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歐洲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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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ger e Fred (1986)

Fred Astaire 及Ginger Rogers上世紀三十年代翩翩起舞,不僅當年迷倒世界不少觀眾,到現在仍教不少影迷津津樂道。數月前讀《我,費里尼》,知道費里尼有齣電影叫Ginger e Fred ,便一直望穿秋水,終於零七年結束前夕還了心願。 Amelia 跟 Pippo是四十年代模仿 Fred & Ginger 的舞者, 拆伙四十年後重遇。兩人早已年華老去,變成電視台尋開心的對像,但二人還是落力表演,既是為了藝人尊嚴,亦是為了珍惜兩人可能最後一次共舞的機會。這樣的故事很容易拍得傷感煽情,但費里尼沒有。電視台五光十色千奇百怪,Amelia就仿如小朋友般對一切充滿好奇,還要求跟肌肉猛男合照;Pippo雖然流露出對年華老去的不捨之情,但感傷總是點到即止。大概這便是歌舞世界的療傷之用,兩人車站分手,也不忘以歌舞來淡化傷痛。 費里尼提過, Fred & Ginger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為活在法西斯陰影下的意大利人帶來慰藉,電影有心向這兩位舞者致敬,台前幕後都為之興奮,但始料不及的是 Ginger Rogers竟然告他們,傷透費里尼夫婦的心,因為這部電影的故事就是按 Giulietta Masina的想法發展出來的。想想看吧,你一心向偶像致意,豈料偶像卻把你告上法庭,夢想與現實差距之大,不叫人大受打擊才怪。幸好最後沒有告得成,費里尼也不忘為 Ginger Rogers開脫:一定是有律師教唆她這樣做的! 致敬還敬敬,電影的主角還是 Amelia & Pippo。飾演這對舞者的Marcello Mastroianni 及 Giulietta Masina,對費里尼無論藝術生命還是個人來說,都是重要人物:前者是他在電影世界的化身;後者既是妻子又是繆思,兩人同台演出可謂意義重大。 跟...

【舊文】Le dernier métro (1980)

最近盤點家中藏書,亦終於將舊電腦的檔案搬到新電腦去,當中倒有不少有趣的發現。在舊電腦發現這篇寫於2003年的東西,略加修改後正好拿來應急。 不少影評人都說,Le dernier métro「最後一班地車」,是最不杜魯福的,當年看也有同感,但日前重看此片時,卻又覺得其實杜魯福的蹤影依然處處:對女性及小孩的熱愛、跟「戲中戲」可相輝映的“Behind-the-scene”,以及「愛的殺傷力」(« l’amour fait mal »)的永恆主題。跟「戲中戲」的「電影萬歲」那個世界不一樣,「最後一班地車」的主角卻要面對現實,愛的殺傷力也在現實的陰霾下吊詭地得到舒緩。 杜魯福在「戲中戲」說過,拍電影就像跳上一列火車一般,拋卻現實煩惱,因為電影比生活和諧得多了。可是,當身處一九四二年的巴黎,劇院老闆又要是猶太人的時候,籌備一齣舞台劇卻不可能是夢幻旅程了。老闆Lucas Steiner據悉離開了法國,但其實匿藏於劇院地下室。妻子Marion 既要保護丈夫,又要保住劇院,跟納粹週旋。與此同時,Marion 跟一班演員排演丈夫所編寫的舞台劇,舞台劇得以順利演出單靠一眾幕前幕後的人才還不夠,最重要的還得通過納粹的審查。稍有差池的話不要說上演了,連劇院能否保得住也成問題。年輕演員Bernard對納粹恨之入骨,他的魯莽險些斷送了劇院。儘管有這樣一個時代背景,杜魯福說的還是愛情故事,但對杜魯福而言,愛情絕不只限於男女、男男、女女之間,Fahrenheit 451說的是人跟書籍的愛情;「戲中戲」更是給電影寫的情書,這次的愛情故事除了一段含蓄的三角關係外,也是人跟劇場的愛情故事。 說起三角關係,大概所有人都會想起「祖與占」。三人我行我素,懶理世人譭譽,彷如置身世外桃園。身處淪陷時期的巴黎,背上劇院及丈夫的沉重包袱,Marion可沒有Catherine的灑脫,也自然不能像杜魯福電影主角般從心所欲、鬧鬧孩子氣、甚或毀滅一切。在Marion身上我們看不見感情的爆發,她的同事甚至哭著訴說她無情。舞台卻是她傾注所有感情的地方:她在舞台上雖說是扮演他人,但卻同時可卸下面具,不用再扮演盡責妻子、劇院捍衛者的角色。她惱Bernard跟納粹劇評人爭執,雖然是為了捍衛丈夫的劇院,但難道不是害怕納粹會奪去她唯一可以逃離現實的地方麼? 「祖與占」中的珍摩露、La femme d’à côté 的Fanny Ardant 跟愛人同歸於盡;La Sirène du Mississipi中,Catherine Deneuve也要毒殺Belmondo。死過翻生的Belmondo 對着她說:Tu es si belle. Quand je te regarde, C’est...

