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 Pillars of Wisdom

前言：又一篇積壓已久的文字，因為要寫Paradise Now (港譯：立見天國)，所以才急急了結。

我對《慕尼黑》期望不高，入場是純粹想看看荷里活如何處理以巴這個敏感話題。從來以色列都是碰不得的老虎 ，只要一批評以色列，一大頂「反猶」帽子便飛過來。由猶太人史匹堡來拍這個題材，應該不會有人說「反猶」吧？不過他這次也只不過是青蝏點水式碰一碰而已。我看到的只是一齣典型荷里活製作，刺激有餘，反思不足。

電影由1972年慕尼黑事件說起，整部電影便只有這件事是事實(雖則也有斟酌餘地，但且不談這個)，跟着電影對復仇的描述便只不過是”inspired by real events”。

我沒法對這段復仇史作考證，因為可以看到的史料實在有限。那我也無謂糾纏於電影是否忠於歷史，只看看電影怎樣表達思想。這真是一部反思恐怖主義的電影嗎？若是的話，我只能說電影實在淺薄得很，勉強只能做到「復仇者的心路歷程」而已，一切更高層次的反思也欠奉，歸根到底便只有「怨怨相報何時了」。同樣也說「怨怨相報何時了」的馬其頓電影Before the Rain (港譯：山雨欲來)手法高明得多。

男主角最後質疑任務，其實有很多原因，並非突然良心發見。首先，復仇計劃引起「恐怖份子」報復—這就是所謂「怨怨相報何時了」。殺了一個「恐怖份子」，還有千千萬萬的「恐怖份子」，那麼充其量也只是復仇計劃不夠徹底，而不是覺得以色列以牙還牙有什麼不對。其次，他累了，他想念家人；而且仇口太多，想安寢也難。這些真是對於這場沒完沒了的仇恨的反思嗎？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實際考慮而已。

不能深入反思，主要因為是復仇對象面目不清。我不會如某些批評般認為史匹堡應該「從頭說起」，好讓人知道為什麼巴勒斯坦人非用如斯血腥的手段不可。「從頭說起」？從哪兒說起？由1948年說起還是二千年前說起？《以巴恩仇錄》這樣的史詩式巨獻恐怕只有上帝(如有的話)才能拍出來。不過如果電影真要反思恐怖主義，那無論如何也應該讓觀眾看到所謂「恐怖分子」的面貌。

電影唯一真正觸及問題的一幕便是男主角跟巴勒斯坦青年交談及不久便兵戎相見的一段戲，那幕是整部電影最好的部份。巴勒斯坦青年表示要重建家園，這才是以巴恩怨的源起。但史匹堡卻竟然對此輕輕放過，是不敢面對真正的問題？還是有別的原因？如果史匹堡不能面對這個問題，那就不應碰這個題材。

電影的表達手法也是頗費解的。最不明白的莫過最後男主角跟妻子做愛的畫面會穿插1972年慕尼黑槍擊片段。當然將死亡跟性關連起來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觀乎這部電影，這幕又不似乎是這樣。我相信史匹堡不是想表達做愛快感有如殺人快感吧？史匹堡似乎想告訴觀眾：瞧﹗我是很大膽的。正如電影的血漿一樣，我不清楚有什麼信息。

或者所有批評都捉錯用神了，史匹堡只想拍一個有點名目的復仇故事罷了。對荷里活還是不要期望過高，能夠有點官能刺激便算了。

延伸閱讀：

Robert Fisk (The Independent): My Challenge for Steven Spielberg (獨立報要付款，有意閱讀者請留個言。)
Neal Ascherson (The Observer) : A master and the myths of Munich

Stephen Howe (Open Democracy): “Munich”: Spielberg’s failure

Countering Terrorism: The Israeli Response To The 1972 Munich Olympic Massac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Covert Action Teams (這篇碩士論文描述了以色列的復仇計劃，有一節專門討論George Jonas 的Vengeance一書，亦即本電影的主要根據。有興趣可參看該節”Avner”，篇幅不長。)

這篇是積壓了多月的舊文，因為一些細節遲遲未能完稿。碰巧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在國際法庭受審期間死亡，又引起大家對這類國際法庭的關注，因此不妨借電影來回顧一下國際法庭的原型。

二戰結束，戰勝國在紐倫堡設立法庭審訊納粹份子，其中第三場審判的被告乃是納粹政權下的司法人員，當中涉 及的法律問題及道德問題都相當發人深省。
電影本事
電影Judgment of Nuremberg便是根據是次審訊改編而成，由Stany Kremer執導，演員陣容可謂星光熠熠。四名納粹司法人員被控將納粹暴行合法化，當中包括德高望重的法官Ernest Janning(Burt Lancaster)。檢察官Col. Tad Lawson (Richard Widmark)參與過解放集中營，對納粹深惡痛絕，誓要將四人重判。辯護律師Hans Rolfe (Maximilian Schell)敬仰Janning為人，認為若他入獄會是德國的奇恥大辱。審訊展開，雙方唇槍舌劍，主審法官Dan Haywood (Spencer Tracy)一邊廂在法庭內聽着雙方辯論，另一邊廂在紐倫堡街頭靜觀一切。他跟納粹軍官遺孀Mrs. Bertholt (Marlene Dietrich)交往，聆聽她的觀點。

