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 Pillars of Wisdom

今天原來是日本投降六十週年，到wisenews的網站看看各大報章社評，《南華早報》、《大公報》、《文匯報》、《香港商報》、《新報》及《成報》都以此為題。不過都是老生常談，沒甚麼洞見可言。幾份左報也很自然地借抗戰勝利紀念宣揚一下愛國主義，有些更扯到中日兩國現時的關係。

四月中國掀起大規模反日示威，當時寫了兩篇文字(國際傳媒眼中的反日浪潮、再談反日浪潮)，現在的看法也跟當時差不多。我想，日本不肯面對歷史固然可笑，但中國老是要「毋忘國恥」也不見得不好笑。請別誤會，我決不是呼籲大家甚麼也忘了；歷史教訓固然重要，但很在乎你從歷史總結出甚麼教訓。中國從中日戰爭得到甚麼結論呢？那不外乎是「我們一定要團結一致，壯大起來，不要再讓人欺負我們﹗」所謂的歷史教訓依舊是訴諸情緒的民族主義。這種情緒絕不是大國應有的態度，但奈何這種「莫讓人家小看我們」的心態卻一直支配中國人。

歷史每每是為了現實服務。(最近的例子：為了向國民黨統戰，中共現在改口風，說國民黨抗戰也有功勞。)中日關係近年緊張，兩國新仇舊恨糾纏不清，大家對中日兩國今天在政治舞台(甚至體育場上)的角力都有意無意地看成六十年前中日戰爭的延續，這實在說不過去。去年日本成功說服俄羅斯改變輸油管路線，今年又繼續跟中國爭資源，中國的評論都大喊「日本鬼子可恥」。但平心而論，為了國家利益合法地爭取資源有甚麼可恥之處？至於領土糾紛，大家可能沒有留意早前溫家寶出訪印度，便把兩國一直有爭議的土地劃給印度；而中國跟俄羅斯的領土糾紛也不用多說了。可見領土糾紛其實不是甚麼大事，釣魚台之所以那麼觸目，還不是因為對頭是日本﹗中共當然樂於看見這種糾纏不清，因為可以增加對日談判的籌碼。但身為知識份子，談起日本就有責任去把道理說清楚，不要讓愛國情緒衝昏頭腦。

要以平常心看日本，中文大學吳偉明教授的知日部屋是個不錯的去處。

馬可波羅在遊記中記述了Xanadu(一般相信，他指的應是上都，位於今天的內蒙境內。)的繁華景象，引起西方人對這樂土的嚮往；後來英國詩人 Samuel Taylor Coleridge寫了The Ballad of Kublai Khan一詩，Xanadu之名旋即不逕而走，跟「香格里拉」一樣成為西方人眼中的世外桃源。

上 期《經濟學人》(2/7/2005)一篇題為 “Beware! Beware!”的報道卻是關於現實中的Xanadu 。叫《經濟學人》擔心的是中國「修復」Xanadu的計劃。中國人的「修復」癮實在叫外國人難以理解：埃及人沒有為獅身人面像補上鼻子；意大利人也沒有「翻新」龐貝古城；法國人也沒有修補境內的羅馬遺址，更沒有為維納斯補上兩條手臂。夕陽殘照下，野草叢生的古城牆不是很有意境嗎？ 中國古代詩人一向喜歡憑弔遺蹟，發思古之幽情，任由無窮的想像力馳騁。現代中國人早已沒有這份雅興了，整段新得發亮的萬里長城既貽笑大方， 亦叫愛護古蹟的旅客痛心疾首。《經濟學人》不客氣地指中國人乃”replica-loving crowd”：西方遊客到上都遺址，大可以憑著幾塊散落的磚頭想像一下馬可波羅及Coleridge筆下的Xanadu，但中國人偏偏喜歡焚琴煮鶴，非要「重 建」不可。雖然當地官員說那個荒唐絕頂的重建計劃已暫時擱置，但《經濟學人》仍然著急，因為聽說北京一間電影廠在打Xanadu的主意，希望建一座上都影 城。

