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 Pillars of Wisdom

最近翻看George Lakoff 及 Mark Johnson 的 Metaphors We Live By ，該書大意是說，所謂「隱喻」並非只是文學修辭手法，而是構成了人類理解。很多隱喻都對思維模式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用「故事」來隱喻「人生」便是一例：人生就如故事般，有起承轉合，主人翁有個目標要奮鬥。但活了些時日，你就會知道，人生絕不像故事般有理路可循。

要把人生搬上銀幕，就不得無理可循，總得抓着一兩個主題加以發揮。他／她是怎樣的人？悲慘的？孤獨的？抑或愉快的？然後再慢慢剪裁取捨。電影La Môme (La vie en rose) 將Edith Piaf的一生娓娓道來，由坎坷童年至臨終一刻。Edith Piaf的一生便仿佛由無數慘事組成,她跟Marcel相戀，以及後來在美國沙灘一邊織毛衣，一邊回答記者提問，是電影唯一較平靜的時刻。Piaf的一些重要時刻都提到了，如被夜總會老闆Louis Leplée發掘、在Raymond Asso幫助下東山再起、跟拳手Marcel的一段情。不過Edith Piaf的其他面向便難免要犧牲，我們看不見巴黎淪陷時期的Edith Piaf，也看不到她發掘的Charles Aznavour 、Yves Montand，以及跟Piaf同日逝世、為她寫過劇本的Jean Cocteau。

電影中很多角色都略嫌面目不清，這當然跟電影交錯敘事有關。電影一方面順序記述Edith Piaf的一生，一方面則穿插她的最後歲月，這樣翻來覆去的意義其實不大，反而有時叫人難以把握劇中人的情感。

交錯敘事方式到後段才告成功， 三個不同時刻正正總結了Edith Piaf的一生：在美國沙灘接受訪問，在Olympia 高歌 Je ne regrette rien 、以及生命走到盡頭的一夜。我早就猜想電影會用 Je ne regrette rien 作結，歌詞可能真是為了Edith而寫的吧﹗

看着Edith Piaf的一生，叫我想起同是個子矮小，有一把動人歌聲、生活又是一塌糊塗的Judy Garland (她的一生數年前拍成電視電影，由Judy Davis主演）。你看完這些歌手故事（噢，還有Edith Piaf在電影中提及的Billie Holiday），大概不禁要問：一把觸動萬千心靈的聲音，背後是否一定隱藏着飽受煎熬的靈魂？Edith Piaf 病重還要堅持演出，既是因為只有唱歌才能令她活着，也可能是因為只有在觀眾身上才找到愛。

但世人或許忘記了，這些歌手給世人最寶貴的禮物，是他們的歌聲；世人懷念的Edith Piaf是那把直抒胸臆的歌聲，而非她的「悲劇人生」。她的一生是否就如大眾想像般悲劇，只有她自己才最清楚。

看完Marion Cotillard的精彩演出，不妨到YouTube認識一下真正的Edith Piaf：

Edith Piaf Olympia Part 1

Edith Piaf Olympia Part 2

Edith Piaf Olympia Part 3

更多Edith Piaf….

本來不想為這部電影多費唇舌，但見倉海君如此「一肚戲」，又再次將我擺上枱，想還是寫一下為妙，以免人家以為區區的口味真如倉海君所言般「不同凡響」。

看罷Les chansons d’amour的感覺跟倉海君差不多，電影結束之所以「紋風不動」，固非「回味無窮」，只是要看看電影歌曲出自何人之手而巳。

Les chansons d’amour是一部歌舞片。電影一開始便斗大的寫着 Le Départ，看過 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 者大概都估計電影有心向 Jacques Demy 「致敬」。果然電影一如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般分為三個的段落：Le Départ, l’absence, le retour。三人床上看書一幕又叫人聯想起杜魯福的Domicile conjugal 。奈何電影「致敬」卻有點畫虎不成反類犬，叫觀眾看得不是味兒。

所謂「致敬」，大概便是有技巧的模彷，或喚起影迷對某些經典時刻的回憶。 François Ozon在 8 femmes 便是一例。Catherine Deneuve 對女兒說：「Te regarder, c’est pour moi une joie et une souffrance」（看着你叫我既欣喜亦痛苦），然後鏡頭一轉便見Fanny Ardant黯然神傷。心水清的影迷立即想起杜魯福，Catherine Deneuve 分別在La Sirène du Mississippi 及Le Dernier Métro 中聽過這句對白；而大家都知道 Fanny Ardant 正是杜魯福的妻子。

