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 Pillars of Wisdom

金賽博士在五十年代發表的性學研究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當時瀰漫著保守風氣，對性不是從道德角度去講，便是採用不問不說的態度。金賽博士如何抵受世俗眼光，堅持科學研究這個被視為禁忌的課題，這其實是很引人入勝的故事。但電影的著眼點卻不在他跟保守勢力的抗爭，亦不意圖將金賽刻劃成抵抗保守主義的英雄，因此也沒有很戲劇化的發展：最戲劇化的一幕只不過是金賽宣揚自己的信念期間因過度激動而昏倒。電影旨在審視金賽的信念及驚世駭俗的研究方法。所以電影只選取了比較能突顯金賽的性格及信念的事件加以舖陳。

電影挑了幾個有代表性的故事對金賽的研究提出疑問。金賽認為人們對性迴避的態度是不健康的，認為應該正面面對，並通過客觀研究使得所有對性的說法都有根據而非無稽之談。這當然沒有爭議，而電影反映當時的人對性的愚昧無知亦益突顯金賽的研究有多重要。但金賽卻慢慢認為性只是為了要滿足生理欲望，沒有什麼禁忌可言。他甚至認為為了對性有全面了解，研究者要以身犯險，什麼性事也要嘗試。金賽夫婦感情要好，兩人都很享受性的歡愉。但一次出差，金賽向同性戀傾向屈服，跟助手進行同性性行為，除了為了滿足欲望外，也是為了證明他的研究發現。金賽事後向妻子表白，認為滿足自然欲望乃正常不過的事，只是社會建制要將自然欲望壓抑。一向對丈夫義無反顧支持的妻子傷心欲絕，表示建制不一定是無意義的，其意義就在於防止人們互相傷害。金賽認為性與愛可以分開，並建議妻子也嘗試一下婚外性行為。他的妻子果然照著做，當著金賽面跟他的助手搭上了。堅持信念的金賽在樓下聽著，努力擺出不在乎的客觀態度，只是表示工作還多而敦促二人快完事。但觀眾卻看到他如何不安及傷心。我們不禁會問：對性採取壓抑的態度固之然是扭曲人性，但金賽採取的放任態度卻不是同樣扭曲人性嗎？

跟著我們看到的金賽可以用「走火入魔」來形容。繼「人類男性性行為研究」後，他再一次挑戰當時的社會道德防線，研究「女性性行為」。而他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極具爭議：為了知道女性如何獲得性高潮，他的研究隊伍(包括金賽在內)要跟接受調查的女性性交，並以錄象紀錄，供整支研究隊伍研究。觀眾看到研究隊伍在看那些錄象時極度不自在。接著，兩名研究人員因為換妻而鬧翻，並發洩對金賽的不滿：金賽連研究隊伍的私生活也劃入研究範圍內，要求隊員記錄性事。而換妻也是金賽鼓勵的，目的也是做實驗，因為他堅信性跟愛是兩回事，沒料到會破壞婚姻。這再一次打擊金賽的信念。

金賽致力科學地研究性，其本懷亦只是為了拯救因為社會對性的無知而吃不少苦頭的人。不少人因為性禁忌而受了不少苦，最典型的莫過於是同性戀者；而女性在西方保守傳統中向來被認為不應享受性的歡愉，金賽要研究如何令女性達到高潮，也算是用心良苦。電影末段，當金賽對自己的研究意興闌珊之際，一名女同性戀者向金賽致謝，表示多得金賽的研究她才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對人生重燃希望。這段插曲可謂是對金賽的肯定。

金賽研究得來的數據究竟有甚麼意義？老實說，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有需要知道有多少人性交時是採用「傳教士式」還是「後進式」、第一次自慰的年齡、第一次進行性行為的年齡、有多少性伴侶等。(後兩項可能對政府制定醫療政策有幫助吧。)這些研究在當時改變人們對性的看法可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今天的意義可能已不大了。

