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 Pillars of Wisdom

Fred Astaire 及Ginger Rogers上世紀三十年代翩翩起舞，不僅當年迷倒世界不少觀眾，到現在仍教不少影迷津津樂道。數月前讀《我，費里尼》，知道費里尼有齣電影叫Ginger e Fred ，便一直望穿秋水，終於零七年結束前夕還了心願。

Amelia 跟 Pippo是四十年代模仿 Fred & Ginger 的舞者， 拆伙四十年後重遇。兩人早已年華老去，變成電視台尋開心的對像，但二人還是落力表演，既是為了藝人尊嚴，亦是為了珍惜兩人可能最後一次共舞的機會。這樣的故事很容易拍得傷感煽情，但費里尼沒有。電視台五光十色千奇百怪，Amelia就仿如小朋友般對一切充滿好奇，還要求跟肌肉猛男合照；Pippo雖然流露出對年華老去的不捨之情，但感傷總是點到即止。大概這便是歌舞世界的療傷之用，兩人車站分手，也不忘以歌舞來淡化傷痛。

費里尼提過， Fred & Ginger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為活在法西斯陰影下的意大利人帶來慰藉，電影有心向這兩位舞者致敬，台前幕後都為之興奮，但始料不及的是 Ginger Rogers竟然告他們，傷透費里尼夫婦的心，因為這部電影的故事就是按 Giulietta Masina的想法發展出來的。想想看吧，你一心向偶像致意，豈料偶像卻把你告上法庭，夢想與現實差距之大，不叫人大受打擊才怪。幸好最後沒有告得成，費里尼也不忘為 Ginger Rogers開脫：一定是有律師教唆她這樣做的！

致敬還敬敬，電影的主角還是 Amelia & Pippo。飾演這對舞者的Marcello Mastroianni 及 Giulietta Masina，對費里尼無論藝術生命還是個人來說，都是重要人物：前者是他在電影世界的化身；後者既是妻子又是繆思，兩人同台演出可謂意義重大。 跟 Masina一樣，Mastroianni都很喜歡 Fred & Ginger ，一直期望可以像Fred Astaire一樣跳舞演出；當費里尼找他時，他更特別減磅，希望當當瀟洒舞王。但費里尼卻破其好夢，首先是把他弄至近秃頭，然後只讓他笨手笨腳地跳，最後還要滑倒地上。一切固然是劇情需要，但我想費里尼也是為了滿足妻子願望吧。他在《我，費里尼》一書便直言，因為 Masina舞跳得不好，所以不能讓 Mastroianni跳得太好。為博紅顏一笑，相信老友 Mastroianni也不會介意。

電影一大特色，便是焦點經常由劇情轉到電視廣告上去。費里尼對電視無孔不入極看不慣，對電視台放映電影加插大量廣告打斷更為之氣結。這齣以電視台做背景的電影，當然不會放過對電視及廣告的嘲諷。電影甫開始，火車站便掛了一大隻豬腳 ，羅馬街頭隨處可見大型廣告海報……但一切都及不上登堂入室的電視廣告，劇中人經常停下來看電視，電影焦點便隨時轉到電視廣告或其他無聊節目。費里尼不搞批判，他只是鬧着玩，嘲笑一下一眾電視迷。說到底，兩位舞者也因為上電視而得到最後榮耀：在火車站被電視迷索取簽名！

費里尼八十年代曾參與請願示威，要求電視台播電影時不要播放大量廣告，當年有句口號叫「Non si interrompe un’emozione」，意思大概是「情感不容打斷」。這齣電影雖然屢被電視廣告干擾，但兩名角色的情感以至費里尼對兩名演員的愛，還是打斷不來。

閒話休提，還是到 YouTube看看Giulietta Masina及Marcello Mastroianni的Ginger & Fred，還有正牌 Fred & Ginger

