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唐行小姐 (一)

長崎歷史豐富:由赴日經商的葡萄牙人、荷蘭人,到幕末時代坂本龍馬等志士,長崎是別具啟發的地方;它也有悲慘的歷史,長崎原爆固然是人類歷史悲慘一頁,長崎「隱匿基督徒」的事蹟也是可歌可泣。在長崎街上走走,歷史故事差不多俯拾即是。但有一段歷史,卻不是那麼容易看見。

2013年到新加坡日本人墓地一遊,才知道日本明治大正時代「唐行小姐」(からゆきさん)的歷史(見新加坡探墳記(二)富國強兵的背後)。在日本朝富國強兵之路邁進之際,這些貧苦人家的女孩被販賣至海外當娼妓,過着屈辱的生活,養家甚至為國家賺取外匯,然後無聲無息的被遺忘。雖然想多了解該段歷史,惟可以找到的資料不多,看了一兩本書後便擱下。年初不經意到長崎,查看地圖時見長崎市附近的島原半島──「島原」這名字有點熟,赫然記起當年唐行小姐很多是來自島原和天草的窮家女孩,那兒會否有唐行小姐的印記?

理性院大師堂天如塔

根據網上資料,唐行小姐在日本現今留下的印記可能只有兩處,同位於島原。其一便是口之津,當年人口販子把貧苦女孩藏在運煤船底部,運到東南亞,位於島原的口之津便是主要港口,當地有一家小型博物館,內有唐行小姐的展覽。至於第二個地方便是島原市埋性院,那兒有一座由海外日本人捐建的佛塔,捐贈者便有不少是唐行小姐。一天走兩個地方,要坐鐵路和巴士,基本上就是繞島原半島一周。

大清早由長崎坐JR前往諌早,再轉乘島原鐵路到島原市。由長崎到島原差不多花了兩個小時,從島原駅步行往理性院大概二十分鐘,中途在一家餐廳快快吃過當地名物具物煮暖一暖胃後,便快步前往理性院,因為我還要趕巴士到口之津。

依地圖指示在町陌間行走,一座蔚藍的塔未幾便在眼前出現── 那便是當年由唐行小姐們出資興建的天如塔。塔的正前方有一塊由島原市教育委員在平成十三年(2001年)豎立的牌子,簡介此塔建於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是理性院大師堂第一代主持廣田言証所立,供奉由印度帶回來的佛像,天如塔建造有賴海外工作日本人捐獻,塔周邊的玉垣便刻有捐贈者姓名及居住地。結語稱,天如塔記錄了近代國民到海外工作的歷史,因此別具價值云云。

塔旁另一塊平成二十六年(2014年)豎立的牌子才明明白白提到からゆきさん,稱捐贈者大多數是廣田言証在東南亞遇到的「唐行小姐」,是日本國內唯一唐行小姐史跡。兩塊牌的不同描述,大概可知天如塔背後的唐行小姐歷史,還是近期才被承認。

這大概要歸功於民間的歷史愛好者。天如塔因日久失修,顏料脫落更有倒塌之虞。島原市一班有心人二零一三年成立委員會籌款修繕,務求保存唐行小姐在日本的唯一史跡,二零一四年完工。理性院大師堂天如塔修復委員會的facebook專頁,可以看到島原文化連盟舉辦有關天如塔跟唐行小姐歷史的講座。島原文化連盟委員長宮崎金助二零一一年在《島原新聞》撰寫關於天如塔與唐行小姐的文章,也有助公眾了解天如塔的歷史。

玉垣刻有捐贈者的名字、所在地及捐贈金額


天如塔有二百八十六根玉垣包圍,玉垣刻有一百九十二名捐贈者姓名、居住地及捐獻金額。我走馬看花看了一遍,有些捐贈者來自日本本土,但以客居異地者居多,名字右方刻有居住地的片假名。我辨認片假名譯寫外來語的能力一直低,且不少地名拼法與今日迥異,當中不少亦己改名,更加難以辨認:シンガッポウ是新加坡嗎?、一ポウ是馬來西亞宜保?ハイホン是越南海防?デレブラワン又是甚麼? 至於ラングン,我後來在口之津看到一張廣田言証在日本人墓地「施餓鬼」的照片,上寫有「ラングン」,旁用漢字寫着「蘭貢」,即今天的仰光。那麼多地名我能即時肯定的就只有フランス(法國)。有個全用片假名的名字旁邊刻了「フランス人」。大概是廣田言証在法屬印度支那遇到的法國人吧?為何會有法國人捐錢建佛塔?跟廣田言証有甚麼交往?想想實在有趣。