後記： 電影其中一個問題是老掉牙的「性與愛是否可分開」。這叫我想起若干年前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看過的一齣法國小品 Une liaison pornographique (A Pornographical Affair) 且慢，不要一見pornographical 這個詞便急不及待，因為電影甚少裸露鏡頭，所有性事都在鏡頭之外發生。故事女主角在色情雜誌徵友，希望找性伴侶以滿足性幻想，一名男子應徵。二人久不久便在酒店碰面，開始這段「有性無愛」的關係。二人最後暗生情愫，但卻選擇結束這段 pornographical affair，換來點點遺恨。印象中這齣電影拍得很美，希望有機會再找來看看。

向來對舊片重拍充滿戒心，看那些重拍舊片總令我一面粗言穢語，一面緬懷過去。除了旨在示範一下如何糟蹋經典外，我實在弄不清舊片重拍的意圖：《觸目驚心》便是絕佳的示範。

去年聽說有人重拍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1962)，第一個反應便是：「不是吧﹗」雖談不上十分喜歡這部電影，而其中洗腦的情節也未免顯得簡單可笑；但其中的詭異氛圍、以及冷戰的時代烙印都令 這部電影成為難得的political thriller；也值得一看再看。Frank Sinatra飾演受惡夢纏擾的Bennett Marco也算稱職；至於飾演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Raymond Shaw的Lawrence Harvey也完全演活受壓抑但又無力抵抗的心理。但要數最難忘的演出則非飾演專橫母親的Angela Lansbury莫屬。

我抱着半懷疑的態 度看這部電影，跟舊作比較在所難免。故事主線跟原來版本差不多，但背景則由五十年代的韓戰改為九十年代的海灣戰爭。Bennett Marco率領的一支作戰小隊遭偷聾，Raymond Shaw隻手救了同僚，回國後成為戰爭英雄。在參議員母親安排下，他在政壇平步青雲，更問鼎副總統之位。可是Bennett Marco卻一直覺得那次遇聾事有蹊蹺，而一名同僚跟他發著同一個夢更令他決定要找出真相……獨立來看，這部電影是不錯的娛樂，當中可謂沒有冷場。可是珠 玉在前，我始終覺得舊片那來自黑白拍攝及鏡頭運用所造出的詭異效果是新版所缺的。新版的改動其實亦頗符合當代的情況。隨著共產集團瓦解，新版的邪惡勢力變 成藉戰爭發財的美國財團Manchurian Global。但兩片中的真正敵人還是假借保衛國家之名欲操縱一切的政客。財團跟政客欲將一名遭洗腦的總統置於白宮，究竟有何所指實在再也明顯不過。舊版 的副總統候選人乃是參議員Johnny Iselin，也是Raymond Shaw的後父，一個愚昧無知並為妻子操縱的麥卡錫主義者。這個角色在新版被刪去，由Raymond Shaw兼任。我想，若能保留原來版本中那個一天到晚在喊美國受威脅的白痴，電影的諷刺意圖就更明白了。

一些改動則明顯欲解決原來版本的疑團。舊 版中Janet Leigh跟Frank Sinatra在火車上邂逅的一幕叫人看得糊里糊塗：那段關於中國工人的對話更相當無厘頭，令人覺得Janet Leigh好像也有甚麼陰謀。更何況，既然整支作戰小隊都被俘虜，沒有理由只是對Raymond Shaw進行洗腦。新版其中一個重要改動就是讓Bennett Marco也遭洗腦，最後鎗殺總統候選人的任務由他來執行。而Janet Leigh的角色則變了聯邦密探，奉命監視Bennett Marco。

原來版本沒有解釋洗腦過程，新版則高科技得多 (當然這也不表示那就可信)。所有改動也不是能完全解決所有疑問。舊版中，Raymond的母親根本事先不知道她所聽命的共產集團選了他的兒子為殺人工具；但新版的母親則一早便主動參予事件，目的是要催眠兒子照她意思參政。但若是這樣她怎會要兒子冒險在大選前夕謀殺參議員Jordon？當然既然原來故事 引起疑問已不少，多一兩個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那「邪不勝正」的結局是新版的一大敗筆。原來故事是Raymond Shaw 受母親指使鎗殺總統候選人，他到最後關頭戰勝催眠，殺掉後父及母親。如前所述，新版安排了Marco當殺手，獲知母親計謀的Raymond Shaw在台上故意不按原來指示站立，以圖引Marco轉移狙擊目標，鎗殺他及母親。Marco殺掉Raymond後欲吞鎗自殺，但卻為聯邦密探阻止，聯邦密探更製造假證據將兇手說成另有其人，矛頭直指Manchurian Global。這樣草草收場只令觀眾啞然失笑。(除非你一定要堅持「好人好報」的公式。)