我在網上搜尋一下中國的報道，首先在內蒙古新聞網讀到一則較近期的新聞(20/6/2005)：
「元 上都遺址位于正藍旗上都鎮東20公里，是元朝首都上都城的遺址，它地處金蓮川草原，空氣清新，景色優美，是觀光、旅游、避暑的理想之地，是國內保存最完 整、保護級別最高的草原都城遺址，是具有獨特歷史、文化、藝術、科研價值的實物博物館，是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已被國家列入申報世界文化遺産預備 清單，目前正在積極申報世界文化遺産。

爲了卓有成效宣傳元上都及蒙元文化，加快元上都遺址開發步伐，今年該旗决定建設元上都遺址門景和賞 金蓮花通道等展示性工程。工程已于5月開始動工，元上都遺址門景爲仿古牌樓建築，寬14米，高5米，總體風格體現蒙元時期歷史文化特色；賞金蓮花通道規劃 長700米，建賞金蓮花亭2個，建成的賞金蓮花通道可以有效保護金蓮川草原的自然環境，提升元上都遺址旅游區的文化品位。」

好了，雖然沒有大規模重建計劃，但中國人始終忍不住加上一兩座仿古建築。難以理解的是，既然已是世界遺產，但「展示性工程」又竟可以如此肆無忌憚﹗
一個名為「元上都旅遊指南」的網頁這 樣說：

「目前，元上都遺址是我國草原城市遺址中規模最大、級別最高、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城市遺址。2002年已申報世界文化遺産，現規劃巨額投資修復和開發。」

當讀到「巨額投資修復和開發」，心頭不禁一凜，《經濟學人》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到過中國旅遊的都知道，經過「巨額投資修復和開發」之後，「古蹟」會變成甚 麼樣子。

中國古往今來最令人著迷的一本書便是《莊子》，而該書的作者(或作者們)也可能是最狡猾的。莊周是否真有其人還是《莊子》作者的杜撰；莊周的籍貫及活動時間又為何——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問題，但我相信是沒有可能解答的，而且也沒有甚麼意義。畢竟年代久遠，文獻證據不足，所有斷言只不過都是不能被驗證的假設而已。推斷出莊子的籍貫，大不了便是為國內增加一座半座「古蹟」而已，但我倒相信「莊子故里」的可能性極低，因為莊周是個沒有國家觀念的狂者，「莊子故里」大概做不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萬一變成「顛覆基地」就無謂了。

最近讀王葆玹《老莊學新探》一書，讀到當中對莊周生平的推斷覺得蠻有趣，便在網上搜尋一下相關資料。原來我一直孤陋寡聞，不單真的有「莊子故里」，而且還不只一個，全中國境內就有三個「莊子故里」(莊周這個老頑童死了二千多年，還要「狡兔三窟」)：河南省民權縣、安徽省蒙城縣、山東省東明縣。

在河南省商丘市旅遊局網頁看到「莊子故里」的介紹是這樣的：「莊子故里位于商丘市民權縣順和鄉青蓮寺村，景點有莊子胡同、莊子井等。莊子的墓在青蓮寺村南五公里處，墓高9米，周長88米。清乾隆年間立石碑一座，陰刻『莊周之墓』四字。」原來「打造古蹟」不是新中國的專利，清代人也甚好此道。但究竟莊子胡同、莊子井是甚麼東西？莊子曾經走過的胡同？莊子曾經打過水的井？鬼才相信。

另一個「莊子故里」是山東省東明縣。縣政府原來對此很認真，還在1995年辦過全國莊子研討會，邀請30名來自中國各地的專家到來實地考察，與會者一致認定東明就是莊子故里。東明縣政府便立即研究怎樣利用莊子的名氣來增加東明知名度，促進經濟云云。結果，東明建設了「莊子書畫院」、「漆園賓舍」及「逍遙小區」等，並以「南華」、「夢蝶」來命名街道。我倒要讚美東明縣政府的品味，當全國不知有多少條「中山路」、「建國路」之際，從《莊子》那裡檢些字詞來命名真不錯嘛﹗可是東明縣大概太瞧得起莊子了。莊子是個窮鬼，用他來促進經濟可是怪怪的。東明縣不如打打姚明的主意，把他說成是東明人，可能會更有效。

