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事實 真實謊言

原文刊於2017年5月1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多虧美國特朗普政府, 「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大概會是今年的年度詞語。事緣於特朗普1 月的總統就職禮,美國傳媒引用奧巴馬就職禮相片比對,稱特朗普就職禮人數遠為少。白宮不忿氣,發言人宣稱出席就職禮的人數有史以來最多的,引起嘩然。白宮顧問康韋辯稱: 「那不是錯誤,他只是提供另類事實。」隨後數月,特朗普的「另類事實」教人目不暇給。他振振有辭說,傳媒報道都有偏見,都是假新聞。

你有你的事實,我有我的真相。凡事背後都有hidden agenda,都有bias,剩下的只有觀點與角度問題而已。Anything goes!

另類事實一直試圖取得正統。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時代偽證者》(Denial)便是一例。英國另類歷史學家歐文(David Irving) 1996年控告美國歷史教授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在著作Denying the Holocaust中誹謗他。利普斯塔特在書中把他形容為危險的大屠殺否認者,指他扭曲甚至捏造證據以迎合意識形態。對這嚴重指控,以嚴謹史家自居的歐文要求出版商撤回著作及賠償。利普斯塔特別無他法,唯有申辯她對歐文的評價實有根據:那就是說,屠猶鐵證如山,歐文是反猶種族主義者,而歐文在撰寫歷史時刻意扭曲證據去迎合其意識形態。

這宗2000 年4 月審結的案件轟動一時,老實說,電影未能反映該場官司中歷史論戰的精彩。為準備官司,辯方找來多名重量級二戰史及德國史專家作專家證人,包括負責展示歐文如何扭曲史料的德國史專家埃文斯(Richard J.Evans)。電影中扮演埃文斯的演員以一段被歐文視為證明「希特勒極力保護猶太人」的證據為例,顯示歐文刻意扭曲文獻資料達到為希特勒開脫的目的。

埃文斯的作證在電影中只有一幕,但事實上當年埃文斯在庭上跟歐文舌戰唇槍長達一星期。但這一星期跟埃文斯的事前準備可為小巫見大巫。據埃文斯在Lying About Hitler 一書中憶述,他開庭前花了3 年爬梳歐文的著作,仔細逐一跟歐文聲稱的原始資料核對。埃文斯是著作等身的德國現代史權威,要他審閱歐文那些錯漏百出的著作,難免叫人有「殺雞焉用牛刀」之嘆。

埃文斯在該書坦言,他在官司前沒有讀過歐文的著作,因為學術界都不把歐文當作一回事。學術界鄙視歐文,歐文也樂於以非學院歷史學家自居,經常批評學術界中人只是互相引用,發表研究來迎合主流論述(希特勒屠猶),漠視主流論述其實錯漏百出。他則特立獨行,鑽研大量納粹德國檔案,發掘(他以為)被主流史家忽視的文獻資料。歐文除了宣稱沒有證據證明奧斯威辛集中營有毒氣室外,也宣稱歷史學家從未發現希特勒下令屠猶的文獻證據,但他反而發現希特勒同情猶太人甚至試圖阻止屠猶的「證據」。

這些荒謬絕論的說法,大部分人恐怕都會像電影中的利普斯塔特一樣反應。她跟學生說: 「我不會跟大屠殺否定者辯論,正如我不會跟相信貓王未死的人辯論一樣。」但當另類事實支持者眾,學者是否還可以如此不屑?

埃文斯關注的並非歐文有沒有不能接受的信念(如反猶種族主義),而是他的歷史研究是否合標準。若認定歐文是種族主義者和納粹同情者,便因而說他的歷史研究有問題便是因人廢言。就算歐文的確錯誤詮譯一些文獻,那是否只是無心之失?再者,我們能否確定歐文對歷史與眾不同的詮譯一定是錯的嗎?那可否只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埃文斯對此案特別上心,並非出於政治考慮而是治史的態度。他在Lying About Hilter 坦言,利普斯塔特跟歐文對二戰屠猶史的態度雖然南轅北轍,但同樣具有強烈的政治信念(歐文一直聲言利普斯塔特等人的歷史只是猶太人的宣傳,他要撥亂反正;利普斯塔特則一直以屠猶歷史記憶守護者自居),但任何政治信念都不應干擾歷史研究。他寫道: 「對嚴謹史家的真正考驗是,他╱她是否願意或能夠將政治信念臣服於歷史研究之要求下?」

歐文案所涉的課題甚多,不少論者當年認為案件是對屠猶歷史真假的審判(雖然法官早已開宗明義表明並非如此),也有人憂慮有損言論自由(卻忘了官司緣起是歐文要利普斯塔特封口,利普斯塔特只是辯護)。在「另類事實」橫行的今天,歐文案的意義又多一重。歐文的另類事實之所以危險,因為他以嚴謹研究包裝,引述海量文獻資料,外行人不期然被他旁徵博引、振振有辭哄騙。歐文以挑戰建制的局外人自居,又再多一重吸引力。歐文案開審時還未有社交網絡,但今天,荒謬言論經社交網絡散播的威力大了很多:各種本為專家學者鄙視的光怪陸離觀點忽然「吾道不孤」;反建制風潮下,不少人都以跟專家唱反調為榮。

在自由社會,對付另類事實唯有真相,而這過程肯定相當費勁。利普斯塔特及埃文斯等人從沒要歐文噤聲:上月曼徹斯特大學圖書館要撤走歐文著作,埃文斯還在twitter 表明反對。埃文斯當年逐一揭示歐文如何錯譯德文、對史料蓄意斷章取義、引述可疑證據、漠視有力的反證,對戳穿歐文的「嚴謹史家」外衣起了關鍵作用。埃文斯年初接受《衛報》訪問時便稱,歐文案給他最大的影響便是明白學術界跟公眾接觸的重要。在另類事實橫行的今天,殺雞必須用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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