廣田言証的經歷也甚有趣。根據所能讀到的資料,他年輕時患不治之症,於是四度踏上「四國巡禮」之途,並出家為僧。皈依佛門後病癒,巡迴各地救濟世人,名聲遍島原,獲善信捐贈建立佛寺。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5月至12月,他到訪東北亞,然後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12月開始遊歷東南亞等地兩年半之久,終點站為印度。他足跡遍佈西伯利亞、中國、韓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印尼、緬甸,期間為日本僑胞辦法事,天如塔的告示版便貼了幾張廣田言証在新加坡等地的日本人墓地舉行「施餓鬼」法事的照片。

根據宮崎金助2011年在《島原新聞》撰寫的文章,廣田言証在東南亞遊歷期間遇到不少唐行小姐。唐行小姐多是來自島原一帶,見到廣田言証份外親切,向他傾訴心事。廣田言証也為在異地過着悲慘生活的唐行小姐帶來宗教慰藉。廣田言証回國後為供奉從印度帶回來的如來像,興建天如塔,獲善信捐贈4870日圓,相當於現今的5000萬至7000萬日圓。

「痛魂」-山田盟子

玉垣所刻的捐獻金額多只是五日圓,相當於現今的6萬、7萬日圓。宮崎金助稱,捐獻者多為唐行小姐,她們將辛苦儲蓄的錢捐給廣田言証興建天如塔,為的只是希望他朝在異地死去,靈魂也可以回到島原家鄉,安頓於如來佛旁。

我看着玉垣上的名字,當中有男有女,也說不出誰是唐行小姐。正如新加坡日本人墓地哪些才是唐行小姐的墓,要一一考證根本不可能。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當年有大批女孩被賣到東南亞當娼妓,東南亞的日本妓院都有相片和文獻可證;大正時代的廢娼運動文獻,以至唐行小姐的生前證言,都可以為證。

小人物的歷史無法一一還原,文學藝術卻將該段無數可憐人撰寫的歷史凝住。唐行小姐漸為世人所認識,要歸功於1974年電影《望鄉》。電影是根據山田朋子的著作《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改編。天如塔前的「痛魂」碑,上面刻有山田朋子的詩(但不知何故山田朋子的「朋」寫作「盟」):

ああ、紅怨の娘子軍
海を渡った からゆきたちよ
アジアに果てた 慰安婦たちよ
塔のある聖地に 来りて安らえ
合掌

疑幻疑真的原節子

鎌倉市川喜多映画記念館, 二零一三年

鎌倉市川喜多映画記念館, 二零一三年

鐮倉近年遊客為患,火車站一到周末便擠得水泄不通,喧鬧不已。但遊客是群居動物,他們只會聚集在某幾個地點,拍幾張照便作鳥獸散。只要朝人潮相反方向走;沿着火車路探索;或到住宅區胡亂轉;又可以沿着山坡小徑,為發現一家無人問津的神社或寺廟高興半天──鐮倉還是可以屬於一個人的。

之所以想起鐮倉,自然是因為原節子。十一月二十五日晚,日本各大傳媒突然發速報──說是「速報」也許名不符實,因為報道的已是兩個月前的事:原節子原來早已於今年九月五日死了。知道消息也無甚哀慟,反而是疑幻疑真──畢竟自一九六三年起她便消失世人前,不留一絲痕跡。