原版中，Raymond Shaw是個悲劇人物，電影花了不少心思去塑造他那複雜的性格；他跟母親愛恨交織的關係更是經典。新版中我們卻看不見他有內心爭扎，而且性格也遠為平面呆板。電影雖然重現Raymond 跟母親的情深一吻，但可能時代不同了，而Meryl Streep畢竟也不是Angela Lansbury，二人關係現在剩下的只有滑稽感：Raymond Shaw再不是嘗試反抗命運的悲劇人物，他只是裙腳仔而已。

早期的恐怖電影現在看來一點也不驚嚇，但值得欣賞的地方還是多着。看着早期電影，你仍然會驚嘆那些特效是怎樣做到的。早年恐怖片多以非人的怪物為主角：如科學怪人、金剛、吸血殭屍等。但1931年的Freaks特別在於它沒有任何特效化妝，當中的「怪物」全是人類，而這也是為甚麼這部電影到今天仍令人不寒而慄的原因。

當年恐怖片種之王乃環球片廠，MGM見狀亦不甘後人，把拍Dracula的Tod Browning 請來，務求要拍一部前無古人的恐怖片，結果Tod Browning 不負所託，拍攝期間已將片廠的工作人員嚇至半死；上映後，大部份觀眾不是被嚇至昏厥便是落荒而逃。該電影被美國多個州以及其他國家禁制，(據說即使到了今天，在美國好幾個州份看Freaks理論上仍然是不合法的。)並由原來的九十分鐘被刪剪至六十分鐘。

平心而論，Freaks並不算一部優秀的電影，Tod Browning是難以適應有聲電影的導演之一，所以你會發現他處理對話時很不流暢，但只要沒有人物對話掣肘，手法便靈活起來，也更能營造氣氛。Freaks中拍得最好的兩幕不約而同都是沒有對話的：Hans跟Cleopatra 的婚宴，以及一眾Freaks在風雨中向Cleopatra 報復的一段。遺憾的是後一段戲被大幅刪剪，不能讓今人好好所賞Tod Browning的導技。但婚宴一場通過鏡頭運用及剪接，把Freaks的世界跟兩個「正常人」的世界加以對揚：我們看到一眾freaks相處融洽，自得其樂；而兩個「正常人」則對Hans百般奚落嘲笑，心懷不軌，觀眾不禁會問：究竟誰才是freaks？而一眾Freaks高喊”We accept her, one of us!”亦令人毛骨悚然。

片中的「怪物」都是來自馬戲團：有侏儒、無腳人、無手人、無手無腳人、連體姊妹、還有一眾pinheads (腦部較正常人小的人)等。電影令人不安的原因，除了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人類外，便是引起一個疑問：將別人的不幸當成娛樂究竟是否妥當。電影有不少片段都旨在反映一下這些人的生活而已：如無手人如何以腳代手、無手無腳人如何點煙。而且把這些人喚作「怪物」已算是政治非常不正確了。但電影是不是只是開開殘疾人玩笑呢？

這是我一直思索的問題，但若果放在電影拍攝的年代來看，電影的訊息其實絕對正面。需知，政治正確是當代產物，就像呼籲種族平等的電影Guess Who Come to Dinner 仍把黑人喚作「黑鬼」(nigger)一樣；電影將一眾殘疾人士喚作Freaks也只是跟着當時的用語而已，絕非有意歧視。更何況， “freaks”在馬戲團表演由來已久，當時人也不會覺得拿 “freaks”來娛樂有甚麼不妥；電影亦不是拍攝他們在馬戲團的表演，而是進一步作”Behind the scene”式的揭示，雖然予人「睇真D」之感，但在當時亦可謂算進步。更重要的一點是，電影主線是兩個「正常人」欺負 “freaks”而自招惡果，並用Phroso及Venus對待 “freaks”跟正常人無異的態度來對照。電影究竟是要宣揚歧視還是鼓勵大家平等看待這些人，立場還是相當清楚。