電影集中在兩宗案件，首宗案件涉及納粹強迫為政敵絕育的措施。控方證人是當年因父親是共產黨員而遭強行絕育的Rudolph Petersen (Montgomery Clift)。辯方律師指出基於社會考慮而為某些人強行絕育並不罕見，至少美國一個州便有類似法例。他進一步運用當年納粹法庭用以判斷人是否低智商 的問題證明Petersen之所以被閹割並非因為共產黨家庭背景，而是他精神有問題。Petersen在 證人席上極力否認自己有問題，並指自己被閹割前並非如此。

第二宗案件便是直接跟Ernst Janning有關的Feldenstein案。納粹德國為了保持種族純正，嚴禁猶太人跟德國人發生肉體關係。猶太老翁 Feldenstein被控跟德國少女Irene Hoffman (Judy Garland) 有染，儘管二人極力否認，但結果Feldenstein被判死刑，Hoffman則被判入獄兩年。Hoffman上庭作證，辯方律師重施故技，咄咄逼人，力證二人有染，以示Ernst Janning只是依法判決而已。當Hoffman崩潰之際，一直默然無語的Ernst Janning卻站起來厲聲指責辯護律師，並坦承未開審前已決定判Feldenstein有罪，原因是納粹黨要借此案殺一儆百。

這時局勢有變，蘇聯封鎖柏林，美國為了爭取德國人支持以抵抗共產黨進一步染指歐洲，便以不同渠道向法官及檢察官暗示要從輕發落，但最後法官沒有理會這些干擾，將四名被告判處終生監禁。

法律還是道德判決？
電 影的道德信息很明確，惟卻沒有將此案涉及的法律問題一一交代。辯方律師從法律角度辯護，力指這些司法人員只是執行既有的法律而已；而兩名法官討論案情時亦 有指出當中涉及的法律問題，如國際法，罰不溯及既往原則(ex poste facto principle)，但主審法官卻沒有理會，只是着眼於納粹的受害者，認為那些司法人員需要為納粹暴行負責。電影不是法律教科書，當然不可能將當中涉及 的問題一一交代；可是完全不理會法律觀點卻未免把問題危險地簡化了。

電影最後安排Janning坦承審判不公，可以說是解決了很多問題，也使得法官的判決十分合理：因為Janning的確犧牲了法治精神來迎合納粹。但假如他真是公正地依法判Feldenstein有罪呢？我們現在看那條法律可能會說那是不義之法。惟過去很多法律在今天觀點看起來往往是不義的，例如美國上個世 紀初便有法例禁止黑人跟白人通婚。當社會進步而取消有關法律時，我們可以指從前的人「非法」而加以追究嗎？

更何況，單從電影描述的兩宗案件看來，我們並不能看出司法人員如何將納粹暴行合法化。美國檢察官在庭上放映集中營影象，純粹只是訴諸情感。集中營跟那四名司法人員有甚麼關係？電影並沒有解釋。主審法官離開德國前跟Janning見面，Janning表示他們對集中營一無所知，他只淡然地說：「當你將第一個無辜者送入獄時，你便應該料到有這樣的結果。」聽上去的確擲地有聲，但仔細想一下便很有問題。因為按照法官的邏輯，不單只那四名司法人員都有罪，連所有德國人都有罪，因為他們都默許納粹逮捕猶太人。如果是作道德判斷我們大可以這樣說，但以之為法律責任恐怕是有問題的。

成王敗寇？
在紐倫堡開設的軍事法庭，除了1945年10月開始審訊德國納粹頭號戰犯由國際軍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主持外，1946年10月之後的十二場審訊都由美國的軍事法庭負責。雖說該法庭由國際軍事法庭授權，但仍然有點名不正言不順。又想到現在 美國仍然堅決反對成立國際法院，(即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我們平時聽到的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只處理國與國之間的糾紛；而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屬臨時性質，只是針對某件事件，如南斯拉夫及盧旺達的種族清洗，而成立。但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則是常設的，任何人都可到那兒告狀。)甚至威迫其他國家簽訂協議，答應不會將美國公民告到國際法院。美國聲稱自己向來以行動保護人權，紐倫堡審訊便常常被拿來作例子，因此毋須國際法院多此一舉。國際間的所謂正義似乎從來都是由勝利者決 定。試想想若美英入侵伊拉克之戰失敗，今天在伊拉克受審的便是小布殊和貝理雅，而不是薩達姆了。世事很少像納粹暴行般黑白分明，況且紐倫堡審訊中的「司法人員審訊」也顯示了箇中問題並不是如此簡單。各國實在有需要為國際審訊定下法則，否則所謂國際公義只會淪為成王敗寇的遊戲而己。

延伸閱讀：
Michael Asimow: Judges Judging Judges—Judgment at Nuremberg
The Nuremberg Trials: The Justice Trial
Harvard Law School: Nuremberg Trials Project
The Economist (9/3/2006): Bringing the wicked to the dock

一提起堪富利保加 (Humphrey Bogart)，第一時間想到的必定是諸如Casablanca, Big Sleep, Maltese Falcon等經典作。但若你要我挑一部保加的代表作，那會是In a Lonely Place。

