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革命
Revolutionary Road (2008)

Frank Sinatra的 My Way,相信很多人都聽過。法文原曲 Comme d’habitude 聽過的人可不多。我好像是在法文課認識這首歌的,歌詞不艱深,只是訴說愛情消逝、每日如常的生活。歌詞反覆出現的 Comme d’habitude (一如既往),箇中的無力,叫人冷汗直冒,跟Frank Sinatra那氣勢相差得遠了。My Way可以街知巷聞, Comme d’habitude卻只能在法文課流傳,除了因為法語不及英語強勢外,我懷疑是因為 Comme d’habitude太令人不安了,活着有誰不是 Comme d’habitude?

看 Revolutionary Road(港譯「浮生路」),不期然叫我想起 Comme d’habitude,男主角 Frank Wheeler相信是很多人的理想。生活安穩,家有嬌妻,子女活潑可愛,堪稱模範家庭。一切都彷彿很好,至少在別人眼中如是。人生至此,還有甚麼抱怨呢?工作雖然營營役役,但人人上班都是受氣,沒甚麼好說。至於跟妻子吵架,感情轉淡也不過是婚姻的「例行公事」,慢慢便習慣了。偏偏妻子 April 卻「忽發奇想」,建議一家搬到巴黎重新開始,由April來養家,讓 Frank追逐未竟之志(其實 Frank也沒有甚麼志)。計劃被所有人嘲為不切實際,模範夫婦在別人眼中變成了怪物。April不幸懷孕,再加上Frank突然得到上司賞識,升職在望,革命未成功之餘更釀成悲劇。

你可以有理由指摘April,身在福中不知福,還要摧毁一家的幸福。她應該老早便知道,她跟 Frank沒有甚麼與眾不同,還是老實過活為妙。她錯在太醒覺,錯在遇人不淑。她只不過問,這是我們真的想要的生活嗎?還是大眾認為的理想生活,我們只是人云亦云?這樣活下去,我們跟其他人有何分別?當然你可以說,就算 April如願到巴黎,也不會快樂,但至少她有勇氣改變,放棄安穩追求真正的幸福。 跟April相比,Frank更像你我寫照,雖然不時有改變的衝動,但最後關頭卻總可以找來千萬個理由說服自己:其實我過得不錯啊。

不肯走眾人之路的「怪物」,大家其實是既愛且恨。電影對那些說三道四的旁觀者有不錯的描寫。Frank的好友 Shep跟妻子聽到 Frank的計劃後,嚇得無語,Shep的妻子到晚上更哭起來。Shep顯然厭倦沉悶的家庭生活,但卻已無奈接受,但Frank卻示範給他們看,誰說生活便一定是這樣?大起膽子來便可以改變。惟人們痛恨規律束縛,但卻更痛恨打破規律的人,因為不願意別人道破,我們其實都是貪圖安逸、茍且偷生之輩。正如我們都愛聽 My Way,而不是 Comme d’habitude一樣。

友人說,《浮生路》票房不會好,因為太沉重。大家聽歌看戲都是為了娛樂,何苦要觀眾照鏡子,把人生無奈挖出來給大家看清楚方休?但有時生活太過安逸,總得來點當頭棒喝。

兩場戰爭,兩種表述 (下)
Redacted (2007)

Charlie Wilson’s War的金壁輝煌、美女如雲相比,Brian De Palma的 Redacted (港譯:刪除真相)便是另一番景像了。Charlie Wilson’s War的戰爭有如電子遊戲般兒戲,Redacted揭示的卻是大家不大願意面對的戰爭真相。

電影改編自06年在伊拉克巴格達以南城鎮Mahmudiyah一宗真人真事,Steven D. Green等5名美軍闖入民居,強姦一名14歲伊拉克少女,並殺死全家放火燒屍。導演並不是把故事用直接了當的劇情片手法敘述一遍便算,而是用上不同媒介以求多角度呈現伊拉克戰爭的荒謬,找出美軍為何會幹出獸行的理由。整個故事便是由士兵自拍video、紀錄片、新聞報道、聖戰網站片段拼湊出來。士兵自拍的 video擔起推進劇情之責,體現戰爭的無聊可怕。

