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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幹半島漫步(二)
神聖救不了世俗

Manastir Krušedol

塞爾維亞東正教堂的深邃莫測、薩拉熱窩清真寺宣禮塔傳出的悅耳禱告聲、科索沃的教堂廢墟、克羅地亞天主教堂早上既寧靜且熱鬧……在這兒,宗教是民族身份一大重要元素。神聖的宗教處所逃不過世俗的炮火,默默地見證着長年累月的國仇家恨,無法解救人世苦難。

漫步巴爾幹半島,首次跟東正教相遇。在Novi Sad附近的Fruška Gora,走馬看花的參觀了三家修道院。在Manastir Novo Hopovo,剛碰上禱告時間,站在教堂後,聽着教士頌經,雖然一個字都聽不懂,但很舒服。修院的教堂都是精緻的藝術品,滿牆壁聖像是東正教堂一大特點。聖像那些維持了數百年的姿態和眼神都有點怪怪的,但那難以言喻的奇怪卻反而較天主教堂雕塑更吸引,更惹人思索。

Manastir Novo Hopovo

東正教堂壁畫的聖經故事有些是聞所未聞,教堂命名的聖人也多未曾聽過。這是因為東正教的聖經跟天主教和新教有異,塞爾維亞東正教史跟民族史亦已合二為一,聖人大多是民族英雄。貝爾格萊德的Hram Svetog Save (Temple of Saint Sava)所紀念的便是創立塞爾維亞東正教會的 St.Sava。該教堂由一八九四年開始計劃興建,一九三零年代動工,但工程幾經波折,我去年九月去到時,外面看來宏偉非凡,但內部仍然施工中,這倒沒有影響絡繹不絶的信眾。教堂選址於亦有典故。當年土耳其人揮軍入侵,為打擊塞爾維亞人士氣,竟將St.Sava的屍首起出來燒掉,教堂現在的位置便據說是當時燒屍的地點。

Hram Svetog Save

東正教堂可以說是塞爾維亞人的搖籃。科索沃獨立,最令塞爾維亞心痛的便是失去那兒的東正教堂。我在科索沃Prizren,看見一座東正教堂Church of St. George Runović。門外貼有通告,警告嚴懲破壞者。乖乖問准守門的女警後探頭進去,一股刺鼻的油漆味道撲面而來。原應掛滿聖像的牆壁白得發亮,空空如也。那是一座建於十六世紀的東正教堂,據說收藏了一批十四世紀的聖像文物,但大部份已在二零零六年衝突中被燒毁。

在此行最後一站薩拉熱窩,波斯尼亞內戰後,城內塞族早已所餘無幾。大清早到建於十六世紀的Old Orthodox Church看,遠不如塞爾維亞的教堂般香火鼎盛,在微弱的燈光下細心觀看那些不知經歷了多少歲月的聖像。因為喜歡聖像,臨行前買了數張明信片,有一張是聖母抱聖子像:但那可能也是巴爾幹半島飽經無數劫難的一對母子。

巴爾幹半島漫步(一)塞爾維亞

《經濟學人》今期有篇文章,談到「Being foreign」的體驗,讀着如遇上知音般,邊讀邊拍案:正是這樣呀!去旅行,到知名景點拍照「到此一遊」向來不是我杯茶,我最享受的還是一個異鄉人在陌生街道漫無目的穿梭。出外旅行,感官都不由得敏銳起來,察看那平時根本不會在意的細節。腳步放慢,膽也大起來,「外國人」這個可是免死金牌,做了蠢事人家也不會見怪。只可惜,全球化下真正的異鄉已越來越少,這可解釋為何我會跑到巴爾幹半島去罷。
塞爾維亞正是合我胃口的異鄉。這兒你不會老是碰到亞洲遊客;沒有星巴克也沒有麥當勞;塞爾維亞語打賭沒有多少外國人會說;連文字也不是熟口熟面的拉丁字母,單是認街名也要花費心神,這樣的異鄉你往哪兒找?
對塞爾維亞, 太多誤解,太多偏見。要認識一個地方,沒有比跟當地人交往更好的途徑了。初踏足貝爾格萊德,人生路不熟,跟同伴背着大背包在馬路中央等轉燈。背後一個老太太笑着打手勢,說着陌生的語言。我們不明所以,但見沒有車來,便索性衝紅燈,老太太發出嘉許的聲音,大概她剛才是說:「你們這兩個外國人幹甚麼,我們都當紅綠燈是透明的!」
塞爾維亞人就是這樣,雖然語言不通,但總是盡心幫助外國人。(鼓勵你衝紅燈外,還會鼓勵你搭「霸王車」)不知多少次,拿着地圖在街上轉,路人見你傻呼呼的,便主動走來幫忙。(有些老太太還特意從手袋拿出老花眼鏡,準備就緒看地圖!)語言不通?不打緊,打手勢便好。雖然有時花了半天時間還是不明所以,但這些萍水相逢還是叫人感激半天。
塞爾維亞人一打開話閘子便沒了沒完。我到現在還有一大疑問:塞爾維亞人到底吃不吃飯的?為甚麼不論何時,露天茶座都擠滿人,但他們卻只喝東西和聊天,甚麼都不吃?最後一天在貝爾格萊德,晚上就要坐通宵車到科索沃了,到快餐店打算快速吃個意粉回去旅館洗個澡便趕赴車站。身邊坐了一對塞爾維亞男女(沒有吃飯,只喝咖啡)看了我便好奇地問我從哪兒來。他們對我好奇,我也對塞爾維亞好奇,一回話便沒了沒完。說沒多久,男的伸出手來:「就這樣,我們是朋友啦!」
這樣由塞爾維亞談到香港,再談到越南,男的好幾次說:「不阻你,你吃飯吧。」但不夠半分鐘他又忍不住提問。結果,我創下吃肉醬意粉最長時間的紀錄之餘(幸好還趕上巴士),也交了個朋友。
貝爾格萊德市中心還可以看到北約空襲的痕跡,長年的經濟制裁也令整個城市顯得殘破。但塞爾維亞人卻令這兒充滿希望和生機。明年吧,一定要回去,再跟那些長氣袋談個痛快之餘,還要再到訪那些東正教教堂和修道院,感受那超越塵世的美。

