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瘟疫 可以改變經濟模式嗎?

原文刊於2020年3月22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全球化的好處自不待言,但社會一直忽視全球化的輸家,漠視他們失去體面的工作和生活。說是「忽視」或許太簡單,學者不是看不到昔日製造業重鎮的職位流失到別處,而是在複雜計算下,這些真實的創傷都化成抽象程式一個元素而已:有人失去工作,但消費者整體而言可以享受更便宜的入口貨,國家整體還是受惠於貿易,失去工作的人可以轉行,甚至去別的地方找尋機會。在抽象的計算下,一個活生生的人福祉不被計算。直至2016 年,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才把眾人驚醒過來,苦思如何可以扭轉這現象。眼前這場瘟疫勢將衝擊更多國家更多行業,當身邊人甚至你和我都有可能失飯碗時,這場疫症會否成為改革百病叢生的經濟體系之機?

這個時候讀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杜芙若 (Esther Duflo) 跟班納吉(Abhijit V. Banerjee) 的著作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下文簡稱Good Economics)再也合適不過了。兩人將「隨機控制實驗」(RCT)運用到經濟學研究,不作大論述,只是耐心用實驗來逐一檢視扶貧政策(可參看前著Poor Economics ),這方法也惹來經濟學家批評太狹窄,不能回應複雜的大問題。兩人今次將目光放到發達國上去,試圖為近年西方社會出現的民粹主義把脈,嘗試為反移民及反貿易浪潮背後的病源提供藥方,可謂有力回應了上述批評。

經濟議題不能只交經濟學家

在2008 年金融海嘯後,經濟學家聲名狼藉,本書序言題為「Make EconomicsGreat Again」便是要為經濟學挽回聲譽。英國及美國民調顯示人們對經濟學家的信任,僅比敬陪末席的政客高。原因相信你我都可猜得一二,太多掛着「經濟學家」名銜的「財經演員」在傳媒大發議論,作一些毋須承擔後果的預測;又或意識形態先行,漠視數據事實,造成一些陳腔濫調充斥,真正的經濟學家卻又在學院中忙碌,無暇回應大眾關心的經濟問題。以美國為例,減稅是否能刺激經濟增長?在美國保守派輿論耳濡目染下,人們幾乎條件反射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本書引用研究娓娓道出,數據其實並不支持,經濟學家甚至連經濟增長的成因也不知道。又例如, 福利是否會鼓勵人偷懶? 在美國,很多人也會條件反射的認為會, 但數據反映又是另一回事。杜芙若兩人在全書一直反覆強調的要點是:經濟很重要,可以協助了解及解決很多社會大問題,「重要得不能交託給經濟學家」(Economics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economists.)。

失業不只是沒收入

此話何解?因為在作者眼中,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假設很有問題。Good Economics 一書中反覆出現的一個主題是,不應假設市場總能得出公正、可接受甚至有效率的結果。當世界日趨貧富不均、贏家全取,政府再「積極不干預」,任由市場決定大眾生死,只會產生災難後果。但政府應該怎樣制定良好的政策?杜芙若夫婦長期研究窮國,早發現一般經濟學家對窮人以至人類了解流於片面,影響政策制定。比如說失業,經濟學家分析問題時往往只關心損失的收入、找新工作的時間及努力,但喪失工作的代價卻不會在模型之中顯示,以為只要彌補收入就解決問題。但事實上,失業關乎的不只是收入,還有人際關係、人生意義等這些不會在GDP 反映出來的東西。

這就引申到近年左派的時髦話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為了解決自動化引致的大規模失業,一些學者提出無條件給所有人基本收入,矽谷不少人也支持有關構想。基本收入並非新鮮,在左右兩派皆有支持者,右派支持基本收入的理由是要減省福利行政費——福利國家芬蘭2017 年至2018 年以失業人士為對象的試驗也是出於此動機。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效果如何還待進一步數據,但杜芙若兩人認為,正如經濟學家思考失業、貿易及移民等問題時只考慮金錢,UBI也是同樣忽視失去工作的真正代價。該書批評,UBI 的構想想像工人一旦被裁便從工作義務中解放,可以靠 UBI過活,當義工、學習技能,甚至自自由由探索世界等。不過,現實並非如此,調查顯示人們很難在工作結構以外尋找意義。當一個居民眼見過去以製造業支撐經濟甚至自豪感的城鎮凋零,當中的失落並非經濟模型能抓住的。經濟學家認為人們會單為了金錢利益移民也是不符合事實,在窮國的研究顯示,人們其實不會輕易為了工作機會離鄉別井。

社會政策應助人民抵禦震盪

如果UBI 不能解決問題,那麼政府應該怎樣協助? Good Economics 強調任何協助都應該顧及尊嚴,例如可以參考歐洲補貼農業的做法,補貼他們工作,也能保住社區。

瘟疫將如何衝擊我們的經濟及社會現在仍是未知之數。但至少,一些過往被視為禁忌的經濟政策在這刻已不再激進:執筆之際,英國政府才宣布會為受停業影響的打工仔支付八成薪酬;美國政府也宣布直接向家庭派錢。《金融時報》近日為眼前的經濟危機邀請各方獻策,也有過往不支持UBI 的學者提出UBI可能是目前最簡單的解決方法。無論如何,各政府目前的策略都只是短期的,萬一瘟疫對社會及經濟造成的衝擊是長遠的,掀動產業結構改變,便更需要深思熟慮的政策應對。一些過往受惠旅遊業的行業或地區經過這場瘟疫後能否適應?單單派錢是否足以協助他們轉型?

這方面,Good Economics 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書中寫道:「在充斥變動和憂慮的時勢,社會政策的目的,是協助人們抵禦震盪,而又不讓震盪影響他們的自我感。」Good Economics 主要針對美國情况,作者批評不少政客不掩飾對窮人及弱勢的鄙視。改變態度之餘社會保障也需要深刻反省及想像力。說時容易,箇中涉及的是要政客扭轉對窮人及弱勢的鄙視,徹底反省社會保障體系,也需要一點想像力。杜芙若兩人行文細心,引用大量文獻和論證支持,也很謙卑。書中一段話尤其值得為政者深思:「每個轉型能夠也應該成為政府向受影響工人展示同理心(empathy)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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