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電影筆記' Category

故事.人生
La Môme (La vie en rose, 2007)

Saturday, September 1st, 2007

最近翻看George Lakoff 及 Mark Johnson 的 Metaphors We Live By ,該書大意是說,所謂「隱喻」並非只是文學修辭手法,而是構成了人類理解。很多隱喻都對思維模式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用「故事」來隱喻「人生」便是一例:人生就如故事般,有起承轉合,主人翁有個目標要奮鬥。但活了些時日,你就會知道,人生絕不像故事般有理路可循。

要把人生搬上銀幕,就不得無理可循,總得抓着一兩個主題加以發揮。他/她是怎樣的人?悲慘的?孤獨的?抑或愉快的?然後再慢慢剪裁取捨。電影La Môme (La vie en rose) 將Edith Piaf的一生娓娓道來,由坎坷童年至臨終一刻。Edith Piaf的一生便仿佛由無數慘事組成,她跟Marcel相戀,以及後來在美國沙灘一邊織毛衣,一邊回答記者提問,是電影唯一較平靜的時刻。Piaf的一些重要時刻都提到了,如被夜總會老闆Louis Leplée發掘、在Raymond Asso幫助下東山再起、跟拳手Marcel的一段情。不過Edith Piaf的其他面向便難免要犧牲,我們看不見巴黎淪陷時期的Edith Piaf,也看不到她發掘的Charles Aznavour 、Yves Montand,以及跟Piaf同日逝世、為她寫過劇本的Jean Cocteau

電影中很多角色都略嫌面目不清,這當然跟電影交錯敘事有關。電影一方面順序記述Edith Piaf的一生,一方面則穿插她的最後歲月,這樣翻來覆去的意義其實不大,反而有時叫人難以把握劇中人的情感。

交錯敘事方式到後段才告成功, 三個不同時刻正正總結了Edith Piaf的一生:在美國沙灘接受訪問,在Olympia 高歌 Je ne regrette rien 、以及生命走到盡頭的一夜。我早就猜想電影會用 Je ne regrette rien 作結,歌詞可能真是為了Edith而寫的吧﹗

看着Edith Piaf的一生,叫我想起同是個子矮小,有一把動人歌聲、生活又是一塌糊塗的Judy Garland (她的一生數年前拍成電視電影,由Judy Davis主演)。你看完這些歌手故事(噢,還有Edith Piaf在電影中提及的Billie Holiday),大概不禁要問:一把觸動萬千心靈的聲音,背後是否一定隱藏着飽受煎熬的靈魂?Edith Piaf 病重還要堅持演出,既是因為只有唱歌才能令她活着,也可能是因為只有在觀眾身上才找到愛。

但世人或許忘記了,這些歌手給世人最寶貴的禮物,是他們的歌聲;世人懷念的Edith Piaf是那把直抒胸臆的歌聲,而非她的「悲劇人生」。她的一生是否就如大眾想像般悲劇,只有她自己才最清楚。

看完Marion Cotillard的精彩演出,不妨到YouTube認識一下真正的Edith Piaf:

Edith Piaf Olympia Part 1

Edith Piaf Olympia Part 2

Edith Piaf Olympia Part 3

更多Edith Piaf….

向大師致敬?
Les chansons d’amour (2007)

Monday, August 13th, 2007

本來不想為這部電影多費唇舌,但見倉海君如此「一肚戲」,又再次將我擺上枱,想還是寫一下為妙,以免人家以為區區的口味真如倉海君所言般「不同凡響」。

看罷Les chansons d’amour的感覺跟倉海君差不多,電影結束之所以「紋風不動」,固非「回味無窮」,只是要看看電影歌曲出自何人之手而巳。

Les chansons d’amour是一部歌舞片。電影一開始便斗大的寫着 Le Départ,看過 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 者大概都估計電影有心向 Jacques Demy 「致敬」。果然電影一如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般分為三個的段落:Le Départ, l’absence, le retour。三人床上看書一幕又叫人聯想起杜魯福的Domicile conjugal 。奈何電影「致敬」卻有點畫虎不成反類犬,叫觀眾看得不是味兒。