據《史記》記載，莊子是蒙人，雖然二千多年前的「蒙」大概不是今「蒙」，但安徽省蒙城原來便被蘇東坡認定是莊子故里，並為一座「莊子祠」作記。大家都知道東坡先生的歷史地理知識並不是太好，他為之作《赤壁賦》的「赤壁」也不是真正的赤壁，所以萬萬不能把他當作權威。蒙城縣除了「莊子祠」之外，還有「莊子台」、「莊子釣魚台」等「遺蹟」。該批「遺蹟」所在地名為「漆園鎮」(莊子據說是漆園吏)。該鎮政府有一句這樣的口號：「把好城北門，樹好新形象，唱好莊子戲，做好城郊型經濟這篇大文章。」不要問我「莊子戲」是怎樣唱的，我也很想知道。

三個地方爭做「莊子故里」不遺餘力，為了爭取中央承認，除了東明縣的宣傳攻勢外，蒙城亦決意在學術界殺出一條血路，辦了一個莊子研究中心，爭取國內外學者承認，務求成為莊子研究的重鎮。河南省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幾年來爭取中央文化部及省地文化部門數千人參觀「莊子故里」，又呼籲海內外捐款修復「莊子墓」、「莊周故里」。

究竟到最後莊子決定到哪兒定居呢？據中央電視台網頁報道，河南省民權縣最終贏得莊子歸。2000年，國務院批准莊子故里爲河南民權；河南省人民政府並公佈莊子故里、莊子墓爲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他兩個「故里」究竟服不服氣？2003年的《安徽日報》仍然有「蒙城，莊子故里」之說，更說在黃金週期間有很多旅客到訪。至於東明縣呢？人家花了那麼多心思，既有「逍遙小區」又有「莊子書院」，怎會輕易放棄？我倒有個建議給東明縣，就依照《莊子》一書建一座主題公園吧﹗《莊子》一書有那麼多神怪東西，完全可為機動遊戲、鬼屋的設計提供源源不絕的靈感。這不單比那些「古蹟」有趣得多，也很符合莊子的精神；既可弘揚中華文化，又可振興經濟，何樂而不為。

一則很有趣的新聞：秦檜後人反對秦檜跪拜岳母
這裡的「岳母」指的不是外母毑，而是岳飛的母親。話說江西九江縣打算恢復岳母墓的原貌，重新鑄造五個奸臣的造像放在岳母墓前。據說此舉會增加此「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意義，令參觀者受教育云云。原來，縣政府早已撥款100多萬元重修岳母墓，恢復岳飛母祠、岳飛守孝祠等史跡；而且還撥出10萬元款重鑄五奸臣跪像，連全中國的岳飛後人也捐了兩萬元。

中國人何時才不會那麼無聊﹗與其「恢復」古蹟，不如少搞破壞罷﹗每次到中國旅遊，我都會看見很多「恢復」得鬼五馬六的「古蹟」：好端端的一座古刹變了金壁輝煌的別墅；古城牆變了主題公園……一方面「恢復」，一方面又將真正的古蹟連根拔起，片甲不留：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為了配合祖國的急速發展」紛紛被推土機夷平。到發現外國遊客原來很喜歡那古色古香時，便又弄出一個又一個醜陋無比的「仿古蹟」。

當然，「古蹟」的目的除了吸引外國遊客外，尚肩負「教育」之責。但一個秦檜跪像會教曉人甚麼？不要做錯事，否則便要跪足幾百年？中國人需要的是正確的歷史教育，而不是愛國教育。很奇怪為何到今天中國人的史觀還是停留在演義小說的層次，歷史人物不是紅面便是白面。