Les chansons d’amour 很煞有介事地喚起觀眾對《秋水伊人》的回憶 （Chiara Mastroianni可是Catherine Deneuve 的女兒啊！） 。可惜電影的歌曲談不上悅耳，歌詞亦不見得深刻。儘管攝影不錯，但故事以致人物都欠缺吸引力。就算電影如何花心思「致敬」也是有點枉然。

究竟「致敬」的價值何在？叫觀眾玩影迷知識測驗，看看認得出多少經典場面？還記得兩三年前看貝托魯奇的 the Dreamers，片中穿插大量經典電影場面，身後一名男子大概要向女友顯示自己的「識見」，不停跟女友解畫，說這個鏡頭出自何處，那句對白又來自那齣經典等，恨不得向他揮以老拳。我想，你若要追求文藝少女，這類「致敬」電影一定適合你。

英國《獨立報》7月31日頭版是英瑪褒曼：頭版最能反映報章的品味。

死亡其實是意料中事，但每次聽到心愛導演和演員逝世，卻總是很難受。7月30日星期一，英瑪褒曼和安東尼奧尼像相約好似的，一起離開人世。星期一晚聽到褒曼逝世的消息，腦海立即閃過Fanny and Alexander的父親亡魂、《野草莓》的無指針時鐘、《夕陽舞曲》那個怕死的頑固老頭、當然更少不得那名跟死神下棋的武士。今年原來正是《第七封印》五十周年紀念。

David Thompson在《衛報》專欄說，英瑪褒曼逝世消息傳來，人家問他：「我們還有大師嗎？」他答道：「安東尼奧尼還活着……」殊不知，安東尼奧尼也選擇於同日撤手歸塵了。

一連死了兩個，我連「至少某某還活着想」這想法也不敢有。為非親非故者傷心,或叫外人難以理解；羅馬市長Walter Veltroni向安東尼奧尼致敬的一番說話，大概可道出箇中原委：（引自《泰晤士報》）：

Thanks to Antonioni’s cinema we had another view of reality, another way to look at the face of a woman, the design of a car. Even a cloud was not the same thing after having seen his films.

因為這些大師賦予我們一對新眼睛，世界自此不再一樣。

另，主演過La cage aux folles, Nelly & Monsieur Arnaud等電影的法國演員Michel Serrault也在7月29日死了。這則消息除了法國外,似乎沒有多少人留意。

Ingmar Bergman (1918-2007):

The Independent:Ingmar Bergman

Paul Schrader (The Independent): The master: Ingmar Bergman 1918 - 2007

Ingmar Bergman: A morally flawed recluse, but a director touched by genius

David Thompson (Guardian): Woody Allen is a mere Osric to Bergman’s Hamlet

Geoffrey Macnab (BBC):Why Bergman was an artistic giant

Michelangelo Antonioni (1912-2007):
David Thompson (Guardian): The desperate and the beautiful

Wim Wenders (Guardian): Good bye, Maestro

EastSouthWestNorth: Michelangelo Antonioni and Chung Kuo

Michel Serrault (1928-2007):
Le Figaro: Michel Serrault, le plus mélancol ique des comiques quitte la scène

墮胎的爭議相信不用多言：簡而言之，一方說婦女有權選擇，另一方則認為胎兒有生存權，雙方一直爭論得面紅耳赤，有時甚至可以鬧出人命,但這問題爭論幾十年還是沒結果。

探討倫理學問題，電影及文學啟發之處或更勝哲學論文，因為二者提供了一個具體處境思考.叫人明白下道德判斷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非只是停留在紙上談兵的層次。畢竟，道德判斷並非抽象的，不是單靠一兩個道德原則便無往而不利。英國導演Mike Leigh的Vera Drake是今年看過的電影最為發人深省的一部。電影沒有鮮明立場，只是默默的把一個Vera Drake的在50年代的遭遇，巨細無遺的呈現出來，讓大家思考。除了墮胎對錯外,箇中的倫理問題，例如家庭關係，好心做壞事的問題等，都很值得思考。

