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巴爾幹半島,首次跟東正教相遇。在Novi Sad附近的Fruška Gora,走馬看花的參觀了三家修道院。在Manastir Novo Hopovo,剛碰上禱告時間,站在教堂後,聽着教士頌經,雖然一個字都聽不懂,但很舒服。修院的教堂都是精緻的藝術品,滿牆壁聖像是東正教堂一大特點。聖像那些維持了數百年的姿態和眼神都有點怪怪的,但那難以言喻的奇怪卻反而較天主教堂雕塑更吸引,更惹人思索。
Manastir Novo Hopovo
東正教堂壁畫的聖經故事有些是聞所未聞,教堂命名的聖人也多未曾聽過。這是因為東正教的聖經跟天主教和新教有異,塞爾維亞東正教史跟民族史亦已合二為一,聖人大多是民族英雄。貝爾格萊德的Hram Svetog Save (Temple of Saint Sava)所紀念的便是創立塞爾維亞東正教會的 St.Sava。該教堂由一八九四年開始計劃興建,一九三零年代動工,但工程幾經波折,我去年九月去到時,外面看來宏偉非凡,但內部仍然施工中,這倒沒有影響絡繹不絶的信眾。教堂選址於亦有典故。當年土耳其人揮軍入侵,為打擊塞爾維亞人士氣,竟將St.Sava的屍首起出來燒掉,教堂現在的位置便據說是當時燒屍的地點。
Hram Svetog Save
東正教堂可以說是塞爾維亞人的搖籃。科索沃獨立,最令塞爾維亞心痛的便是失去那兒的東正教堂。我在科索沃Prizren,看見一座東正教堂Church of St. George Runović。門外貼有通告,警告嚴懲破壞者。乖乖問准守門的女警後探頭進去,一股刺鼻的油漆味道撲面而來。原應掛滿聖像的牆壁白得發亮,空空如也。那是一座建於十六世紀的東正教堂,據說收藏了一批十四世紀的聖像文物,但大部份已在二零零六年衝突中被燒毁。
這到底是甚麼地方?電影可能告訴我更多。九十年代南斯拉夫內戰,我剛剛開始看電影,躲在戲院裏舒適地看着這個火藥庫。像是山雨欲來(Before the Rain, 1994)、八方火藥庫(Bure baruta, 1998)、緬懷南斯拉夫好日子的沒有天空的都市(Underground, 1998),當然還有安哲羅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望(Ulysses´Gaze, 1995)。這些電影印象都淡忘了,尤利西斯的凝望似懂非懂的看過去,但其中一幕卻深印腦海:婦人坐主角的順風車越過邊境(回家還是探親,早已忘記了),到達目的地卻發現已面目全非。她還是拿着行李下車,一個人站在死寂的大街上,環顧四周燒焦的建築物,不知往哪兒去。為甚麼這幕給我印象那麼深,我也說不出所以然。
內戰結束了,科索沃也獨立了,南斯拉夫也從新聞退隱。《經濟學人》早時談到所謂Yugosphere,稱前南斯拉夫共和國最近已加強聯繫合作, 又漸漸走在一起了。前南斯拉夫民族如能放下仇恨,自然可喜可賀,但若不明白十多年前南斯拉夫何以一夜之間淪為殺戮戰場,人類恐怕還是走不出歷史的循環。六十多年前, Rebecca West 在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形容南斯拉夫是人類悲涼歷史的縮影,如能弄明白南斯拉夫的恩怨情仇,大概明白人類的命運。但單是弄清事實亦是困難重重。 Rebecca West曾指每個在巴爾幹半島的外國人心目中都有個 Pet People,在他們各自的論述中,Pet People總是近乎聖潔的受害者。這番判斷放在戰後南斯拉夫仍然很妥貼:塞族人在西方新聞中總是大壞蛋,雖然每個民族都有參與殺戮,但卻唯獨塞族戰犯得享頭條待遇。
“I want to say, in all seriousness, that a great deal of harm is being done in the modern world by belief in the virtuousness Of WORK, and that the road to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lies in an organized diminution of work.”
Recent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