In a Lonely Place 的導演是Nicholas Ray，比較為人熟悉的作品該是1955年的 Rebel Without a Cause 。本片女主角Gloria Grahame是他的妻子。一看見本片男主角堪富利保加，你也會猜到這部電影多半是 “film noir”。儘管沒有猜錯，但這部電影卻不是一般的 “film noir”。

偏愛這齣電影，是因為這是一個平凡人的故事。保加不是黑幫大哥或神探，而是情緒備受困擾的電影編劇。男女主角的愛情故事不像「北非諜影」般蕩氣迴腸，那就是說可以在你我身上發生。我們看着一對情侶如何因為猜疑而最後痛苦分手，而兩人的性格刻劃也遠為一般的類型電影立體。

故事簡介
電影編劇Dixon Steele性格火爆，老跟人家衝突。他最新的工作是要將一部暢銷小說改編成電影。Steele萬分不情願，遂請餐廳女侍應 Mildred回家為她講述小說內容。 Mildred離開 Steele家後旋即被殺害，有多宗暴力紀錄的Steele頓成頭號疑犯。但鄰居 Laurel Gray 卻向警方證明案發當晚Steele並沒有離家。Steele跟 Laurel 墮入愛河。Steele 在 Laurel的愛及照料下彷獲重生，並重新投入工作。當一切似乎很美滿時，那宗兇殺案卻像夢魘般纏擾Laurel，甚至叫她懷疑Steele是否就是兇手，而她自己又會否遭毒手……

非一般的film noir
單看以上的故事簡介，你可能會以為這只不過是一齣懸疑電影。男主角活脫脫就是從 “film noir” 走出來的危險人物。至於女主角，她初登場時以 “femme fatale”的形象出現，彷彿有甚麼陰謀；但沒多久卻又搖身變成希治閣電影中身陷險境的金髮女郎，叫人擔心她的安危。電影就是這樣不斷跟觀眾開玩笑，叫觀眾期望落空。電影開始時，我們跟着電影編劇Dixon Steele到好萊塢餐廳，聽着看着，我們不禁以為這是一部像A Star is Born 及 The Bad and the Beautiful般的「幕後故事」(insider story) ；但沒多久兇案發生，觀眾又不禁說：「原來是犯罪電影﹗」 到男女主角邂逅，電影又彷彿是浪漫愛情故事。沒多久，電影又變成了懸疑電影、驚慄電影。到最後我們甚至發現連籠罩着整部電影的疑團「他有沒有殺人？」都只不過是面幌子。

誰是兇手
儘管Steele 有不在場證據，但警察卻仍然把他鎖定為頭號嫌疑犯。警方得悉Laurel跟 Steele 相戀後便多番提醒 她要小心。而她身邊的人亦不斷告訴她 Steele 的過去。Steele 的行徑亦叫人起疑。他控制不到自己的脾氣，但每次爆發後卻又都懊悔不已。觀眾對 Steele的觀感就跟女主角一樣，先是喜歡他，但又慢慢覺得不對勁。電影在牽動觀眾情緒方面無疑是很成功，結局亦叫人看罷久久不能釋懷。

電影將近結束時，觀眾已知悉兇手另有其人。但這時這個似乎是關鍵的真相卻又變得不再相干。Laurel 打算悄悄離開，怒氣沖沖的Steele 找上門。儘管觀眾知道Steele 沒有殺人，但之前的疑慮已深深植入觀眾腦海：他會把她殺掉嗎？Steele 情緒失控，看似要勒死Laurel之際，電話卻響起來。警方表示已找到兇手並要向Laurel道歉，Steele對Laurel語帶相關地說：「有人要向你道歉。」Laurel接過電話，一面跟Steele四目交投，一面對警探說：「若你昨天告訴我們，那會是意義重大；可是現在已不再重要了。」Steele聽罷也明白兩人不可能再一起，懷疑早已摧毀了一切。

Steele不發一言離開，Laurel 滿眶淚水目送 Steele 離去。到這時，我們才發現電影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誰是殺害女侍應的兇手？」而是：「誰是摧毀這段愛情的兇手？」整部電影原來是一個愛情悲劇：兩人情投意合但又不可能在一起。你可以說是因為女主角的疑心摧毀了一切；也可以歸咎於人家的閒言閒語；當然你也可以說男主角的暴力傾向才是罪魁禍首。但觀眾會忍心指責他嗎？電影結束時，Steele已經由危險人物搖身一變成為世上最可憐的人：所有人不問情由把他標籤為危險人物，連唯一能將他拯救出來的人也離他而去，他只好繼續孤身上路。

“I was born when she kissed me. I died when she left me. I lived for a few weeks while she loved me.” — Dixon Steele

照片版權為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所有

延伸閱讀：
Mac @老人痴影症：落寞驚情

電影狂的潘多拉魔盒：兩個電話

昨天到電影資料館看黃柳霜的默片，觀眾出奇的多。身後不遠處有名笑聲洪亮、喜歡為默片加上旁白的女士；又加上刺耳非常的配樂，看罷叫我頭痛不已。今晚到藝術中心看A Child is Waiting，場面冷清，坐得份外舒服，也就更能投入電影中。