所謂「致敬」,大概便是有技巧的模彷,或喚起影迷對某些經典時刻的回憶。 François Ozon在 8 femmes 便是一例。Catherine Deneuve 對女兒說:「Te regarder, c’est pour moi une joie et une souffrance」(看着你叫我既欣喜亦痛苦),然後鏡頭一轉便見Fanny Ardant黯然神傷。心水清的影迷立即想起杜魯福,Catherine Deneuve 分別在La Sirène du Mississippi 及Le Dernier Métro 中聽過這句對白;而大家都知道 Fanny Ardant 正是杜魯福的妻子。

Les chansons d’amour 很煞有介事地喚起觀眾對《秋水伊人》的回憶 (Chiara Mastroianni可是Catherine Deneuve 的女兒啊!) 。可惜電影的歌曲談不上悅耳,歌詞亦不見得深刻。儘管攝影不錯,但故事以致人物都欠缺吸引力。就算電影如何花心思「致敬」也是有點枉然。

究竟「致敬」的價值何在?叫觀眾玩影迷知識測驗,看看認得出多少經典場面?還記得兩三年前看貝托魯奇的 the Dreamers,片中穿插大量經典電影場面,身後一名男子大概要向女友顯示自己的「識見」,不停跟女友解畫,說這個鏡頭出自何處,那句對白又來自那齣經典等,恨不得向他揮以老拳。我想,你若要追求文藝少女,這類「致敬」電影一定適合你。

七月三十

Friday, August 3rd, 2007

Ingmar Bergman
英國《獨立報》7月31日頭版是英瑪褒曼:頭版最能反映報章的品味。

死亡其實是意料中事,但每次聽到心愛導演和演員逝世,卻總是很難受。7月30日星期一,英瑪褒曼和安東尼奧尼像相約好似的,一起離開人世。星期一晚聽到褒曼逝世的消息,腦海立即閃過Fanny and Alexander的父親亡魂、《野草莓》的無指針時鐘、《夕陽舞曲》那個怕死的頑固老頭、當然更少不得那名跟死神下棋的武士。今年原來正是《第七封印》五十周年紀念。

David Thompson在《衛報》專欄說,英瑪褒曼逝世消息傳來,人家問他:「我們還有大師嗎?」他答道:「安東尼奧尼還活着……」殊不知,安東尼奧尼也選擇於同日撤手歸塵了。

一連死了兩個,我連「至少某某還活着想」這想法也不敢有。為非親非故者傷心,或叫外人難以理解;羅馬市長Walter Veltroni向安東尼奧尼致敬的一番說話,大概可道出箇中原委:(引自《泰晤士報》):

Thanks to Antonioni’s cinema we had another view of reality, another way to look at the face of a woman, the design of a car. Even a cloud was not the same thing after having seen his films.

因為這些大師賦予我們一對新眼睛,世界自此不再一樣。

另,主演過La cage aux folles, Nelly & Monsieur Arnaud等電影的法國演員Michel Serrault也在7月29日死了。這則消息除了法國外,似乎沒有多少人留意。

Ingmar Bergman (1918-2007):

The Independent:Ingmar Bergman

Paul Schrader (The Independent): The master: Ingmar Bergman 1918 - 2007

Ingmar Bergman: A morally flawed recluse, but a director touched by genius

David Thompson (Guardian): Woody Allen is a mere Osric to Bergman’s Hamlet

Geoffrey Macnab (BBC):Why Bergman was an artistic giant

Michelangelo Antonioni (1912-2007):
David Thompson (Guardian): The desperate and the beautiful