最近盤點家中藏書，亦終於將舊電腦的檔案搬到新電腦去，當中倒有不少有趣的發現。在舊電腦發現這篇寫於2003年的東西，略加修改後正好拿來應急。

不少影評人都說，Le dernier métro「最後一班地車」，是最不杜魯福的，當年看也有同感，但日前重看此片時，卻又覺得其實杜魯福的蹤影依然處處：對女性及小孩的熱愛、跟「戲中戲」可相輝映的“Behind-the-scene”，以及「愛的殺傷力」(« l’amour fait mal »)的永恆主題。跟「戲中戲」的「電影萬歲」那個世界不一樣，「最後一班地車」的主角卻要面對現實，愛的殺傷力也在現實的陰霾下吊詭地得到舒緩。

杜魯福在「戲中戲」說過，拍電影就像跳上一列火車一般，拋卻現實煩惱，因為電影比生活和諧得多了。可是，當身處一九四二年的巴黎，劇院老闆又要是猶太人的時候，籌備一齣舞台劇卻不可能是夢幻旅程了。老闆Lucas Steiner據悉離開了法國，但其實匿藏於劇院地下室。妻子Marion 既要保護丈夫，又要保住劇院，跟納粹週旋。與此同時，Marion 跟一班演員排演丈夫所編寫的舞台劇，舞台劇得以順利演出單靠一眾幕前幕後的人才還不夠，最重要的還得通過納粹的審查。稍有差池的話不要說上演了，連劇院能否保得住也成問題。年輕演員Bernard對納粹恨之入骨，他的魯莽險些斷送了劇院。儘管有這樣一個時代背景，杜魯福說的還是愛情故事,但對杜魯福而言，愛情絕不只限於男女、男男、女女之間，Fahrenheit 451說的是人跟書籍的愛情；「戲中戲」更是給電影寫的情書，這次的愛情故事除了一段含蓄的三角關係外，也是人跟劇場的愛情故事。

說起三角關係，大概所有人都會想起「祖與占」。三人我行我素，懶理世人譭譽，彷如置身世外桃園。身處淪陷時期的巴黎，背上劇院及丈夫的沉重包袱，Marion可沒有Catherine的灑脫，也自然不能像杜魯福電影主角般從心所欲、鬧鬧孩子氣、甚或毀滅一切。在Marion身上我們看不見感情的爆發，她的同事甚至哭著訴說她無情。舞台卻是她傾注所有感情的地方：她在舞台上雖說是扮演他人，但卻同時可卸下面具，不用再扮演盡責妻子、劇院捍衛者的角色。她惱Bernard跟納粹劇評人爭執，雖然是為了捍衛丈夫的劇院，但難道不是害怕納粹會奪去她唯一可以逃離現實的地方麼？

「祖與占」中的珍摩露、La femme d’à côté 的Fanny Ardant 跟愛人同歸於盡；La Sirène du Mississipi中，Catherine Deneuve也要毒殺Belmondo。死過翻生的Belmondo 對着她說：Tu es si belle. Quand je te regarde, C’est une joie et une souffrance。事隔十年，同樣的對白，在這齣電影重複了三次，場景換成舞台，聽的人還是Catherine Deneuve。成熟的丹露更見迷人，何謂挑逗，盡見她那雙腿。

送上電影插曲 Lucienne Delyle: Mon Amant de Saint-Jean

很久沒有寫過嘉寶，趁着下周二（九一八）嘉寶102歲壽辰之際，再來一個Garbo系列，今次由嘉寶首登大銀幕說起。

You know, she receives instruction excellently, follows orders closely. She is like a wax in my hands. Greta will be all right. I believe in her.

