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 Pillars of Wisdom

上海上映的電影跟香港差不多。聖誕節幾天我在一家戲院看到票價要八十至一百二十元，嚇得我半死。我也不知道是聖誕特別價還是因為該戲院略有名氣的關係。離開上海前一天，在國泰戲院看了「千里走單騎」，日場只需二十元，很是便宜。這齣電影也成為我零五年最後一齣電影。

經過「英雄」及「十面埋伏」後，張藝謀終於回到比較平實的題材。注意是「比較」平實而已。故事跟張藝謀「前英雄時期」的電影一脈相承：執着的主角如何排除萬難完成不可能的任務(佼佼者莫過於「秋菊打官司」)。也由於這個原因，故事早在意料之中，沒有半點驚喜。

故事大要
高倉健飾演的父親與兒子健一隔閡甚深。兒子病重，父親千里迢迢跑來卻遭拒絕相見。當父親看了兒子在中國雲南拍攝有關面具戲的節目後，便決意遠赴中國為兒子把李加民的「千里走單騎」拍攝下來，希望彌補。

到中國去當然不是簡單的事(請記住這是張藝謀的電影)。一到達雲南便發現李加民原來因傷人而身陷囹圄，外國人要到中國監獄去可謂難於登天。千辛萬苦獲准到監獄拍攝，但又碰巧李加民因想念素未謀面的私生子而鬧情緒，不能演出。既是為了自己的兒子，也是跟李加民同病相憐，他便決定前往偏僻的石頭村把李加民的兒子楊楊帶來。就在他摟著楊楊在山洞等候救援的一個晚上，他的兒子病歿。兒子臨終前給父親的信說已原諒了他。

溝通無障礙
父子情及溝通這兩個題目通常都是打動人心的必殺技。可是這齣電影予我的感覺是，導演很努力地想打動觀眾，但卻力不從心。高倉健隻身走到雲南，語言不通是一大問題。陪伴他的中國導遊邱林(整齣電影最有意思的角色)只會幾句日文，兩人是名副其實的雞同鴨講。不過電影又不完全放手讓高倉健語言不通下去，雲南那兒還有一個通曉日語的導遊蔣雯，高倉健也有一部手提電話。每到要緊關頭，高倉健只要打電話給蔣雯便可以得到水準極高的傳譯服務；而他身處日本的兒媳亦隨時致電告訴他兒子的狀況，高倉健雖身處異鄉卻沒有絲毫迷失。(我想若干電影片段大可拿來當手提電話廣告。)

但當我們考慮到語言不通的陌生環境是高倉健得以重新認識兒子的契機時，這些方便卻不禁令觀眾懷疑為何高倉健要跑到雲南才能重新認識兒子。高倉健看見雲南山明水秀，不期然也明白為何兒子在這裡住了一年。不過風景當然不是兒子留連忘返的原因，而是因為孤獨，兒子才躲在這裡研究面具戲。至於面具隱喻了甚麼亦再也明顯不過。最後兒子給父親的信(由兒媳用電話向父親讀出)也將一切道破：父子兩人不能放下面具，所以阻礙了溝通。

題旨是再也明白不過了，但如何將題旨點出呢？那就是喋喋不休的獨白。

獨白
電影用冗長的內心獨白交代高倉健的內心世界。我不反對內心獨白，但若沒有其他配合(如影像、情節)，給人的感覺難免是導演無能為力傳情達意，只好用獨白來完成。要命的是，電影有很多獨白都是不必要的蛇足。就以石頭村一幕為例，邱林跟村中領導七嘴八舌討論李加民兒子的事宜，高倉健孤零零的坐在一旁冷眼旁觀。鏡頭對準高倉健一臉茫然的樣子，箇中異鄉人的感受不難猜到。可是隨之而來的又是一段獨白，大意是說他們說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懂、完全領略異鄉人的滋味等等。難道導演覺得觀眾會看不懂？

高倉健跟楊楊(李加民的兒子)一段是電影比較好看的，因為沒有內心獨白，也沒有翻譯，兩個人就是這樣直接了當的「雞同鴨講」。若果真的要選電影動人一幕，那便是楊楊用高倉健送給他的哨子向他告別一幕了。

後話
我一面寫這篇東西，一面問自己是否對張藝謀要求過高。對張藝謀有所期待好像是理所當然的。畢竟少時接觸中國電影，電影導演屈指可數，「張藝謀」三個字彷彿便代表了中國電影。今天中國電影人才輩出，我想放在張藝謀身上的擔子也可以不那麼重了。

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Friday, January 13th, 2006 at 2:21 pm and is filed under 華語電影, 電影筆記. You can follow any responses to this entry through the RSS 2.0 feed. You can leave a response, or trackback from your own 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