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 Pillars of Wisdom

最近一切都陷入膠着狀態，思考緩慢，動作遲鈍。逛唱片舖看見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港譯：獨行俠決戰地獄門)的電影原聲大碟，立即買下來，因為我急需一些振奮人心的音樂，好從谷底反彈……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是我首齣 Sergio Leone。其實我一向不太喜歡西部片，但這齣電影卻叫我大開眼界。夜闌人靜，將DVD放進機器裏，一開場，那奪目的片頭伴着Ennio Morricone 的音樂，我便暗暗叫好，相信沒有選錯電影。翌日上班雖然疲憊至極，但那滿足感實在難以言喻。

此後看了兩齣Sergio Leone，分別是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 及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配樂還是Ennio Morricone。之所以喜歡Sergio Leone，除了鏡頭和剪接外，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把一個故事提升至更高的境界。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對戰火下蒼生的悲憫，那些打着反戰旗號的電影難望其背；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乍看之下似乎只是一齣黑幫片，但箇中的人生苦澀，每次看都別有一番滋味。

Morricone 的配樂總跟畫面配合得天衣無縫，甚至有時叫人懷疑，演員是否一邊聽着音樂一邊演戲；還是Sergio Leone 一邊聽着音樂一邊運鏡和下剪刀。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 最叫我深刻的不是Jill’s Theme，而是電影甫開始的死寂。據說，Morricone認為任何音樂都不足以配合那場戲，用自然聲響效果更佳。配樂可不是把音符填滿便算，適當的留白才更見真功夫。

我不敢想像，沒有Morricone的配樂，Sergio Leone的電影會否仍然那麼好看，至少傳情達意方面必大打折扣。

延伸閱讀：
家明絮語：Ennio Morricone那詩意的樂章

Ironically, it was a movie that propelled me into Journalism. I was 12 years old when I saw Alfred Hitchcock’s Foreign Correspondent […] The film ends in the London Blitz with a radio announcer introducing Haverstock on the air. “We have as a guest tonight one of the soldiers of the press,” he shouts amid the wail of air raid sirens, “…one of the little army of historians who are writing history from beside the cannon’s mouth…”.

I never looked back, I read my father’s conservative Daily Telegraph from cover to cover, always the foreign reports, lying on the floor beside the fire as my mother pleaded with me to drink my cocoa and go to bed. At school I studied The Times each afternoon. I ploughed through Khrushchev’s entire speech denouncing Stalin’s reign of terror. I won the school Current Affairs prize and never -ever - could anyone shake me from my determination to be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年前讀英國《獨立報》記者Robert Fisk 的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讀到上面一段文字，心想，一定要看看 Foreign Correspondent (海外特派員)這齣電影。

一提起希治閣 (Alfred Hitchcock)，立即想到的必定是《矚目驚心》、《迷魂記》等經典，有多少人會想起1940年的 Foreign Correspondent呢？

電影的數個經典鏡頭大概不用我多花唇舌了，電影主角海外特派員Johnny Jones 的心路歷程，以及電影的時代背景更叫我感興趣。你可以說這是一齣二戰的propaganda，旨在呼籲美國支持英國抗德。出自希治閣的propaganda當然不會是黨八股了。

二戰爆發前夕，New York Globe 的老總不滿海外特派員傳回來的稿子仿如流水賬，便決定派一個完全不熟悉歐洲的記者Johnny Jones (後被老總改名為Huntley Haverstock) 到那兒，希望他以一個「fresh, unused mind」去發掘新聞。一句「How would you like to cover the biggest story in the world today? 」便把他推到歐洲去。

Jones最初到歐洲去純粹要發掘新聞，結果如願以嘗找到大新聞——倫敦和平組織領袖原來是納粹間諜﹗但Jones 卻不能只冷眼旁觀，而是由此至於都參與其中：追捕殺手，被殺手追殺，乘坐的客機被德軍擊落……更要命的是，間諜是女友的父親﹗幾經劫難，Jones 終於不負所託為老總報道了「the biggest story in the world」，然後折返倫敦，跟英國人共同進退，並呼籲美國同胞支持。