向大師致敬?
Les chansons d’amour (2007)

本來不想為這部電影多費唇舌,但見倉海君如此「一肚戲」,又再次將我擺上枱,想還是寫一下為妙,以免人家以為區區的口味真如倉海君所言般「不同凡響」。 看罷Les chansons d’amour的感覺跟倉海君差不多,電影結束之所以「紋風不動」,固非「回味無窮」,只是要看看電影歌曲出自何人之手而巳。 Les chansons d’amour是一部歌舞片。電影一開始便斗大的寫着 Le Départ,看過 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 者大概都估計電影有心向 Jacques Demy 「致敬」。果然電影一如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般分為三個的段落:Le Départ, l’absence, le retour。三人床上看書一幕又叫人聯想起杜魯福的Domicile conjugal 。奈何電影「致敬」卻有點畫虎不成反類犬,叫觀眾看得不是味兒。 所謂「致敬」,大概便是有技巧的模彷,或喚起影迷對某些經典時刻的回憶。 François Ozon在 8 femmes 便是一例。Catherine Deneuve 對女兒說:「Te...

她是好人,但她是對的嗎?
Vera Drake (2004)

墮胎的爭議相信不用多言:簡而言之,一方說婦女有權選擇,另一方則認為胎兒有生存權,雙方一直爭論得面紅耳赤,有時甚至可以鬧出人命,但這問題爭論幾十年還是沒結果。 探討倫理學問題,電影及文學啟發之處或更勝哲學論文,因為二者提供了一個具體處境思考.叫人明白下道德判斷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非只是停留在紙上談兵的層次。畢竟,道德判斷並非抽象的,不是單靠一兩個道德原則便無往而不利。英國導演Mike Leigh的Vera Drake是今年看過的電影最為發人深省的一部。電影沒有鮮明立場,只是默默的把一個Vera Drake的在50年代的遭遇,巨細無遺的呈現出來,讓大家思考。除了墮胎對錯外,箇中的倫理問題,例如家庭關係,好心做壞事的問題等,都很值得思考。 主角Vera Drake不是雄辯滔滔的婦解份子,她甚至連清楚解釋的能力也沒有。她只是一個好心腸的太太,一切行動都出於善意,正如其丈夫所言。電影亦輕輕提過Vera Drake是私生女,也解釋了為何她如此同情那些被迫懷孕的婦女。電影一開始便極力營造Vera Drake是一個心腸好得不能再好的太太,叫觀眾希望有這樣的鄰居,甚至這樣的母親。鏡頭一轉,Vera Drake拿着水泵,像慈母一樣,安慰着驚惶失惜的女孩,為她墮胎,跟大眾對非法墮胎的印象完全沾不上邊。 Vera Drake很愛護她的家人,並一直隱瞞自己的副業。然而一名經她墮胎的女孩險些喪命,令Vera Drake的秘密曝光,亦令家人平靜生活起波瀾。電影很仔細地交代警察盤問的經過,我想就算不認同她行為的,眼見她被盤問亦會感到難過。她知道自己所做的不為社會所容,但卻又活像無辜者,連盤問她的警員亦感到為難。她說她不收錢,亦不用金屬工具,完全不像其他非法墮胎的同行,她有的只是一顆善心。 Vera Drake人好,但很笨,她被Lili騙了那麼多年,以為自己一直義務助人,其實只是人家撈油水的工具。她一心要幫助那些沒有選擇情況下懷孕的婦女,然而當Lili介紹她為一名紅杏出牆的妻子墮胎時,Vera Drake雖然認為不妥,但只說了一句:「這不太對吧?」仍然接受了差使。她不分青紅皂白,有求必應,可能正是她最大的過失。 問題來了,她是出於善心,但她是對的嗎?電影並沒有作出判斷,但在講述Vera Drake的故事同時,亦描述了一名因姦成孕的女孩的遭遇。她沒有找非法墮胎,只是循合法途徑求助.但電影結束時她依然徬徨無依。墮胎對錯實在很難一刀切的論斷。

1968/1989:
Bobby (2006)/A fost sau n-a fost?(2006)

對歷史的記憶總離不開紀念日和大人物:那天改變了歷史,那人是希望的化身。但真是這樣嗎?看了兩齣有關所謂歷史時刻的電影。兩個時刻分別是,美國的1968年6月5日 及羅馬尼亞的1989年12月22日。 美國電影Bobby (港譯:RFK遇刺的那天)講述的是參議員羅拔.甘迺迪遇刺前一日(6月4日),多個身處Ambassador Hotel 的人物的遭遇。他們彼此沒有關係,而除了助選團成員外,跟甘迺迪也沾不上邊,直至6月5日凌晨,他們一起在酒店目擊甘迺迪遇刺。 電影倒叫我想起Grand Hotel (1932)中,Lewis Stone 那句「Grand Hotel, people come, people go, nothing ever happens」。電影也有提及這句話,但千方百計要說的是:「something does happen」。 雖然電影角色甚多,但歷史主角甘迺迪則只用上新聞片段來描繪:他朝氣勃勃地發表演說,跟民眾握手,大力抨擊社會不公。電影很努力塑造甘迺迪的高大形象,他仿如希望的化身,他一死,所有希望都隨他而去。儘管我對羅拔.甘迺迪認識不深,但只是想:有哪個政客參選不是戮力塑造正義形象呢? 導演一邊用塑造甘迺迪的高大形象,一邊講述多個角色當天的遭遇。而對大部份角色而言,甘迺迪當天的競選活動只不過是背景音樂而已。甘迺迪最後死在他們眼前,叫他們震驚、沮喪。我在想,導演可能是想說明,有時歷史千載難逢的機會就在大家不為意的時候遛走。 惟電影沒有交代的是,這班人此後會如何過活?永遠懷念甘迺迪嗎?還是一切如常?甘迺迪遇刺到底是否如導演想告訴我們般,是改變美國歷史的一刻? 相比起Bobby,羅馬尼亞電影 A fost sau n-a fost?(12:08 East of Bucharest, 港譯:布加勒斯特以東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