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 Pillars of Wisdom

看國際媒體如何詮釋是次巴黎騷亂其實也很有趣。昨天法國《解放報》便提及英國《獨立報》對法國不留情面的攻擊(《獨立報》一連幾天也在批評法國)。《獨立報》對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嘲弄一番，控訴法國政府不理會新移民死活。那個標題是這樣的：

LIBERTÉ? French Muslims banned from wearing headscarves in school.
ÉGALITÉ? France’s non-whites twice as likely to be unemployed.
FRATERNITÉ? French government admits integration policies have failed.
RÉALITÉ: Riots erupt for eleventh night.

另外，《解放報》駐華記者Pierre Haski提及中國內地對巴黎騷亂的看法，有些意見真叫人哭笑不得：例如有網民說法國政府要向中國政府學習，至於學習甚麼當然不言而喻……

英 美傳媒很關心是次騷亂，排除一些幸災樂禍的心態不談，他們不約而同都指出法國新移民政策的失敗，認為法國應改變政策 (例如考慮positive discrimination/affirmative action)。有些報道分析未免偏頗，Juan Cole今天便對一篇失實報道作批評也順道談及自己對是次騷亂的看法(“The Problem with Frenchness”)。 但是次騷亂是否表示法國模式失敗，而應考慮美國模式？這想法未免過份簡單了。面對外國說三道四，法國人也開始回應這些批評。如今天法國中東研究學者 Olivier Roy便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部份報道的誤解，呈清是次騷亂跟伊斯蘭其實沒多大關係，並進而指出法國所面對的問題其實並非法國獨有，而是所有西方國家 都會面對的。(“Get French or Die Trying”)另一位法國學者Antoine Audouard同日亦在《紐約時報》撰文分析是次騷亂及法國的社會問題。(“The Revolt of Enn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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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005: 今早到以色列新聞網站Haaretz一看，該報竟將法國騷亂跟巴勒斯坦的Indifada等同起來，急不及待將法國內部問題無限上綱(這跟美國某些人的思考邏輯非常一致：阿拉伯裔青年騷亂–>伊斯蘭–>拉登、阿蓋達)；又以一貫技倆將巴勒斯坦的解放運動醜化成暴亂。如此混淆視聽，實在叫人憤怒。

巴黎一直是香港人的旅遊熱點，最近在巴黎發生的暴亂卻鮮受到關注(新聞片段當然有，報上也可讀到些由若干外電拼湊而成的「報道」，但這並不是我心目 中的新聞)。你可能會說，香港人向來不關心國際新聞已不是甚麼新鮮事。你不關心中東，理由是中東從來不在你日常生活中出現；但你經常到巴黎旅遊，又喜歡吃 法國菜，家中也收藏了不少法國名牌，你對巴黎發生的事竟又可以漠不關心。

旅遊發展局經常強調香港是「國際大都會」，其理由只不過是在香港可以找到各地美食(不過是香港變種)，也有不少世界名店林立。無可否認，物質上香港的確叫人眼花撩亂；但一翻開報章，你就會發現所謂「國際大都會」只不過是笑話一則，毋須太認真。

法國社會問題近年日趨嚴重，今次暴亂只是積壓已久的問題一次爆發而已。內政部長兼下任總統熱門人選Sarkozy能否安然渡過是次危機固然是焦點(據今天《解放報》報道，態度強硬的Sarkozy已為千夫所指)，但法國會否因此全面檢討種族政策才更值得關注。(例如向來被認為「不法國」的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會否提上議程？)

Mathieu Kassovitz (就是「天使愛美麗」Le fabuleux destin d’Amélie Poulain 那位男主角)在1995年導演兼編劇(也有份演出)的La Haine(Hate, 港譯：怒火青春)是探討巴黎市郊社區問題之佳作。電影只是三名青年(分別是阿拉伯人、猶太人、黑人)廿四小時內的遭遇，但已帶出很多社會問題，如市郊的居住環境、警民關係、種族問題等。想看看浪漫巴黎的另一面，這齣電影是不錯的選擇。

上星期才提到小布殊表示學校要教Intelligent Design，小布殊的蠢話一如所料引起軒然大波，看來美國又要來一次”Inherit the Wind” 的大辯論了。老天，幹嗎這班人老是不進化的﹗