老總初時找Jones，是因為歐洲需要「fresh, unused mind」去發掘新聞。飽歷滄桑的Jones已經不能當歐洲發生的一切看成報上一則新聞便算，而是全情投入，成為 “soldiers of the press,” “the little army of historians” 的一員。

如此滿腔熱血是否有違中立持平？我不知道，但只知道身為一個人沒有可能總是冷眼旁觀，把每個人每件事都看成報上的一則story。

Robert Fisk 看這齣電影時才12歲，29歲那年他被派駐中東。據他自述，外聞版主編給他這樣的一封信：

[…] and to you I offer the Middle East. Let me know if you want it… It would be a splendid opportunity for you, with good stories, lots of travel and sunshine…

當然，中東對Robert Fisk而言從來都不是 “good stories” 。

對電影The Queen (港譯：英女皇)的讚譽已經耳熟能詳了：Helen Mirren 扮演英女王如何形神兼備、Peter Morgan劇本如何出色。但無論如何，沒有1997年9月發生的一場悲劇/鬧劇，也就無戲可唱。

主角與其說是女王，倒不如說是電影中沒明確面目的傳媒和民眾。無論是借戴妃之死出盡風頭的貝理雅，還是高高在上的英女王，在電影中只不過是被傳媒與群眾牽着走的可憐蟲。貝理雅幕僚及女王秘書天天緊盯着各大報小報頭版：山雨欲來之勢，就由小報頭條蘊釀出來。

貝理雅的幕僚迅速掌握民情，把戴安娜追封為「人民王妃」，直在王室頭上動土，叫貝理雅民望急升。傳媒為洗脫害死戴安娜之嫌疑，亦樂於鞭撻王室：管你是女王陛下也好，找替死鬼才是首要任務。群眾對戴安娜之死如喪考妣，但若非群眾對戴安娜「關愛」有加，狗仔隊亦不會全天候追蹤。這群幫兇當然也樂於跟傳媒合作，把矛頭直指王室。

電影只消寥寥幾筆，再配上新聞片、小報頭條，便呈現出形勢險崚；對女王的著墨反而不貴多，只留下空間供觀眾想像，感受女王慘被圍攻之痛。身邊的菲臘親王、查理斯王子都表達過對戴妃的看法，唯獨女王沉默不語。但一天晚上，她看着電視重播戴安娜訪問片段卻若有所思。大概傳媒寵兒戴妃給她的啟示是：做好這場show吧﹗女王放下身段「順應民情」做show，拯救了王室。你我也難以說得清，女王順應的到底是小報頭條，還是哀慟不已的民眾。

在電影 Roman Holiday裏，掩飾公主身份的Audrey Hepburn 向Gregory Peck 飾演的記者解釋父親的工作時，說的便是Public Relations。在電影開首埋怨沒有投票權的英女王，到最後已認識到，自己其實只不過是跟着報章頭條走的PR。

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揭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劉別謙 (Ernst Lubitsch) 的 To Be or Not to Be甫一開始為1939年8月，希拉勒卻出現在華沙街頭，路人莫不目定口呆。為何希特勒會現身華沙？鏡頭帶領我們到蓋世太保辦公室。希特勒在一片 「Hail Hitler」的呼聲中登場，但他開口一句「Hail Me」引來台下導演怒喝一聲——原來那只是一場戲，這亦為整齣電影的題旨打下基調。

“To be or Not to Be” 是《哈姆雷特》的名言，在片中卻變了偷情暗號。偷情的故事線雖然有趣，但德軍佔領波蘭後的劇情才是戲肉，劇場一眾台前幕後手足使出看家本領把納粹玩弄於股掌之中叫人拍案叫絕。劉別謙筆下的納粹不是以惡魔形象出現，而是一副滑稽可憐相，連那個外號叫人聞風喪膽的 “Concentration Camp Ehrhardt” 只是個又糊塗又怕死的傢伙。一眾納粹軍官竟跟Joseph Tura 等人戰前排演的諷刺劇「蓋世太保」無異：一無話可說時便大呼「Hail Hitler」。

