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 Pillars of Wisdom

前言
近代捷克老是被強國壓迫：先有奧匈帝國，然後是納粹德國，最後便是老大哥蘇聯。可能正是這段經歷，捷克文學及電影反省個人如何面對集體壓迫特別深刻。這種反省並不只停留在個人如何被強權壓迫得苦不堪言，而是進一步剖析人性弱點，獨特的歷史事件一下子具備普遍性，能夠勾起共鳴。

跟德國電影反省二戰時的沉重不同，捷克顯得輕盈得多，對強權來說簡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強權其實不怕你沉甸甸地描述苦難，最怕就是你笑。只要一笑，那就是說你已經不再驚恐，還拿什麼來嚇你？

大街上的商店 (Ján Kadár, Elmar Klos: Obchod na korze/ The Shop on Main Street, 1965)
納粹屠殺猶太人很難叫人笑得出。《大街上的商店》比97年意大利電影La Vita è bella (港譯：一個快樂的傳說)更早採用喜劇手法去處理納粹大屠殺，也比後者震撼、深刻得多了。以大屠殺為題材的電影多如牛毛，要不就描述猶太人的慘況，要不就歌頌人性光輝。但我們似乎都忘記了，這場悲劇除了受害者、英雄和惡棍外，更多的是旁觀者。

年初看 Judgment at Nuremberg，法官震震有詞地指責那些面對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就手旁觀。沒有親歷其境的人自然總可以站在超然的位置上品評一番。但撫心自問，換了是你，站在集體瘋狂前，你敢為猶太人挺身而出嗎？

《大街上的商店》發生在1942年的斯洛伐克 (我們所稱的「捷克」，在1993年以前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現今為兩個國家)。主角Tono 就是一個尋常老百姓，就算不喜歡傀儡政權，日子還是得過且過。Tono 一天被委任為猶太老太 Lautman鈕扣店的 “Aryan controller”，準備接管她的店舖。但由於如何解釋也無法令老太太明白，鈕扣店亦似乎生意難做，便答應接受猶太長老的薪水，以店務助理的名義待在店裏，好保護老太太。老太太對其身份懵然不知，在其眼中，他只是一名糊塗的店務助理，卻是個很棒的木匠。老太太待他有如兒子般，兩人都糊里糊塗，鬧出笑話連篇。

但只要一看他們處身的時代，那溫情便叫人慨嘆不已。老太太仿如小孩，完全不知猶太人大難臨頭；Tono 雖然不知道政府突然召集所有猶太人的真正原因，但卻隱然覺得不妥。Tono個性較柔弱，甚麼也沒所謂，雖然一直不喜歡傀儡政權，但也僅僅對廣場上那座巴比倫塔留露鄙夷之色而已。可是身邊的老太太卻令他不能繼續置身事外：要麼奉政府命令將老太太交出；要麼保護她，換來 white jew 的惡名，被警察抓去。

電影最後隨着 Tono 的內心爭扎到達高潮，也是最扣人心弦的一幕。Tono到老太太店借宿一宵，打算保護她，以防她第二天早上溜了出去。但第二天，當他從櫥窗看到廣場上被政府召集的猶太人時，他猶豫了。兩難處境迫得他發瘋，最後決定迫老太太離去。兩人在店內追逐爭扎一輪後，廣場上的猶太人早已被送走了。Tono鬆了一口氣，慶幸自己最終沒有出賣老太。此時，Tono看見警察妹夫步近店舖，情急之下， 他將老太推進雜物房，豈料卻錯手殺了她。

Tono 最後上吊自殺與其說是因為錯手殺了老太，倒不如說是因為自己一刹那淪為納粹魔爪內疚。 Tono 本來不相信政府的宣傳，也深明猶太人此行凶多吉少；但為了自保，他卻向着老太太說着那些謊言：你去吧，過些日子你便會回來。他們要你這個老太婆幹麼？沒事的，你只是一個老太婆，他們很快便讓你回來。他遊說的不僅是老太太，也是自己無助的靈魂。

納粹屠殺無辜猶太人固然恐怖，但強迫普通人變成幫凶，箇中的恐怖實在不遑多讓。當一個人連做一個有良知的普通人的權利也沒有時，他還可以如何自處呢？

鏡頭沒有交代 Tono 死去，反而以夢境結束：Tono與 Lautman 化身成紳士淑女步出小店，廣場上的巴比倫塔不見了，取而代之是樂隊演奏的舞台。類似的夢境在電影中也出現過一次。個人的不幸解決不了，唯有逃到夢想世界聊以安慰。

上次談《柏林阿歷山大廣場》的觀影經驗，說的都是放映配套問題，今次則正正經經談電影了。

撇除那些插入字幕卡不談(也無從談起，如前所述，有九成我是看不到的)，《柏林阿歷山大廣場》的故事其實並不難明白。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柏林，失業高企，百物騰貴。要在柏林生存，男盜女娼是最佳選擇。偏偏 Franz 卻發誓要誠實做人，又加上其他因素，結果換來連串悲劇。