六十年代美國黑人平權運動開始，荷里活在這個時期也拍了幾部電影呼籲國人接受種族平等的思想。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 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及To Kill a Mockingbird了。後者無論故事還是拍攝手法都比前者優秀得多。

To Kill a Mockingbird是改編自Harper Lee 的同名小說，是以作者一家三十年代在美國南部的生活作藍本。我沒有看過小說，但據說電影劇本為Harper Lee認可，而她也對Gregory Peck的演出讚不絕口，認為Peck演活了她的父親。電影今天已被視為處理種族問題的優秀作品，但其實電影的層次遠較為豐富。我自己對美國文化了解有限，仍然難以理解美國憲法既然強調人人平等，但卻又長期將黑人視作次等人類。通常說教電影很難拍得好，但這齣電影卻是例外。

整部電影都是從小孩的角度去敘述，頭一小時內我們只跟著Finch家的Jem和Scout這對兄妹在家附近到處跑。我們也知道他們的父親Atticus接了一宗案件，為黑人Tom Robinson辯護，但僅此而已。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很安全，孩子都可以到處跑的社區。小孩的閒暇不是看電視，而是爬樹、捉迷藏……一家人同桌吃飯聊天，父親會為孩子講故事；鄰居都守望相助，儼如世外桃園。Finch家的鄰居住著一名精神病患者，只會在晚間出沒，而且也似乎有留意Jem和Scout。兄妹二人都沒有見過他，但卻為他起名為Boo。整個社區都對那戶人家避之則吉，但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孩子探險的好去處。

隨著案件開審日子臨近，「世外桃園」的假象慢慢被揭穿。為黑人辯護並不簡單，Atticus的家庭生活開始受到影響，孩子亦因而看到世界的醜惡一面。觀眾直到開審的一天才知道案件的詳情，而且也毫無疑問可以判斷這是宗冤案。儘管Atticus的辯護深刻有力，但卻敵不過陪審團對黑人的偏見。觀眾獲悉判詞的一刻也相信像Jem一樣非常沮喪。隨著Tom Robinson逃走遭槍殺，電影亦似乎臨近尾聲，但話題一轉卻又到萬聖節。我看到這裡心中不禁犯嘀咕：還有甚麼好說？我看後才不禁佩服編劇的佈局。電影到這個階段完結就未免太沮喪：既然Atticus 花了多少力量都敵不過社會不公，那又為什麼要捍衛人性價值呢？誣陷Tom Robinson的Ewell對Atticus懷恨在心，逐向他的孩子施襲。這時候，一直籠罩電影前段的迷團終於解開了。Boo出手拯救了兄妹二人，而Scout也看到Boo根本不嚇人，二人沒有交談，但卻不礙溝通。電影以Scout站在Boo家門外若有所思作結，並配以成年Scout的旁白：

“One time Atticus said you never really knew a man until you stood in his shoes and walked around in them; just standin’ on the Radley porch was enough. The summer that had begun so long ago had ended, and another summer had taken its place, and a fall, and Boo Radley had come out.”

這樣變相為電影添上圓滿結局，而且跟電影反種族主義的題旨相呼應，但又不落刻意俗套，的確可謂神來之筆。

向來相信，一流的小說大多只可能改編成二三流電影。這部改編自Graham Greene的The Quiet American也不例外。跟1958年的版本相比，這部電影已算大有進步——基於五十年代的政治形勢，小說的反美元素被去掉得七七八八，Pyle被描述成一位品格高尚的君子，而Fowler之出賣Pyle也淪為純粹的「情殺案」……可想而知這齣電影怎樣把Graham Greene氣得半死。差不多五十年後，美國在越南的行徑已不再是禁忌，電影也忠於小說的原來立場，但在人物塑造方面仍然不夠小說那細膩，心理描寫也缺乏原著小說的多層次。不過，Micheal Caine卻演活了Thomas Fowler一角，完全能表現那疲倦又害怕孤獨的情緒。