以喜劇手法處理納粹或有人認為有欠認真，但劉別謙嘻皮笑臉背後卻總不失關懷。電影起始那段「希特勒在華沙」旁白問：為甚麼他會在這裏？雖然那位「希特勒」只不過是假貨，但那卻是嚴肅不過的質問。老是希望扮演《威尼斯商人》Shylock一角的Greenberg (Felix Bressart) 三度讀出Shylock的著名演辭： “(…)If you prick us, do we not bleed? if you tickle us, do we not laugh? if you poison us, do we not die? and if you wrong us, shall we not revenge?” 用意何在可謂清楚不過了。

但電影除了諷刺納粹外，那兜兜轉轉的虛實交錯，所道出的又何嘗不是人生處境？「人生如戲」或「戲如人生」這些講法被劉別謙玩得淋漓盡致。為了阻止納粹間諜Siletsky跟蓋世太保Ehrhardt接洽 ，Joseph Tura (Jack Benny)先是扮演 Ehrhardt來騙Siletsky；殺掉Siletsky後又因種種原因被迫假扮Siletsky跟Ehrhardt周旋。Tura 雖自詡為 “great, great actor”，但亦不得不怯場：畢竟稍有差池，面對的可不是觀眾柴台那麼簡單，而是納粹的槍桿子。Tura 還有幕後班底為他出謀獻計，人生卻是沒有劇本的一齣戲，某天人家告訴你要扮演某個角色，二話不由分說便把你推上舞台，唯有硬着頭皮，邊看邊做，哪可以像哈姆雷特一邊踱步一邊喃喃的 “To be or not to be”?

劉別謙的「反納粹英雄」個個有血有肉：Joseph Tura是自大狂，又是個醋罈子，險些因而誤大事；Greenberg一直渴望有天能當主角，連最後在納粹劇院生死關頭亦不忘以Shylock的演辭來過過癮。救國固然要緊，但人生還有很多美事追求。正如Tura一晚回家發現空軍中尉Sobinski竟睡在他的床上，又被質疑不愛國時所說的一番話：

Now listen, you… first you walk out on my soliloquy and then you walk into my slippers. And now you question my patriotism. I’m a good Pole and I love my country and I love my slippers!

兼談 In the Good Old Summertime (1949)

“We have enough troubles in our daily lives. There are so many great and beautiful things to discuss in this world of ours, it would be wasting precious moments if we told each other the vulgar details of how we earn our daily bread, so don’t let’s do it.”

劉別謙 (Ernst Lubitsch)的 The Shop Around the Corner 講述兩名男女店員是鬥氣冤家，但原來卻是互相傾慕的筆友。踏入互聯網時代，大家又多了一個(或多個)虛擬身份，筆友由網友取代，因此劉別謙的故事也要upgrade 成 You’ve Got Mail (1998)。但該齣電影我除了記得 Meg Ryan 的書店喚作 Shop Around the Corner外，印象不深。

不過，這個 upgrade 的過程中還有一齣變奏，那便是1949年歌舞片 In the Good Old Summertime，由Judy Garland及 Van Johnson主演，還有Buster Keaton。雖然仍然拍出趣味——Judy Garland在片中唱的 I don’t care 更是我至愛之一，但論劇情則遠遜於原版。而看着默片時代巨星淪為可有可無的配角，難免叫人唏噓。為了加插歌舞，原劇的節奏亦不免大打折扣。劉別謙的喜劇所以好看，就是因為節奏拿捏得準確，處理故事應簡便簡。The Shop Around the Corner 第一幕跟第二幕已有半年的差距，單憑一兩句對白便將人物關係的變化交代得一清二楚，節奏明快。