秦檜有多少叫座力？我相信沒多少人會覺得秦檜的跪像好看。何況，若要看秦檜，杭州岳飛墓已有一個。毛澤東的跪像吸引力可能會大點，意義也豐富得多了。如果一天中國真的決定弄一個毛澤東的跪像放在天安門廣場，我一定會捐款支持。

還記得當年今日，不少人的良知沒有被埋沒：幾份左報的報頭都換上了黑字；斗大的「痛心疾首」四個字印在《文匯報》上；連梁振英也公開譴責中共。
有些事情永遠黑白分明，沒有灰色地帶。
少跟我來這套，說幸虧把民主運動壓了下去，中國的經濟才有今日的發展。我今天看見的是一個穿金帶銀，但沒有靈魂的國家。
也不要跟我說那些學運領袖今天變成了甚麼樣子。我知道那場民主運動實是幼稚得很，我也知道學運領袖當年只不過是孩子。但既然這樣，你這個坐擁百萬大軍的政權怕甚麼？
更不要跟我說美國在背後策劃，不把運動壓下去就要亡國了。既然是美國在搞事，你有種就該去找美國算帳，把幾枚飛彈射去美國。開槍打自己的百姓也算是保家衛國？
六四把很多人驚醒了：李子誦及程翔等人離開了《文匯報》。可是，十六年來在中共苦心經營下，不少愛國人士(我這裡指是是真正的愛國人士，絕無諷刺之意)又對中共政權重燃希望。他們大概沒有看清，在幻象的背後，中共的本質並沒有改變過：中共對異見份子沒有停止過打壓；六四令這個政權學乖了，對人民的操控已達爐火純青，鐵腕懷柔恰到好處。
「心繫家國」的下場是怎樣？請看看程翔。

愛因斯坦說過，民族主義是幼稚病。但偏偏一個號稱歷史悠久的民族卻依舊樂此不疲。這個民族又愛稱自己是多民族的國家，所以不講民族主義，而講「愛國主義」。

思前想後，實在找不到愛國的理由。或者，你會說，這是一種感情嘛，怎能用理性分析呢。可是，若是這樣的話，那就更加不明白為甚麼愛國會成為不可或缺的德行，更遑論將之提昇至「主義」的層次。至於感情是否不能理性分析，更加不是這樣。我同意，若跟美女談情說愛，當然不會理性地進行(但也不意味著可非理性地進行)。所謂當局者迷，墮入情網者自然找不到落得如斯境地的理由。但這並不防礙事後進行分析。然而，以國家跟美女相比，實在不文不類。美女可真是站在你面前呀，但你可否指出國家是甚麼呢？常見的比喻莫過於以國家比做母親。但這個比喻實在侮辱了母親。母親棉乾絮濕把你養育成人；國家有養育過你麼？不要忘記你自小喝的奶粉已是「來路貨」。母親對你噓寒問暖；國家有問候過你麼？國家要是找上門問候你，你大概就不能安枕了。

國家是甚麼東西令大家非愛不可呢？拿出地圖來看，那些界線圍著的方塊便是國家。人家往地圖一指，告訴你身處的地方就是在這個方塊之內，你要愛它。但那個方塊我踏足過的只不過是少之又少的空間，除此之外我對這個方塊一無所知。就如某主席說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但怎地你要求我無緣無故愛那空間？人家進一步問道：你去過長江吧？你也去過黃山吧？你不愛那秀麗山河麼？我的回應是：雖然被中國人大肆破壞，但景色還是可觀的。可是，喜歡中國的山川景色卻推不出愛國的結論。正如德國的旅客也可以熱愛中國的秀麗山河，但卻不用愛中國。