早陣子貝拉塔爾影展，公園仔多 次提到卡薩維蒂 (John Cassavetes)，引起我對這位獨立電影人的興趣。不過在此之前我其實一直都想看這部電影，因為這部電影是我喜歡的茱迪嘉蘭 (Judy Garland) 罕有的劇情片。每次看嘉蘭的演出都叫我不勝唏噓，今次也不例外。跟她過往擔綱的電影不同，電影今趟的焦點不是她，也不是畢蘭加士打 (Burt Lancaster)，而是一群智障兒童。電影除了飾演Reuben Widdicombe的Bruce Ritchey外，所有孩子都是真正的智障兒童。

老實說，這類題材通常煽情催淚——還記得鄭則士的「何必有我」嗎？我向來對「催淚彈」避之則吉，不是無情，而是覺得眼淚總會令視野模糊，看不到事物真象。這齣電影只是以冷靜的手法去呈現智障兒童的問題，也由於這樣電影才叫人有思考的空間。

Jean Hansen (Judy Garland)到智障兒童學校工作，既是為了幫助他人，也追求人生意義。但照顧智障兒童並不是單靠愛心便足夠。其中一名孩子Reuben Widdicombe (Bruce Ritchey)特別受到Jean的注意：他跟周遭的人和物格格不入，完全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裡，而每個星期三都在等待永遠不會到訪的父母。Jean跟這名 孩子形影不離，情同母子。Dr. Clark (Burt Lancaster)對此不以為然，並想辦法分開二人。Jean不值Dr. Clark所為，秘密將Reuben的母親騙到學校。她一心以為這只不過是為了孩子着想，但後來才知道事實並非如表面般那麼簡單。

看到Reuben的情況，一般人都會像Jean一樣想法：這個孩子需要愛，他的父母把他拋棄實在太無情了。但事實卻不是這樣。他的父母所承受的痛苦 又豈是局外人所能了解？保護孩子的想法大概能滿足自己的愛心，但有考慮過孩子的將來嗎？Dr. Clark很清楚甚麼在等着這班孩子，他對Jean 說旁人所能做的其實不多，無論如何都改變不了他們智障的事實；要真正幫助他們，就先得接受這事實。

Reuben的父親始終不能接受兒子智障的事實，因為他對兒子未來的憧憬完全幻滅。Reuben不可能像其他孩子般有一個大家公認的理想人生，可是 甚麼才是理想的人生？他沒錯不能成為工程師，但當他衝破障礙，站在舞台上朗誦詩歌已是了不起的成就了。其實無論智障還是「正常」，最重要的就是找着在世上 適合自己的位置，有尊嚴的生存下去。

我不知道這齣電影跟卡薩維蒂的原意相距多大。翻看資料，卡薩維蒂拍攝這部影片時絕不愉快，受到監製Stanley Kramer諸多制肘，甚至不能參與後期剪接。好萊塢的制度似乎容不了卡薩維蒂這類獨立電影人。但無論如何，這也無改A Child is Waiting是一部動人的作品。

延伸閱讀：
公園仔：塔爾與卡薩維蒂的痛苦
公園仔：在美國自主地拍電影
公園仔：有個孩子在等候
華利：Review: A Child is Waiting
Jeff Stafford：A Child is Waiting
The John Cassavetes Pages

大銀幕上看老片總叫我感動不已。大銀幕看老片，可以暫時騙騙自己，以為自己真的跟嘉寶、堪富利保加等大明星身處同一時代，而不是今天舉目無星的黑暗 時代。一見有老片在戲院放映，也不管自己看了多少遍，也要跑去看。前天又去看了一遍「沙漠梟雄」(對我來說應是「朝聖」)，今天則跑去電影資料館看Marlene Dietrich，又是一次難得的觀影經驗。銀幕女神的魅力當然要在銀幕上才能真正感受到，而早期電影的正方形畫面亦唯有大銀幕才能還其真面目。

香港電影資料館正辦黃柳霜 (Anna May Wong)的回顧展。若不是這個影展，我也不認識這位好萊塢華人女星。不過這兩個月太多電影要看，要在法國電影節(今年還要有Jean Cocteau回顧展﹗)、英國新浪潮電影平均分配時間(及金錢)可真是難為了影迷。為免傾家蕩產，黃柳霜的電影我只挑了兩場，而且今趟還不是主要看她……

「上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是Dietrich跟導演Josef von Sternberg第四度合作。Sternberg跟Marlene Dietrich的關係有點像嘉寶跟Mauritz Stiller。(嘉寶與Marlene Dietrich可是個有趣話題，有時間再談。)若沒有Josef von Sternberg，電影世界也可能沒有Marlene Dietrich，起碼不是我們今天認識的Marlene Dietrich。有人說「上海快車」是用光與影書寫、獻給Dietrich的情詩，這個說法一點也沒有誇張。

北平開往上海的火車上，風塵女子許菲 (Anna May Wong)及 “Shanghai Lili” (Dietrich)引起其他幾名洋人乘客議論紛紛。其中一名乘客英國軍醫Donald Harvey(Clive Brook)原來跟Shanghai Lili有過一段情，兩人都沒有忘記過去，但早已今非昔比。當時中國正值內戰，叛軍首領Henry Chang(Warner Oland)率眾騎劫火車，並用Donald Harvey性命迫使中國政府釋放他的副手。Henry Chang先姦污了許菲，又欲侵犯Shanghai Lili。Henry Chang威脅要弄盲Harvey，Lili無奈便答應跟Chang一起。許菲不甘受辱，刺死Chang，Lili亦得以逃出魔掌。眾人包括Harvey 在內都認定她是水性揚花的女子，而Lili亦不加解釋，因為對她而言愛是關乎信任。最後火車平安抵達上海，而Harvey也終於明白Lili，大團圓結 局。