In the Good Old Summertime呈現的是一個幾近無瑕的童話世界，失去主角對未來的憧憬跟現實世界的對比。為了配合歌舞片，皮具店也變了音樂店，男女主角就在如此歡樂的氣氛中鬥氣。不知是否要老少咸宜的緣故，老闆妻子跟店員通姦的故事線沒有了，惹人討厭的同事Vadas亦為滑稽的 Buster Keaton取代。如此一來男主角如何被炒呢？就是把老闆心愛小提琴借人。老闆一下了氣，男主角還是保住了飯碗。男女主角相認還不夠，鏡頭一轉便是數年後，兩人抱着女兒 (那是 Judy Garland 的女兒 Liza Minnelli)，打扮得花枝招展遊花園。The Shop Around the Corner 雖然是喜劇，但那個絕不是童話世界：經濟蕭條，店員為了保住飯碗莫不對老闆呼呼喝喝忍氣吞聲；老闆卻原來是為了妻子紅杏出牆而心煩。男主角無故被炒後前路茫茫，連一直心儀已久的筆友也不敢相見。到最後所謂大團圓結局亦不是人人歡喜，當員工紛紛回家跟家人共度聖誕之際，老闆卻要孤零零度過，唯有跟店內的年輕跑腿一起吃飯，以解寂寥。劉別謙的喜劇沒有打算騙人。

本文上端引用的一段文字正是女主角Margaret Sullavan 給男主角 James Stewart 的第一封信。隨着故事開展，我們卻看到兩人的關係如何被生活的vulgar details 左右。我們喜歡這個故事，大概是因為故事道出很多人的心事。你我天天營營役役，為口奔馳，卻總希望能夠放下既定的角色，漫無邊際的談論一些不切實際的話題，暫把生活的苦惱擱在一旁：畢竟這個世界除了工作和人人談論的「熱門話題」外，值得談的事情還有很多。

劇中人等待對方來信那種期待、驚喜、失落之情，早已被電話、電郵及MSN趕絕了。若你曾有幸跟人家通信，無論拆信還是閱讀着對方的筆跡都叫人感到無比幸福。現在大家要(粗暴地)拆開的只剩下銀行月結單及其他宣傳(垃圾)郵件，The Shop Around the Corner 箇中情意無論怎樣 upgrade 也 upgrade 不來。

圖片來源：美國國家檔案局
兩年前，一聽到奇連伊士活 (Clint Eastwood)要分別從美國及日本角度拍攝硫磺島戰役，我是有所期待的。Flags of Our Fathers (港譯：戰火旗績)由美國角度出發，Letters from Iwo Jima 則講述日軍的故事。

一提硫磺島戰役，腦海必浮現六名美軍豎立星條旗的經典照片。六名軍人在硫磺島豎起星條旗，本來平平無奇的一刻，卻被鏡頭凝住，渾然天成的構圖彷彿象徵着美國軍人不屈不朽的精神，成為上佳的宣傳工具。那六個沒面目的人是誰？他們背後有什麼故事？那一刻是怎樣成為不朽的？故事全都在這裏了，說得動不動人就要靠導演和編劇的功力。

電影以經典照上的三人John Bradley, Rene Gagnon, Ira Hayes為主角，理由很簡單，因為相片中只有這三人在戰場上活下來。電影一開始便是Bradley的兒子追尋父親的過去，然後電影便不斷穿梭於不同時空，一時是硫磺島的戰況，一時是3人以「戰爭英雄」的身份回國後的巡迴「演出」，一時是Bradley的兒子訪問老兵。

非直線敘事並非罕見，但那些片段的安排有何意思呢？可能有，但恕我愚魯，我委實看不出有何意義，就算稍掉一下次序也對故事發展沒多大影響。不時的 flashback 令電影顯得支離破碎，導演可能抓住一些特別的時刻，但卻未能加以演繹。

電影太過支離破碎，影像傳情達意的力量大大削弱了，整部電影就像一個辭不達意的人努力要把所想的告訴別人，結果卻翻來覆去，弄了半天還是未能搞清楚。主角們老是喃喃地說：「我不是英雄，某某才是。」最後，導演還是害怕觀眾不明白，請來Bradley的兒子來作總結：「戰爭英雄並不想成為英雄，英雄只是因為基於我們的需要而塑造出來的。」(大意如此)

只能說導演想處理的課題太多：既要諷刺 propaganda ，又想探討被封為英雄的內疚感，又要說同袍間的情誼，結果三方面的處理都不討好，欠缺深度。完場時，我只為奇連伊士活感到可惜：那是一個多麼有意思的故事呀﹗