已婚的英國記者Thomas Fowler長駐越南，對一切採取抽離態度，只是將所見所聞如實報道矣。越南女友Phuong是他的唯一慰藉。美國人Pyle，是Economic Aid Mission的成員，為越南提供醫療服務。兩人儘管觀點不一，但仍結成朋友。Pyle愛上Fowler的女友，便「非常君子」地橫刀奪愛：理由是Fowler根本不愛Phuong，而且又已婚；而自己則可以帶給Phuong所期待的幸福。Pyle的真正身份其實是中情局人員，到越南的目的乃是要挑選越共及法國殖民者以外的「第三勢力」(The Third Force)，為越南帶來民主自由。但他挑上的乃是獨裁專橫的General Thé。General Thé的軍隊屠殺百姓，又到處放炸彈。製造炸彈的物料正是由Pyle供應。當Fowler目睹一次爆炸後的屍橫遍野的景象時，他再不能就手旁觀，逐應越共份子要求，協助他們剷除Pyle。

故事基本忠於原著。而且攝影剪接都做得不錯，尤其電影後半部，Fowler在餐廳等候明知不會出現的Pyle那一幕最為出色——這幕與越共份子跟Pyle追逐的一幕交錯，充份表現Fowler的矛盾心情。不過，正如本文開首指出，電影對人物關係及心理描寫不足，例如，Fowler之受不了Pyle，小說對此有深刻的刻劃；但電影卻僅以兩三句對白交代過去便算。殊不知二人分歧背後所涉及的比政治或女人都來得深刻：小說其實有多場對話清楚表達二人分歧所在，可惜今天的電影似乎已容不下這等「冗長」的對白。二人困在瞭望塔一場在小說中至為關鍵，但電影僅保留了兩三句對白便算，也沒有交代Pyle如何不顧危險地救了Fowler一命，以及Fowler 事後「恩將仇報」。Pyle的橫刀奪愛跟他在越南的行動其實都可關連起來，可是電影似乎只將兩件事分開處理，這也是Pyle 的面目變得平面的原因。小說對Pyle的性格有深刻的分析，一言蔽之便是innocence。小說其中一個主題便是innocence的殺傷力：“What’s the good? He’ll always be innocent, you can’t blame the innocent, they are always guiltless. All you can do is control them or eliminate them. Innocence is a kind of insanity.”Pyle之橫刀奪愛，弄得越南雞犬不寧也是出自善意，因此小說的敘述者一開始便說： “I never knew a man who had better motives for all the trouble he caused.”電影不能把握住這個更為深刻的省思，令人以為Fowler跟Pyle之交惡只是因為Phuong。後來爆炸的一場戲將Pyle簡化為惡魔也未免令電影變得淺薄。

至於另一名人物Phuong，電影將她美化了。在原著小說中，她基本是悶聲不響的，而且也沒有腦袋可言。閒時除了會幫Fowler準備鴉片煙，便是翻閱關於英國皇室的八卦雜誌。Pyle死後她二話不說便立即搬回Fowler那兒。電影編劇可能覺得Phuong這個角色不夠「政治正確」，所以便讓她作點思考。但我想原著將Phuong寫得那麼不濟自有其理由。就像Pyle一廂情願地想像越南及「第三勢力」一樣，他要將Phuong從墮落的英國中年漢手中拯救出來，並給予Phuong他以為是她想要的東西：實情是，Phuong跟他想像的是兩回事，而他要給Phuong的東西也根本不是她需要的。

最近工作繁重，因為翻譯一篇哲學論文無時無刻都在咬文嚼字、心力交瘁，所以工餘時間都儘量不碰文字。又因不知何故咳嗽不停，那就順理成章絕跡戲院(我可是甚有「觀眾道德」的)。唯一可以放輕鬆的便是躲在家裡看影碟；而笑片是最適合不過了，因為腦袋都被文字壓得變了形。這就是為何一連幾篇文字都是談喜劇。