火車上幾名分別來自不同國家的乘客各有特色，對白也很風趣。可是劇情還不免有點馬馬虎虎，尤其那個大團圓結局乃典型 Hollywood ending，予人草草收場之感。黃柳霜的冷艷東方女郎形象無疑很成功，可是本片真正光芒四射的還是Marlene Dietrich。Sternburg深明要用甚麼燈光，甚麼角度去拍攝Dietrich那張動人的臉。攝影機施展渾身解數讓觀眾一窺外表冷若冰霜的 Shanghai Lili的內心世界：有時甚至還不用讓你看到Dietrich的臉。當許菲蒙難時，Dietrich央其他乘客營救不果，唯有獨自回到車廂內，關掉燈跪下 來祈禱。黑暗中我們只能透過一束光線看到一雙正在禱告的手，箇中的焦急、無力感不言而喻。

好萊塢眼中的中國也真叫中國人眼界大開：混血兒的叛軍首領？說廣東話的北方人？會廣東話的觀眾看這部電影或會覺得份外親切。順帶一提，飾演叛軍首領的Warner Oland便是被指為辱華電影「傅滿州」、「陳查理探案」的主角。

後記：說到Josef von Sternburg及Marlene Dietrich，我還是喜歡他們首度合作的Der Blaue Engel (The Blue Angel, 1930)。

這篇文章一定不會客觀，(不過說又說回來，影後感可能客觀的嗎？)因為我實在太喜歡英國廣播公司1986年的電視劇集The Singing Detective，自然無法忍受這個2003年的超濃縮版本。

電視劇The Singing Detective乃鬼才Dennis Potter的 作品。故事有很強烈的自傳味道：跟故事主人公Philip Marlow一樣，他也是來自Forests of Dean；也跟Philip Marlow一樣，他亦長年為皮膚病折磨。Philip Marlow 在醫院的所見所聞大都是Dennis Potter的親身經歷。Dennis Potter 早於1994年病逝，所以電影劇本儘管說是出自他的手筆，我卻依舊有點懷疑，互聯網上也找不到確實的資料。

故事背景由英國轉到美國，神探Philip Marlowe的名字在美國家傳戶曉，誰還會把孩子喚作”Philip Marlow”，因此故事主人公的名字也由Philip Marlow改成Dan Dark。童年以及偵探故事的時代背景由四十年代改為五十年代；歌舞亦順理成章改用五十年代的歌曲。

原來的電視劇集長四百多分鐘，而且敘事錯綜複雜，要將之濃縮成九十分鐘的電影簡直不可能。由是之故，電影版本作出相當的刪剪：醫院病房的人生百態不 見了；童年回憶中的學校生活也刪掉。這些刪減自是情有可原，但故事主題亦相應沒有那麼豐富。不過敘事結構則遠比電視版簡單，看電視版你可真要聚精會神，不 能錯過任何蛛絲馬跡。

故事主線跟原版差不多：患嚴重皮膚病的Dan Dark在醫院接受治療，全身動彈不得，生不如死，因此對一切採取敵視態度。他一邊想著自己寫的偵探故事，幻像自己是無所不能的歌舞神探：但這豈又只是一 個故事那麼簡單？想著想著，童年不堪回首的回憶又在腦海中重視。心理醫生Gibbon嘗試解開他的心結；而妻子來訪亦迫使他面對這段失敗的婚姻。隨著故事 發展，Dan Dark紛亂的內心世界亦漸見眉目：童年目睹母親跟父親朋友做愛，令他潛意識厭惡性及女人。當年他向父親告發母親的姦情，令母子二人離家，間接迫使母親最 後走上自殺之途，也令畢生難以揮去罪疚感。找出心魔後，Dan Dark的病情亦告好轉，並跟妻子重新開始。

若沒有看過電視版本，觀眾或許會覺得這齣電影很有意思。但我卻始終很難忘掉電視版來欣賞這齣電影。不管劇本是否出自Dennis Potter之手，劇本只是拿着電視劇本剪剪貼貼便算，不見得有花心思改編。這裡僅舉一例說明。

電視版本所涉及的主題眾多：性、死亡、宗教、創作過程等等。因為醫院的人生百態被省略，對死亡的省思也沒有了。電視版有一大段有關Philip Marlow的童年，他敬畏上帝，而且也覺得自己受上帝寵愛。這其實是了解主角何以如此敵視一切的重要因素：他覺得自己敬畏上帝，但上帝卻離棄他：先是家 變，後是皮膚病——別忘了麻瘋病在《聖經》中向來是不潔的象徵。他雖然不再相信上帝，但基督教的觀念卻根深柢固，潛意識仍認為自己因為犯罪而受上帝懲罰。 宗教主題在電影版消失得無影無踪，可是當Gibbon問Dan Dark若他有才華，他會寫甚麼時，Dan Dark卻說他希望用文字歌頌造物主。這段對話直接抄自電視版，放在電視版很合適，因為觀眾之後會看到主角的童年；但電影版卻顯得莫名其妙，電影也沒有任 何地方透露他的宗教信仰。