請參看BBC的有關報道： Bush weighs into evolution debate

這個E-word不是甚麼粗口字，而是Evolution：對某些人來說，這個字眼仍是禁忌，說不得，說不得。

今早翻看《經濟學人》(30/7/2005)，其中一篇有關美國教育的報道，真有點叫人「大開眼界」。該篇報道題目是 “Intelligent design rears its head”，是有關最近反進化論借”Intelligent Design”回朝。拒絕進化論的理由當然是宗教理由(也只可能是宗教理由)：因為根據《創世記》，上帝是創造了兩個人，而不是兩隻猩猩。儘管自1987年高院就Edwards vs. Aguilard 一案的判決已規定學校不得宣揚創造說(Creationism)，因為這有違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學校一直對進化論三緘其口，支支吾吾：據2000年的一項調查表示，全美國只有十個州份深入講解進化論，六個州份只是粗略一提，多達十三個州索性不教授。

Kansas 的Board of Education為了制衡進化論，建議老師在講解進化論時要加上「可能」之類的字眼，並要強調不少化石發現跟進化論所說的不符。至於Pennsylvania則正在討論在進化論以外多一項選擇(當然是變相創造說了)讓學校教授。其中Dover已發出指引，要求老師要指出進化論的問題，並要教授其他理論，包括但不只是Intelligent Design。這個指引很明顯違反了不得教授創造說的規定，所以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官司會於九月開審。

Intelligent Design其實就是創造說，而且也老掉牙得很。簡單而言，就是指出我們的世界很多運行規律、事物的構造都是很精密的。因此這設計背後一定有一位睿智的設計者，而這位設計者就是上帝。一位基督徒朋友曾向我熱心傳教，問我知不知道若地球跟太陽的距離改變了少許，地球就會不存在。這些「精妙構造」的事實很在乎你如何詮釋，比如我就會指出：「對，所以我們的存在都是偶然的。」而且所謂「精妙構造」，我想大家隨便也可以指出地球有哪些不精妙的地方，這裡也就不多言了。

我想宗教信仰跟科學研究是兩回事，不應混為一談。生物課當然只能教授能被驗證的科學理論，而不是用來宣傳宗教信念。美國大部份人至今仍然不接受進化論，甚至要千方百計阻撓學校教育，這實在叫我這個局外人難以理解。這又叫我想起一齣1960年的美國電影Inherit the Wind。電影改編自二十年代的真人真事，一名老師因教授進化論而被起訴。控辯雙方律師在宗教、自由等議題唇槍舌劍，十分精彩。

後記：八月二日《華盛頓郵報》的標題：Bush: Intelligent Design Should Be Taught. 當下的反應是：小布殊本人已是Intelligent Design的一個有力反證了…

後後記：不過Intelligent Design論者也可以指出，白痴的構造其實相當複雜的，所以可以推論出其背後一定有位聰明的設計師。

只要對中東史有點認識的人，都不會對今天中東的亂局感到陌生：只不過翻雲覆雨者由大英帝國變了美國而已，而其手法亦沒有半點不同。俗語所謂「太陽之下無新事」，實在再也正確不過。

美國密西根大學的歷史系教授Juan Cole有一個名為Informed Comment 的 Blog，專門評論中東局勢，深入淺出。他豐富的歷史知識對把握中東局勢很有幫助，同時也提供一個新的角度去閱讀小布殊的外交政策。這些歷史背景及分析當然不會見於香港傳媒：香港傳媒只會以死屍的數目及美國的重視程度來決定一則中東新聞的重要性。

七月十七日的文章 (請按這裡)名為「布殊有干預伊拉克選舉嗎？」文章不長，但卻可謂是對一眾為伊拉克民主選舉叫好者的當頭棒喝。文章以上世紀初伊朗民主政府為例，民主政體不能抵抗外敵，而政客只是外國的鷹犬而已。民主既然反而令伊朗遭外國勢力操控，那麼為甚麼要民主？伊朗國民對此現象忍無可忍，轉而支持Pahlavi獨裁統治。這些歷史的教訓能告訴我們甚麼？倘若民主沒有完善的制度配合，國家不能獨立自主而只能俯仰美國鼻息下過活，則所謂「民主政體」只不過是為美國利益服務的一場把戲而已。但為了這場把戲，伊拉克人民卻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昨天得悉倫敦遇襲後，貝理雅發表演說，強調絕不會讓恐怖份子破壞「我們的價值」、「我們的生活方式」。我聽罷的第一個反應是：你們在中東不是大肆破壞他人的價值和生活方式嗎？