罪與罰
德國人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文化根基深厚的德國竟淪為殺人狂魔爪牙，對德國新一代來說委實難以接受。納粹罪孽成為每個德國人的原罪，德國新電影亦每見反思。《柏林阿歷山大廣場》第一集的題目便是 “The punishment begins” 。主角 Franz Biberkopf 錯手殺死女友而入獄，劇集便是以他刑滿出獄講起。Franz 雖然決心洗心革面做人，但女友之死卻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殺人一幕更在劇中反覆出現。Franz 受罪孽所困找不到出路，甚至越積越多，最後法斯賓達只好在夢境中把他釘上十字架，為一切罪孽來過了斷。

Franz刑滿出獄，站在監獄門前遲疑，獄卒着他千萬別回頭。大千世界叫他暈眩，這時他雙手掩着耳朵，唱起愛國歌曲 Die Wacht Am Rhein 來。(看過《北非諜影》的應該會對這支歌有印象)個人站不穩，只好投向集體，這便是納粹得以興起的因由。但Franz由始至終都是一個人作困獸鬥，無論納粹黨還是幫會都不參加。他不關心政治。戴上納粹臂章，站在地鐵站販賣納粹刊物只不過為了生活。朋友不喜歡他便不賣了。他又跟人家出席政治集會，但一邊聽一邊卻在夢遊。他若肯加入幫會或什麼黨，他的命運或許不同。

社會的錯？
一提法斯賓達，自然便離不開痛苦。電影場刊引了法斯賓達一番說話作註腳：

In Berlin Alexanderplatz, Franz Biberkopf is a person who wants to believe that a human being can be good even within the society in which he lives, that human being -whom he considers to be good by nature, just as I do - could be good even inside society which I consider to be bad… (this) I do not believe.

似乎法斯賓達把 Franz 的不幸歸咎於他人單純，但社會太壞。的確，《柏林阿歷山大廣場》中的人際關係全都因為當前的社會狀況變了質。在《柏林阿歷山大廣場》中鮮可以找到正常的關係，所有關係都是物質先行。Franz 的女友 Meize 是 Eva 利誘回來照顧 Franz ；Franz 的老友 Meck 可以因為幫會利益而置 Franz不顧。

人們很喜歡說：「這是社會的錯。」但我沒法子說 Franz的痛苦是社會的錯，或是因為他太單純。從錯手殺害女友一刻開始，他便不斷製造罪孽。他因為太信任 Otto而間接出賣了一名寡婦；接着他又因為太信任 Reinhold 而害死了女友Mieze。出賣寡婦倒可以說他錯信好人，但 Mieze 之死卻完全是他自己一手造成。Franz 受苦不是因為太好人，而是他的執迷，近乎病態的迷戀 Reinhold。

兩個男人之間
電影最好看的便是 Franz 跟 Reinhold的關係。 Reinhold 是個徹頭徹尾的怪人，甚至每次出場都令人覺得很不舒服。兩人欲拒還迎，Franz願意為 Reinhold接收女朋友，甚至被他害至斷臂亦毫無怨言。兩個人在互虐，但又完全不形於色。

跟這兩個男人的曖昧關係相比，Franz 跟兩個女人的關係完全被比下去了。法斯賓達明顯較花心思處理兩個男人的關係，男女關係在電影中都顯得膚淺。Eva與 Mieze 都是 Franz 一生最重要的女人，但兩者都沒有看穿他心意的本事。Mieze 跟 Franz 看得我有點毛管直豎，因為 Mieze 單純得可怕。(法斯賓達那段說話放在 Mieze 身上才真合適。)她可以毫無顧忌地跟 Franz 表白喜歡了另一個男人，但繼續留在 Franz 身邊。她以為自己誠實，卻險被 Franz 打死。Mieze 對 Franz 來說是戰利品多於一切。Mieze 失蹤後，他陷入瘋狂，似乎是因為太愛 Mieze。但當 Eva 告之 Mieze 被殺的消息時，他立即狂笑，不停的說：她沒有離開我﹗

Franz 的痛苦不在他立誓要誠實做人，而是在於他無法誠實。Reinhold 殺死 Mieze，令 Franz 瘋掉。因為4年後，他又殺掉自己的女友；他知道殺人的雖然是 Reinhold，但 Reinhold只是執行了他心所想的：寧可殺死她，也不要讓她離開﹗

當別人的痛苦只是一則新聞
看《柏林阿歷山大廣場》最深刻的便是 Franz 閱報時喃喃地讀着一些「有趣」的新聞；而電影亦不時傳來法斯賓達的聲音，讀着跟故事無關的新聞報道。這大概是原著的特色，據說小說用了很多城市的聲音來構作城市，而我們捕捉城市，新聞報道和影像自然是少不了。

斷了一隻手臂的Franz 讀着報章一則新聞說一名父親把兒女淹死，大笑不已。酒吧老闆Max斥責他不應拿別人的痛苦來當笑料。但當你看到 Franz 的慘況時，你又不得不同意他實在需要比自己更慘的人聊以安慰。新聞對於一般人來說亦只不過是娛樂。在報上看到人家的慘事，或一時觸動了惻隱之心，連忙捐錢什麼的，然後便心安地將之拋諸腦後(畢竟我捐了錢呀﹗)，生活還是如常。人家的痛苦，我們永遠無法真正感受到。