因為His Girl Friday和Bringing up Baby都叫我開懷大笑，所以便滿懷希望找來I was a Male War Bride一看，也是Cary Grant主演、Howard Hawks執導。結果卻是失望而回。故事節奏明顯不及Howard Hawks 的其他作品；雖然偶有佳句，但對白顯然不如機鋒處處的His Girl Friday。一如過往的screwball comedy公式，Grant的法國軍官跟Ann Sheridan的美國中尉是鬥氣冤家，最後墜入愛河。劇本交代二人既愛且恨的關係欠缺說服力；而且Ann Sheridan有點叫人討厭，二人亦未能擦出火花，這實在大大減低了故事的可信性。(若果演員能擦出火花，沒有觀眾會有空質疑劇本的；說到底，這是一齣瘋狂喜劇嘛，誰會管合不合理﹗)Cary Grant的法國軍官Henri Rochard沒有半點法國味——我很奇怪電影為什麼不將此角色改成英國軍官(Grant是英國人)，這角色的國籍(只要不是美國就行)根本對劇情發展無關宏旨。

但，電影本身還是有些有趣的地方。首先就得數德國外景，電影在二次大戰後的德國實地取景，你可以看到戰後德國一片頹垣敗瓦的景象。其次就是故事反映的兩性地位之改變。電影據云是改編自真人真事：法國軍官 Henri Rochard是真有其人。電影後半部便是講述這對情人決定結婚後的一連串麻煩事：先是要填上不知多少頁的申請表，然後經美國軍方不知多少個部門審批。新婚之夜，女的突然被調回國，二人不想分離，而唯一可以讓Rochard跟同妻子回美國的，便是引用美國國會通過的「戰時新娘」(War Bride)法案——該法案准許美國軍人的配偶入境；但很明顯，撰寫以及執行法案的官員都沒有考慮過女軍人也會在異地結婚。因此以War Bride身份前往美國的Rochard在路途便遇上重重困難，既沒有身份，甚至連性別也不明確。這其實是個妙絕的故事，可惜電影卻未能好好把握。

找來Howard Hawks的另一齣screwball comedy，Cary Grant跟Rosalind Russell主演的His Girl Friday來看。整體而言，故事沒有Bringing up Baby般瘋狂，反而有點現實意味，對記者諸多嘲諷(那個時候電影都很喜歡批評這班「無冕皇帝」，如Frank Capra的Meet John Doe, Mr. Deeds Goes to Town都或多或少揭示記者的無良。)好笑，但要花的精神則大了。各人同時間連珠炮發，稍不留神便要錯過那些笑位。

Walter Burns (Cary Grant)是報社主編，跟皇牌記者Hildy (Rosalind Russell)是最佳拍檔；二人後來更結成夫婦，但Hildy嫌二人的婚姻只有工作而沒有家庭生活，便離婚並放長假。回來後宣佈準備跟保險經紀Bruce Baldwin結婚，並要辭掉工作，專心做家庭主婦。Walter Burns為了重奪優秀員工兼妻子，便使出連串詭計阻止二人即日離開……

故事如一般screwball comedy一樣是男女冤家鬥氣喜劇，但今次主線則環繞一單謀殺案。市長為求爭取連任，務求盡快吊死一名殺人犯Earl Williams以爭取黑人票源。但該殺人犯其實罪不致死。記者都對這單案件大肆報道，皆因記者向來愛跟政府作對。Burns 以拯救Earl Williams做借口，要求Hildy臨行前再做一個專訪。Hildy為了這使命而延遲跟未婚夫離開。很偉大吧？但跟著的劇情發展卻讓我們看到，這班記者跟市長其實都相差無幾，都不把Earl Williams當做人，而只是將之看成一單可以賣報紙的新聞而已。但電影只是以喜劇手法表現一眾記者搶新聞的做法，至於對錯則留待觀眾自己判斷了。說到底，這始終是喜劇，而不是說教電影。以Walter Burns 致電報社下令改排版一幕為例，Burns 要將Williams逃獄的新聞放在頭版並大篇幅報道，至於其他新聞都變得無關痛癢：”Take Hitler and stick him on the funny page!” 時至今日，這種手法沒有變過：管你重不重要，越煽情的新聞就越大篇幅報導，不夠戲劇性的新聞就只好靠邊站了。

