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布魯塞爾〔2016年舊文〕

原文刊於2016年4月1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C’était au temps où Bruxelles rêvait
C’était au temps du cinéma muet
C’était au temps où Bruxelles chantait
C’était au temps où Bruxelles bruxellait

比利時歌手布雷爾(Jacques Brel,一九二九至一九七八)有首歌名為 Bruxelles(布魯塞爾),追憶二十世紀初的布魯塞爾,這首歌自上月布魯塞爾恐襲後便一直在腦海盤旋。布雷爾早已被當成法國歌手,很多人忘了他其實是比利時人。

沒特別注意他的國籍,大概是因為他長年居於巴黎,法國也早把他當作自己人。法國去年悼念十一月巴黎恐襲死者的國家追悼會上,三位不同背景的法國歌手獻唱的便是他的首本名曲 Quand on n’a que l’amour(《當我們只有愛》)。

自學法語之初便喜歡布雷爾,最初純粹被那澎湃的力量吸引——看過他的演出片段才會明白什麼叫把歌曲「活」出來。他在Amsterdam一曲中,恍如傾盡全身力量,訴說阿姆斯特丹水手的生與死、愛與孤獨。這二十年來,法語程度及歲月固然令我更了解布雷爾,但他的Belgitude(姑譯作「比利時特性」)我竟然從來沒留意。

去年十一月巴黎恐襲翌日便赴布魯塞爾公幹,因為差不多整個星期都呆在歐盟區,真正的布魯塞爾其實沒多見。世界對布魯塞爾的認識那時漸漸變化。因為巴黎恐襲幾個疑犯都來自布魯塞爾,這個一直在國際新聞中只是歐盟代名詞的城市,一夜之間化身為「歐洲聖戰之都」。

比利時這個小國,歷史上似乎毫不顯眼, 無論是滑鐵盧戰役還是到現在歐洲整合各國討價還價的角力場,這國家似乎總是別人的表演舞台。比利時近數十年醜聞和政治危機不斷,今次恐襲暴露的諸多執法漏洞,其實都是老問題而已。癥結在於該國說荷語的弗蘭德跟說法語的瓦隆誓不兩立,妥協造成龐大的行政迷宮,社區握大權,中央政府就算未至於不存在也是無關痛癢。著名歷史學家Tony Judt便說:「如果比利時消失了,比利時人可能不會發現。」

兩場恐襲叫人對這特別的國家愈來愈好奇,但無論如何總是霧裏看花。一天如常聽布雷爾,bruxellait(姑譯作「成為布魯塞爾」)一語突然恍如當頭棒喝,奇怪自己為何一直沒有留意布雷爾的比利時。

比利時一直散見於布雷爾諸曲,如布雷爾的傳記作者Olivier Todd所言,布雷爾縱使離開了比利時,但比利時從未離開他。布雷爾活躍時期正值弗蘭德民族主義高峰,語言戰爭白熱化,連魯汶大學也在一九六八年分家。這些爭執對布雷爾別有一番滋味,他雖然是弗蘭德人,母語卻是法語。布雷爾對自己的國家似乎沒甚好評,曾抱怨比利時只是拼湊出來的小國,什麼也不是,荷語不純正,法語也不純正。他對弗蘭德更極為尖酸刻薄﹕Les Flamandes嘲笑弗蘭德婦女庸俗,惹怒弗蘭德領袖。 他那首Les F…更借醉酒漢之口,毫不留情攻擊弗蘭德極端民族主義者。

不過,描述比利時弗蘭德地區自然風光的Le Plat Pays(《平坦之國》),一句 Le plat pays qui est le mien (這片平坦土地是屬於我的)卻道出自己對這片土地的情意。這首歌也有一個荷語版。荷語雖然不算布雷爾的母語,但他多次用荷語演唱,其中一首最有名的是Marieke ,歌中一名法語男孩追憶跟荷語女孩Marieke一段逝去的愛情,歌詞夾雜法語及荷語。對布雷爾來說,比利時雖然是個拼湊出來的小國,但構成的碎片都不可或缺。

多得巴黎恐襲,大家才發現原來布魯塞爾除了是歐盟總部外,還是比利時首都;除了歐盟官員外,還有比利時人,當中包括不少移民。布魯塞爾Molenbeek在巴黎恐襲後已經無人不曉,Molenbeek旁邊的 Schaerbeek近日也以「恐怖分子溫牀」進入國際傳媒視野。這恐怖分子溫牀卻原來是布雷爾的出生地。我不禁想,擅於刻劃各階層人物的布雷爾若活到今天,他必定會還我們一個有血有肉的布魯塞爾,布魯塞爾不再是由新聞報道中沒面目官僚構成的城市,他也一定會訴說那些被遺忘的邊緣社區的故事。布魯塞爾現在缺少的,或者正是布雷爾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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