Franz 最後究竟如何通過一連串夢境「解脫」，我其實不太明白，我反而覺得導致最後解脫的是別的東西。Franz 在女友被殺後在報上看到自己的照片，連4年前的兇殺案也被記者找出來報道。這個纏擾他一生的罪孽，到最後原來只不過是頭條新聞的一則花邊。若以看報紙的心態來看自己的一生，生活便不會如此沈重。

前言：這篇東西絕非《柏林阿歷山大廣場》的評釋，而是我9月19日至23日期間觀看《柏林阿歷山大廣場》930分鐘的歷險記。若你要看影評，那就請移玉步了。

耐力大考驗
法斯賓達的《柏林阿歷山大廣場》(Berlin Alexanderplatz)原是 Alfred Döblin 1929年 的小說。我沒有看過原著小說之餘，連一點認識也沒有；而劇集更長930分鐘，絕對是耐力大考驗。我亦深知德國電影絕不易消化，一口氣買下五場戲票也算是勇氣可嘉。劇集看完了，情節也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只是細節還是不明所以。錯在我事先沒有做做功課，亦錯在我當年選擇學法文，而非德文。

但體力不支才是最大問題。這套電視片集較適宜在家中看影碟，可以一晚看一集，慢慢消化。今次主辦單位將十四集分開五次播放，每次三集，三個小時；最後兩場都放在同一天，共長七個小時。到最後一場時，我真是險些兒虛脫；再加上最後一集基本上是法斯賓達的夢囈 (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 My dream of the dream of Franz Biberkopf”) ，沒有理路可循，看得很吃力。

捕捉那一刹那的字幕
看外語片追字幕是家常便飯，但我從未試過追得如此痛苦。人物對話若錯過一兩個字，倒也沒有什麼，因為你可以根據前文後理推敲。可是，若那是跟畫面沒有明顯關連的旁白，那就只有死盯着字幕了。《柏林阿歷山大廣場》的旁白很多，而且大都跟故事無直接關係(可能有關係，但我連理解那些旁白都有困難，當然更不用進一步詮釋了)，有些似乎是當時的新聞、有些是《聖經》、當然有更多是我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更可恨的是，銀幕經常插入白底黑字的卡片 (就像默片的字幕卡)，白色字幕頓變隱形。白底白字，就算我眼力再好也難以看見。有些看得見，也是拜字幕印得不好所賜，可以憑着字母邊緣的陰影依稀辨認出來。大部份時間我只能待轉到下一幕，字幕尚未消失之際趕快看。

痛苦得最精彩？
電影場刊說《柏林阿歷山大廣場》「是法斯賓達最痛苦的一部作品，而且是痛苦得最精彩的作品」。法斯賓達痛不痛苦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這是我看電影以來最痛苦的一次。

不過，看完930分鐘，怎樣也有些想法的，我正在整理有關筆記，稍後請大家指教。若你亦曾跟我在香港科學館渡過930分鐘，不妨留個言分享一下。

德國電影新浪潮過去了，電影場刊有這麼的一句：「電影不是看來娛樂的﹗」可謂一語中的：德國新電影的確不是看來娛樂的。特寫下片言隻語，記錄一下零碎的印象。

我對德國電影的認識基本上是零。個人第一齣德國電影是舒倫多夫 (Schlöndorff) 的「錫鼓」(Die Blechtrommel/ Tin Drum, 1979)，是我初次接觸電影時在看的，印象尤其深刻，可惜今次沒有選映。(我還保留着當年的宣傳單章，96年太空館，主辦單位是歌德學院，票價只是35大元﹗十年來的通漲倒真厲害。)

後來也因為藝術中心的電影節目看了些法斯賓達 (Fassbinder) 、荷索 (Herzog) 及雲．溫達斯 (Wim Wenders)，但都不怎樣投緣。這兩年又陸續看了些德國早期電影，卻愛上表現主義所營造的異常世界。看Fritz Lang、FW Murnau 等人的默片，那些佈景和鏡頭就算今天依舊叫人歎為觀止。

我不知道「異常」是否德國電影鍾愛的主題。表現主義愛以吸血鬼、瘋子等邊緣人為主題，並用誇張的佈景及光暗對比來營造人物的心理狀態。德國新電影雖然不再拍吸血鬼，手法亦比表現主義沉實得多，但「異常」卻依舊。溫達斯的「歧路」(Faische Bewegung/ Wrong Movement, 1975)，主角碰到的都是奇人奇事；法斯賓達的「柏林阿歷山大廣場」(Berlin Alexanderplatz, 1979/80) 雖然似乎很寫實，但整體氛圍卻又詭異得很；荷索的「侏儒叛逆記」(Anch Zwerge haben klein angefangen/Even Dwarves Started Small,1970)很超現實，但你在當中卻又找不到有什麼誇張的拍攝手法。鏡頭只是默默地將侏儒的瘋狂呈現，直叫人慘不忍睹。