26/1補充：儘管如此，我仍然十分渴望看Letters from Iwo Jima (港譯成「硫磺戰書」明顯是誤譯)。
Ian Buruma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Eastwood’s War

凡政府皆愛宣傳，但箇中卻有高低手之別。每晚黃昏新聞前播國歌希望喚起「愛國情懷」，是低手中的低手；CNN再配上荷里活電影就是高手典範：美軍冒着槍林彈雨捍衛「我們的價值」，誰不對星條旗肅然起敬？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期間，軍方便自編自導一齣 Saving Private Lynch 的「史詩式巨獻」，可惜卻給不賣帳的BBC揭穿了。

Wag the Dog (港譯：作大英雄)的故事乍看很誇張：美國總統大選前夕，競逐連任的總統爆出性醜聞。白宮為了轉移國民視線，在 spin doctor 羅拔迪尼路 (Robert De Niro) 及荷里活製片德斯汀荷夫曼(Dustin Hoffman) 協助下，虛構了一場阿爾巴尼亞閃電戰，結果成功將輿論由性醜聞引向戰爭，令總統成功連任。相信不少觀眾都會問：真有可能嗎？當羅拔迪尼路向德斯汀荷夫曼提議時，德斯汀荷夫曼也說：但人們終會發現啊﹗羅拔迪尼路卻笑着說：誰告訴他們？

羅拔迪尼路說：戰爭對大眾來說只是幾個影像。只要抓着一個震撼鏡頭，他們便會感到滿意。這的確是實情。你記得越戰是什麼一回事嗎？不記得，但你一定記得那個赤裸狂奔的女孩。你也不會記得美軍在索馬里所為何事，但你卻會記得「黑鷹十五小時」 (Black Hawk Down)。「完美」戰爭不能沒有英雄，再加一個被敵人俘虜的軍人，簡直賺人熱淚。總統走出來呼籲大家冷靜，誓言一定要把他帶回國：戰時領袖贏得的掌聲更響亮。說到底，大部人期待新聞有娛樂性，政客演出精彩，那麼就投其所好，Let’s put on a show!

Wag the Dog 只不過將很多政客及傳媒的慣用手法推向極端。完全虛假的事件可能太誇張 (但願如是)，但事件細節卻總可以弄虛作假，常人根本無法求證。我們能夠知的事實都是傳媒告訴我們，越想求證，越看得多不同的報道，越叫人如墮五里霧中。到最後還是歸結到：你相信BBC還是Fox News？

電影當年上畫，正值美國總統克林頓跟白宮見習生萊溫斯基鬧出性醜聞，電影橋段竟跟現實如斯相似，連電影那張總統搭着女童軍肩膀的照片亦跟克林頓跟萊溫斯基擁抱的照片相像﹗德斯汀荷夫曼為虛假戰爭度橋：人家為什麼要攻擊我們，因為他們要 destroy our way of life﹗自九一一後，這句話也聽厭了。白宮幕僚就算不找荷里活製片當顧問，平時也一定看很多荷里活電影。

Irving Berlin 的White Christmas 家傳戶曉，你可能早已聽過很多不同版本。這首歌誕生於1942年，原唱者是 Bing Crosby，出自一齣叫Holiday Inn的歌舞片 。

不錯，酒店集團 Holiday Inn的名字便來自這齣電影。(有沒有付版權費就不知道了。)惟此 Holiday Inn 不同彼 Holiday Inn。Bing Crosby的 Holiday Inn只在假日營業，名實相符。

看歌舞片最重要的還是那些能歌善舞的演員。Bing Crosby 伙拍舞王 Fred Astaire，還要配上 Irving Berlin的歌曲，單看這個陣容，便知道非看不可。美中不足的是女主角較弱。Marjorie Reynolds 雖然可愛，但就是缺乏 Ginger Rogers 的星味。