Wim Wenders (Guardian): Good bye, Maestro

EastSouthWestNorth: Michelangelo Antonioni and Chung Kuo

Michel Serrault (1928-2007):
Le Figaro: Michel Serrault, le plus mélancol ique des comiques quitte la scène

她是好人,但她是對的嗎?
Vera Drake (2004)

Tuesday, July 24th, 2007

墮胎的爭議相信不用多言:簡而言之,一方說婦女有權選擇,另一方則認為胎兒有生存權,雙方一直爭論得面紅耳赤,有時甚至可以鬧出人命,但這問題爭論幾十年還是沒結果。

探討倫理學問題,電影及文學啟發之處或更勝哲學論文,因為二者提供了一個具體處境思考.叫人明白下道德判斷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非只是停留在紙上談兵的層次。畢竟,道德判斷並非抽象的,不是單靠一兩個道德原則便無往而不利。英國導演Mike Leigh的Vera Drake是今年看過的電影最為發人深省的一部。電影沒有鮮明立場,只是默默的把一個Vera Drake的在50年代的遭遇,巨細無遺的呈現出來,讓大家思考。除了墮胎對錯外,箇中的倫理問題,例如家庭關係,好心做壞事的問題等,都很值得思考。

主角Vera Drake不是雄辯滔滔的婦解份子,她甚至連清楚解釋的能力也沒有。她只是一個好心腸的太太,一切行動都出於善意,正如其丈夫所言。電影亦輕輕提過Vera Drake是私生女,也解釋了為何她如此同情那些被迫懷孕的婦女。電影一開始便極力營造Vera Drake是一個心腸好得不能再好的太太,叫觀眾希望有這樣的鄰居,甚至這樣的母親。鏡頭一轉,Vera Drake拿着水泵,像慈母一樣,安慰着驚惶失惜的女孩,為她墮胎,跟大眾對非法墮胎的印象完全沾不上邊。

Vera Drake很愛護她的家人,並一直隱瞞自己的副業。然而一名經她墮胎的女孩險些喪命,令Vera Drake的秘密曝光,亦令家人平靜生活起波瀾。電影很仔細地交代警察盤問的經過,我想就算不認同她行為的,眼見她被盤問亦會感到難過。她知道自己所做的不為社會所容,但卻又活像無辜者,連盤問她的警員亦感到為難。她說她不收錢,亦不用金屬工具,完全不像其他非法墮胎的同行,她有的只是一顆善心。

Vera Drake人好,但很笨,她被Lili騙了那麼多年,以為自己一直義務助人,其實只是人家撈油水的工具。她一心要幫助那些沒有選擇情況下懷孕的婦女,然而當Lili介紹她為一名紅杏出牆的妻子墮胎時,Vera Drake雖然認為不妥,但只說了一句:「這不太對吧?」仍然接受了差使。她不分青紅皂白,有求必應,可能正是她最大的過失。

問題來了,她是出於善心,但她是對的嗎?電影並沒有作出判斷,但在講述Vera Drake的故事同時,亦描述了一名因姦成孕的女孩的遭遇。她沒有找非法墮胎,只是循合法途徑求助.但電影結束時她依然徬徨無依。墮胎對錯實在很難一刀切的論斷。

一個美國人在巴黎
2 Days in Paris (2007)

Saturday, July 21st, 2007

打這篇東西可比平時花了近兩倍時間:Mac機沒甚麼不好,就是中文輸入叫人沮喪。我很懷念windows 倉頡的星號以及關聯字……

相信你我都聽過無數關於在法國不通法語的慘事,2 Days in Paris(港譯:巴黎愛漫遊)男主角Jack的經歷實便是典型。他跟着法國女友Marion遊巴黎,人在異鄉,言語不通,加上文化衝擊,兩人的關係短短兩日內頓起波瀾。