看「侏儒叛逆記」很難不想起 Tod Browning。Browning 在1932年拍成的Freaks 。兩者同樣看得叫人不寒而慄，但荷索的「侏儒叛逆記」所創造的世界絕不討好，叫人煩厭。在 Freaks 一片中，一眾侏儒及殘障人雖然令人不安，但看下去，電影最惹人討厭的卻是兩個正常人。「侏儒叛逆記」沒有侏儒與正常人的對揚，有的只有侏儒跟正常尺碼睡床和電單車的對揚。每個侏儒都是討人厭的傢伙，尤其那位一直人云亦云的Hombre (左圖)，那把毛骨悚然的笑聲看完電影後久久揮之不去。

「侏儒叛逆記」講述一班侏儒被困在某與世隔絕的地方，一天起來造反，而且取得成功。電影沒有解釋那是什麼地方(監獄？精神病院？)，電影甫開始便是造反成功後的發展，觀眾見證着侏儒如何一天比一天瘋狂。我們看着他們虐待豬隻、把猴子釘十字架、開動車子在院內不停打圈、破壞一切。連所飼養的雞隻也發狂，互相追着啄食。觀眾不禁問：荷索究竟想怎樣？電影節的節目簡介說那是表達反戰訊息，恕我看不出這樣的訊息。我看到的只是一個瘋狂失序的世界，對我來說這只是一齣恐怖片。你會問吸血鬼電影想表達什麼訊息嗎？

電影末段，Hombre 不斷狂笑，鏡頭右前方一頭駱駝欲跪下來但又不旋踵，如是者在笑聲的烘托下不斷屈膝站立。我不曉得那想表達什麼，但那幕叫我不安得很。

由「九一一」說起
我們這代人無時無刻都被影像包圍，八九六四和九一一大概就是迄今為止最深刻的影像。這兩個日子，很多人都記得當時身處何方。五年前，我正在家裏寫論文，突然傳呼機響起來，說有飛機撞向世貿中心。當下反應便是：不是嘛？機師喝醉了嗎？立即開電視看，頓時目定口呆，連新聞報道員也不知說什麼好，鏡頭映着兩幢冒煙的大廈，新聞報道員反覆地說：大家看到的不是電影畫面……

全球很多人都同步見證着「九一一」：第二架飛機是怎樣撞向世貿中心的、被困的人如何絕望地從高處跳下、兩幢大廈最後怎樣倒下來，灰飛煙滅。所以當聽聞有人要開拍「九一一」的電影時，我當下反應便是：拍來幹什麼？我們還需要電影告訴我們「九一一」是怎麼回事嗎？任憑你怎樣鬼斧神工，電影怎樣也比不上五年前那一幕震撼。一直提不起勁看「聯合93」(United 93)。不看，並非因為認為電影「發死人財」或「歌頌美國英雄主義」，而是覺得，「逼真」其實只是低層次的追求，我們看電影大概都是期待一些別的東西。

鏡頭以外
「九一一」翌年，十一名來自不同國家的導演以「九一一」為題材拍成十一部短片，組成「他們的九一一」(11′09”01)(imdb/ allocine.fr) 。我覺得這類反思電影比純粹案情重組的電影有意思得多了。有好幾齣短片不約而同訴說他們的故事都被「九一一」蓋過了：中東彷如家常便飯的暴力、波斯尼亞的戰爭傷痕、還有智利的「九一一」……

我們都悼念九一一的死難者，因為他們跟我們太多相似之處，每天如常上班，卻全無預兆的慘被屠殺。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目睹慘劇發生。

惟鏡頭之外人世間還有多少慘劇？只是因為我們看不見，便連提也不提了。

往關塔那摩之路
或者正是出於這個考慮，Michael Winterbottom的 The Road to Guantánamo便用類似紀錄片的手法去重組三名英籍巴基斯坦人被關押關塔那摩的經過，務求令觀眾「看得見」。電影讓三位受害人現身說法，並輔以新聞片段，希望喚起世人的關注。

電影最有意思的地方便是用新聞片所呈現的真實來跟三人的遭遇作對比。新聞片還不是真的嗎？那是電視台深入阿富汗拍攝的呀，還有假的嗎？影像的確假不了，但單憑影像我們就能了解正發生的一切嗎？記者站在北方聯盟的監獄前，說被囚的都是塔利班極危險的戰士；每一個有血有肉的個體在新聞片裏只是被化約成「一班被囚的恐怖分子」，觀眾大概不會再關心這群人。新聞報道儘管讓我們「看得見」，但那又如何？光看而不深究，還不是徒然？更甚者，排山倒海的影像和報道可能只鞏固了我們先入為主的偏見(阿富汗那些都是恐怖分子；影像正「證實」了這個信念)，叫人越遠離真實，亦令人麻木。

有些評論指電影只是三人一面之辭，又說三人到阿富汗的過程疑點重重。我實在沒時間去追查這段歷史，但就算這三個人「很可疑」，這也不是把他們無了期關押的理由，更不要說虐待了。電影只是想從那三個人的角度去描述這件事，至於其他角度？電影已剪輯了美國總統布殊和國防部長Rumsfeld的陳腔濫調呀﹗大家還聽不夠嗎？如果讀者一定要我作「平衡報道」的話，那就引一段Rumsfeld關於關塔那摩的一番話吧：

“There i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it is humane and appropriate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Geneva Convention for the most part.” (引自2002年BBC關塔那摩的報道)