荷里活的戰爭片必定把戰爭拍得驚險刺激,士兵都滿懷理想,朝着目標奮鬥。但真相是,戰爭其實是沉悶無聊。那幾名美軍雖然有點面目可憎,但卻終究只是少不更事的大男孩,留在美國頂多只會在街頭向女孩子吹吹口哨,但一旦手執AK47,便完全兩回事了。士兵困在軍營似乎跟假日宿營沒有兩樣,只是四處草木皆兵。人在暗、我在明,一天到晚擔驚受怕,悶出個鳥來,心理不有問題才怪,受罪的卻是無辜伊拉克百姓。

導演用上不同媒介去說故事,這樣的表達方式不無瑕疪,特別是那些隨美軍搜屋的現場直擊新聞報道,便假得有點叫人啼笑皆非。然而這樣的手法,卻自有深意。當權者及傳媒雖然拒絕將戰爭真相全然公開,但其實真相一直散落四周:阿拉伯電視台的新聞報道、反戰人士及美軍的網誌,只是大家沒有張開眼睛。

當年,美軍姦殺伊拉克少女曝光後,Andrew Tilghman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憶述 零六年二月(亦即兇案發生前一個月)在Mahmudiyah採訪,跟 Steven D. Green做訪問。Steven D. Green向他坦言:「I came over here because I wanted to kill people」他大言不慚地說,殺伊拉克人跟壓死一隻蟻無異,殺完還無礙大夥兒吃薄餅。這樣無人性的話,在戰地竟被視作正常不過的事情,「正常」得叫Andrew Tilghman在報道中沒有引用他的話,覺得那只是在壓力下的意氣之詞。不過,就算他當時有把訪問寫出來,一篇報道又會令人意識到問題嗎?真相的蛛絲馬跡其實早已散落四處,只是沒有人注意。

Andrew Tilghman文末寫道:「It’s not a Hollywood action movie — there are no rapid edits, no adrenaline-pumping soundtracks, no logical narratives that help make sense of it.」恰恰可為 Redacted 作注腳。Redacted 絶對不是令人看得舒服的電影,因為戰爭從來都不是可以一面吃着爆谷,一面欣賞的娛樂。

Robert Fisk: The only lesson we ever learn is that we never learn

兩場戰爭,兩種表述 (上)
Charlie Wilson’s War (2007)

美英入侵伊拉克踏入五周年,一連兩天看了兩齣涉及美國「反恐戰」的電影,分別是講述蘇聯入侵阿富汗的 Charlie Wilson’s War (港譯:韋氏風雲),以及講述伊拉克戰爭的 Redacted (港譯:刪除真相)。兩者風格以至意識形態都大相逕庭。Charlie Wilson’s War 遠為美國觀眾受落, Redacted 則難逃被標籤「不愛國」的命運,兩齣電影都不能單純從娛樂角度視之。

Charlie Wilson’s War 輕鬆惹笑,絕對是周末消磨時間的好選擇,但想深一層,電影的訊息可用「無恥」來形容。電影一面倒的將蘇聯描述得面目猙獰,阿富汗聖戰組織如何英勇,Charlie Wilson如何好心腸。Charlie Wilson到巴基斯坦接壤阿富汗邊境參觀,阿富汗難民慘況令他決定推動增加國會向中情局阿富汗行動撥款,支援當地的聖戰組織(mujahideen)抗蘇。電影沒有告訴你的是,其實美國早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前已經秘密支援阿富汗聖戰組織 。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Zbigniew Brzezinski 98年承認,早在蘇軍入侵阿富汗前半年,中情局便開始支援阿富汗聖戰組織,反抗阿富汗的親蘇政府,引誘蘇聯出兵,要將阿富汗變成蘇聯的越南。美國介入阿富汗絕對不是什麼人道關懷,阿富汗只是對付蘇聯的一隻棋子而已。