法美兩國的文化差異是大家都愛聽愛說的題目,但法國人跟美國人水溝油的「必然」,可能只會在美國總統布殊和法國前總統希拉克身上體現。大家似乎對文化衝突樂此不疲,若衝突雙方是一對情侶那就更好玩了。一拿文化衝突做文章,定型在所難免,於是電影除了鞏固了一些已有的典型外,並無甚驚喜可言。

電影甫開場便來幾個達文西密碼團、穿布殊切尼T恤的「典型美國土包」。然後Jack訴說他們丟美國人的臉,來為自己老點同胞的行為辯護,一副典型大都會知識份子的嘴臉。Julie Delpy的角色亦很符合大家對法國女人的想像:既我行我素又開放。於是Julie Delpy電影大部份時間都滿足想像為己任,她跟不同的士司機聊天是電影最好看的部份,因為較貼近真實生活。

我想Julie Delpy倒嘗試為電影注入實感,既找來自己的親父母飾演戲中父母,又帶領觀眾遊走巴黎:可是老是大近鏡,對於想一窺巴黎風光的觀眾來說,難免失望。而電影以一種近乎卡通的手法來處理人物,就叫人更加失望了。

電影中所有法國人都很嘈吵,令我看至中途已有點頭痛。法國人無疑喜歡爭辯,但總不是如此喧囂吧?

真相永遠都曖昧不明:
讀《我,費里尼》

Wednesday, June 20th, 2007

我喜歡讀人物傳記,可能是因為現實中鮮碰上有趣的人,又可能是我不懂得發掘人們有趣的一面,又可能是大家的防衛意識太強,把自己有趣的一面藏起來。想想看,該是後兩者居多。讀着Charlotte Chandler所著的《我,費里尼》(I, Fellini),趣味盎然。該書是作者根據14年來跟費里尼的訪談,用第一人稱寫成,讀着就像聽着費里尼把他的故事娓娓道來一般。

上篇文字曾經說過費里尼討厭電影解構者。他最惱人家問他「這部電影要表達什麼」之類的問題。不學無術的費里尼甚至自豪地承認自己不是知識分子,因為他連茂瑙和愛森斯坦也沒有看過,又說知識分子都是悶蛋,總是要充當法官:聽在電影學者耳裏,當然是大大不敬。電影解構有什麼可怕?毋庸諱言,評論解釋可以增加觀影趣味,但費里尼大概擔心那些解構者捨本逐末,只沉醉於技術枝節,而忘記了觀影貴最可貴的地方。

數年前藝術中心辦費里尼回顧展,看了幾齣費里尼,但當時年紀尚小,似懂非懂。再加上我向來缺乏想像力,看着費里尼的連場夢境,只覺有點不合口味。但日前重看《八部半》,看着當年覺得匪夷所思的段落,竟教我感動不已。這個轉變、箇中的感動,恐怕並非電影分析所能把握的,但這卻正是觀影最難能可貴之處。

費里尼不愛談自己的電影,認為無止無盡地分析電影只會殺死它們,所說的大概也是這個意思。他愛做夢,夢境成為源源不絕的靈感泉源。夢境從來都是非理性的,費里尼的電影亦不好懂。他提到,的士司機老是問他為什麼不拍一些他們也得懂的電影,他答的一番說話倒很有意思:

那是因為我拍的是真相,真相永遠都曖昧不明,而謊言卻能讓人很快就懂。

經常有人問費里尼:為什麼要拍電影?費里尼說:「你們也許該問問母雞:牠們為什麼要下蛋﹗那是牠們一生除了被別人吃掉外,唯一還能做的一點事,下蛋無疑比被人吃掉好得多。(……)真正的答案其實是:我沒辦法解釋為什麼要拍電影。我就是喜歡創造影像圖像這些東西,沒有什麼其他原因,這是我的天性,這解釋似乎夠了吧。」

費里尼真是很幸福。

Rosebud.