多數愛國論並不從物理空間去講，而從文化傳承的角度去講。認為我們之所以愛國，乃是不忘本的表現。我們之所以有今日(當然從好的方面說)，乃是因為我們承繼了文化累積，這些文化構成我們生活的一部份，所以很自然地對國家有感情。這個講法涉及了概念滑轉，而這亦顯示「國家」這概念是怎樣含混不清的。我承認，我們生活中涉及的文化累積，我們自然對之抱有敬意及感情(當然先決條件是我喜歡那些文化。)這裡卻不能自然過渡到「對國家有感情」。我們不妨再放鬆一點，就以國家代表文化累積。倘若如是，我們要愛的國家可多著呢﹗今時今日，有哪國的人敢宣稱他們的文化累積是單一純粹的？若果放到個人層次問題就更不簡單了。我是研究中國哲學的，但也從歐陸哲學汲取了不少養份；喜歡法國電影，也很喜歡美國老片；既聽爵士樂，也聽意大利歌劇；既吃上海菜，也吃意大利菜……總之，我的文化修養 (如有的話)駁雜得很，但這都不使我要愛法國，愛美國，愛意大利，愛英格蘭。(一連鍵入幾個「愛」字叫我毛骨悚然。)

更進一步言之，國家並非文化傳承的必然載體。以中國大陸為例，中共當權以來滅絕中華文化之舉無日無之。中華文化卻在英國殖民地以及海外華人手中得以保存。至於猶太人二千年來都沒有國家，但這卻無礙文化傳承。

「國家」此概念是含混不清的。我們不妨看看那些「愛國楷模」是怎麼一回事。屈原被稱為愛國詩人實在好笑。依中共的歷史標準，秦始皇統一中國是偉大成就，屈原愛的只不過是楚國(再正確一點應該只是楚懷王)，希望楚國不被秦國吞併，套用中共的口脗，就是「抗拒歷史的洪流」，「破壞祖國統一大業」——可是他卻是「愛國詩人」。此例或可說明，「國家」是按需要界定的，而「愛國」也如是。

香港回歸歷史充斥著各種歪理，其中一個令我感受甚深的，莫過於「黑社會也有愛國的」這句經典台詞。潛台詞是，怎樣殺人放火也不打緊，只要愛國就好。愛國是最高的德性。因此無論義和團有多愚昧，愛國就值得歌頌。愛國壓倒一切價值，愛國也有如一塊遮醜布，將所有不光采的行徑點石成金。強調愛國就是變相鼓勵價值顛倒。香港有幸是英國殖民地，沒有甚麼國家觀念，這是香港值得驕傲的地方。但這大概不會維持得太久，愛國以及其相關價值，諸如穩定、團結，已慢慢侵蝕香港。

我曾經也相當「愛國」，這大概是尋求身份認同的過程。現在我卻了解到身份並不需要國家來界定。誠如拉丁諺語所言，”ubi bene, ibi patria”：哪裡景色怡人，哪裡便是我的國家。

連戰以國民黨主席身份訪問大陸，所受之禮遇媲美一國之元首，連主席儘管做不成中華民國總統，此行卻讓他大過元首癮。深信連主席此行必對中共留下甚好印象。

中共禮遇連戰之舉是否似曾相識？此乃一貫中共的統戰技倆，當年用於香港可謂神乎其技：不跟香港的主流民意領袖打交道，港英政府更不用說；而轉而提拔一批 「精英」(如梁振英之流)，委予「民意代表」之大任。但台灣可不跟香港一樣幼稚，而且人家的陳水扁可是台灣人選出來的。中共要重施故技，恐怕絕不容易。

香 港傳媒對連主席之行一片頌揚之聲，以為國共兩黨結束半個世紀以來的敵視，終於化干戈為玉帛，言歸於好，實在是一件大事云云。殊不知，國民黨早已今非昔 比，一個沒有政權的政黨豈可跟中共相提並論？更不要說將之名為「國共和談」了。若連主席是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會見胡錦濤，則又作別論。