Hildy雖然明言對新聞界既感厭倦又看不過眼，可是她一採訪這宗新聞後便如同入魔般，最後更把未婚夫及未來奶奶趕走。Walter Burns不單重奪他的皇牌記者，亦從保險經紀手中贏回妻子。(這對最佳拍檔根本就是「臭味相投」嘛……)

這部電影改編自大收旺場的舞台劇，Katharine Hepburn東山再起之作。故事主角Tracy便是以她作藍本的，再加上舞台演出達數百次，演出電影版本自然更駕輕就熟。各主角的演出都十分精彩，再加上導演是最擅長讓演員發揮的George Cukor，而攝影及燈光都拿捏得十分準確。Mike 跟Tracy月下共舞的一幕會令你明白，為甚麼黑白電影有些東西是無法被彩色電影取代的。

費城的名門望族Tracy是顛倒眾生的女神，特立獨行，對任何人都抱著極高的標準，絕不容忍人性弱點。她跟Dexter本是青梅竹馬，但婚後由於丈夫酗酒而鬧離婚。兩年後她準備跟白手興家的George結婚，但因不能原諒父親拈花惹草而拒絕邀請父親出席婚禮。故事在婚禮前廿四小時開始：前夫Dexter 攜同兩名小報記者不請自來，準備出席Tracy 的婚禮。Dexter跟Tracy 一見面便不忘互相嘲諷，但Dexter的出現卻又令Tracy反省過去，更重要的是重新檢討未婚夫究竟是否合適自己。記者Mike本來瞧不起上流社會，但卻終為Tracy的風采懾服，進而「一夜風流」。兩人醉醺醺月下共舞兼游夜水(大概是裸泳……)，卻被前夫及未婚夫撞個正著。一直將Tracy視作女神的未婚夫大為震驚，也不相信這「一夜風流」只是游夜水那麼簡單……

當然，一提起The Philadelphia Story，不能不提那經典開場。這段開場沒有對白，觀眾只看見Cary Grant拿著大包小包離開大宅，Katharine Hepburn拿著一袋哥爾夫球和球棍很優雅地跟出來。她把球拋到Cary Grant面前，將球棍折斷，便拂袖而去。Cary Grant怒氣沖沖上前，欲揮拳相向，但又下不了手。Katharine Hepburn面帶勝利微笑，但且慢，Cary Grant已將她推倒在地上。(這場戲要看才好笑。)

Cary Grant的對白不多，且大部份時間都是充當旁觀者的角色，但你卻很難不留意他。以報館一場為例。他只是站在Liz與Mike中間，聽他們你一言我一語。但卻全憑他的面部表情來搶戲。至於James Stewart，我想在黃金時代要找人當簡單又正直的普通人角色，除了Gary Cooper外便是他了。但James Stewart優勝的地方是他那一面孩子氣，找他來演Mike這個角色實在再也合適不過。Ruth Hussey飾演Mike的拍檔兼女友Liz也是十分稱職的。她比Mike成熟得多，總是阻止Mike 魯莽行事。人物生動除了歸功於一眾主角的演出外，當然有賴劇本。對白很恰當地將人物性格表現無遺。如Dexter跟Tracy舌劍唇槍，只消幾句對白便將二人關係交代得一清二楚；Dexter問Liz為甚麼還不跟Mike結婚，她答道Mike 要學的還多著，她暫時不想阻礙他，顯得既得體又充滿自信。

女性主義者大概會挑剔，Tracy的遭遇是男權社會迫使女性屈服的過程：男人酗酒以至拈花惹草都是值得體諒的，甚至是女性的責任。如同諸多性別論戰一樣，一把男女雙方兩極化，所有問題便簡化成誰壓迫誰的問題。但拋開性別爭議，人與人之間不是應該多點諒解和包容嗎？何況，電影的體諒與包容絕非一面倒，Dexter抱怨Tracy不體諒他酗酒的問題，但他對Tracy亦表現得了解與包容。電影末段，Tracy被未婚夫指責跟Mike有染，Tracy百辭莫辯；但Dexter與及Liz均諒解Tracy偶爾越軌(「越軌」是用四十年代的標準來說)，Tracy也因而真正明白到體諒有多重要。