Mauritz Stiller 跟嘉寶的關係叫人着迷：他發掘了Greta Lovisa Gustafsson，並加以改造，悉心調較她的衣着打扮及言談舉止，還要賜她新名字：Garbo。能夠如此隨心所欲創造一個女人，相信是很多人的白日夢，能夠創造一個像嘉寶的女人，更近乎千年一遇的奇蹟。

嘉寶傳奇始自Mauritz Stiller，Gösta Berlings saga (The Saga of Gösta Berling) 的Elisabeth則是她首個主要角色。Gösta Berlings saga的主角是當時得令的男星Lars Hanson，他後來也被荷里活籮致，跟嘉寶在Flesh and the Devil中合作。

看Gösta Berlings saga雖然是因為要看未經荷里活洗禮的嘉寶，但打從一開始便給情節迷住了：就算沒有嘉寶，這也是一齣默片時代的瑰寶。電影場面浩大，片末火燒Ekeby及雪地追逐叫人嘆為觀止。電影根據Selma Lagerlöf 小說改編，情節豐富，難以三言兩語概括，簡而言之，便是講述一名被逐出教會的神父，如何歷盡艱辛，重新做人；救贖他的再不是上帝，而是一個女人。

神父Gösta Berling (Lars Hanson) 因酗酒而被逐出教會。他到一大戶人家任家教，打算重新開始，並跟女學生Ebba互生情愫，可惜當Ebba知道他的過去後，便絕望離去。Ebba的弟婦Elisabeth (Greta Garbo) 卻對Berling 生好感，並對Berling滿懷信心。

Berling給Ebba拒絕後，自覺重新做人無望，便到 Margaretha Samzelius (Gerda Lundequist)的Ekeby莊園寄居，成為「騎士」一員，跟一眾無業遊民終日飲酒玩樂。Margaretha十分能幹，但其實亦有傷痛的過去。一天，她的過去被人公開，其夫不堪受辱，將Margaretha逐出Ekeby。Margaretha視Ekeby為人生污點，便決定一把火燒掉Ekeby……

Gösta Berling (Lars Hanson) 及Margaretha Samzelius (Gerda Lundequist)這兩個先後被社會遺棄的人是本片的焦點。整部電影最悅目耀眼的便是飾演Margaretha 的Gerda Lundequist。默片時代的演技，在今人看來未免誇張。Lars Hanson在這部電影中的演出便是佼佼者，他一吃驚便雙手扯着頭髮，兩眼一瞪。但反觀 Lundequist則顯得含蓄內歛，通過眼神的微妙變化來讓觀眾感受其內心世界。你聽不到Ekeby女主人發司號令也不打緊，她一出場你便可以感受到她的威嚴；到她回憶往事時，箇中的懊悔憤恨亦拿捏得恰到好處，毫不過火。翻查資料，原來她是瑞典著名舞台劇演員，怪不得演技如此爐火純青。

嘉寶的戲份並不多，但Stiller顯然為她施盡渾身解數，令她每次出場都彷如天仙下凡。荷里活時代的嘉寶很纖瘦，但她早期卻是胖胖的。據說美高梅大老闆L.B. Mayer初簽嘉寶時便跟Stiller 說：「告訴她美國人不愛胖女孩！」雖然不合荷里活標準，嘉寶的演技亦有待磨練，但嘉寶在片中散發的質樸及羞澀卻並非荷里活時代可見了。

令人唏噓的是，Mauritz Stiller跟嘉寶都因為這齣電影受到荷里活注意，(傳說是L.B. Mayer跟Stiller看這齣電影，一見到嘉寶出場便大嚷：那女孩是誰？我要簽她！）但兩人到荷里活後，際遇卻天淵之別。這個下回再談。

最近翻看George Lakoff 及 Mark Johnson 的 Metaphors We Live By ，該書大意是說，所謂「隱喻」並非只是文學修辭手法，而是構成了人類理解。很多隱喻都對思維模式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用「故事」來隱喻「人生」便是一例：人生就如故事般，有起承轉合，主人翁有個目標要奮鬥。但活了些時日，你就會知道，人生絕不像故事般有理路可循。