我對今天荷里活還停留在冷戰思維實在感到心寒。我不是說戲中人那些仇恨言論,那只是反映當時美國人的心態而已,令人心寒的是那黑白二分的簡化描述。美國政府當年大力表揚那些抗蘇的聖戰組織為「自由戰士」,電影也跟着這論調。但那些究竟是什麼人? 英國《獨立報》記者Robert Fisk在 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 一書中記述當年在阿富汗採訪,目睹有學校因為響應親蘇政府號召,讓女孩上課,結果校長夫婦遭「自由戰士」活活燒死。

或者你會說, Charlie Wilson’s War 難得承認美國當年在阿富汗埋下禍根,反思美國外交政策失誤,不是很好嗎?不錯,電影最後以 Charlie Wilson一句「語重心長」的話作結:「These things happened. They were glorious and they changed the world… and then we fucked up the endgame. 」但這種反思到頭來還是要為美國臉上貼金。電影的意思是,如果美國介入得徹底,那就不會讓阿富汗變成恐怖份子溫床了。為了配合這論述,電影甚至不惜改寫歷史,把極端份子出現押後到蘇聯撤走後。惟美國多番把外國搞得天翻地覆,問題癥結是在於「天降大任於美國」的幼稚信念:我們是對的,只是計劃不周詳,吸收教訓後,下次會好點。阿富汗反恐戰還未完結,美國便急不及待入侵伊拉克,天曉得下個不幸國家是哪個。

正在反思
Lions for Lambs (2007)

荷里活今年推出多部反思反恐戰的電影,強大陣容的Lions for Lambs是其一。電影名稱初看有點不明所以,看到中途才明白那原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將領對英軍的評語:英軍英勇擅戰,強悍如獅子;可惜運籌帷握者卻只是綿羊,結果讓獅子白白送死。現在美國打的反恐戰,也是綿羊統領獅子,結果反恐戰打了六年,美國得到甚麼?

整齣電影很是貫徹「反思」這個主題,因為劇中人都在反思中:參議員向記者發放消息,講解自己所構思的阿富汗反恐戰新戰略,兩人因此討論起反恐戰來;同一時間,大學教授跟曠課學生講述兩名自願參軍學生的事蹟,勸學生不要犬儒,應努力改變現實。四人「風花雪月」同時,那兩名自願參軍的學生正在新戰略下推進,結果被敵軍圍困,危在旦夕。

荷里活近年似乎愛上多線敘事來「縱觀全局」,雖然 Traffic 及 Syriana的效果不錯,但個人對這種手法還是有保留。多線發展一不小心便流於推砌,人物欠血肉;倘若電影還要跟觀眾說教的話,便更難叫人吃得消。(Crash便是一例)Lions for Lambs的故事線只有三條,人物只有六個,算是比較簡單,但這六個人物都活像樣版人,對話耳熟能詳,亦乏味非常。

記者Meryl Streep 跟 參議員Tom Cruise 基本便是《紐約時報》和霍士電視台的「代言人」:Meryl Streep 自責當年盲目聽信政府攻伊理據,沒有盡傳媒監察政府之責,不正是04年為伊拉克報道認錯的《紐約時報》嗎?Tom Cruise 的右派言論,跟霍士也沒有兩樣。兩人就這樣把正反雙方立場擺出來,彷彿只是把《紐約時報》及霍士電視台的講稿搬進劇本便算,更談不上有何舌劍唇槍的味道。

無論是Tom Cruise的狂妄還是 Meryl Streep的意氣闌跚,都欠血肉。為了塑造 Tom Cruise大右派的形象,他的參議員辦公室牆壁上貼滿他跟切尼、布殊的合成照,還要安排 Meryl Streep上前細心欣賞,便有點搞笑了。Meryl Streep的角色發展空間應最大,因為她有良知,卻礙於生活而要淪為政客喉舌。但電影沒有時間讓她爭扎,只讓她回電視台向上司咆哮一下,經過軍人墳場時淌幾滴眼淚便算。

Lions for Lambs有如近年美國傳媒有關反恐戰討論的精華版,要惡補時事者不妨進場觀賞。要反思大問題,劇本不一定要無所不包,有時以一則故事來以小見大才更見真章。更何況,「反思」不一定要劇中人表演給觀眾看,如此擺出一幅「正在反思」的模樣,反而更難收反思之效。