主角Vera Drake不是雄辯滔滔的婦解份子，她甚至連清楚解釋的能力也沒有。她只是一個好心腸的太太，一切行動都出於善意，正如其丈夫所言。電影亦輕輕提過Vera Drake是私生女，也解釋了為何她如此同情那些被迫懷孕的婦女。電影一開始便極力營造Vera Drake是一個心腸好得不能再好的太太，叫觀眾希望有這樣的鄰居，甚至這樣的母親。鏡頭一轉，Vera Drake拿着水泵，像慈母一樣，安慰着驚惶失惜的女孩，為她墮胎，跟大眾對非法墮胎的印象完全沾不上邊。

Vera Drake很愛護她的家人，並一直隱瞞自己的副業。然而一名經她墮胎的女孩險些喪命，令Vera Drake的秘密曝光,亦令家人平靜生活起波瀾。電影很仔細地交代警察盤問的經過,我想就算不認同她行為的,眼見她被盤問亦會感到難過。她知道自己所做的不為社會所容，但卻又活像無辜者，連盤問她的警員亦感到為難。她說她不收錢，亦不用金屬工具,完全不像其他非法墮胎的同行,她有的只是一顆善心。

Vera Drake人好，但很笨，她被Lili騙了那麼多年，以為自己一直義務助人,其實只是人家撈油水的工具。她一心要幫助那些沒有選擇情況下懷孕的婦女，然而當Lili介紹她為一名紅杏出牆的妻子墮胎時，Vera Drake雖然認為不妥,但只說了一句：「這不太對吧？」仍然接受了差使。她不分青紅皂白,有求必應，可能正是她最大的過失。

問題來了，她是出於善心,但她是對的嗎？電影並沒有作出判斷,但在講述Vera Drake的故事同時,亦描述了一名因姦成孕的女孩的遭遇。她沒有找非法墮胎,只是循合法途徑求助.但電影結束時她依然徬徨無依。墮胎對錯實在很難一刀切的論斷。

打這篇東西可比平時花了近兩倍時間：Mac機沒甚麼不好，就是中文輸入叫人沮喪。我很懷念windows 倉頡的星號以及關聯字……

相信你我都聽過無數關於在法國不通法語的慘事，2 Days in Paris（港譯：巴黎愛漫遊）男主角Jack的經歷實便是典型。他跟着法國女友Marion遊巴黎，人在異鄉，言語不通，加上文化衝擊，兩人的關係短短兩日內頓起波瀾。

法美兩國的文化差異是大家都愛聽愛說的題目，但法國人跟美國人水溝油的「必然」，可能只會在美國總統布殊和法國前總統希拉克身上體現。大家似乎對文化衝突樂此不疲,若衝突雙方是一對情侶那就更好玩了。一拿文化衝突做文章，定型在所難免，於是電影除了鞏固了一些已有的典型外，並無甚驚喜可言。

電影甫開場便來幾個達文西密碼團、穿布殊切尼T恤的「典型美國土包」。然後Jack訴說他們丟美國人的臉，來為自己老點同胞的行為辯護，一副典型大都會知識份子的嘴臉。Julie Delpy的角色亦很符合大家對法國女人的想像：既我行我素又開放。於是Julie Delpy電影大部份時間都滿足想像為己任，她跟不同的士司機聊天是電影最好看的部份，因為較貼近真實生活。

我想Julie Delpy倒嘗試為電影注入實感，既找來自己的親父母飾演戲中父母，又帶領觀眾遊走巴黎：可是老是大近鏡，對於想一窺巴黎風光的觀眾來說，難免失望。而電影以一種近乎卡通的手法來處理人物，就叫人更加失望了。

電影中所有法國人都很嘈吵，令我看至中途已有點頭痛。法國人無疑喜歡爭辯，但總不是如此喧囂吧？

我喜歡讀人物傳記，可能是因為現實中鮮碰上有趣的人，又可能是我不懂得發掘人們有趣的一面，又可能是大家的防衛意識太強，把自己有趣的一面藏起來。想想看，該是後兩者居多。讀着Charlotte Chandler所著的《我，費里尼》(I, Fellini)，趣味盎然。該書是作者根據14年來跟費里尼的訪談，用第一人稱寫成，讀着就像聽着費里尼把他的故事娓娓道來一般。