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記者Robert Fisk是我最敬佩的新聞工作者。Robert Fisk 是中東報道的權威，批評美國外交政策及西方對回教國家的抺黑不遺如力。客觀報道絕非等如麻木不仁，而筆鋒帶感情也絕非表示不客觀：他的文章往往將客觀報道及評論協調得恰到好處，極有說服力。他深入被遺忘的國度採訪，常常揭示西方主流傳媒不知道或不欲知道的事實。2003年伊拉克文物在英美聯軍默許甚至鼓勵下遭大肆破壞，正是他的報道引起了廣泛注意。

Robert Fisk今天在《獨立報》寫道：
It is easy for Tony Blair to call yesterdays bombings “barbaric”, of course they were, but what were the civilian deaths of the Anglo-American invasion of Iraq in 2003, the children torn apart by cluster bombs, the countless innocent Iraqis gunned down at American military checkpoints? When they die, it is “collateral damage”; when “we” die, it is “barbaric terrorism”.

這番話可謂對貝理雅的演辭最強而有力的回應。我們固然會哀悼倫敦爆炸的死者，但也不要忘記某些地方每天所遇到的恐怖比倫敦爆炸有過之而無不及。而這些地方所遭到的刼難有多少又是西方國家的傑作。恐怖分子絕非如貝理雅或布殊所說旨在破壞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請不要將政治問題轉成文化問題或甚至是道德問題。他們只想奪回自己的生活方式，價值，土地，而除了恐怖襲擊之外，他們已無路可走。拉登說得很明白，他們只是要對付要把回教國家趕盡殺絕的「十字軍」國家。如果你跟布殊一夥，你就預計了人家把你當作敵人。

我不是要恐怖襲擊說話。要知道，恐怖分子不一定都是蓄鬍子，穿長袍，手執《古蘭經》的；恐怖分子更多是穿著整齊軍服，配備精良，滿口上帝聖經的。若譴責襲擊倫敦的恐怖分子，我們也沒有理由姑息英美聯軍在伊拉克的所作所為；若哀悼倫敦遇襲的死難者，我們就更沒有理由不為伊拉克無辜喪生的平民討回公道——除非我們認為人類的價值是有等級之分，除非同情心與公義只是對自己人才有效。

當報章電視滿佈倫敦遇襲的影像時，更要張開眼睛，看清楚周遭的世界：世界絕不只得美英兩個國家。

昨天法國對歐洲憲法進行全民投票，結果一如所料，Non壓倒了Oui，向希拉克澆了一盤冷水。如不少評論指出，這個Non絕不單純，不能單單將之詮釋為法國不再支持歐洲的證據。除了少數極右派堅定反對歐盟外，大部份都是不滿歐洲憲法所勾勒的歐洲，至於借機向希拉克政府施下馬威那就更加不用說了。

希拉克不久之前還把non說成「阻住地球轉」，給人罵得狗血淋頭。法國人永遠反叛，他們不認為為了偉大目的便當放棄獨立思考，唯命是從。急如熱窩上螞蟻的希拉克，也得讚揚法國人在討論歐洲憲法表現出對政治前所未有的關注。這大概不是愛講「以大局為重」、「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國人所能了解的。

法國人這聲「不」不會把歐盟喊倒，但卻肯定把「老油條」希拉克的政治壽命喊短了。

最近，Frank Capra的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 (1939)在英美傳媒又熱起來，皆因filibuster又成為美國政治的焦點。起因是布殊提名若干跟他「臭味相投」的法官。(保守派當然會看成「香味相投」。)民主黨屬少數派，眼見國會必定會通過提名，便蘊釀用filibuster辦法來阻撓。共和黨當然不會坐以待斃，便持著多數黨的地位威脅收緊filibuster的規則。(可參考BBC四月份的報道及分析)最後，民主共和兩黨達成共識，不會用filibuster來阻撓提名，而filibuster這個美國傳統亦得以保留(可參考BBC的報道)