禍水紅顏?
The Temptress (1926)

temptress.JPG銀幕上壞女人總較好女人吸引。現實恐也如是,但為安全計,大部份人怕且都會敬而遠之。看電影難免要保償現實的缺憾,壞女人在電影中也特別吃香。

嘉寶初到荷里活也是以壞女人聞名,老實說,這個時期的嘉寶比後期的文藝悲劇女主角更吸引。The Temptress (香港國際電影節01年放映,譯作「妖婦」),故事講什麼,單看片名大抵也猜得一二。

這是嘉寶到荷里活第二齣電影,Mauritz Stiller 跟嘉寶接到這項工作時,兩人都十分高興,Stiller向人說:讓他們看看Greta的真正本領!嘉寶視Stiller如神,能跟恩師合作,自然喜不自勝。可是,Mauritz Stiller的拍片方法叫美高梅難以接受,他英語不靈光,把Action錯叫Stop還算了,即興拍攝才叫事事講求計劃的美高梅大為震驚。不消多久,Mauritz Stiller 便被撒換,換來賓墟(默片)的導演Fred Niblo重拍。Mauritz Stiller所拍攝的片段都沒有傳世(據說現在看到的幾個不俗的鏡頭是 Stiller 的意念,是耶非耶恕難考證)。

電影講述Manuel Robledo (Antonio Moreno)在巴黎一個晚會上邂逅神秘女子Elena (Greta Garbo) ,瘋狂愛上她。翌日 Robledo造訪好友,才赫然發現該名跟他海誓山盟的女子原來早已作人婦。Robledo表示二人恩怨已斷,但 Elena卻揚言不會放手。一名銀行家因 Elena 自殺後,Robledo更相信Elena是危險女人,要避之則吉,隨後便回阿根廷繼續建水壩。豈料,Elena夫婦二人不請自來。 在荒野中,Elena的美色令所有男人為之傾倒,結果麻煩及悲劇接踵而來……

跟後來的 Flesh and the Devil 相比,本片故事失色得多,嘉寶既壞得不夠徹底,男女主角亦未見火花。Antonio Moreno神情木訥,每次一見嘉寶,便氣喘如牛,整個身子在擅抖,彷彿努力壓抑原始衝動似的,這樣演譯原始衝動倒真箇原始。

儘管原始,電影對性的處理是頗大膽的。就以男主角跟阿根廷大賊決鬥一幕來說,當男主角脫去上衣,露出胸膛時,鏡頭一轉便見嘉寶兩眼發光;男主角勇戰越見皮開肉爛,嘉寶便越見興奮。後來她為男主角抺血包紥,更一副色迷迷的樣子,貪婪地輕撫男主角的肌膚。今天看來,這幕難免叫人覺得荒唐,但那可是1926年。那個時期的電影甚少如此明目張膽描寫對肉體的迷戀,更不要說是女性對男性肉體的渴求了。

紅顏禍水,壞女人自然一定要壞到底。但電影一方面指摘這個壞女人如何摧毁男人,一方面又為她開脫。男主角厲聲指摘嘉寶摧毁男人,大嚷:「Men have died for you – forsaken work and honor – for you!」嘉寶卻大聲疾呼「Not for me – but for my body! Not for my happiness, but for theirs!」這樣勇於自辯,那個時代也甚為少見。

但荷里活還是男人天下,嘉寶這頭大聲疾呼,那頭當男主角終於投降,撲到她懷裏時,她卻搖身一變變成好女人。兩人經過一夜後(那個年代還是很含蓄,一個 fade out便到了第二天),她為免摧毁心愛的男人,悄悄離開了。到電影結尾,壞女人已經變成為愛犧牲的文藝悲劇女主角。儘管這個其實不太壞的女人到頭來也要流落巴黎街頭,但電影總算還叫為她辯解一番。只要拿這部電影跟嘉寶最後一齣電影 Two-faced Woman (1941)一比,你便不得不發現:幹嗎荷里活越來越保守?這個下回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