胡連握手，與其說是「歷史性一刻」，倒不如說是中共統戰又一鉅獻。

星期六晚上看有線新聞，眼見上海的反日示威素質之差，叫我對這聲勢浩大的反日浪潮不得不重新評估。近日又特別留意中共高層的言論：温家寶在印度還義正辭嚴，中日兩國外長會面時拒絕握手，發展到今天已有軟化跡象；兩天前還堅持中國群眾的野蠻行為沒有錯的李星，到今天已呼籲群眾要以大局為重，勿參加未經批准的遊行，還特別將講話製成光碟派給日本傳媒…….你便知道這場戲要落幕了。愛面子的中共當然要找下臺楷，也要安撫群眾：新華社發新聞稿說日本外長道歉，日本說沒有。(我也相信沒有：你不保護我的使館，容許群眾大肆破壞；群眾大喊種族主義的口號，還要我道歉？)

中共今次從日 本身上到底得了甚麼好處，不是我們可以知道的。可能是共同開發東海油田罷，兩國談了多年也談不攏；也可能一點好處也得不到，因為這次「玩大 了」，日本大可以拒絕給中國經濟援助。(對，「愛國群眾」不知道中國還在跟日本要錢嗎？)這裡也不想分析中日關係的走向，只是隨意談談是次反日浪潮。

上 海的示威令我深信「愛國群眾」根本不知發生甚麼事，只是難得可以名正言順上街，便去熱鬧，順到渲洩一下情緒。(日本跟美國一向都是合法的「出氣袋」。) 情況跟足球流氓沒有兩樣。參與遊行的大部份是年青人，問他們為甚麼要遊行，答案不外乎是「日本鬼子太可惡，竄改侵華歷史」。今次事件的表面導火線是那本採 用率只有百之一的扶桑社歷史教科書。據說那本書既不提慰安婦又對南京大屠殺含糊其辭。右翼史觀當然要被聲討，但是不是要如此無限上綱，把所有日本人都牽涉 在內？情況有如因為德國的光頭黨發表種族主義言論，而要找德國人算帳似的。這類比可能不太妥貼，因為德國政府絕不容忍為納粹翻案的言論，但日本政客公然宣 揚右翼觀點的卻是司空見慣的事。日本侵略歷史的問題是極須盡快解決的，這樣每四年鬧一鬧總不是辨法。但我實在懷疑中共是不是真的希望跟日本解決歷史問題， 歷史問題是中共的皇牌武器，解決歷史問題？那豈不是自廢武功？中國人的想法其實十分幼稚：我就是要你道歉。但這並非道不道歉那麼簡單，何況，日本政府在過 去已經先後道歉過二十多次了(雖然中國還是執著於那些道歉的字眼，所以都不算數)。此事的真正導火線乃聯合國蘊釀改革，增加常任理事國的數目，而日本則是最有資格成為常任理事國的。因為日本是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而且對外經濟援助一直是最多；這樣竟然連半點話事權也沒有，怎樣說也說不過去。東南亞各國對日本有戒心，這是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的重要障礙，而解鈴者還是日本自己——唯有好好處理歷史問題，才可令東南亞各國放心。

除了歷史問題外，「愛國群眾」的熱情也是十分令人可怕，有如一顆計時炸彈，不可不防。去年《信報》介紹過一本探討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英文書，書名忘記了。大 意是說中國男女比例失衡，若干年後將會有一大批精力過剩但又苦悶非常的「精壯男子」(曾蔭權 語)，會成為社會動盪的根源，以致中國政府會借發動戰爭為該批「精壯男子」尋求出路云云。這個說法好像很嚇人，但細想一下又不無道理，雖則其結論未免過份簡單。中國新一代(不只包括男子)「苦悶」的理由乃是因為無所事事，從前還有共產主義理想，現在還可以有甚麼呢？剩下的只有非理性的民族主義；但國家大事又不到他們參與，政府又罵不得，那就只好上網罵罵美國人日本人，一有發洩機會便抓住不放。偏偏政府又一向喜歡利用群眾力量，文革的紅衛兵相信叫大家 都猶有餘悸罷？藉着這次反日浪潮，紅衛兵又彷彿重臨中國大地了。