要把人生搬上銀幕，就不得無理可循，總得抓着一兩個主題加以發揮。他／她是怎樣的人？悲慘的？孤獨的？抑或愉快的？然後再慢慢剪裁取捨。電影La Môme (La vie en rose) 將Edith Piaf的一生娓娓道來，由坎坷童年至臨終一刻。Edith Piaf的一生便仿佛由無數慘事組成,她跟Marcel相戀，以及後來在美國沙灘一邊織毛衣，一邊回答記者提問，是電影唯一較平靜的時刻。Piaf的一些重要時刻都提到了，如被夜總會老闆Louis Leplée發掘、在Raymond Asso幫助下東山再起、跟拳手Marcel的一段情。不過Edith Piaf的其他面向便難免要犧牲，我們看不見巴黎淪陷時期的Edith Piaf，也看不到她發掘的Charles Aznavour 、Yves Montand，以及跟Piaf同日逝世、為她寫過劇本的Jean Cocteau。

電影中很多角色都略嫌面目不清，這當然跟電影交錯敘事有關。電影一方面順序記述Edith Piaf的一生，一方面則穿插她的最後歲月，這樣翻來覆去的意義其實不大，反而有時叫人難以把握劇中人的情感。

交錯敘事方式到後段才告成功， 三個不同時刻正正總結了Edith Piaf的一生：在美國沙灘接受訪問，在Olympia 高歌 Je ne regrette rien 、以及生命走到盡頭的一夜。我早就猜想電影會用 Je ne regrette rien 作結，歌詞可能真是為了Edith而寫的吧﹗

看着Edith Piaf的一生，叫我想起同是個子矮小，有一把動人歌聲、生活又是一塌糊塗的Judy Garland (她的一生數年前拍成電視電影，由Judy Davis主演）。你看完這些歌手故事（噢，還有Edith Piaf在電影中提及的Billie Holiday），大概不禁要問：一把觸動萬千心靈的聲音，背後是否一定隱藏着飽受煎熬的靈魂？Edith Piaf 病重還要堅持演出，既是因為只有唱歌才能令她活着，也可能是因為只有在觀眾身上才找到愛。

但世人或許忘記了，這些歌手給世人最寶貴的禮物，是他們的歌聲；世人懷念的Edith Piaf是那把直抒胸臆的歌聲，而非她的「悲劇人生」。她的一生是否就如大眾想像般悲劇，只有她自己才最清楚。

看完Marion Cotillard的精彩演出，不妨到YouTube認識一下真正的Edith Piaf：

Edith Piaf Olympia Part 1

Edith Piaf Olympia Part 2

Edith Piaf Olympia Part 3

更多Edith Piaf….

本來不想為這部電影多費唇舌，但見倉海君如此「一肚戲」，又再次將我擺上枱，想還是寫一下為妙，以免人家以為區區的口味真如倉海君所言般「不同凡響」。

看罷Les chansons d’amour的感覺跟倉海君差不多，電影結束之所以「紋風不動」，固非「回味無窮」，只是要看看電影歌曲出自何人之手而巳。

Les chansons d’amour是一部歌舞片。電影一開始便斗大的寫着 Le Départ，看過 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 者大概都估計電影有心向 Jacques Demy 「致敬」。果然電影一如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般分為三個的段落：Le Départ, l’absence, le retour。三人床上看書一幕又叫人聯想起杜魯福的Domicile conjugal 。奈何電影「致敬」卻有點畫虎不成反類犬，叫觀眾看得不是味兒。

所謂「致敬」，大概便是有技巧的模彷，或喚起影迷對某些經典時刻的回憶。 François Ozon在 8 femmes 便是一例。Catherine Deneuve 對女兒說：「Te regarder, c’est pour moi une joie et une souffrance」（看着你叫我既欣喜亦痛苦），然後鏡頭一轉便見Fanny Ardant黯然神傷。心水清的影迷立即想起杜魯福，Catherine Deneuve 分別在La Sirène du Mississippi 及Le Dernier Métro 中聽過這句對白；而大家都知道 Fanny Ardant 正是杜魯福的妻子。

Les chansons d’amour 很煞有介事地喚起觀眾對《秋水伊人》的回憶 （Chiara Mastroianni可是Catherine Deneuve 的女兒啊！） 。可惜電影的歌曲談不上悅耳，歌詞亦不見得深刻。儘管攝影不錯，但故事以致人物都欠缺吸引力。就算電影如何花心思「致敬」也是有點枉然。