(一點八掛，有見舞台劇大受歡迎，為了確保Hepburn能演出電影版本，Howard Hughs，亦即電影Aviator的「娛樂大亨」，便為Hepburn買下了電影版權。Aviator將Hepburn跟Howard Hughs的關係大肆渲染，但卻不提此事，令人覺得Aviator不免兒戲。)

據說這是三十年代的screwball comedy(姑且譯作「瘋狂喜劇」)代表作，由Howard Hawks執導，Cary Grant及Katharine Hepburn 主演。但主角還包括一頭叫Baby的豹，一頭叫George 的狗……

老實說，初看時有點不慣，因為過往看的Katharine Hepburn 總是以女強人的形象出現：最早的Little Women如是，到四十年代的Woman of the Year、Adam’s Rib 更不用說。Hepburn 四十年代主演的電影亦往往流露她的喜劇細胞：例如，Woman of the Year片末的「女強人大鬧廚房」戲碼無論看多少次依然叫我笑破肚皮；她跟Spencer Tracy在Adam’s Rib的「性別論戰」，到今天仍叫人會心微笑。但她主演這樣純粹的瘋狂喜劇還是頭一次見，而這也是她唯一一部screwball comedy。

至於Cary Grant，雖然我主要從希治閣的電影中認識他，但也看過他五十年代的screwball comedy, Monkey Business，也是出自Howard Hawks的手筆，所以感覺也不是太突兀。看了這部電影便更加覺得他的喜劇天才確實名不虛傳。

這 部電影可讓你由頭笑到尾，保證沒有冷場。笑料除了是來自荒唐的情節以及動作笑料外(例如Cary Grant把Katharine Hepburn 的長裙踩掉)，大多數來自那顛三倒四，但又十分聰明的對白。人物妙語連珠，而timing又很準確，節奏明快。電影開始時，動物學家David (Cary Grant) 為了博物館籌款而要巴結一名富豪；同時也正等候那找尋多年的恐龍骨。可是他跟富豪的約會卻屢遭富家女Susan (Katharine Hepburn)無意破壞。Susan認定整天(不情願地)跟着她的David 是真命天子，便千方百計纏着他。剛巧她弟弟給她送來一頭豹，逐「邀請」David協助她將豹送到郊外別墅。正準備結婚的David迫於無奈，帶着寶貝恐龍 骨跟Susan及她的Baby上路。接下來的情節包括姑媽的寶貝狗George將恐龍骨埋了，累得David整天要跟着George ；Baby走失，David 及Susan展開「獵豹行動」；警察局中的身份疑惑；以及一頭馬戲團的殺人豹被誤以為是Baby等等……總之，就如David無奈地歎息：「怎麼可能這麼 多事發生在一個人身上？」故事當然是大團圓結局，恐龍骨失而復得，而David及Susan這對冤家也有情人終成眷屬。

這齣戲的確是經典 的screwball comedy，很難明白為甚麼當年票房會慘敗，Katharine Hepburn 更自此被封為「票房毒藥」，要到1940年才東山再起。但也可猜想一二，Katharine Hepburn演這類角色實在不合適，她還是「做回自己」較自然。當然，這也證明Katharine Hepburn不只是「做自己」那麼簡單，她確實有演技。我想，Bringing up Baby讓她學習了演喜劇的技巧，後來Philadelphia Story的演出便更趨完美。

顛三倒四對白一例：
Susan 跟David在哥爾夫球場初次相遇，Susan首先打了David的球，然後又企圖將他的車開走，David逐上前理論：
David: Well, you don’t understand - this is my car!
Susan: You mean, this is yourcar?
David: Of course.
Susan: *Your* golf ball? Your car? Is there anything in the world that doesn’t belong to you?
David: Yes, thank heaven - you!
Susan: Now, don’t lose your temper.
David: My dear young lady, I’m not losing my temper. I’m merely trying to play some golf.
Susan: Well, you choose the funniest places. This is a parking lot.
David: Will you get out of my car?
Susan: Will you get off my running board?
David: This is my running bo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