我上篇文字曾經說過費里尼討厭電影解構者。他最惱人家問他「這部電影要表達什麼」之類的問題。不學無術的費里尼甚至自豪地承認自己不是知識分子，因為他連茂瑙和愛森斯坦也沒有看過，又說知識分子都是悶蛋，總是要充當法官：聽在電影學者耳裏，當然是大大不敬。電影解構有什麼可怕？毋庸諱言，評論解釋可以增加觀影趣味，但費里尼大概擔心那些解構者捨本逐末，只沉醉於技術枝節，而忘記了觀影貴最可貴的地方。

數年前藝術中心辦費里尼回顧展，看了幾齣費里尼，但當時年紀尚小，似懂非懂。再加上我向來缺乏想像力，看着費里尼的連場夢境，只覺有點不合口味。但日前重看《八部半》，看着當年覺得匪夷所思的段落，竟教我感動不已。這個轉變、箇中的感動，恐怕並非電影分析所能把握的，但這卻正是觀影最難能可貴之處。

費里尼不愛談自己的電影，認為無止無盡地分析電影只會殺死它們，所說的大概也是這個意思。他愛做夢，夢境成為源源不絕的靈感泉源。夢境從來都是非理性的，費里尼的電影亦不好懂。他提到，的士司機老是問他為什麼不拍一些他們也得懂的電影，他答的一番說話倒很有意思：

那是因為我拍的是真相，真相永遠都曖昧不明，而謊言卻能讓人很快就懂。

經常有人問費里尼：為什麼要拍電影？費里尼說：「你們也許該問問母雞：牠們為什麼要下蛋﹗那是牠們一生除了被別人吃掉外，唯一還能做的一點事，下蛋無疑比被人吃掉好得多。(……)真正的答案其實是：我沒辦法解釋為什麼要拍電影。我就是喜歡創造影像圖像這些東西，沒有什麼其他原因，這是我的天性，這解釋似乎夠了吧。」

費里尼真是很幸福。

電影固然要在大銀幕看才過癮。奈何電影太多，戲院太少，唯有屈就屈就，早不敢嫌棄電視熒光幕了。然而，有些電影還是非在大銀幕上看不可。大衛連(David Lean)的《沙漠梟雄》(Lawrence of Arabia) 及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 的《大國民》(Citizen Kane) 便是例子。

昨晚，我是抱着朝聖般的心情走進電影資料館看《大國民》。很早便知道《大國民》這齣電影。初愛電影時沉迷法國新浪潮，而《大國民》在新浪潮響譽甚隆。在La nuit américaine一片中，杜魯福飾演的導演便夜有所夢，夢見小時候到戲院偷《大國民》劇照。

然而，我卻一直到奧遜．威爾斯拍《大國民》的年紀，才看了《大國民》。《大國民》如何具開創意義，且留待電影學者去談——但六十六年也談得七七八八吧？我總覺得，電影是看和感受的，而不是搬出一堆術語來討論。最近讀費里尼 (Federico Fellini)的口述自傳《我，費里尼》(I, Fellini)，費里尼談到自己成為「很多人寫論文的題材」，又提到如何討厭「電影解構者」(Film-unmaker)，不禁會心微笑。他在該書第十九章也有提到《大國民》：

我看合我口味的電影，我最喜歡的電影都是很個人口味的電影，是一些可以帶給我觀影樂趣的電影。譬如說，我對哈爾．羅奇 (Hal Roach)的作品非常熟悉，但卻還沒看過茂瑙 (F.W. Murnau) 或愛森斯坦 (Sergei Eisenstein) 的電影。因此，很多人不把我當作知識分子。(……)我一直到了1950年代中見到了奧遜．威爾斯才去看了《公民凱恩》。我是實話實說。不過，他的《安倍遜大族》我倒是之前就看過了，而且還留下很深的印象。而當我看了《公民凱恩》以後，當然也像其他人一樣肅然起敬。

我很難把《大國民》 跟奧遜．威爾斯分開來看。如果要我給個理由叫大家看《大國民》，我要說因為這是一部公認的經典，並點算一下電影使用的諸如深焦鏡、低角度拍攝等技巧嗎？絕不是這些。《大國民》的魅力始終源於那個少年得志、天才橫溢的奧遜．威爾斯。那魅力又豈能瓦解成一堆技巧分析？

第一次看完《大國民》時想：若我有他的才華，25歲便拍了一部名垂影史的傑作，可真是死而無憾了。死而無憾談何容易？奧遜．威爾斯拍完《大國民》後一直艱苦奮鬥，爭取機會拍電影，又看着自己的電影被製片剪得支離破碎。想無論是奧遜．威爾斯還是我輩平凡人，總會如 Charles Foster Kane一樣喃喃自語：Rosebud。