究竟「致敬」的價值何在？叫觀眾玩影迷知識測驗，看看認得出多少經典場面？還記得兩三年前看貝托魯奇的 the Dreamers，片中穿插大量經典電影場面，身後一名男子大概要向女友顯示自己的「識見」，不停跟女友解畫，說這個鏡頭出自何處，那句對白又來自那齣經典等，恨不得向他揮以老拳。我想，你若要追求文藝少女，這類「致敬」電影一定適合你。

墮胎的爭議相信不用多言：簡而言之，一方說婦女有權選擇，另一方則認為胎兒有生存權，雙方一直爭論得面紅耳赤，有時甚至可以鬧出人命,但這問題爭論幾十年還是沒結果。

探討倫理學問題，電影及文學啟發之處或更勝哲學論文，因為二者提供了一個具體處境思考.叫人明白下道德判斷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非只是停留在紙上談兵的層次。畢竟，道德判斷並非抽象的，不是單靠一兩個道德原則便無往而不利。英國導演Mike Leigh的Vera Drake是今年看過的電影最為發人深省的一部。電影沒有鮮明立場，只是默默的把一個Vera Drake的在50年代的遭遇，巨細無遺的呈現出來，讓大家思考。除了墮胎對錯外,箇中的倫理問題，例如家庭關係，好心做壞事的問題等，都很值得思考。

主角Vera Drake不是雄辯滔滔的婦解份子，她甚至連清楚解釋的能力也沒有。她只是一個好心腸的太太，一切行動都出於善意，正如其丈夫所言。電影亦輕輕提過Vera Drake是私生女，也解釋了為何她如此同情那些被迫懷孕的婦女。電影一開始便極力營造Vera Drake是一個心腸好得不能再好的太太，叫觀眾希望有這樣的鄰居，甚至這樣的母親。鏡頭一轉，Vera Drake拿着水泵，像慈母一樣，安慰着驚惶失惜的女孩，為她墮胎，跟大眾對非法墮胎的印象完全沾不上邊。

Vera Drake很愛護她的家人，並一直隱瞞自己的副業。然而一名經她墮胎的女孩險些喪命，令Vera Drake的秘密曝光,亦令家人平靜生活起波瀾。電影很仔細地交代警察盤問的經過,我想就算不認同她行為的,眼見她被盤問亦會感到難過。她知道自己所做的不為社會所容，但卻又活像無辜者，連盤問她的警員亦感到為難。她說她不收錢，亦不用金屬工具,完全不像其他非法墮胎的同行,她有的只是一顆善心。

Vera Drake人好，但很笨，她被Lili騙了那麼多年，以為自己一直義務助人,其實只是人家撈油水的工具。她一心要幫助那些沒有選擇情況下懷孕的婦女，然而當Lili介紹她為一名紅杏出牆的妻子墮胎時，Vera Drake雖然認為不妥,但只說了一句：「這不太對吧？」仍然接受了差使。她不分青紅皂白,有求必應，可能正是她最大的過失。

問題來了，她是出於善心,但她是對的嗎？電影並沒有作出判斷,但在講述Vera Drake的故事同時,亦描述了一名因姦成孕的女孩的遭遇。她沒有找非法墮胎,只是循合法途徑求助.但電影結束時她依然徬徨無依。墮胎對錯實在很難一刀切的論斷。

Monty Python的Life of Brian冒犯了基督教嗎？主角Brian只是幸運地 (或不幸地)跟耶穌基督在同一條巷出生，注定打從出生起便經常被人誤以為是救世主，最後還要死在十字架上。硬要挑剔當然也可以說，賢明的三王怎會去錯馬槽？

跟耶穌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同地出生的Brian，自小跟母親相依為命，閒時跟母親到山上聽耶穌講道，然後一起參加擲石；當然還想着搞革命，推翻羅馬帝國統治。一天到晚想着追女仔的Brian，卻因為連串誤會被誤以為是先知、猶太民族英雄，結果最後被釘上十字架不情願地「從容就義」。