電影版不及電視版豐富可資談論的地方還有很多，但似乎並不適合在這篇文章討論，因為電影先天為長度所限，要求其跟電視版般豐富似乎並不合理。或者較 為公平的說法是，打從決定將電視版改編成電影一刻起便是錯誤。電影版的唯一好處可能是令這齣1986年的電視經典更廣為人知吧。

相關文章：
The Singing Detective, I
The Singing Detective, II

D.W. Griffith一向以史詩式作品聞名，Birth of a Nation (1915)及Intolerance (1916)所開創的大格局到今天仍叫人回味再三。但Griffith絕不只懂得大潑墨，他同時亦擅於處理人物細膩的情意。Broken Blossoms (1917)一反他予人的印象，細說一個在英國發生的跨種族愛情故事，差不多九十年後電影仍極具感染力。

中 國人Cheng Huan (Richard Barthelmess)乃佛教徒，眼見外國人如此暴躁，動輒大打出手，便決意遠赴英國弘揚佛法。但多年後他卻跟其他華人一樣，棲身唐人街賣雜貨，理想幻 滅之餘又淪為鴉片的奴隸。能夠看看每天經過的Lucy是他生活的唯一慰藉。十五歲的Lucy (Lillian Gish)處境絕望，三餐不繼，除了要
照顧拳手父親Battling Burrows (Donald Crisp)的起居飲食外，還要充當父親的出氣袋。一次被父親拳打腳踢後，Lucy出走暈倒在Cheng Huan的雜貨店門前。Cheng Huan悉心照料Lucy，並在Lucy身上找到已幻滅的純真；而Lucy在Cheng Huan的照料下亦初嘗人間溫暖。好景不常，Battling Burrows得知女兒竟跟中國人交往後怒不可遏，到Cheng Huan的雜貨店將女兒強行帶走，回家後更將她活活打死。Cheng Huan趕至，鎗殺Battling Burrows，並把Lucy的屍首帶回雜貨店，然後自殺身亡。

這 部電影令我驚訝的不單只是題材——畢竟，中國男子跟西方女子談戀愛的電影就算到今天仍然不多見；更叫人刮目相看的卻是Griffith的細膩處理。全片氣 氛營造出色，再加上兩位主角的精湛演出，觀眾不能不同情兩位主角的處境。Cheng Huan對現實失去希望，英國行屍走肉般的生活跟早已遠去的中國佛寺回憶對比強烈。Lucy 終日飽受父親虐待，愁眉不展，但父親卻喝令她微笑。她只好用手把兩邊嘴角推向上方，叫人看得心酸。兩個天涯淪落人在雜貨店中彷如躲進世外桃源，渾然忘卻現 實世界的悲慘，箇中淡淡的情意電影都拿捏得恰到好處。

Griffith對中國文化了解有限，這從電影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作佛祖教誨便可知一二。但電影目的不在於對異國作獵奇式的呈現，而是旨在 對種族主義痛加鞭撻。(Griffith對人家把他當成種族主義者一直耿耿於懷。)其中一幕英國傳教士路過Cheng Huan的店，告訴他將赴中國傳教，Cheng Huan只淡然說了一句「祝你好運」，真是百般滋味在心頭。英國傳教士當然會比他好運，因為他有英國政府作後盾：傳教成功與否其實根本無關該教是否較文 明，說穿了只不過是權力比拚而已﹗

看完這部電影後，我對Griffith的敬意又多加了幾分。Griffith告訴我們，拍電影除了技術還要在題材上敢於創新。在Griffith身上，我看到的是今天美國電影人所缺乏的誠意與創意。

悲哀的是，電影的訊息到今天仍沒有過時。雖然可能不再像Battling Burrows般以暴力形式表達，種族主義及鼓吹仇恨的言論依然隨處可見，正如電影開首的一段說話所言：

We may believe there are no Battling Burrows, striking the helpless with brutal whip –but do we not ourselves use the whip of unkind words and deeds? So, perhaps, Battling may even carry a message of warning.

關 於嘉寶可以談的實在太多，為免一發不可收拾，還是逐齣電影來談。之所以首選Flesh and the Devil，因為這是一部優秀作品，可算是嘉寶代表作之一；而事實上，這齣電影奠定了她在好萊塢的地位。嘉寶跟John Gilbert這對組合乃好萊塢首對銀幕情侣；二人的激情場面絕對是「戲假情真」的最佳示範。一般人所認識的嘉寶都是有聲電影時代的悲劇女主角，但默片卻可以讓我們一窺嘉寶性感撩人的一面。

先談點歷史。Flesh and the Devil是嘉寶到好萊塢後第三齣電影。她剛拍完The Temptress，她的師父Stiller 本來是該片導演，但開拍不久便遭撤換，這已令嘉寶很不滿；而這次美高梅又安排壞女人的角色給她，她就更加不高興了。當時嘉寶只不過二十歲，在好萊塢人生路不熟，但卻竟敢「罷工」。但她那時哪有本錢跟梅耶 (Louis B. Mayer)週旋？最後只好乖乖回片場報到。不過不用擔心，完成Flesh and the Devil後，她跟電影公司的關係會完全逆轉。Flesh and the Devil奠定了嘉寶的地位，而且這部電影的成功亦令美高梅得出所謂「嘉寶程式」：入世未深的年青男子碰上既神秘又老練的美麗女子，瘋狂愛上她後卻發現原來她早已作人婦(或情婦、甚至是間諜…)。