所謂filibuster ，那就是用長時間發言來阻撓對法案進行投票。乍聽起來就知道荒謬得很，那就是明知投票一定會輸，便使詭計來阻撓，務求一拍兩散，相當不君子。進行filibuster從朗誦莎士比亞到食譜以至電話簿都有，最長的一次「個人表演」長達廿四小時，乃1957年Thurmond企圖阻撓民權法案通過。至於最長的一次filibuster亦是針對民權法，1964年在一干議員接力下，成功將立法延遲了八十七天。最廣為人知的filibuster卻不是歷史事件，而是電影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儘管我相當喜歡Frank Capra 的電影，但這部電影實在糟得很——雖然James Stewart演得很好。Jeff Smith的幼稚(天真?)委實叫人難以忍受；而那「美國精神」的陳腔濫調亦叫人起疙瘩。(美國人的愛國主義絕不下於偉大祖國。)Slate今天便有一篇評論Filibuster及這齣電影的雜文，相當有趣，有空不妨一閱。(請按這裡)

假若香港的立法會也有filibuster，必定會為沉悶的香港政治生色不少。

(有關美國國會filibuster的歷史，請按這裡。)

日本二戰期間的所作所為遠不如納粹德國般廣為人知；再加上中國形象向來不討好，國際媒體都紛紛質問中國民眾的反日示威是否只是中共策劃的一場戲，進而抺殺反日浪潮的意義。(可參考《紐約時報》的報道)

國 際媒體的觀察是對的，今天中日關係之陷入低潮，絕非歷史問題那麼簡單。對中共來說，歷史向來都是為了政治目的服務；倘若日本不是跟美國簽訂台海防衛協 議，不是跟中國爭資源，民間的反日活動必遭中共以「顧全大局」之名禁制。但必須說清楚的是，要求日本面對歷史是理所當然的。就算中共借反日情緒另有所圖也 好，就算中共自己也不敢面對歷史也好，這亦無損此要求之正當性。中國民眾將「反日本軍國主義」與「反日」混為一談，這是愚昧；中國知識份子卻有責任將事情 的理據申明，而且亦要時時警覺，避免淪為中共政治遊戲的棋子。

要回應國際輿論的質疑，中國知識份子該理性地將事件陳述，避免情緒化的反 應。事實上，中日戰爭的一段歷史，往往夾雜著情緒；再加上中共愛借該段歷史誇大功 勞，並進行愛國教育宣傳，我們實在不能理直氣壯地說中國對中日戰爭的陳述便是最正確的，如南京大屠殺的死亡數字便一直眾說紛紜。當然，死亡數字的多寡並不 損大屠殺事實的分毫；但無根據的誇張卻予日本右翼史家口實，指責中國人誇大日軍暴行。上期《經濟學人》有專文分析中日關係，其中建議值得中國知識份子參 詳。該文指出中日歷史問題可參考法德兩國的做法：二次大戰大戰後，法德共同商議歷史教科書有關兩國關係的部份，以求達致共識。中日史家為何不可以理性討論 歷史問題呢？

當 然，中日之所以不能平心靜氣討論，是因為兩國在今日的國際舞台上已是互不相讓的對手。中國民眾期求國家在各方面都勝過日本，是很自然的反應(就正如法國人總希望球隊 擊敗英格蘭一樣)，但民族主義的禍害不得不慎防。上文提及政治遊戲的棋子，便是指這方面而言。足球場自有其規則，國際政治舞台上亦然。要知道，中日兩國爭霸並 不是民眾的事，也不是知識份子的事。除了涉及大是大非的問題外，兩國爭雄的遊戲就交由中日兩國的政客玩吧。

因為 Ian Buruma 的文章，我跑去借了他去年的新書來看，書名是 Occidentalism。

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Ian Buruma, Avishai Margalit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大概是要跟「東方主義」抗衡罷，這本書題為「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 副題 是「敵人眼中的西方」(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敵我分明，毫不含糊——可想而知是對針對西方(實是美國)的 恐怖主義的反思。雖然副題如斯「敵我分明」，但該書實是希望打破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因而舉出大量史實來證明今日西方敵人的思路其實並不新奇，而是自古 有之，甚至源於西方。這份苦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其背後的假設則未免幼稚，而且更犯了東方主義的毛病。「西方主義」這個新詞其實大可不必。全書結構未見清 晰，其論點亦未足以證立其「西方主義」的論旨。