電影對宗教狂熱者、反政府組織的嘲諷我且不細說了。電影笑料一落入文字不免味道全失，我只想談談其中一幕。對我這個曾淺嚐拉丁文初階的人來說，Brian 深夜在城牆髹反羅馬標語一幕最叫人感同身受。Brian奉組織People’s Front of Judea之命，在城牆髹上「羅馬人滾回家」標語，結果給一名羅馬軍官逮過正着。羅馬軍官卻不是要追究Brian反政府，而是為錯誤文法大動肝火(將「Romani ite domum」錯寫成「Romanes eunt domus」)﹗結果他一手拿着刀，一手扭着Brian的耳朵，給他上了一節拉丁文課，還要他在牆壁上罰抄一百次。

相信大家的童年回憶裏少不了惡老師：剛巧沒有溫書，但老師卻點名要你答問題。Monty Python很喜歡喚起這「集體回憶」，但卻略施小計，令記憶中平常不過的事物，立即變得荒唐絕論。Meaning of Life (1983) 最叫我笑破肚皮的是「性教育」一幕。性從來都引人入勝，但當性成為課程，老師一板一眼鉅細無遺地講解(甚至即場示範)時，性頓變成了叫人打瞌睡的學科。

說到底，電影最後一幕「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最能解釋我喜歡這部電影的理由：甚麼宗教、甚麼救贖的承諾，都比不上當下一笑置之。

對歷史的記憶總離不開紀念日和大人物：那天改變了歷史，那人是希望的化身。但真是這樣嗎？看了兩齣有關所謂歷史時刻的電影。兩個時刻分別是，美國的1968年6月5日 及羅馬尼亞的1989年12月22日。

美國電影Bobby (港譯：RFK遇刺的那天)講述的是參議員羅拔．甘迺迪遇刺前一日(6月4日)，多個身處Ambassador Hotel 的人物的遭遇。他們彼此沒有關係，而除了助選團成員外，跟甘迺迪也沾不上邊，直至6月5日凌晨，他們一起在酒店目擊甘迺迪遇刺。

電影倒叫我想起Grand Hotel (1932)中，Lewis Stone 那句「Grand Hotel, people come, people go, nothing ever happens」。電影也有提及這句話，但千方百計要說的是：「something does happen」。

雖然電影角色甚多，但歷史主角甘迺迪則只用上新聞片段來描繪：他朝氣勃勃地發表演說，跟民眾握手，大力抨擊社會不公。電影很努力塑造甘迺迪的高大形象，他仿如希望的化身，他一死，所有希望都隨他而去。儘管我對羅拔．甘迺迪認識不深，但只是想：有哪個政客參選不是戮力塑造正義形象呢？

導演一邊用塑造甘迺迪的高大形象，一邊講述多個角色當天的遭遇。而對大部份角色而言，甘迺迪當天的競選活動只不過是背景音樂而已。甘迺迪最後死在他們眼前，叫他們震驚、沮喪。我在想，導演可能是想說明，有時歷史千載難逢的機會就在大家不為意的時候遛走。

惟電影沒有交代的是，這班人此後會如何過活？永遠懷念甘迺迪嗎？還是一切如常？甘迺迪遇刺到底是否如導演想告訴我們般，是改變美國歷史的一刻？

相比起Bobby，羅馬尼亞電影 A fost sau n-a fost?(12:08 East of Bucharest, 港譯：布加勒斯特以東午後 8 分) 便平淡得多。1989年東歐變天，柏林圍牆倒下，東歐人民當年莫不歡天喜地，但事隔多年，他們又如何看待那改變歷史的一刻？

1989年12月22日，羅馬尼亞總統壽西斯古為挽狂瀾於既倒，動員支持者集會造勢，豈料集會演變成反政府示威，壽西斯古於12:08pm 坐直升機倉皇出走，共產政權宣佈壽終正寢。變天後數年，羅馬尼亞一直舉步唯艱，不少羅馬尼亞人更懷疑那場革命其實只不過是政變陰謀，「革命」只是騙局而已。