Struggle for civilisation
那邊廂電影竭力逼近現實；這邊廂現實中人則努力游說世人，我們的世界就像西部牛仔片，一邊是good guy ，一邊是 bad guy ；又或像科幻片「天煞：地球反擊戰」(The Independent Day) 般，人類文明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布殊發表「九一一」講話，借「九一一」來為反恐戰辯護，今次更把反恐戰說成是「捍衛文明的鬥爭」(struggle for civilisation) 。捍衛文明說得可沒錯，在布殊等人利用恐懼去先發制人、寧枉無縱，借「反恐」之名慢慢蠶食人權自由的價值時，我們真是要站起來，捍衛人類文明的價值。布殊和貝理雅這對難兄難弟，言必「我們的價值」、「我們的生活方式」，但他們知道嗎：拉登等恐怖分子摧毀不了我們的價值，價值通常都是我們自己動手摧毀的。

延伸閱讀：
learnedfriend: 下一站，關塔那摩
張翠容：活着就好
Michael Winterbottom on The Road To Guantánamo

先談一點個人歷史。第一次看 La Nuit américaine　（Day for Night, 港譯：戲中戲/日以作夜) 是在藝術中心看的，但當時播放的版本卻是英語，叫人看得不是味兒。不久，影藝上正場，宣傳單張強調不會發行錄影帶或影碟，這說法果然有效，因為我在戲院看了兩遍。宣傳單張倒沒有騙人，電影其後絕跡香港。杜魯福回顧展雖然一連辦了兩次，但唯獨未見這齣電影芳蹤。據說由於版權問題，這個我可不知道了。

La Nuit Américaine是有關拍電影的苦與樂。關於拍電影的電影，荷里活也拍過不少，例如Singin’ in the Rain、The Bad and the Beautiful。拍電影絕非好玩的事情，Singin’in the Rain記的是由默片過渡到有聲電影的艱苦歲月，The Bad and the Beautiful 故事如名，拍出美麗的電影，背後卻可能是醜陋的人與事。但始終電影人還是樂此不疲，你可以說是因為想名成利就，但要成名倒不如找點容易點的事來做嘛　（現在資訊科技發達，出名機會多的是）。真正理由可能就是因為拍電影可以創造另一個世界。La Nuit américaine甫一開始便是一條普通的法國街道，突然傳來導演一聲 “coupez!” 我們才知道那原來是片場。街道上每個路人甲乙丙都經過悉心安排：那是一個井然有序的世界。

杜魯福在電影中跟愛將Jean-Pierre Léaud 說的一番話最能道出拍電影的理由。Léaud 飾演的Alphonse因為女友在電影拍攝途中跟英國特技人遠走高飛，鬧情緒罷演。杜魯福唯有出言相勸，強調電影比人生重要：

Je sais, il y a la vie privée… mais la vie privée elle est boiteuse pour tout le monde. Les films sont plus harmonieux que la vie, Alphonse. Il n’y a pas d’emboiteillages dans les films, il n’y a pas de temps morts. Les films avancent comme des trains, tu comprends, comme des trains dans la nuit. Les gens comme toi, comme moi, tu le sais bien, on est fait pour être heureux dans le travail…dans notre travail de cinéma.(我蹩腳的譯文: 我明白有私生活，但所有人的私生活都一團糟。電影比人生和諧得多了。電影沒有塞車，也沒有悶場 。電影就像黑夜開出的列車般前進。你也明白得很，你我是註定要在拍電影過程中得到快樂的。)

卡繆《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有個章節探討反抗與藝術的關係，細節忘記了，但大意是說藝術的誕生正源於世人總是期求世界有意義，但世界對於人們的渴求只是保持沉默。書中引用了梵谷的一句話，特別印象深刻，大意是說，世界只是上帝未完成的草稿，因此藝術家便努力改善這張草稿。(本想找書來印證，但找來找去都找不着，是時候要收拾書櫃/堆了。) 電影正是這樣。當然，不少電影都充斥着悶場，但那些悶場大都有理由可講，有意義。但現實人生一日廿四小時不知有多少無聊時刻。電影若拍攝一個人呆坐一小時，你可以說那是導演想表達人生的苦悶；但若我在這裏呆坐一小時，大概並非為了表達什麼。(先排除我在表演「行為藝術」的可能。)

可是人卻總是活在世界之中。無論我們多不喜歡，多希望創造另一個世界來取代它，我們做夢同時，總不能把現實拋諸腦後。杜魯福在電影中飾演導演，在片場埋頭苦幹拍攝一部倫理悲劇。導演是什麼呢？杜魯福告訴你，那就是人人都向你發問的角色。杜魯福飾演的導演愛電影成癡，連晚上做夢都是想着電影，但他並沒有說：「我要拍一齣驚天動地泣鬼神的電影。」他只關心如何在有限的資源和時間下把電影完成。他用騎馬作比喻，一部新片開拍初時你總期待可以享受沿途優美風光；但不久你就會開始着急：能到達終點嗎？觀眾先是看見酗酒的女演員老是記不起對白；一名男演員失戀罷拍；一名女演員精神崩潰；最後是一名男演員意外身亡．．．．．．