Saturday, June 9th, 2007

rosebud

電影固然要在大銀幕看才過癮。奈何電影太多,戲院太少,唯有屈就屈就,早不敢嫌棄電視熒光幕了。然而,有些電影還是非在大銀幕上看不可。大衛連(David Lean)的《沙漠梟雄》(Lawrence of Arabia) 及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 的《大國民》(Citizen Kane) 便是例子。

昨晚,我是抱着朝聖般的心情走進電影資料館看《大國民》。很早便知道《大國民》這齣電影。初愛電影時沉迷法國新浪潮,而《大國民》在新浪潮響譽甚隆。在La nuit américaine一片中,杜魯福飾演的導演便夜有所夢,夢見小時候到戲院偷《大國民》劇照。

然而,我卻一直到奧遜.威爾斯拍《大國民》的年紀,才看了《大國民》。《大國民》如何具開創意義,且留待電影學者去談——但六十六年也談得七七八八吧?我總覺得,電影是看和感受的,而不是搬出一堆術語來討論。最近讀費里尼 (Federico Fellini)的口述自傳《我,費里尼》(I, Fellini),費里尼談到自己成為「很多人寫論文的題材」,又提到如何討厭「電影解構者」(Film-unmaker),不禁會心微笑。他在該書第十九章也有提到《大國民》:

我看合我口味的電影,我最喜歡的電影都是很個人口味的電影,是一些可以帶給我觀影樂趣的電影。譬如說,我對哈爾.羅奇 (Hal Roach)的作品非常熟悉,但卻還沒看過茂瑙 (F.W. Murnau) 或愛森斯坦 (Sergei Eisenstein) 的電影。因此,很多人不把我當作知識分子。(……)我一直到了1950年代中見到了奧遜.威爾斯才去看了《公民凱恩》。我是實話實說。不過,他的《安倍遜大族》我倒是之前就看過了,而且還留下很深的印象。而當我看了《公民凱恩》以後,當然也像其他人一樣肅然起敬。

我很難把《大國民》 跟奧遜.威爾斯分開來看。如果要我給個理由叫大家看《大國民》,我要說因為這是一部公認的經典,並點算一下電影使用的諸如深焦鏡、低角度拍攝等技巧嗎?絕不是這些。《大國民》的魅力始終源於那個少年得志、天才橫溢的奧遜.威爾斯。那魅力又豈能瓦解成一堆技巧分析?

第一次看完《大國民》時想:若我有他的才華,25歲便拍了一部名垂影史的傑作,可真是死而無憾了。死而無憾談何容易?奧遜.威爾斯拍完《大國民》後一直艱苦奮鬥,爭取機會拍電影,又看着自己的電影被製片剪得支離破碎。想無論是奧遜.威爾斯還是我輩平凡人,總會如 Charles Foster Kane一樣喃喃自語:Rosebud。

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Life of Brian (1979)

Monday, May 14th, 2007

Monty Python的Life of Brian冒犯了基督教嗎?主角Brian只是幸運地 (或不幸地)跟耶穌基督在同一條巷出生,注定打從出生起便經常被人誤以為是救世主,最後還要死在十字架上。硬要挑剔當然也可以說,賢明的三王怎會去錯馬槽?

跟耶穌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同地出生的Brian,自小跟母親相依為命,閒時跟母親到山上聽耶穌講道,然後一起參加擲石;當然還想着搞革命,推翻羅馬帝國統治。一天到晚想着追女仔的Brian,卻因為連串誤會被誤以為是先知、猶太民族英雄,結果最後被釘上十字架不情願地「從容就義」。

電影對宗教狂熱者、反政府組織的嘲諷我且不細說了。電影笑料一落入文字不免味道全失,我只想談談其中一幕。對我這個曾淺嚐拉丁文初階的人來說,Brian 深夜在城牆髹反羅馬標語一幕最叫人感同身受。Brian奉組織People’s Front of Judea之命,在城牆髹上「羅馬人滾回家」標語,結果給一名羅馬軍官逮過正着。羅馬軍官卻不是要追究Brian反政府,而是為錯誤文法大動肝火(將「Romani ite domum」錯寫成「Romanes eunt domus」)﹗結果他一手拿着刀,一手扭着Brian的耳朵,給他上了一節拉丁文課,還要他在牆壁上罰抄一百次。