巴爾幹半島回來之後

從巴爾幹半島回來後,因為天性懶惰的緣故,只把相片上載至網站,再加數句「備忘」了事。不少友人問及所見所聞,也不乏有人追債似的:「快寫點東西吧!」

債總得還的,只是下筆不易。出發前,巴爾幹半島是一個謎;回來後,巴爾幹半島依舊是一個謎,謎團只有倍增,沒有減少。打從飛機降落貝爾格萊德開始,整個旅程除了黑山世外桃源似的景色叫人忘憂外,腦袋總是不停的動。塞爾維亞人的友善固然叫我難忘,但同樣叫我難以忘懷的卻是市中心一幢被北約戰火摧殘的政府建築,像是有意提醒世人,塞爾維亞也吃了不少苦頭。至於「科索沃」一詞更被塞爾維亞視為難以磨滅的屈辱:歷史恩仇難以消解。

科索沃更加沒有忘記過去。這個新鮮出爐的「國家」,政府大樓掛着當年失蹤人士的照片,照片雖然已經褪色,但空氣不難嗅出仇恨的味道。被搶劫一空的東正教堂、被燒毁的塞族民居……誰敢說,一切已經完結?

薩拉熱窩是最令人難以迴避思考的。那綿延不絕的墓地、飽受戰火洗禮的建築默默屹立着,倒不是像塞爾維亞一樣有意展示傷痕,而是傷痕根本難以掩飾。殺戮雖然早已停止,波斯尼亞仍然為了維繫國家統一作困獸鬥,無暇理會那個還壓在薩拉熱窩半空的斗大問號。

波斯尼亞不像塞爾維亞及科索沃般,理直氣壯地呼冤;她只是戰戰競競的訴說過去,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彷彿生怕聲音稍大便把脆弱的國家震得粉碎。就連記載那段黑暗歲月的歷史博物館,也沒有呼天搶地的哀號。展覧開宗明義稱,只是用薩拉熱窩當時的物件、新聞報道、照片,如實記錄歷史,不涉意識形態、不作判斷,一切留待歷史評價。展覧廳的另一端是有關波斯尼亞歷史的小型展覧,只不過是想告訴大家,波斯尼亞早就作為獨立個體存在。那其實是波斯尼亞艱難的吶喊:「我們是波斯尼亞人!」

回港後一直留意那邊的新聞,關於波斯尼亞的總不是好消息(這是新聞的本質):球迷衝突、政治僵局……但大概因為還未達「悲壯」的層次,鮮受國際傳媒(英語傳媒)青睞。當年南斯拉夫解體後,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相約瓜分波斯尼亞、波斯尼亞國內的塞族民兵開始動員、薩拉熱窩傳出爆炸聲、槍聲……山雨欲來之際,大家選擇袖手旁觀,看着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歐洲出現一個文明黑洞。波斯尼亞的沉默份外教人心痛。


回來後找到高達一九九三年的短片「薩拉熱窩,我向你致敬」,翻看了多遍。

為甚麼是南斯拉夫

巴爾幹半島、南斯拉夫、薩拉熱窩這些名字雖不至於家傳戶曉,但總有點模糊印象:不就是火藥庫、很亂很亂的地方嗎?大部份人對巴爾幹半島的認知,應是中學歷史第一次世界大戰緣起。歷史教科書雖然強調巴爾幹半島如何重要,但終歸只是配角,主角還是土耳其、奧匈帝國和俄羅斯這些巨無霸。歷史讀完了,除了知道奧地利王儲在薩拉熱窩吃了顆子彈、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外,我們還是對那兒的歷史文化一無所知。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新聞報道南斯拉夫內戰,「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更唱得街知巷聞,但大家都恐怕弄不清誰在打誰,記得的恐怕還是北約空襲的種種。