歌舞片故事總是萬變不離其宗。男生愛上女生，唱一首歌，跳一隻舞便能贏得芳心，中間雖然難免有些波折，但沒有甚麼是歌舞不能克服的。Jim (Bing Crosby) 及Ted (Fred Astaire) 本是歌舞拍檔，但Jim決定告別演藝生涯，跑到鄉間享受人生，開設只在假日營業的「假日酒店」。Linda (Marjorie Reynolds) 到假日酒店求職，兩人在假日酒店過着二人世界，每逢假日便以歌聲娛賓。Ted 因舞伴兼情人遠走高飛，大受打擊，喝得醉醺醺來到假日酒店，糊里糊塗的跟Linda跳了一隻舞，效果卻出奇理想，大受觀眾歡迎。Ted 決定要找她當舞伴，Jim千方百計阻撓。Linda 埋怨Jim不信任她，便賭氣跟 Ted 到荷里活發展，假日酒店再也不一樣了……

Berlin很早便希望寫一齣以節日歌曲為主的歌舞片，這個故事為什麼要發生在Holiday Inn便是因為這緣故。片中的歌舞表演多跟情節沒多大關係，假日歌曲也不是全都動聽，最好的便是聖誕的 White Christmas和情人節的 Be careful, it’s my heart。無獨有偶，這兩首歌都跟情節較密切。

至於舞蹈編排方面，最好看的不是那些四平八穩的歌舞，而是滑稽歌舞。Fred Astaire 向來以高雅舞步見稱，但他今次卻醉酒跳舞，叫人眼前一亮。據他女兒Ava 憶述，他為了傳神總共喝了7杯威士忌。另一場華盛頓壽辰表演的I can’t tell a lie ，亦是趣味盎然。

但最有意思的還是 Linda 跟 Jim 在片場重逢的一幕戲中戲。荷里活看中 Holiday Inn的意念，拍一部以 Holiday Inn為題的電影，找來 Linda當女主角，並在片場搭起跟 Holiday Inn一模一樣的廠景。當然一模一樣啦，無論 Connecticut 的 Holiday Inn還是片場的 Holiday Inn還不是同一個廠景。Linda在片中飾演的女主角厭倦荷里活跑回Holiday Inn，睹物思人，戲假情真。當獨自唱起當日跟Jim一起唱的 White Christmas 時，躲在一旁的Jim見時機成熟便跑出來希望再續未了緣。有這樣的佈景和音樂，不重奪美人芳心才怪﹗

電影是夢，歌舞片更是絕佳的白日夢。

Bing Crosby: White Christmas

《父子》是譚家明十七年來首次執導的作品，我看的是足本。電影一開始，譚家明便告訴觀眾，希望觀眾看電影得到的不是沈溺的傷感，而是清醒的感動。看完160分鐘，我很清醒，但不感動。

無疑，電影的運鏡及剪接都苦心經營，可是故事及人物性格描述卻很薄弱，令人難以投入電影所呈現的世界。電影集中描寫郭富城和吳景滔這對父子，但這對父子卻不大像父子。郭富城的性格呆板單調，除了咆哮和痛哭外便沒有別的表情。我不知道導演故事安排郭富城分飾兩個角色的原因是什麼，大概不是想用官仔骨骨的裝扮來反襯出郭富城飾演周長勝一角的「演技」吧？

導演不對周長勝的性格作較立體的描寫，這令兒子對父親的感情變得莫名其妙，兒子多年後對父親的懷念更叫人錯愕。楊采妮飾演的母親曾說，兒子跟他父親感情要好。可是觀眾怎樣也看不出父子感情要好的理由。或者導演不希望觀眾認同男主角 (或曰「沈溺」)，所以便把這個父親描述得如此不堪。若真如是，導演是很成功的，至少我一見郭富城痛哭流涕便立即暗暗咒罵。但我咒罵的卻不是周長勝，因為由此至終，我都沒有投入電影裏。

至於兒子的性格，未見發展之餘亦前後不一。電影一直努力塑造他為乖孩子，當父親着他偷竊的時候，他極不情願，但又不想逆父親意，唯有硬着頭皮去幹。且慢﹗他不是在此之前已在同學家中偷了一隻金手表麼？兒子偷竊失手遭毒打，父親見死不救；兩人在兒童院相見，兒子發狂咬斷父親的耳朵，這跟他溫馴的性格卻不大一致。片末少年兒子重遊舊地，竟然思念父親，更叫人摸不着頭腦。