何謂「西方主義」？作 者並未有下定義，而且亦沒有充分的理論舖陳。作者在開首強調並非所有對西方的批評都是西方主義，只有將西方非理性地化約為非人才為西方主義。但在論述的過 程中，他又把所有對現代性的批評都冠以occidentalist一詞。將所有對西方(其實是西方文化中的某些面向)的批評都視作「西方主義」或其濫觴， 則大概只有毫無保留的擁抱物質主義，資本主義，自由民主主義才 是將西方「人性地」看。除此之外，當中 的「西方」究竟何所指亦欠交代：「西方」一詞在書中是多變的，若在伊斯蘭主義者的脈絡，「西方」指歐美；但作者討論其他史實時，「西方」又排除了德國或俄 羅斯，而專指英法。觀乎首章，此書之寫作本懷既是受當代反西方者的啟發，那麼「西方主義」的楷模乃是當代伊斯 蘭主義者對西方文化的諸種指控。作者希望以史實勾勒出「西方主義」，以指出當代的「西方主義」實在歷史悠久，並非當代反西方者無中生有。作者對「西方主 義」的史實卻不是依地域或時序描述，而是分為幾個主題：控訴城市的欺詐，嚮往簡單而人性的生活；不滿民主制度催生的平庸主義，而希冀英雄主義；蔑視物質主 義，追求精神的超脫；不滿理性的霸權，而嚮往精神密契。這些思路在西方思想史上屢見不鮮，例如馬克思主義，德國浪漫主義，以及諸種宗教思想。作者便就著 這幾個主題舖排相關的思想史實，並指出該等思想跟東方(主要例子是日本，及近代伊斯蘭主義者)反西方思潮的關係。

但 是，這些史料可以說明了甚麼問題，作 者卻未有深入討論，起碼，理論層次的討論很薄弱。欠缺明確的理論架構，造成史料是多了，但編排卻有點雜亂無章，擔當的理論角色也十分含糊。作者引用了不少 鮮為人知的歷史例子，欲指出針對西方的言論實是來自西方：例如伊斯蘭主義對西方的指責即來自馬克思以及諸多對現代性的批評。而日本二戰時期對西方的批評， 雖然聲稱乃日本傳統，實際上亦是汲取了西方浪漫主義思潮對日本傳統的再造。毋庸諱言，作者的引例的確揭示了鮮為人注意的面向，但將對西方的批評一概視作源 於西方則未免難以令人信服。以日本為例，明治維新高舉的日本傳統實是經過重新詮釋，這樣說並沒有甚麼問題，面對不同處境而重新詮釋傳統以為本國的文化注入 活力解決當前問題，實際上並不罕見：中國人便是最喜歡託古的民族：遠至有孔子點化三代，近有康有為的《孔子託古改制考》。日本汲取了西方思想來塑造自身傳 統，但作者卻誇大了西方的影響。這個錯誤跟將日本的改革完全看成是日本的傳統並無二致。這又引出該書的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過份強調西方思想對東方的影響。 作者似乎忽略了東方文化也可以發展出對西方的批判，而無須待接觸到西方文化的自我反省後才懂得批評西方。

作 者對「西方主義」的界說儘管不盡成 功，而且其問題不少，但其意圖卻是善意的。其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今日的恐怖主義者的反西方的宣傳實際上並 不新鮮，因為那些說法也可以在西方思想中找到。那麼今人在對抗恐怖主義時，應歇力避免落入二元對立之窠臼——無論是東方對抗西方、文明對抗野蠻、正義對抗 邪惡也好 ——因為二者之間並無清楚界線。作者若 能專心寫好該段思想史而不急於鑄造新詞，則其意旨或更能突現。但是，把東西方的衝突(實際是伊斯蘭世界與美國的衝突)僅 僅看成文化衝突未免將事情簡化。作者一開始便排除了政治因素，認為無論美國政府有甚麼行動都不影響反西方者對西方的觀感——對中東歷史略知一二的都會知道 此判斷何等荒謬。拉登等人的反西方宣傳沒有多少人當真，因為那只是對抗西方政治及經濟上操控中東的武器而已。他在哪裡學到這些「西方主義」 並不重要，是甚麼導致他選擇將西方妖魔化才是最重要的。若一直迴避這個問題，則對「反西方」的意識形態之追本溯源也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