購自神保町的舊書刊

購自神保町的舊書刊

把原節子跟嘉寶相提並論在所難免:嘉寶拍最後一部電影時才三十五歲,原節子退隱時也不過四十二歲,兩人退隱之際事業還可以算如日方中,嚇得大家一跳。但這兩個東西方的傳奇卻又有不少差異。銀幕上的嘉寶一直冷若冰霜,一早頒下「 I want to be alone」的神諭,跟眾生保持距離;反觀小津電影世界裏的原節子溫柔婉約、善解人意,誰都希望有這樣一個妹妹、嫂子、女兒、母親。嘉寶除了少女時代在瑞典拍過廣告外,在荷里活謝絕一切應酬,宣傳訪問一概懶理,廣告更加不用說。反觀原節子倒是規行矩步,也是雜誌廣告的常客。她退場其實比嘉寶更震撼。

嘉寶退隱後還有狗仔隊拍到她的照片,照片雖然不多,但至少大家還可以肯定她不時在紐約街頭閒逛,真的活到八十四歲。但原節子一九六三年後便彷彿人間蒸發,半個世紀以來不傳一張照片,大家只知道她一直隱居鐮倉,卻從沒有傳出有人見過她之類的小道消息。直至十一月突然傳出她以九十五歲之齡逝世後,日本傳媒的報道仍然離不開一個「謎」字。原節子為何引退?有人說是因為白內障,也有人說因為兄長逝世打擊……小津影迷最愛的說法,便是因為小津一九六三年逝世。小津和原節子的關係又是另一謎團,原節子是小津的御用女主角,兩人又獨身,自然惹人遐想。

二零一三年是小津一百一十歲冥壽,慶幸當時剛好閑居東京,趕上東京和鐮倉舉行的小津紀念活動,後來更去了尾道一趟,追尋原節子和笠智眾的足跡。十二月某天,就在小津生忌(也是死忌)前,我去了一趟鐮倉。圓覺寺遊人依舊絡繹不絕,我快步走上山林間的墓地,探訪小津。吃飯後再順步到鐮倉文學館,看小津展覽。展覧展出了小津學生時代的書法、從軍時代的書信、手寫的電影劇本、還有滿佈小津纖細筆跡的手帳,當然不少得他的畫作。之後回到人來人往的八幡宮一帶,尋找找佇立在橫街的川喜多映画記念館。幾張原節子海報為我指路,一轉街角便找到了。川喜多映画記念館當時正辦原節子電影回顧展,順道展出原節子參演的電影海報,簡簡單單的展覧不消十五分鐘便看完。走這三個地方,想的是隱居鐮倉的原節子:她會否到圓覺寺拜祭小津?她會偷偷去鐮倉文學館看小津的展覽嗎?

這是我漫步鐮倉的一貫樂趣:那家不起眼的民房會否就是原節子的家?那位神秘兮兮的老太太,會否就是她?我有跟她擦身而過嗎?原節子死後,我在東京スポーツ看到一篇報道,記者走訪原節子的鐮倉舊居。照片所見,該間民房再也普通不過。鄰人說原節子深居簡出,對上一次遇到她已是三、四十年前了。記者更找到跟原節子同住的七十五歲甥,說原節子晚年跟普通人無異,躲在家中閱報看書看電視,又說原節子絕口不提影壇往事,沒有保留剪報,甚至連自己演藝時代的所有照片銷毁,跟過去一刀兩斷。東京スポーツ的報道有多少屬實,無從稽考,就當是原節子傳說又一章吧。

東京スポーツ說,原節子直至七十多歲還每年到圓覺寺拜祭小津。據其他傳媒引述道聽塗說,她也有悄悄出席笠智眾的喪禮。跟影壇一刀兩斷的原節子,還是跟小津的世界難捨難離。小津電影的「人生終歸孤寂」主題,不知晚年原節子會否又有另一番領會?我們影迷怎樣為溫柔婉約的原節子傾倒,原本便不怎樣關會田昌光事。但無論是原節子還是會田昌光,她死後的鐮倉,難免少了神秘。

鎌倉文学館,二零一三年

鎌倉文学館,二零一三年

新加坡探墳記(三)走向世界

在新加坡日本人墓地公園,先後遇上妓女軍人;墓園當然還有其他住客,連在新加坡的日本過客,墓園一角也有碑園銘記。芸芸過客中,我只認得孫中山先生的朋友梅屋庄吉:原來他也在新加坡開過影樓。這些住客或過客都是在明治維新後出國的日本人。不過直至1853年美國黑船抵達日本前,日本還是閉關鎖國。明治維新至二次世界大戰的翻天覆地變化,大概不是活在鎖國時代的日本人能預視的。