導演鏡頭下的馬來西亞很美，跟故事卻有點格格不入。當然，悲慘故事不一定要發生在破破爛爛的地方，但電影角色及故事跟周遭環境未能融合，氣氛大大打了折扣。父子在旅館便像渡假多於流亡。郭富城跟楊采妮香港味太重，雖然說話腔調模仿當地人，但聽進耳裏還是怪模怪樣的。

完場了，我看到甚麼呢？郭富城是郭富城，楊采妮是楊采妮，吳景滔是吳景滔，他們三個人到馬來西亞拍了一齣電影，就是這樣罷了。

延伸閱讀：
公園仔：父子無真情
孤草：父子與傷城

華利和公園仔經常向我大力推薦賈樟柯。看了「三峽好人」，首次看賈樟柯，很是喜歡，在此要感謝這兩位好人兼「損友」。(損友就是那些經常向你推介好東西，累得你經常埋怨沒有時間和金錢的人。)

中國大陸急促發展已不是什麼新聞，無論走到哪裏，你都可以感受到那咄咄逼人的「發展就是硬道理」，差不多到處都可以看到矚目驚心的「拆」字。「三峽好人」便是由這個「拆」字開始。

「三峽好人」以兩段尋人故事為主線，主角雖然是韓三明和沈紅，但奉節和當地人民卻不是純粹故事背景那麼簡單，倒不如說，導演借韓三明和沈紅的眼睛，帶觀眾深入奉節，而那兒有無數故事可供訴說。

韓三明由山西到奉節找前妻，原來的地址早就被水淹了。我們跟着韓三明來到遷拆辦公室，聽到一名官員向居民說：「兩千年的古城，兩年便把它拆了，有問題慢慢解決﹗」拆拆拆，為的是實現我國幾代領導人的夢想。賈樟柯不作批判，他只是用鏡頭捕捉當地人的生活點滴。居民雖然偶爾發一發火，但其實都逆來順受。韓三明所居住的旅館一天被人上門在牆上髹上「拆」字，老闆只是抱怨他們不事先打招呼，然後便乖乖搬走。

旅館有個問韓三明要不要小姐(後來老實地修正為「少婦」)的女人，丈夫在工廠弄斷了手臂，要到廠討回公道，她倒心水清，說沒有用。她不討公道，只想着如何維持生計。旅館被髹上「拆」字後，便毅然赴廣東謀生。討公道？沒有這個時間，還是自食其力好。

面對急促的發展，人們只有當旁觀者的份兒，或者幫忙拆拆拆，又或者借機發大財。導演借沈紅赴奉節尋夫的經過，向觀眾呈現奉節另一個面貌：老城消失，正大興土木之際，考古的則在爭分奪秒，發掘古墓。香港人對葉麗儀的「上海灘」特別有感情，可是那一曲「浪奔、浪流」放在三峽裏，合拍之餘更添哀怨。拆屋工人只能在十元人民幣上緬懷夔門昔日風光，把故鄉拆完了，使命完成了，為了生計，甘冒生命危險，跟韓三明到山西採煤：若有留意新聞，煤礦工人如何朝不保夕，相信你也知道。

當那些大導演都沉醉於唯美(其實是俗不可耐)的古代時空時，賈樟柯用鏡頭捕捉住那即將流逝的刹那、訴說小人物的故事，那就更見難能可貴了。

後記：走筆之際看到阿Sue寫「三峽好人」，讀後深有同感。這部電影我也看了兩遍，也有「予欲無言」之感。草下片言隻語，算是一個記錄。

延伸閱讀：
公園仔：好人與笨事
華利：中國需要好人
孤草：說《三峽好人》
Garrick: Still Life (三峽好人) [2006]
家明：And Life Goes On…《三峽好人》
阿Sue： 主觀鏡頭 — 溫柔、謙卑的【三峽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