Monty Python的Life of Brian冒犯了基督教嗎？主角Brian只是幸運地 (或不幸地)跟耶穌基督在同一條巷出生，注定打從出生起便經常被人誤以為是救世主，最後還要死在十字架上。硬要挑剔當然也可以說，賢明的三王怎會去錯馬槽？

跟耶穌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同地出生的Brian，自小跟母親相依為命，閒時跟母親到山上聽耶穌講道，然後一起參加擲石；當然還想着搞革命，推翻羅馬帝國統治。一天到晚想着追女仔的Brian，卻因為連串誤會被誤以為是先知、猶太民族英雄，結果最後被釘上十字架不情願地「從容就義」。

電影對宗教狂熱者、反政府組織的嘲諷我且不細說了。電影笑料一落入文字不免味道全失，我只想談談其中一幕。對我這個曾淺嚐拉丁文初階的人來說，Brian 深夜在城牆髹反羅馬標語一幕最叫人感同身受。Brian奉組織People’s Front of Judea之命，在城牆髹上「羅馬人滾回家」標語，結果給一名羅馬軍官逮過正着。羅馬軍官卻不是要追究Brian反政府，而是為錯誤文法大動肝火(將「Romani ite domum」錯寫成「Romanes eunt domus」)﹗結果他一手拿着刀，一手扭着Brian的耳朵，給他上了一節拉丁文課，還要他在牆壁上罰抄一百次。

相信大家的童年回憶裏少不了惡老師：剛巧沒有溫書，但老師卻點名要你答問題。Monty Python很喜歡喚起這「集體回憶」，但卻略施小計，令記憶中平常不過的事物，立即變得荒唐絕論。Meaning of Life (1983) 最叫我笑破肚皮的是「性教育」一幕。性從來都引人入勝，但當性成為課程，老師一板一眼鉅細無遺地講解(甚至即場示範)時，性頓變成了叫人打瞌睡的學科。

說到底，電影最後一幕「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最能解釋我喜歡這部電影的理由：甚麼宗教、甚麼救贖的承諾，都比不上當下一笑置之。

英超球星都爭着出版傳記，有多少球迷會買來看就不得而知。畢竟，二十來歲的「一生」可堪傳頌的應不多。法國球王施丹幸好沒有踢英超，也慶幸法國傳媒尚未有窺探人家隱私的陋習，否則我們心中的施丹就不會那麼純粹。

所謂「純粹」，並非要神化施丹，他去年世界盃決賽那一記頭槌，已公告天下他只是血性漢子一個。「純粹」指的是，我們討論施丹時說的都是他球場上的一舉一動，而不是他有多少個女朋友，或某個周末到某名店掃了多少件衣服等「資訊」。

入場看 Zidane -A 21st Century Portrait (Zidane, un portrait du 21e siècle；港譯：施丹 360) 早已有心理準備，90分鐘的球賽 (2005年4月23日，皇馬對維拉利爾的賽事)，17個攝影機捕捉的就只有施丹一人，若說期間沒有神遊太虛就是騙你的。但我相信這齣紀錄片比什麼「施丹傳」更能忠實地還我們一個純粹的施丹。

我們這代人都是看電視播放的球賽成長的，電視已經替我們揀選了最佳角度，確保我們不會錯過球場上每個精彩時刻。看球賽直播，施丹總是渾身是勁；一個轉身，一個美妙傳送，直教球迷看得如癡如醉，而電視台亦愛將那些精彩片段反覆重播。但球場上卻有22個人，22個人的90分鐘都不盡相同：當電視機畫面只看見4、5個人追着一隻皮球時，其他人在幹甚麼？

一場球賽可以有多個角度去看，球賽不可能時時刻刻都精彩萬分，施丹亦不是由「精彩片段」組成。這齣紀錄片叫我們看到，施丹雖然有時目光凌厲，全神貫注；但有時卻抬頭看球場的大光燈，腳步蹣跚，時而低頭歎息。說到底，他只是11名球員其中一人。

施丹那只以字幕形式出現的「旁白」，談不上有什麼微言大義，但他對足球的感想卻又跟人生有不少可互相參照之處。中場那段「世界今日發生甚麼事」有點流於造作，叫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施丹憶述兒時踢球，腦海中老是有一把聲音作旁述。我想，不只是球員，很多人腦海也有一把旁述的聲音：我這樣做，人家會怎樣看？我們都在意人家的看法，老是給鏡頭捕捉的施丹當然也不例外。