日本人墓地地圖上有關音吉的介紹。音吉移居新加坡的年份當為1862,非地圖上的1962。

日本人墓地地圖上有關音吉的介紹。音吉移居新加坡的年份當為1862,非地圖上的1962。

由閉關鎖國走到對外侵略之路,這段歷史還要多一位見證人才告圓滿。墓園有位半住客半過客的仁兄叫音吉,也是我踏進墓園第一位碰面的亡魂。說他「半住客,半過客」,是因為他不算墓園的「原居民」,而且一半遺骨已運返日本。墓園對音吉有極之詳盡的介紹,日英對照(墓園除了音吉和墓園歷史簡介附有英文解說外,其他說明一律只有日文)。我先看英文解說:John M. Ottoson?怎麼會有個英文名字?這名字已告訴你,這一定是個有意思的傢伙。

音吉(Otokichi)是尾張水手,14歲那年,即1832年,隨運米船「寶順丸」赴江戶。豈料遇上風暴,載着14人的商船漂至太平洋。這樣便在怒海浮沉了14個月,當船最後沖上美國西岸時,14人只剩下音吉和兩名同伴岩吉和久吉(三人合稱「三吉」)。三人上岸後先遭印弟安土著拘留作奴隸,後來被送到美國商人手上。西方當時正圖跟日本通商,希望音吉等人可以助一臂之力。音吉學了英語,又去過英國,足跡亦至澳門和上海。除了當商人詮譯外,也曾參與聖經翻譯工作。在西方耳濡目染下,音吉一直希望促使日本走向世界,惜事與願違,連他自己本人也遭國家拒諸門外。日本當時厲行鎖國,不讓音吉回國。可憐的音吉有次還要裝成中國人翻譯,才能隨英國人踏足故土。既然無法回國,音吉只好入籍英國,取了英文名字Ottoson(Oto-san?)。他後隨英國人到上海經商,於1862年搬到新加坡,成為首位定居新加坡的日本人,1867年病逝。

音吉死後一年便是明治維新,日本從此再也不一樣。他的兒子後來回日本娶妻定居,後赴台灣。至於音吉,後人一直不知他葬在何處,直至2004年才在新加坡一基督教墓園找到他的遺骨。遺骨一半帶回日本,算是還了他回鄉的心願;另一半則存於日本人墓地公園的納骨堂。

我不禁想,音吉的魂魄若遇上墓園的同鄉,閒話家常間,必對日本跟世界關係的變化驚訝不已:明治維新後日本不單開國,還致力走向世界,可是這走向世界的歷程卻是如此叫人難堪。先有一批批少女被哄騙到東南亞當妓女,為故鄉賺外匯,成為「富國強兵」下的首批犧牲者;接之而來的是日本軍人,在亞洲掀起腥風血雨……一個鎖國多年的國家,一旦走向世界,竟然變了頭怪獸,這大概是音吉無法料到的吧?

近百年的歷史,都濃縮在這優雅寧靜的墓園中,活生生的。遊人只要用心細看,應可從中學到甚麼。而我只想說很羨慕音吉,遊歷四方且可以自選姓氏,活脫脫的自由人,實在不錯啊。

新加坡探墳記(二)富國強兵背後

日本人墓地公園

日本人墓地公園


上文談過新加坡日本人墓地公園的日軍慰靈碑,但在這個始於1888年的墓園,那數百個墳墓更值得注視。歷史流於大事記式,大概只會記得某年某月誰打了誰一下,然後某年某月誰還了誰一拳。日期和數字的背後,卻是無數被遺忘的人。