Flesh and the Devil, 顧名思義，是一齣紅顏禍水的電影。Leo (John Gilbert)及Ulrich是一起長大的好朋友，同在軍中服役。一次休假回鄉，Leo在火車站碰見神秘又美麗的Felicitas (Garbo)，二人其後在舞會上重遇，擦出愛火花，但Leo對她一無所知。當二人在Felicitas家中卿卿我我時卻給Felicitas的丈夫撞個正着。Leo跟他決鬥，結果殺了他，被軍隊調配到非洲。沒有人知道該次決鬥的真正起因，而Leo也沒有跟任何人提起。Felicitas表示會等他歸來，而Leo臨行前要求Ulrich照顧她，但卻沒有告之二人的關係。三年後Leo回來卻發現他朝思暮想的Felicitas竟然變了Ulrich的妻子。Leo本來極力迴避，但始終卻抵受不了Felicitas的誘惑，而Felicitas也再一次將他玩弄於股掌之中……

嘉寶說過，這類天天盤算着如何勾引男人的角色她實在不覺得有趣。但無可否認，她的確是調情高手，電影中多場情愛場面到今天都看得令觀眾屏息。好萊塢在三十年代Production Code來臨前，對情欲的描寫還是很大膽的。這齣電影最為人談論的就是嘉寶跟John Gilbert的激情戲。兩人在拍攝期間墜入愛河，這也可解釋到為什麼那些場面特別來得火辣辣。除了演員的火花外，導演Clarence Brown及攝影師William Daniels也功不可沒。以月下擁吻一場戲為例(見本文最上方的圖片)，導演花了多少心思去營造兩人的第一吻，光線調度幾近完美：二人先是用香煙試探，John Gilbert劃了火柴，嘉寶那張臉在火光烘托之下格外撩人；正發呆之際嘉寶卻把火柴吹熄，二人一吻定情。

至於嘉寶跟John Gilbert 的多場激吻戲，值得一提的是嘉寶總是採取主動，John Gilbert只有無力地躺着任由嘉寶貪婪地擁吻。這後來也成為嘉寶的標誌之一，嘉寶之後拍攝的浪漫場面都是擔當主導角色，男主角只能無助地任得嘉寶擺佈。這在二十年代可謂是很大膽的。不過說到驚世駭俗的則非教堂一幕莫屬。Leo跟Ulrich兩家人一起跪在教堂祭壇前領聖體。神父拿着葡萄酒讓各人輪流喝，基於衛生理由，一個人喝了一口後神父會把酒杯微微一轉才給下一位飲用。當John Gilbert 喝過葡萄酒後，神父也按例將酒杯輕微一轉給嘉寶喝。但嘉寶卻把酒杯轉回John Gilbert口唇印過的地方，然後情深款款地把自己的嘴唇印上去。想出這幕的固然是天才，但唯有嘉寶才可以令這幕可能：眼神、嘴唇至到扶着酒杯的手無不充滿慾火，看得令人心驚膽跳。

不過這樣一個蔑視一切道德規條、把一眾男人玩弄於股掌中的女子，根據好萊塢標準當然要不得好死。嘉寶在電影中雖然最後良心發現，但也難逃「天譴」。嘉寶在銀幕上不知死了多少次，她曾開玩笑說：「如果你要死那麼多次，先決條件便是要有強健的體魄。」

(照片版權為華納電影公司所有)

昨天在圖書館發現了”The Birth of a Nation 的DVD，便立即二話不說借回家。這齣電影既被認為是美國影史里程碑，同時也極具爭議。我對美國內戰的歷史除了林肯解放黑奴外便一無所知，所以也不知道這齣電影有多少真實。但電影的種族主義實在叫我看得很不舒服：電影中的黑人全都是歹角，而且除了那些路人甲之類的角色是由黑人扮演外，所有主要黑人角色都是白人扮演的。

電影分為兩個部份，如果只看第一部份的話，我對這部電影的評價會高些。這部份對大時代及大時代中的小人物遭遇處理得恰到好處，敘事有條不紊(電影主線是南北兩個家庭的遭遇)；而且戰役場面在當時也可算是空前的；其中的反戰訊息亦非常明確。這部份由內戰爆發前夕開始直至林肯遇刺身亡。電影重現了不少歷史重要時刻：如林肯簽訂命令徵集義軍討伐南方、阿特蘭大陷落、General Lee 向General Grant投降、當然還有林肯遇刺。導演為了讓大家知道這些重現都有根據，還特意在字幕咭的右下角標明該場景是參考自某書，非常認真。

電影第一部「內戰」其實是相當不錯的，但第二部份講述南方重建及Ku Klux Klan的興起實在叫人非常討厭。電影的立場是這樣的：北方人以戰勝者的姿態到達南方，所作所為皆旨在破壞南方，而予黑人投票權及代表權便是要借南方黑人之手毀掉南方；南方白人忍無可忍，便成立Ku Klux Klan以暴易暴，最後成功捍衛家園。電影集中描述內戰後南方的慘況：戰爭已撤底摧毀南方的經濟，而政治上更遭北方排斥迫害；自主權被剝奪，任由北佬(Yankees)領導下的黑人魚肉。黑人則全都愚昧無知，既貪婪又一天到晚都在打白種女人的主意。我想這敘述當中或多或少有事實根據：北方欲向南方報復的心態不難理解；他們很可能的確借黑人來打壓南方人；而黑奴向昔日主人報復也有的。可是當電影把所有自由黑人都刻劃成愚昧無知的暴民時，不用多說你也可以判定這是惡意醜化。而且電影把白人描述得那麼慘，實在叫人難以置信——這些「慘況」都只用來合理化Ku Klux Klan罷了。