日本二戰期間的所作所為遠不如納粹德國般廣為人知；再加上中國形象向來不討好，國際媒體都紛紛質問中國民眾的反日示威是否只是中共策劃的一場戲，進而抺殺反日浪潮的意義。(可參考《紐約時報》的報道)

國 際媒體的觀察是對的，今天中日關係之陷入低潮，絕非歷史問題那麼簡單。對中共來說，歷史向來都是為了政治目的服務；倘若日本不是跟美國簽訂台海防衛協 議，不是跟中國爭資源，民間的反日活動必遭中共以「顧全大局」之名禁制。但必須說清楚的是，要求日本面對歷史是理所當然的。就算中共借反日情緒另有所圖也 好，就算中共自己也不敢面對歷史也好，這亦無損此要求之正當性。中國民眾將「反日本軍國主義」與「反日」混為一談，這是愚昧；中國知識份子卻有責任將事情 的理據申明，而且亦要時時警覺，避免淪為中共政治遊戲的棋子。

要回應國際輿論的質疑，中國知識份子該理性地將事件陳述，避免情緒化的反 應。事實上，中日戰爭的一段歷史，往往夾雜著情緒；再加上中共愛借該段歷史誇大功 勞，並進行愛國教育宣傳，我們實在不能理直氣壯地說中國對中日戰爭的陳述便是最正確的，如南京大屠殺的死亡數字便一直眾說紛紜。當然，死亡數字的多寡並不 損大屠殺事實的分毫；但無根據的誇張卻予日本右翼史家口實，指責中國人誇大日軍暴行。上期《經濟學人》有專文分析中日關係，其中建議值得中國知識份子參 詳。該文指出中日歷史問題可參考法德兩國的做法：二次大戰大戰後，法德共同商議歷史教科書有關兩國關係的部份，以求達致共識。中日史家為何不可以理性討論 歷史問題呢？

當 然，中日之所以不能平心靜氣討論，是因為兩國在今日的國際舞台上已是互不相讓的對手。中國民眾期求國家在各方面都勝過日本，是很自然的反應(就正如法國人總希望球隊 擊敗英格蘭一樣)，但民族主義的禍害不得不慎防。上文提及政治遊戲的棋子，便是指這方面而言。足球場自有其規則，國際政治舞台上亦然。要知道，中日兩國爭霸並 不是民眾的事，也不是知識份子的事。除了涉及大是大非的問題外，兩國爭雄的遊戲就交由中日兩國的政客玩吧。

上星期 《金融時報》(22/1/2005)有一篇文章講中國民族主義，作者叫 Ian Buruma。我對這個題目一向深感興趣，眼見無論足球場上還是互聯網上彌漫著的民族主義，熱血沸騰倒沒有，不寒而慄倒有之：民族主義在近世的禍害也毋用 多言。Buruma從他在哈爾濱的所見講起，一直追溯中國及亞洲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其文不甚了了，惟較特別的是他指出，中國人的身份乃是靠著日本侵略受害者建立的。初看 覺得不盡不實，但細想一下又不無道理。中共其實一直都不大介意日本的所作所為，老毛當年甚至要感謝日本人侵略，好讓中共當年得以苟延殘喘，伺機東山再起。一 直都迫害保釣人士的中共去年竟默許甚至協助登陸釣魚台，若將之看成中共「忽然」順應民意就大錯特錯了。中國近代經歷了五四的文化反思，到中共大革文化的命 後，所謂「中國文化」已經真的是「花果飄零」。在老毛時代，中國人的身份還可建立在共產主義理想，反帝反修，但到今天連資本家都可以入共產黨的時候，所謂 價值，所謂理想也不過付諸一笑而已。歷史的無根，價值之虛無，中國人還得靠甚麼來凝聚呢？唯有提起日本人，大家都咬牙切齒，不用中共多花心力，大家都「起 來，起來」了。日本鬼子一出，連香港人也被統戰過去了。在日本鬼子面前，大家都同仇敵愾，毫不保留地咆哮：「我是中國人﹗」
誰是中國人——這個看似是很單純的文化課題背後又隱藏了多少政治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