相信大家的童年回憶裏少不了惡老師:剛巧沒有溫書,但老師卻點名要你答問題。Monty Python很喜歡喚起這「集體回憶」,但卻略施小計,令記憶中平常不過的事物,立即變得荒唐絕論。Meaning of Life (1983) 最叫我笑破肚皮的是「性教育」一幕。性從來都引人入勝,但當性成為課程,老師一板一眼鉅細無遺地講解(甚至即場示範)時,性頓變成了叫人打瞌睡的學科。

說到底,電影最後一幕「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最能解釋我喜歡這部電影的理由:甚麼宗教、甚麼救贖的承諾,都比不上當下一笑置之。

Zidane, un portrait du 21e siècle (2006)

Sunday, April 15th, 2007

英超球星都爭着出版傳記,有多少球迷會買來看就不得而知。畢竟,二十來歲的「一生」可堪傳頌的應不多。法國球王施丹幸好沒有踢英超,也慶幸法國傳媒尚未有窺探人家隱私的陋習,否則我們心中的施丹就不會那麼純粹。

所謂「純粹」,並非要神化施丹,他去年世界盃決賽那一記頭槌,已公告天下他只是血性漢子一個。「純粹」指的是,我們討論施丹時說的都是他球場上的一舉一動,而不是他有多少個女朋友,或某個周末到某名店掃了多少件衣服等「資訊」。

入場看 Zidane -A 21st Century Portrait (Zidane, un portrait du 21e siècle;港譯:施丹 360) 早已有心理準備,90分鐘的球賽 (2005年4月23日,皇馬對維拉利爾的賽事),17個攝影機捕捉的就只有施丹一人,若說期間沒有神遊太虛就是騙你的。但我相信這齣紀錄片比什麼「施丹傳」更能忠實地還我們一個純粹的施丹。

我們這代人都是看電視播放的球賽成長的,電視已經替我們揀選了最佳角度,確保我們不會錯過球場上每個精彩時刻。看球賽直播,施丹總是渾身是勁;一個轉身,一個美妙傳送,直教球迷看得如癡如醉,而電視台亦愛將那些精彩片段反覆重播。但球場上卻有22個人,22個人的90分鐘都不盡相同:當電視機畫面只看見4、5個人追着一隻皮球時,其他人在幹甚麼?

一場球賽可以有多個角度去看,球賽不可能時時刻刻都精彩萬分,施丹亦不是由「精彩片段」組成。這齣紀錄片叫我們看到,施丹雖然有時目光凌厲,全神貫注;但有時卻抬頭看球場的大光燈,腳步蹣跚,時而低頭歎息。說到底,他只是11名球員其中一人。

施丹那只以字幕形式出現的「旁白」,談不上有什麼微言大義,但他對足球的感想卻又跟人生有不少可互相參照之處。中場那段「世界今日發生甚麼事」有點流於造作,叫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施丹憶述兒時踢球,腦海中老是有一把聲音作旁述。我想,不只是球員,很多人腦海也有一把旁述的聲音:我這樣做,人家會怎樣看?我們都在意人家的看法,老是給鏡頭捕捉的施丹當然也不例外。

去年世界盃,施丹率領法國踢走巴西後,法國友人給我傳來的一幅照片
zi-zou.JPG

1968/1989:
Bobby (2006)/A fost sau n-a fost?(2006)

Tuesday, April 10th, 2007

對歷史的記憶總離不開紀念日和大人物:那天改變了歷史,那人是希望的化身。但真是這樣嗎?看了兩齣有關所謂歷史時刻的電影。兩個時刻分別是,美國的1968年6月5日 及羅馬尼亞的1989年12月22日。