去年世界盃，施丹率領法國踢走巴西後，法國友人給我傳來的一幅照片

對歷史的記憶總離不開紀念日和大人物：那天改變了歷史，那人是希望的化身。但真是這樣嗎？看了兩齣有關所謂歷史時刻的電影。兩個時刻分別是，美國的1968年6月5日 及羅馬尼亞的1989年12月22日。

美國電影Bobby (港譯：RFK遇刺的那天)講述的是參議員羅拔．甘迺迪遇刺前一日(6月4日)，多個身處Ambassador Hotel 的人物的遭遇。他們彼此沒有關係，而除了助選團成員外，跟甘迺迪也沾不上邊，直至6月5日凌晨，他們一起在酒店目擊甘迺迪遇刺。

電影倒叫我想起Grand Hotel (1932)中，Lewis Stone 那句「Grand Hotel, people come, people go, nothing ever happens」。電影也有提及這句話，但千方百計要說的是：「something does happen」。

雖然電影角色甚多，但歷史主角甘迺迪則只用上新聞片段來描繪：他朝氣勃勃地發表演說，跟民眾握手，大力抨擊社會不公。電影很努力塑造甘迺迪的高大形象，他仿如希望的化身，他一死，所有希望都隨他而去。儘管我對羅拔．甘迺迪認識不深，但只是想：有哪個政客參選不是戮力塑造正義形象呢？

導演一邊用塑造甘迺迪的高大形象，一邊講述多個角色當天的遭遇。而對大部份角色而言，甘迺迪當天的競選活動只不過是背景音樂而已。甘迺迪最後死在他們眼前，叫他們震驚、沮喪。我在想，導演可能是想說明，有時歷史千載難逢的機會就在大家不為意的時候遛走。

惟電影沒有交代的是，這班人此後會如何過活？永遠懷念甘迺迪嗎？還是一切如常？甘迺迪遇刺到底是否如導演想告訴我們般，是改變美國歷史的一刻？

相比起Bobby，羅馬尼亞電影 A fost sau n-a fost?(12:08 East of Bucharest, 港譯：布加勒斯特以東午後 8 分) 便平淡得多。1989年東歐變天，柏林圍牆倒下，東歐人民當年莫不歡天喜地，但事隔多年，他們又如何看待那改變歷史的一刻？

1989年12月22日，羅馬尼亞總統壽西斯古為挽狂瀾於既倒，動員支持者集會造勢，豈料集會演變成反政府示威，壽西斯古於12:08pm 坐直升機倉皇出走，共產政權宣佈壽終正寢。變天後數年，羅馬尼亞一直舉步唯艱，不少羅馬尼亞人更懷疑那場革命其實只不過是政變陰謀，「革命」只是騙局而已。

16年後的12月22日，某小鎮如常過日子：教師Manescu照樣喝得醉醺醺；Piscoci準備再作馮婦，扮聖誕老人；鎮上的小孩則繼續放鞭炮作弄人……沒有人在意那天原來是革命紀念日，除了電視台老闆Jderescu。

Jderescu想知道：「我們這個小鎮當年有參與革命嗎？」他認為，倘若人群當年只是得悉壽西斯古倒台後才跟着上街，那麼就不算革命。於是他邀請Manescu和Piscoci來，要看看到底當年12:08pm前廣場有沒有人。Manescu力說自己當日12:08前已到廣場示威，但觀眾卻紛紛致電指他撒謊；Piscoci則是小市民心態，大談當日聽見壽西斯古宣佈派錢時如何興奮，然後得悉壽西斯古出走後的沮喪。節目最終失控，12:08pm前廣場有沒有人則成為一宗縣案。

所謂「歷史見證人」，只不過是誇大其辭，若硬要說「見證」，則我們充其量只「見證」自己的生活。革命不革命，日子還是如常的過。

延伸閱讀：
孤草：HKIFF: 大罷工、RFK 遇刺的那天
華利：布加勒斯特以東午後 8 分

背景資料：
BBC: Who was Bobby Kennedy?
BBC: CIA role claim in Kennedy killing
BBC: Romania’s bloody revolution
BBC:Tough rebirth for Roma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