拍電影雖然說是做夢，但畢竟跟關上門發白日夢不同，夢境能否實現還有賴一班人合作。為什麼要拍電影的第二個理由大概便是享受拍電影的過程。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因為一部電影而相聚，我想杜魯福大概會說，拍電影遇上那麼多可愛人兒 (也不要提那些既漂亮又有個性的女主角了)，就算困難重重又算得上甚麼呢？

講到電影界，自然少不得這些「閒言閒語」：某某酗酒、某某私生活不檢點、某某……這些「指責」也在電影中反映出來，但杜魯福表現出一貫包容的態度：演員也是人，跟一般人一樣也有自己的煩惱，為何非要用放大鏡看他們不可呢？

我想，每個愛電影的人都應該感謝他們，感謝他們為我們創造了另一個時空，讓我們暫時忘記現實煩惱。

最後，特別值得一提，小說家Graham Greene (下圖左)在本片也客串了一角，雖然只得一句對白。

前言：當無論本地新聞還是國際新聞都叫人洩氣的時候，唯有逃到電影世界去。其實早在今年復活節時便想寫這齣電影來應節，可是嘛復活節又是電影節，復活節只好靠邊站了。無他，皆因我早已過了吃復活蛋的年紀。

說起歌舞片，中文片名「風馬牛不相及」的程度向來叫我捧腹。最初看歌舞片，單看TCM的節目表並不知道哪部是歌舞片。後來得出一些心得，就是那些片名又花又春的便十居其九都是歌舞片。經典歌舞片 Singin’ In the Rain 中文片名是「萬花嬉春」； Meet Me in St Louis 是「火樹銀花」；On the Town 是「錦城春色」，而這部 Easter Parade 則叫「花開蝶滿枝」/「萬花錦繡」 。

別給片名誤導了，Easter Parade 並不是發生在農莊或花叢(你硬要說Fred Astaire 「臨老入花叢」也未嘗不可)，而是1910年代的紐約市。直至現在，紐約每年復活節仍然在Fifth Avenue舉行巡遊。然而，復活節巡遊並非電影的主題，只是一個時間標記。男女主角初相識便在街頭碰見復活節巡遊；一年後，二人便手挽手一起參加巡遊了。

這部電影是 Fred Astaire 跟 Judy Garland 唯一一次合作，單是這個理由便值得看了。更何況，歌曲出自Irving Berlin 之手，既有輕鬆好玩的歌曲也有感情真摯的抒情調。Berlin 的音樂相信不用多介紹。每年聖誕都會聽到的White Christmas便是出自他手筆。

Don Hewes (Fred Astaire) 跟Nadine Hale (Ann Miller) 是一對ballroom dancer， 但一天Nadine 決意另謀高就，拆伙求去。 Don 要找拍檔，要證明自己有點石成金的能力，什麼女孩子經他訓練都可以媲美Nadine ，結果便隨便挑中餐廳歌女 Hannah Brown (Judy Garland)。Don立即着手改造 Hannah，除了舞蹈訓練外，還要徹底改變衣着造型，連名字也要改成具歐陸風味的 Juanita。但改造計劃並不成功，首次演出更頻頻出錯。Don 終於意識到犯了錯誤，亦發現了Hannah 的歌唱才華。他旋即改變演出模式，讓Hannah做回自己，一展所長，結果二人演出大受歡迎。與此同時，Hannah 愛上 Don ，但 Don 卻似乎念念不忘 Nadine。Nadine 一直情迷 Don 的老友兼富家子 Johnny(Peter Lawford) ，但後者則單戀 Hannah……

你也可以料到，歌舞片總是大團圓結局。情節是似曾相識了，但看歌舞片從來都是尋開心而已，更何況這齣電影對白以及歌舞幽默好玩，是一流的娛樂。舞台表演諸如Fred Astaire 的 “Stepping out with my baby” 以及Ann Miller 的 “Shaking the Blues Away” 精彩自然不在話下，但我更喜歡那些融入日常生活的歌舞。Fred Astaire 在玩具店的 Drum Crazy便是佼佼者 (上圖)。Fred Astaire 為了令男孩放棄他看中了的白兔玩偶，便出盡法寶向男孩推介錫鼓。Fred Astaire 厲害的地方就是不管舞伴是什麼也可以跳得出神入化，就算是幾個鼓也不例外。

Fred Astaire 與 Ginger Rogers 一對紳士淑女翩翩起舞已成影史佳話。若你看過兩人早期歌舞片 Top Hat，一見Judy Garland以 Ginger Rogers 的造型登場必然會心微笑。(見上圖) 兩人毫不合拍，看着Fred Astaire 如何衝破那身羽毛搜尋 Judy Garland 的手；看着她身上的羽毛不斷飛脫，錯漏百出的演出原來比完美演出毫不遜色呢﹗(據說當年Ginger Rogers 的羽毛裝也給 Fred Astaire 不少麻煩。)Judy Garland 雖然是歌舞片巨星，但怎樣也跟淑女沾不上邊。到兩人扮成流浪漢唱 A Couple of Swells (下圖)，雖然簡單，但卻樂趣無窮。你也可以判斷，Judy Garland/Hannah Brown 究竟是哪個形象才可愛。Judy Garland 愛極了這身打扮，後來她在演唱會也愛以這扮相出場，儼成她的標記。