墓園開創者是個兼營妓院的橡園主人二木多賀志郎。為了安葬客死異鄉的日本妓女,他把橡園部份土地劃為墓地。但這些姑娘們在這兒並不顯眼。跟墓園的日本兵不一樣,沒人為她們立碑紀念,她們也沒有驚心動魄的故事流傳。她們在世上的痕跡僅餘下散佈草地上的小石頭,一些小得隱沒在草叢中,幾乎看不見,一不小心就可能要給絆倒了。小石塊權充墓碑,上面似乎刻了「某某之墓」,有些還看到名字是甚麼「子」,有些只有片假名,但更多已無法辨認了。

若不是這墓園,我也不知道這段歷史。明治維新人人稱頌,日本年輕領袖在短時間內令日本搖身一變成現代化大國,先後打敗中國和俄羅斯:就算批評日本侵略史,也不得不承認日本的大國崛起是何等精彩。但明治時代「富國強兵」理想的背後,卻又有多少犧牲者?犧牲的總是低下層百姓,女性更吃盡苦頭。這兒的小石塊,正提醒我們「富國強兵」其實是怎麼一回事。她們是誰?她們都是明治大正年間由日本遠渡而來的妓女,被喚作「からゆきさん」(Karayuki-san)--字面意思即「唐行小姐」(有中文譯作「南洋姐」),意即「去了中國的人」。為何叫「唐行」似乎有很多解釋,我也說不準。她們固然有些前往中國,也有去俄羅斯,也有去南洋的。那些年有多少日本姑娘當「唐行小姐」,尚是個謎。日本外務省有海外日人登記紀錄,以妓女為職業的海外僑民人數以1910年最多,有19,097人。但妓女始終不是體面職業,數字真確成疑,有學者估計實際人數可能達3萬。新加坡有條 Malay Street,當年便是日本妓院的集中地。

山崎朋子的《 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後改編成電影《望鄉》)是首部探討這段歷史的專著,讀着當年10歲便被誘拐到婆羅門州的Osaki的故事,這段日本低下層女性的辛酸史讀來叫人既哀且怒。「唐行小姐」主要是來自島原、天草的農家女孩為主。逼良為娼的故事,差不多千篇一律。農民窮得三餐不繼,人口販子到來甜言密語一番,他們當然不會明言是招妓女,而是以海外高薪工作來行騙。對於三餐不繼的貧苦家庭,這有如希望之光,「唐行小姐」也成為小女孩的夢想職業。成人或其實早已心知肚明,但那些還不到10歲的女孩卻毫不知情,天真以為到海外當店員或女僕,想着可以賺錢養家,改善家人生活。她們滿懷希望登船,以為人生從此一片光明。日本到南洋的船程遙遙,為掩人耳目和節省旅費,人口販子多將這些女孩藏在貨倉,吃喝拉睡都在一處。捱過這艱苦旅程後,才發現等着她們的是妓院。

這些女孩已別無選擇,只好開始接客,賺錢養家之餘也奢望有天能還清妓院債務,贖回自由身。不過這談何容易,她們一抵達妓院便已經欠下人口販子一筆「交通費」和「食宿費」;到開始工作後,又要自掏荷包買和服和化粧品。賣東西給她們的雜貨商,往往跟妓院老闆合謀,抬高價格騙她們。她們於是一天就算接40名客人,債卻總是還不了。別忘記她們還要匯款回國,讓鄉間的兄弟買地建屋。關東地震,她們又要捐款賑災……對政府以至那些日夜想着要「富國強兵」的知識分子而言,這些女孩在海外為日本賺取外匯,正是國家走上富強之路的必需。福澤諭吉便曾稱,日本女性到那些經濟正急促發展的地方當妓女,有助國家在國際上站穩陣腳。這些女孩對日本「富國強兵」有多大貢獻?山崎朋子在《 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 引述入江寅次《海外邦人發展史》稱,西伯利亞海外日人1900年為日本賺取100萬日圓外匯,當中有63萬便是來自妓女。1926年《福岡日日新聞》一則報道亦提到妓女的經濟威力,稱島原海外妓女去年匯回家鄉的款項達30萬日圓。日本1915年向中國提出「廿一條」,南洋華人抵制日貨,為彌補外匯損失,日本政府更悄悄鼓勵唐行小姐「勤奮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如願強大了。政府為了國家面子,1920年開始取締海外妓女。領事把她們一批批拉上船送回國,把她們像貨物般運回長崎,然後任由她們自生自滅。「唐行小姐」彷如從來沒有存在過般。