這到底是甚麼地方?電影可能告訴我更多。九十年代南斯拉夫內戰,我剛剛開始看電影,躲在戲院裏舒適地看着這個火藥庫。像是山雨欲來(Before the Rain, 1994)、八方火藥庫(Bure baruta, 1998)、緬懷南斯拉夫好日子的沒有天空的都市(Underground, 1998),當然還有安哲羅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望(Ulysses´Gaze, 1995)。這些電影印象都淡忘了,尤利西斯的凝望似懂非懂的看過去,但其中一幕卻深印腦海:婦人坐主角的順風車越過邊境(回家還是探親,早已忘記了),到達目的地卻發現已面目全非。她還是拿着行李下車,一個人站在死寂的大街上,環顧四周燒焦的建築物,不知往哪兒去。為甚麼這幕給我印象那麼深,我也說不出所以然。

內戰結束了,科索沃也獨立了,南斯拉夫也從新聞退隱。《經濟學人》早時談到所謂Yugosphere,稱前南斯拉夫共和國最近已加強聯繫合作, 又漸漸走在一起了。前南斯拉夫民族如能放下仇恨,自然可喜可賀,但若不明白十多年前南斯拉夫何以一夜之間淪為殺戮戰場,人類恐怕還是走不出歷史的循環。六十多年前, Rebecca West 在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形容南斯拉夫是人類悲涼歷史的縮影,如能弄明白南斯拉夫的恩怨情仇,大概明白人類的命運。但單是弄清事實亦是困難重重。 Rebecca West曾指每個在巴爾幹半島的外國人心目中都有個 Pet People,在他們各自的論述中,Pet People總是近乎聖潔的受害者。這番判斷放在戰後南斯拉夫仍然很妥貼:塞族人在西方新聞中總是大壞蛋,雖然每個民族都有參與殺戮,但卻唯獨塞族戰犯得享頭條待遇。

遠距離看了那麼多年,是時候到那邊走走了。不期待一次旅程可叫我弄明白一切,但至少,今次不用再通過電影或新聞來看南斯拉夫。

悠閒頌

“Leisure is essential to civilization.”

Bertrand Russell, In Praise of Idleness

不經不覺在陽朔一留便是八天,有點出乎意料之外。由於我坐的火車是晚上九時多才自桂林開出,我先把房間退了,行李放在老闆娘那兒,再四處走走看。

我沿着神山路一直走,再次踏足那可個叫我對陽朔完全改觀之地。陽朔的第一天大概因為「六時四十三分」的詛咒,西街的熱鬧教人心煩氣躁。第二天在縣城閒逛,沿着城中路一直走,越過城北路,街道散發的氣質都跟城中路、蟠桃路、疊翠路迥異,我瞧瞧路牌,原來是神山路。街道兩旁都是民房小店,大都貼着對聯橫匾,離不開大富大貴之類的期望。但有一家卻貼着「安貧樂道」,叫我刮目相看。神山路走到盡頭只見一片農地,陽朔頓然豁然開朗。

農村對城市人的吸引力,對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人來說大概有點難以理解。有個女人趕着牛在我前面走,回頭打量我這個陌生人:不明白務農有甚麼好看。我想若告訴她香港有人不惜付錢每周一享務農之樂,她定必驚奇萬分。

就這樣,我幾天便在陽朔、灕江一帶田野漫步,也不曉得走了多少公里。腳下踏着泥土,心裏不由得踏實得多。腦袋難得空空如也,只管專心走路看風景便是。見人家騎着單車穿梭,弄得我心癢癢的,終也克服了恐懼,騎着單車遊山玩水去。整個陽朔都是懶洋洋的,賣鴨脖的女孩子見沒有顧客,便走到街上踢毽去;街道兩旁不難看到有人閒坐或閒站着聊天。

我每天先在西街一邊嘆早餐一邊看書,間中偷聽鄰桌的對話;填飽肚子起行,路上若碰到有緣同走一段路的旅客,便漫不經心交談幾句,然後各奔前程。離開楊朔的一天,天氣熱得很,為免一身臭汗上火車,我一早便回到旅館,跟老闆娘坐在店前吃東西聊天。五時左右,從桂林開往陽朔的客輪靠岸,剛上岸的旅客魚貫朝着西街方向前進,攤檔的小販都立即提起精神做生意,接載旅客的電瓶車源源不絕……老闆娘不禁皺着眉說:「真吵。」我笑道:「這樣也叫吵?你一定要到香港看看。」她說:「你說香港一碗麵也要二十元,我怎去?」這兒的桂林米粉三兩才不過三元。

我的假期就隨着最後一批旅客上岸而結束,小販開始收檔,我跟老闆娘道別後便坐車前往桂林,回到繁華世界。羅素在《悠閒頌》說:

“I want to say, in all seriousness, that a great deal of harm is being done in the modern world by belief in the virtuousness Of WORK, and that the road to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lies in an organized diminution of work.”

這句話可謂深得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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