16年後的12月22日，某小鎮如常過日子：教師Manescu照樣喝得醉醺醺；Piscoci準備再作馮婦，扮聖誕老人；鎮上的小孩則繼續放鞭炮作弄人……沒有人在意那天原來是革命紀念日，除了電視台老闆Jderescu。

Jderescu想知道：「我們這個小鎮當年有參與革命嗎？」他認為，倘若人群當年只是得悉壽西斯古倒台後才跟着上街，那麼就不算革命。於是他邀請Manescu和Piscoci來，要看看到底當年12:08pm前廣場有沒有人。Manescu力說自己當日12:08前已到廣場示威，但觀眾卻紛紛致電指他撒謊；Piscoci則是小市民心態，大談當日聽見壽西斯古宣佈派錢時如何興奮，然後得悉壽西斯古出走後的沮喪。節目最終失控，12:08pm前廣場有沒有人則成為一宗縣案。

所謂「歷史見證人」，只不過是誇大其辭，若硬要說「見證」，則我們充其量只「見證」自己的生活。革命不革命，日子還是如常的過。

延伸閱讀：
孤草：HKIFF: 大罷工、RFK 遇刺的那天
華利：布加勒斯特以東午後 8 分

背景資料：
BBC: Who was Bobby Kennedy?
BBC: CIA role claim in Kennedy killing
BBC: Romania’s bloody revolution
BBC:Tough rebirth for Romania

對電影The Queen (港譯：英女皇)的讚譽已經耳熟能詳了：Helen Mirren 扮演英女王如何形神兼備、Peter Morgan劇本如何出色。但無論如何，沒有1997年9月發生的一場悲劇/鬧劇，也就無戲可唱。

主角與其說是女王，倒不如說是電影中沒明確面目的傳媒和民眾。無論是借戴妃之死出盡風頭的貝理雅，還是高高在上的英女王，在電影中只不過是被傳媒與群眾牽着走的可憐蟲。貝理雅幕僚及女王秘書天天緊盯着各大報小報頭版：山雨欲來之勢，就由小報頭條蘊釀出來。

貝理雅的幕僚迅速掌握民情，把戴安娜追封為「人民王妃」，直在王室頭上動土，叫貝理雅民望急升。傳媒為洗脫害死戴安娜之嫌疑，亦樂於鞭撻王室：管你是女王陛下也好，找替死鬼才是首要任務。群眾對戴安娜之死如喪考妣，但若非群眾對戴安娜「關愛」有加，狗仔隊亦不會全天候追蹤。這群幫兇當然也樂於跟傳媒合作，把矛頭直指王室。

電影只消寥寥幾筆，再配上新聞片、小報頭條，便呈現出形勢險崚；對女王的著墨反而不貴多，只留下空間供觀眾想像，感受女王慘被圍攻之痛。身邊的菲臘親王、查理斯王子都表達過對戴妃的看法，唯獨女王沉默不語。但一天晚上，她看着電視重播戴安娜訪問片段卻若有所思。大概傳媒寵兒戴妃給她的啟示是：做好這場show吧﹗女王放下身段「順應民情」做show，拯救了王室。你我也難以說得清，女王順應的到底是小報頭條，還是哀慟不已的民眾。

在電影 Roman Holiday裏，掩飾公主身份的Audrey Hepburn 向Gregory Peck 飾演的記者解釋父親的工作時，說的便是Public Relations。在電影開首埋怨沒有投票權的英女王，到最後已認識到，自己其實只不過是跟着報章頭條走的PR。

前言
近代捷克老是被強國壓迫：先有奧匈帝國，然後是納粹德國，最後便是老大哥蘇聯。可能正是這段經歷，捷克文學及電影反省個人如何面對集體壓迫特別深刻。這種反省並不只停留在個人如何被強權壓迫得苦不堪言，而是進一步剖析人性弱點，獨特的歷史事件一下子具備普遍性，能夠勾起共鳴。