美國電影Bobby (港譯:RFK遇刺的那天)講述的是參議員羅拔.甘迺迪遇刺前一日(6月4日),多個身處Ambassador Hotel 的人物的遭遇。他們彼此沒有關係,而除了助選團成員外,跟甘迺迪也沾不上邊,直至6月5日凌晨,他們一起在酒店目擊甘迺迪遇刺。

電影倒叫我想起Grand Hotel (1932)中,Lewis Stone 那句「Grand Hotel, people come, people go, nothing ever happens」。電影也有提及這句話,但千方百計要說的是:「something does happen」。

雖然電影角色甚多,但歷史主角甘迺迪則只用上新聞片段來描繪:他朝氣勃勃地發表演說,跟民眾握手,大力抨擊社會不公。電影很努力塑造甘迺迪的高大形象,他仿如希望的化身,他一死,所有希望都隨他而去。儘管我對羅拔.甘迺迪認識不深,但只是想:有哪個政客參選不是戮力塑造正義形象呢?

導演一邊用塑造甘迺迪的高大形象,一邊講述多個角色當天的遭遇。而對大部份角色而言,甘迺迪當天的競選活動只不過是背景音樂而已。甘迺迪最後死在他們眼前,叫他們震驚、沮喪。我在想,導演可能是想說明,有時歷史千載難逢的機會就在大家不為意的時候遛走。

惟電影沒有交代的是,這班人此後會如何過活?永遠懷念甘迺迪嗎?還是一切如常?甘迺迪遇刺到底是否如導演想告訴我們般,是改變美國歷史的一刻?

相比起Bobby,羅馬尼亞電影 A fost sau n-a fost?(12:08 East of Bucharest, 港譯:布加勒斯特以東午後 8 分) 便平淡得多。1989年東歐變天,柏林圍牆倒下,東歐人民當年莫不歡天喜地,但事隔多年,他們又如何看待那改變歷史的一刻?

1989年12月22日,羅馬尼亞總統壽西斯古為挽狂瀾於既倒,動員支持者集會造勢,豈料集會演變成反政府示威,壽西斯古於12:08pm 坐直升機倉皇出走,共產政權宣佈壽終正寢。變天後數年,羅馬尼亞一直舉步唯艱,不少羅馬尼亞人更懷疑那場革命其實只不過是政變陰謀,「革命」只是騙局而已。

16年後的12月22日,某小鎮如常過日子:教師Manescu照樣喝得醉醺醺;Piscoci準備再作馮婦,扮聖誕老人;鎮上的小孩則繼續放鞭炮作弄人……沒有人在意那天原來是革命紀念日,除了電視台老闆Jderescu。

Jderescu想知道:「我們這個小鎮當年有參與革命嗎?」他認為,倘若人群當年只是得悉壽西斯古倒台後才跟着上街,那麼就不算革命。於是他邀請Manescu和Piscoci來,要看看到底當年12:08pm前廣場有沒有人。Manescu力說自己當日12:08前已到廣場示威,但觀眾卻紛紛致電指他撒謊;Piscoci則是小市民心態,大談當日聽見壽西斯古宣佈派錢時如何興奮,然後得悉壽西斯古出走後的沮喪。節目最終失控,12:08pm前廣場有沒有人則成為一宗縣案。

所謂「歷史見證人」,只不過是誇大其辭,若硬要說「見證」,則我們充其量只「見證」自己的生活。革命不革命,日子還是如常的過。

延伸閱讀:
孤草:HKIFF: 大罷工、RFK 遇刺的那天
華利:布加勒斯特以東午後 8 分

背景資料:
BBC: Who was Bobby Kennedy?
BBC: CIA role claim in Kennedy killing
BBC: Romania’s bloody revolution
BBC:Tough rebirth for Ro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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