政府過橋抽板,多虧她們才得以買地建屋的家人也鄙視她們。這些女孩回國後生活窮愁潦倒,孤苦無依。當然,更多女孩無緣返國,客死異鄉。她們大都不滿30歲便病死,留下的就只有一塊小石碑。新加坡日本人墓地公園埋了多少妓女?實在不得而知。墓園有關妓女的資料不多,唯一一個比較詳盡的介紹牌是關於一名妓院老闆的。墓園邊緣有幾座年代久遠的墓碑歪歪斜斜放着,日語資料牌介紹說,這是墓園最古老的「住客」、在馬來街經營妓院的老闆佐藤登滿及他14名員工。介紹牌說說他們都在1889和90年死去,一家妓院兩年死15人,想當年新加坡日本妓女死亡率應該也差不多吧。

日本人墓地公園格局跟日本本土墓園沒有多大分別,氣氛是那麼平靜詳和,環境是那麼綠意盎然。你要費點心神,在日式墓座之間、在青翠草地上看看那些錯錯落落的小石碑:石碑之下都壓着一把把被「富國強兵」口號遮蓋了的微弱聲音。

也許夜䦨人靜之際,我們會聽到石碑下傳出陣陣飲泣,細訴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前塵往事。

日本人墓地公園草地上,可找到不少這石碑。上刻文字多已不可辨認。

日本人墓地公園草地上,可找到不少這類小石碑。上刻文字多已不可辨認。

後記:回港後將照片上傳 Facebook,友人告之余秋雨有文章談過日本人墓地公園。因有關這墓園的中文資料不多,立即找來看。該文雖然提到若干歷史,可惜我往往分不清哪些是事實,哪些是文人想像、信口開河。該文或有文學價值,卻絕非可信賴的參考資料。

有關該墓園及「 唐行小姐 」的日語資料遠為多,可惜我日語還在幼兒班水平,主要還是參考山崎朋子著作的英譯本(該書譯者Karen Colligan-Taylor的導論也提供了不少資料)。至於日本戰俘部份,則參考了Romen Bose的Kranji: The Commonwealth War Cemeter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Dead一書。

新加坡探墳記(一):戰死者(下)

"They died for all free men"

“They died for all free men”

續上文:新加坡探墳記(一):戰死者(上)
克蘭芝陣亡戰士公墓離市中心頗遠。坐地鐵到Kranji後還得在烈日下再走十五至二十分鐘。這樣長途跋涉,終於看到聳立山坡上像機翼般的紀念堂建築了。克蘭芝陣亡戰士公墓遊人不多,當天只有我跟另外兩個西方遊客,還有園丁在工作,已算比日前遊日本人墓地公園「熱鬧」了。一踏進大門,只看見牆壁上簡單刻着「Their name liveth for evermore」─── 這是一句英聯邦戰爭公墓常見的銘文。

克蘭芝陣亡戰士公墓雖然1947年開始後接收士兵遺體(也即是日本戰俘悄悄為同袍修建慰靈碑之年),但當時墓地甚為簡陋;經過數年修整,公墓要到1957年才正式揭幕。墓地共埋葬了4458名二戰陣亡士兵,也有64個一戰陣亡士兵墓,還有850個無名墓碑。這數千個墓碑便在這綠油油的山坡上整齊排列着。

"Known unto God"

“Known unto God”

望着遍佈整個山坡的墓碑,想這些士兵生前已過着嚴守紀律的軍旅生活,死後也要這樣整整齊齊,視覺雖然不失美感,卻又叫人有點悵然。英聯邦戰士公墓的墓碑設計劃一,碑石設計及用料都經英國戰爭公墓委員會挑選。日本戰俘所建的慰靈碑滿是斧鑿痕跡,梭角分明,石上的刻字歪歪斜斜,戰俘的怒氣恨意盡在不言中。這兒的墓石早經細心打磨,墓碑刻字更是精雕細琢。每個都刻上漂亮的部隊徽章,接着是軍人名字、軍階、死亡日期及年齡,墓前更裁種了花朵。這樣漂亮的墳墓,倒叫人忘記戰爭的恐怖,更遑論恨意了。我在墳間穿插,看着一個又一個的陌生名字,偶爾會看到香港部隊的士兵,但也碰上不少無名墓碑─── 他們是誰只是「天曉得」–Known unto God。