至於歌曲方面，Judy Garland 的歌藝不用我多花唇舌。Peter Lawford 的歌聲雖然一般，但我實在喜歡他在雨中邂逅 Judy Garland時唱的 A fella with an umbrella。除了這類輕鬆佻皮的曲子外，抒情曲如 It only happens when I dance with you；哀怨的 Better Luck Next Time 也是繞樑三日的歌曲。我一面寫這篇文章，便一面聽着電影soundtrack。要決定選哪首歌放在這兒給大家聽實在是難題，唯有只放三首吧。(不日刪除。)(已刪除)

見思存拿出十二年來四場「兩生花」(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 台譯：雙面薇若妮卡)的戲票來炫耀，立即翻箱倒篋，結果也找出九六年那五張奇斯洛夫斯基戲票。其實早已沒有收藏戲票的習慣了，現在看完戲，戲票通常拿來當書簽。早年留下的戲票連同電影場刊卻原來一直好好收藏着。

九六年原來看了很多電影。六月在大華看完五齣奇斯洛夫斯基後，九月便到藝術中心「奇斯洛夫斯基早年作品選」，十月便輪到區域市政局辦「法國新浪潮電影精選」(當年看戲真便宜，才只不過十八大元﹗)。九六年可謂我的電影啓蒙年，那年認識了奇斯洛夫斯基、杜魯福、伊力盧馬，結果便一直喜歡到現在，從沒變過心。

九六年那場「兩生花」，記得好像放映初段中斷了，其實我本來不太肯定是否發生過這樣的事，留言問思存，思存非常肯定的說是。可惜大華戲院那場是不設劃位的，否則大家還可以看看當年是否就坐在附近。

那實在很「奇斯洛夫斯基」。十年前大家並不相識，十年後多得互聯網，發現原來我們當年曾經在某個時空一起共同渡過了九十分鐘。

七月十五日，坐在戲院裏，好不容易等主持人說完話，關了燈，大家屏息以待。但等了數分鐘，銀幕還是漆黑如也，叫我不禁想起十年前在大華戲院的遭遇。電影終於開場了，當電影音樂響起來時，雖然已看了很多遍，心頭還是莫名的感動。

喜歡奇斯洛夫斯基，但我卻一直沒有怎樣談及他的電影，只談過No End ，以及不算奇斯洛夫斯基的 Heaven。那可能是因為他的電影深深打動了我，既然說得上「打動」，那涉及的都是很個人的理由，所以不想多說了。我常常說，喜歡一部電影很多時都跟自己的經歷有關。那些人人都說非看不可的經典，若怎樣也無法「接通」，我倒認為沒有必要強迫自己喜歡。不是說好電影沒有客觀標準，但喜歡與否卻是很個人的事。

何況，奇斯洛夫斯基電影實在不好談，因為那細膩筆觸一落入言荃便會味道全失。奇斯洛夫斯基厲害之處便是能把那種在日常生活中一瞬即逝的感觸用影像補捉起來。「兩生花」的故事乍聽起來是多麼荒誕不經，但電影說的可能都是世人的心事，說得老套或肉麻一點便是「尋找另一半」，說得哲學一點便是「存在的虛無」。無論說得怎樣天花亂墜，終究也比不上銀幕的一刹那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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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盃過後，收拾心情。
我向來不甚喜歡那些生怕你看不懂的電影，Crash (港譯：撞車)擺明車馬探討種族主義問題，活像教科書，自然難討我歡心。

這齣電影活像一本探討種族主義的教科書，可能是《種族主義經典案例》之類吧。電影除了探討種族主義的諸種面貌外，另一個主題就是好人也會做錯事，壞人也不一定泯盡天良。道理雖然老掉牙，但當然不一定不好看，可惜電影闡述這題旨的手法卻只叫人苦笑，亦談不上有甚麼深刻之處。

電影有一個貌似複雜的敘事結構，但這種機關算盡的故事舖排卻並不討好，有流於堆砌之弊。輪流登場的人物亦彷如樣板人，都彷彿為了闡述電影主題而生。

以兩名巡警的故事為例，一連串的巧合及人物心理刻劃都欠缺說服力。老差骨是個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者，一晚跟新丁巡邏，藉故為難一對黑人夫婦，更當着丈夫面前對妻子上下其手，滿足淫慾。電影又告訴我們，該名老差骨是名孝子，因為老父受病魔折磨而承受極大的痛苦。他對有色人種的怨恨原來是因為老父善待黑人卻沒有好報。翌日，黑人太太遇上車禍，被困車廂，那位老差骨搖身一變為好警察，奮不顧身拯救她。黑人太太被救出後跟他遙遙相望，仇恨也告化解了﹗

我只能說，我欣賞導演及編劇的善意，但恕我無法接受電影闡述題旨的手法。電影那不停的「種族主義、種族主義」實在叫人吃不消。

相較之下，Michael Haneke 執導的 Caché (Hidden, 電影節譯作「隱藏的恐懼」，現在電影上正場卻變了「偷拍」，味道全無。) 沒有「來，我們一起探討種族主義﹗」而戲中人也不自覺自己遇上的是種族主義問題。我上次已談過，種族主義只是Caché其中一個主題而已，但處理手法卻遠較 Crash 出色。