至於惡名昭彰的三K黨，在電影的敘述中也變成一個為了保衛家園，保衛白種女人尊嚴的騎士組織。但說到底這壓根兒就是種族主義組織，目的只是要重奪白人的優越地位，不欲黑人擁有平等權利。我一見那三K黨的扮相便覺得好笑(參看上圖)：這樣「有型」的裝扮也想得出來﹗(要扮三K黨很容易，只要拿一張白色床單包裹著自己，再拿一塊白手帕在上面剪三個洞充當面罩，更少不了在頭頂插一枝類似香燭的物體……)

看”The Birth of a Nation”時(尤其第二部份)，我老是提醒自己不要被電影的意識形態左右，要集中欣賞其藝術手法。但原來評價一部電影時實在很難將內容跟形式區分開來。我不會否定”The Birth of a Nation”的歷史意義，但說到「偉大」我就有保留了。默片時代最偉大的電影，我想還是Abel Gance 1927年的史詩鉅獻Napoléon。

十二個男人困在一間房中會發生甚麼事？電影「十二怒漢」除了開首及結尾數分鐘外就只有一個場景，從頭到尾都是十二個連名字也沒有的男人：乍聽起來似乎會十分悶，但劇力卻出奇迫人。

電影如此成功還是編劇Reginald Rose 居功至偉。故事開始時法官正對陪審團作指引，觀眾這時對案情一無所知，只知道那是一宗謀殺案，若被告被判有罪他則要被判死刑。十二名陪審員退席相議，大夥兒都認為證據確鑿，滿以為可以快速作出判決之際，八號陪審員卻力排眾議，認為被告無罪。他並不真的相信被告沒有殺人，但卻認為案情有合理疑點，而且被告若有罪則必定獲判死刑，陪審員自然不能掉以輕心。一句”Suppose we’re wrong” 把所有陪審員氣得半死。十二名陪審員逐展開連場激辯，重新檢視每項看起來毫無疑問的證據，觀眾除了慢慢重組案情外，也對這「十二怒漢」增加了解。要絕對客觀原來並非易事，因為每個人的經歷及信念都在不知不覺間影響他們對事實的判斷。

我是先看1997年的重拍版本後才看1957年的版本的。97年版算是不錯，但「不錯」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劇本。看過1957年的版本後，又再一次印證了我的信念：「新不如舊」。

97年劇本也是出自Reginald Rose的手筆，基本上跟57年版本沒有分別。但隨著時代變遷，若干改動還是有的。1957年的房間沒有冷氣，但1997年還沒有冷氣那就說不過去：可是「悶熱」卻是營造氣氛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不能刪除。(若果不是那麼熱的話，十二名陪審員大概也不會變成「怒漢」。)於是原來開不動的風扇變了開不動的冷氣。至於證據方面則加插了心理學家對被告的心理分析，但對故事影響不大，八號陪審員很容易便打發過去：皆因有殺人傾向並不代表真的會殺人。比較重要的改動便是加插了數名黑人；最有意思的就是原來那個種族主義者由白人變成黑人回教徒，顯示種族主義可以不同形式出現。(這個種族主義在今天看來也變得不大可信：公然散播種族主義言論必然會入罪，更何況在法院大樓？)除此以外，劇本為了豐富其他陪審員的面目，特別加插了一些對白反映他們的性格。可是看過1957年原版後，我認為增加的對白令敘事沒有那麼流暢，焦點也沒有那麼集中。可能部份由於這個原因，57年的版本節奏遠為明快緊湊。(57年版片長個半小時，但97年版卻長了半小時。)

至於在選角方面，97年版本找來Jack Lemmon及George Scott分別飾演戲份最重的八號 (57年版本為Henry Fonda)及三號陪審員。這兩位老戲骨的演技毋容置疑，可是我卻覺得找來兩位長者來演其實並不合適。這是因為無法突出七號陪審員的「老人智慧」。七號陪審員是十二名陪審員中年紀最大的一位，他首先以過來人的身份指出那名老人家的供詞並不可信，後來一直很少說話，但在最後關頭卻指出了某點大家一直沒有注意的事實，從而扭轉局面。當同場還有兩位老人家時，他的年齡便顯得沒有那麼獨特了。

上文提及57年的版本遠為緊湊，這很大程度上是導演的功勞。觀看57年版本時觀眾可以感到房中的氣氛。導演除了節奏控制得宜外，更常常運用大特寫去捕捉陪審員的神態：面上豆大的汗珠除了告訴大家室內的氣溫外，也可以感受到辯論如何激烈。但97年版本的拍攝手法則遠為抽離，活像紀錄片拍攝，欠缺緊張氣氛。至於結尾除了原來的八號及七號陪審員互道姓名告別外，還加插了三號陪審員腳步蹣跚的身影。我不肯定這是否一個妥當的安排，因為這似乎將整齣電影的焦點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