很，我也知道學運領袖當年只不過是孩子。但既然這樣，你這個坐擁百萬大軍的政權怕甚麼？
更不要跟我說美國在背後策劃，不把運動壓下去就要亡國了。既然是美國在搞事，你有種就該去找美國算帳，把幾枚飛彈射去美國。開槍打自己的百姓也算是保家衛國？
六四把很多人驚醒了：李子誦及程翔等人離開了《文匯報》。可是，十六年來在中共苦心經營下，不少愛國人士(我這裡指是是真正的愛國人士，絕無諷刺之意)又對中共政權重燃希望。他們大概沒有看清，在幻象的背後，中共的本質並沒有改變過：中共對異見份子沒有停止過打壓；六四令這個政權學乖了，對人民的操控已達爐火純青，鐵腕懷柔恰到好處。
「心繫家國」的下場是怎樣？請看看程翔。

六十年代美國黑人平權運動開始，荷里活在這個時期也拍了幾部電影呼籲國人接受種族平等的思想。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 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及To Kill a Mockingbird了。後者無論故事還是拍攝手法都比前者優秀得多。

To Kill a Mockingbird是改編自Harper Lee 的同名小說，是以作者一家三十年代在美國南部的生活作藍本。我沒有看過小說，但據說電影劇本為Harper Lee認可，而她也對Gregory Peck的演出讚不絕口，認為Peck演活了她的父親。電影今天已被視為處理種族問題的優秀作品，但其實電影的層次遠較為豐富。我自己對美國文化了解有限，仍然難以理解美國憲法既然強調人人平等，但卻又長期將黑人視作次等人類。通常說教電影很難拍得好，但這齣電影卻是例外。

整部電影都是從小孩的角度去敘述，頭一小時內我們只跟著Finch家的Jem和Scout這對兄妹在家附近到處跑。我們也知道他們的父親Atticus接了一宗案件，為黑人Tom Robinson辯護，但僅此而已。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很安全，孩子都可以到處跑的社區。小孩的閒暇不是看電視，而是爬樹、捉迷藏……一家人同桌吃飯聊天，父親會為孩子講故事；鄰居都守望相助，儼如世外桃園。Finch家的鄰居住著一名精神病患者，只會在晚間出沒，而且也似乎有留意Jem和Scout。兄妹二人都沒有見過他，但卻為他起名為Boo。整個社區都對那戶人家避之則吉，但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孩子探險的好去處。

隨著案件開審日子臨近，「世外桃園」的假象慢慢被揭穿。為黑人辯護並不簡單，Atticus的家庭生活開始受到影響，孩子亦因而看到世界的醜惡一面。觀眾直到開審的一天才知道案件的詳情，而且也毫無疑問可以判斷這是宗冤案。儘管Atticus的辯護深刻有力，但卻敵不過陪審團對黑人的偏見。觀眾獲悉判詞的一刻也相信像Jem一樣非常沮喪。隨著Tom Robinson逃走遭槍殺，電影亦似乎臨近尾聲，但話題一轉卻又到萬聖節。我看到這裡心中不禁犯嘀咕：還有甚麼好說？我看後才不禁佩服編劇的佈局。電影到這個階段完結就未免太沮喪：既然Atticus 花了多少力量都敵不過社會不公，那又為什麼要捍衛人性價值呢？誣陷Tom Robinson的Ewell對Atticus懷恨在心，逐向他的孩子施襲。這時候，一直籠罩電影前段的迷團終於解開了。Boo出手拯救了兄妹二人，而Scout也看到Boo根本不嚇人，二人沒有交談，但卻不礙溝通。電影以Scout站在Boo家門外若有所思作結，並配以成年Scout的旁白：

“One time Atticus said you never really knew a man until you stood in his shoes and walked around in them; just standin’ on the Radley porch was enough. The summer that had begun so long ago had ended, and another summer had taken its place, and a fall, and Boo Radley had come out.”

這樣變相為電影添上圓滿結局，而且跟電影反種族主義的題旨相呼應，但又不落刻意俗套，的確可謂神來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