山頂的Singapore Memorial牆壁共刻了24,000個士兵名字,有些是在馬來亞半島戰役中陣亡,有些是戰俘。戰俘當中有被日本送去修築泰緬死亡鐵路,一去不返;也有被日本押解到海外戰俘營途中遇難喪身大海。這24,000人來自不同種族,紀念堂外的牆壁也用上多種語言刻上:

「為一切自由人而死」

這是何等光榮。但我看着牆壁密密麻麻的名字時,只是想到這些最後只剩下名字和軍隊編號的英雄,大概只希望自由地為自已而活,而非為自由人而死。

墓園的另一處又有一面紀念牆壁,除了英文刻字介紹此紀念碑的由來外,中間直書一行中文,心想應跟華人有關,便走上前看看:

「此一九四二年被俘殉難英雄,暨十位佚名同志題名」

上面刻的名字全是華人姓名。我對太平洋戰爭史認識只限皮毛。翻查資料,原來日軍未攻陷新加坡前認定馬來亞半島的華人不是親中便是親英,擔心成心腹之患,於是英軍1942年2月15日向日本投降後僅三天,日軍便對新加坡華人社區展開搜補「反日份子」行動,命令18至50歲的華人男子報到以作「甄別」。大批華人被日軍載到偏僻處處決,史稱「肅清屠殺」(Sook Ching Massacre)。戰後,日本承認有6000華人被處決,但新加坡方面估計死亡人數在2.5萬至5萬之間(也有多達10萬之說)。戰爭公墓紀念的只限被日軍處決的69名華裔義勇軍。

我的思緒又回到日本人墓地公園中的慰靈碑。日本投降後,英國在新加坡設軍事法庭審訊日軍。針對肅清屠殺,英國只拘捕了7名要為屠殺負責的軍官,處決了其中兩人。我懷疑那塊據稱沾了「烈士」鮮血的慰靈碑可能就包括了當年參與肅清屠殺的戰犯。新加坡華人當時認為英國對日本戰犯的處理太馬虎,沒有伸張正義,甚為不滿。新加坡華人60年代曾掀起反日示威,要求日本倍償。日本最後賠償了事,新加坡跟日本的關係似乎亦未為此蒙上陰霾,這從日本戰俘所建的慰靈碑可以在新加坡安然無恙可見一斑。

無論是英國甚有氣派的戰爭公墓,還是日本戰俘建造的慰靈碑,都是歷史的印記。那「納骨一萬餘體」到底姓甚名誰,他們的命運是怎樣?除了化作「一萬餘體」的亡魂,日本人墓地公園還可找到不少有名有姓的二戰軍人墓。當天在佈滿小石碑的草地走着,看到一個黑的發亮的大理石墓碑,在眾多灰色石碑之間顯得份外顯眼。我讀着那墓碑上的金色刻字,墓主是一位兵長,碑背刻着「樟宜作業隊員/昭和二十二年九月四日殁/尼崎市出身行年廿二歲」,墓側寫着「近衛野砲兵第二聯隊」。他是被囚樟宜的戰俘嗎?是否也遭處決?

從軍南洋會員戰死者之墓

從軍南洋會員戰死者之墓

22歲,真正的人生才剛開始不久。可是他卻已當了兩年戰俘,為的是可笑不過的「大東亞共榮圈」。我不知道日本墓園埋葬的日軍最年輕的是多少歲,但在克蘭芝戰爭公墓,最年輕的陣亡士兵只有16歲。根據紀錄,他從軍時才不過14歲。「為一切自由人而死」?一個十多歲的孩子會懂得甚麼?

我常常在墓園遊走,總是戰死者的墓園最令我沮喪。無論看着「惡貫滿盈」的侵略者,還是「為一切自由人而死」的勇士,戰爭的荒誕感總是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