種族歧視已甚少明刀明槍，而是隱藏着。那些公然的歧視行為大家都知道不對，可資討論的並不多，但隱藏着的成見才更可怕，而且亦較難說得清。Caché 中的夫婦都不是我們所理解的種族主義者，Anne在看過Majid跟丈夫對話的錄影帶後，不認同丈夫的說法，相信Majid不是恐嚇者。但當兒子放學後失蹤，她也跟丈夫一樣，立即把Majid認定為綁匪，並支持丈夫通知警察把Majid父子抓起來。這當然可以解釋為愛子心切，但當中有沒有一些先入為主的成見左右呢？可能有，可能沒有。現實世界中的種族歧視問題便是這樣難以判斷。

上文已說過，Crash 的「複雜」僅在於其多線交錯的敘事結構，每個故事獨立去看時便驚覺貧乏得可以，人物心理描寫亦欠說服力。幾個故事分別擁有訊息極明確的結局，最令人啞然失笑的莫過於Sandra Bullock的角色摔了一交後靈光一閃，發現家中的拉丁裔傭人才是真正朋友。我也希望世界民族大團結，但若是摔了一交後便有如此效果，那只有在童話世界才可能出現。

Caché 的結局是一個看似不明所以的結局。我們看到不同族裔的學生在放學，更看見 Georges 的兒子跟 Majid 的兒子在聊天。有人說，這是個樂觀的結局，期待種族之間的恩怨可由下一代化解。或者真是如此，但我想指出的是，這樂觀的調子並非訴諸童話故事的手法，而是通過現實中一個再也平常不過的時刻來隱然指示出路。不同種族的人聚在一起可能會發生衝突，但也可能增進彼此了解。未來會怎麼完全視乎我們採取什麼態度；天堂與地獄之分就往往存於一念之間。

我可不希望這裏會荒蕪一個月(原因還用說嗎﹗)，所以連續一周乘兩場之間的空檔完成這篇。

我對黎巴嫩的了解只限皮毛，A Perfect Day (港譯：完美的一天) 是我首齣黎巴嫩電影，不過這齣電影就算是不懂得歷史也無礙欣賞。電影的故事很簡單，只是兩母子一天的經歷。母親想跟兒子分享感受，但兒子卻自有他的煩惱，所謂「代溝」相信你我都不陌生。

我喜歡導演不刻意，僅追隨主角的目光去呈現貝魯特。觀眾既看見貝魯特寧靜的一面，又看見五光十色的夜生活，亦隱約看到城市嘗試掩蓋的傷痕。整個貝魯特像一個謎樣的城市：當主角心不在焉駕車時，旁人揮舞黎巴嫩國旗擦身而過；鄰居有警察在守候；工地一天發掘出屍體。電影只是默默地呈現一切，沒有解釋。

貝魯特遊走於過去的傷痛與未來希望之間，而這也在一對主角身上反映出來。影片主角是一對相依為命的母子，Claudia及Malek。這天對Claudia來說是要悼念的一天，因為她跟兒子決定到律師樓宣佈失蹤15年的丈夫死亡。跟很多黎巴嫩人一樣，丈夫在內戰期間失蹤，Claudia過去十五年一直在等待，直到一天終於決定接受丈夫已死的事實。但宣佈至愛死亡卻是一件很難受的事情。Claudia視兒子如命根，希望能跟兒子一起渡過這天。但兒子不理會她，她只好孤單地留在家裏收拾丈夫的衣服，豎起耳朵聽着車輛駛過的聲音：她曾經說，過去15年來她一直在留神聽，期待丈夫一天駕車回來。儘管宣佈了丈夫已死，但她還是在等待。

Malek對母親的痛苦漠不關心，因為女友Zeina要分手，他為此精神恍惚，整天就在追尋女友的下落。跟一般年青人一樣，他對國家前途、過去不聞不問；或者不是真的不聞不問，而是想遺忘。背着沉重的歷史包袱並不是有趣的事情。他可能並不是真的喜歡Zeina，只是她可讓他全情投入，不用理會身邊的事情。這種心態其實也很常見吧﹗Malek患渴睡症，隨時睡着，我猜想這其實是隱喻，但我對黎巴嫩不熟悉，還是無謂過度詮釋了。

在半島新聞網站看到有關倫敦阿拉伯電影節的舊聞，有意思的是提到阿拉伯電影人應如何拍電影來反映阿拉伯社會面對的問題而不會落入窠臼，變成只會討好西方觀眾(這條線其實很難拿捏得準，問問中國導演和中國觀眾便知道)。本片導演Khalil Joreige 說：「來自我地區的電影不是處理婦女問題，便是伊斯蘭、恐怖主義。但我只想拍一些在我生命中發生的事。」處理恐怖主義的電影，可能五十年後便已經不再相干(是我過份樂觀嗎？)，真正感動人心的電影總得跟人類的普遍情感關連起來。我想這齣電影做到了。

本文開首說，就算不懂歷史也無礙欣賞便是指此而言。不過，我相信，若懂得這個國家的歷史必能大大豐富這次觀影經驗。看來我要惡補一下黎巴嫩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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