跟德國電影反省二戰時的沉重不同，捷克顯得輕盈得多，對強權來說簡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強權其實不怕你沉甸甸地描述苦難，最怕就是你笑。只要一笑，那就是說你已經不再驚恐，還拿什麼來嚇你？

大街上的商店 (Ján Kadár, Elmar Klos: Obchod na korze/ The Shop on Main Street, 1965)
納粹屠殺猶太人很難叫人笑得出。《大街上的商店》比97年意大利電影La Vita è bella (港譯：一個快樂的傳說)更早採用喜劇手法去處理納粹大屠殺，也比後者震撼、深刻得多了。以大屠殺為題材的電影多如牛毛，要不就描述猶太人的慘況，要不就歌頌人性光輝。但我們似乎都忘記了，這場悲劇除了受害者、英雄和惡棍外，更多的是旁觀者。

年初看 Judgment at Nuremberg，法官震震有詞地指責那些面對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就手旁觀。沒有親歷其境的人自然總可以站在超然的位置上品評一番。但撫心自問，換了是你，站在集體瘋狂前，你敢為猶太人挺身而出嗎？

《大街上的商店》發生在1942年的斯洛伐克 (我們所稱的「捷克」，在1993年以前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現今為兩個國家)。主角Tono 就是一個尋常老百姓，就算不喜歡傀儡政權，日子還是得過且過。Tono 一天被委任為猶太老太 Lautman鈕扣店的 “Aryan controller”，準備接管她的店舖。但由於如何解釋也無法令老太太明白，鈕扣店亦似乎生意難做，便答應接受猶太長老的薪水，以店務助理的名義待在店裏，好保護老太太。老太太對其身份懵然不知，在其眼中，他只是一名糊塗的店務助理，卻是個很棒的木匠。老太太待他有如兒子般，兩人都糊里糊塗，鬧出笑話連篇。

但只要一看他們處身的時代，那溫情便叫人慨嘆不已。老太太仿如小孩，完全不知猶太人大難臨頭；Tono 雖然不知道政府突然召集所有猶太人的真正原因，但卻隱然覺得不妥。Tono個性較柔弱，甚麼也沒所謂，雖然一直不喜歡傀儡政權，但也僅僅對廣場上那座巴比倫塔留露鄙夷之色而已。可是身邊的老太太卻令他不能繼續置身事外：要麼奉政府命令將老太太交出；要麼保護她，換來 white jew 的惡名，被警察抓去。

電影最後隨着 Tono 的內心爭扎到達高潮，也是最扣人心弦的一幕。Tono到老太太店借宿一宵，打算保護她，以防她第二天早上溜了出去。但第二天，當他從櫥窗看到廣場上被政府召集的猶太人時，他猶豫了。兩難處境迫得他發瘋，最後決定迫老太太離去。兩人在店內追逐爭扎一輪後，廣場上的猶太人早已被送走了。Tono鬆了一口氣，慶幸自己最終沒有出賣老太。此時，Tono看見警察妹夫步近店舖，情急之下， 他將老太推進雜物房，豈料卻錯手殺了她。

Tono 最後上吊自殺與其說是因為錯手殺了老太，倒不如說是因為自己一刹那淪為納粹魔爪內疚。 Tono 本來不相信政府的宣傳，也深明猶太人此行凶多吉少；但為了自保，他卻向着老太太說着那些謊言：你去吧，過些日子你便會回來。他們要你這個老太婆幹麼？沒事的，你只是一個老太婆，他們很快便讓你回來。他遊說的不僅是老太太，也是自己無助的靈魂。

納粹屠殺無辜猶太人固然恐怖，但強迫普通人變成幫凶，箇中的恐怖實在不遑多讓。當一個人連做一個有良知的普通人的權利也沒有時，他還可以如何自處呢？

鏡頭沒有交代 Tono 死去，反而以夢境結束：Tono與 Lautman 化身成紳士淑女步出小店，廣場上的巴比倫塔不見了，取而代之是樂隊演奏的舞台。類似的夢境在電影中也出現過一次。個人的不幸解決不了，唯有逃到夢想世界聊以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