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安哲羅普洛斯尚在人世……〔2015年舊文〕

原文刊於2015年7月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黎佩芬大概見我近日給希臘弄得頭昏腦漲,突然問我,假如希臘電影大師安哲羅普洛斯尚在世,他會如何看當前的危機?我當然答不出來——雖然我知道他2012年遭電單車撞死時,正拍攝一齣以希債危機為背景的電影。

因為工作關係,差不多天天對着希臘債務危機,早給那堆天文數字及口水花弄得身心俱疲。2008年以來,涉及天文數字的金融危機、主權債務危機接踵而至,說不麻木是騙人。但對於恍如永劫回歸的希臘悲劇,無論如何抱怨咒罵,卻總難免心有戚戚然。

因為那是希臘,一個在傳媒中彷彿只會在二千年前的輝煌與當今窘態之間徘徊的國家。

因為那二千年前的輝煌歷史,希債危機總是與眾不同,古希臘諸神及哲學家總不時現身。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上星期強調不想希臘離開歐元區,因為「我們不希望柏拉圖踢乙組」。聽完這句話,我腦海浮現的,竟是英國Monty Python三十多年前炮製的哲學家足球賽,那場恰恰是德國大戰希臘。

當然,一個國家不可能一下子由二千年前跳到現在,但大家早不想深究, 甚至連希臘人也不想深究。安哲羅普洛斯卻最愛花功夫了解過去與現在。

安哲羅普洛斯2004年開始拍攝希臘三部曲,首齣《悲傷草原》以一群由Odessa逃亡回希臘的希臘難民為起點,時間橫跨1919年至1950年;2008年的《時光微塵》則講述流亡蘇聯的希臘人,橫跨1950至2000年;終曲是當下的希臘。他死後,我一直沒有查看那部電影的下落,卻原來電影大綱安然在安哲羅普洛斯的官方網站上,半開玩笑放在「upcoming films」的欄目之下。

《另一片海》(The Other Sea)以腐敗政客跟女兒的關係為主軸,以工潮作背景,副市長的女兒E.正跟罷工工人排演布萊希特的「三文錢歌劇」。電影大綱說故事發生在「因金融危機窒息的國家一個偉大港口」,甫開始便有一名工人從天台縱身躍下死亡。工廠工人大都是非法外勞,E.愛上準備偷渡到意大利的Selab。副市長原來暗地從事偷運人蛇往意大利的勾當,知道女兒跟偷渡客相戀,害怕女兒離開,下令追殺Selab;另一邊廂,工潮愈演愈烈,軍警出動,封鎖劇院,「三文錢歌劇」無法上演。Selab最終逃過追殺,登上貨船前往意大利;大受打擊的E.跟朋友說要前往「另一片海」,拒絕原諒父親,登上貨船遠去。

罷工示威、偷渡、外來者跟本地人的衝突、政客腐敗等是希臘新聞近年常見元素,在安哲羅普洛斯電影也不時出現。我邊看腦海難免浮現《永恆的一天》、《尤利西斯的凝視》等的畫面。但無論如何,這電影大綱其實沒有告訴我們什麼,這個集希臘種種新聞元素的故事讀來竟有點俗套﹕沒有安哲羅普洛斯的凝視,一切頓變得平平無奇。
安哲羅普洛斯電影中的人物總在倉茫大地、過去與現在、生與死之間徘徊。但在被金融危機窒息了的國度,人們只有在困室中徘徊。 安哲羅普洛斯生前訪問曾多次談到希臘當前的困境,在Sight and Sound刊出的最後訪問中,安哲羅普洛斯稱,《另一片海》講的是當前沒有夢想的現實﹕「我不認為現時的問題全關金融,而是價值的缺失。新片是關於封閉的境域。這個國家的情况就像大家都坐在封閉的等候室般,我們毫不知道,大門一旦打開會發生什麼事。」

安哲羅普洛斯早年曾拍攝獨裁統治下的希臘,左翼思想鮮明。他曾說自己屬於仍然有夢想的一代,相信夢想可化為現實,改變世界,但結果是失落而回。這種失落感仍然籠罩希臘,希臘迷失了。

但迷失的又豈只有希臘?在希債危機中跟希臘對峙的歐洲又何嘗不是迷失了?「不要重蹈二戰覆轍」是歐洲的金科玉律,歐盟本身便是烏托邦,以消滅歐洲各國的邊界為任務,甚至推出統一貨幣,埋下危機種子。理想原來不敵金融市場,可以怎辦?歐洲好像胸有成竹,厲聲責備希臘,但其實它也不知道歐洲正往哪兒去。

希臘一旦被逐出歐洲會怎樣?雖然還未成事,歐洲跟希臘早已悄悄重劃界線,敵我分明。安哲羅普洛斯對邊界向來深思,《鸛鳥踟躕》中的一幕便說出邊界的虛惘。在希臘跟土耳其接壤的邊境城鎮,橋上劃了一條三色線,藍線是希臘的邊界,白線是無人地帶,紅線是土耳其的邊界。站崗的士兵緊盯着邊界另一端,恐防越界。但越界有什麼後果?希臘軍官小心翼翼踏出一步至白線,說﹕「如果我再邁出一步,我或不在任何地方或死掉。」

歐洲跟希臘的僵局,倒像橋上兩國士兵的對峙。我不知道安哲羅普洛斯會怎樣看希臘跟歐洲的僵局,但他大概會說,希臘人本來就在不同邊界穿越啊。他當然不會提供出路,正如他電影人物從來也找不到答案,只有繼續在蒼茫大地上下尋索﹕明天有多長?人要越過多少邊界才可以回家?這無關悲觀樂觀,世事本來如是。

但我也可以給你一個樂觀的安哲羅普洛斯。2009年初,希臘剛經歷全國大騷亂,騷亂起因是一名少年遭警察擊斃,社會各種不滿情緒一下子大爆發。安哲羅普洛斯當時坦言希臘還未到谷底,借用希臘詩人Kostis Palamas的詩句說樓梯中間唯有繼續向下走才有望重新上升﹕「唯有經歷絕對的惡才可有望升至美好及開放的境域。」訪問最後被問道若他的孫兒參加示威,他會怎樣?他說﹕「我會擔心他的安危,但會跟他說﹕我支持你。」這也可能會是此刻他向希臘說的話。

冰冷的暖— Isabelle Huppert訪問〔2014年舊文〕

原文刊於2014年3月3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法國影星伊莎貝雨蓓對影迷來說絕不陌生,她可以是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衝破社會道德界線不得善終;也可以是飽受欲望與壓抑煎熬的「鋼琴教師」;轉過頭來她也可以是「八美千嬌」的老姑婆,唱起Françoise Hardy的首本名曲Message Personnel一訴衷情。但無論是喜劇還是悲劇,「冷」彷彿是雨蓓的標記。 這次訪問雨蓓也是一次「冷」的體驗,但正如她說:「冰冷藏着的是溫暖、是情感。」

坐在空曠的酒店套房中的一張大椅上,雨蓓比我想像中個子小得多。為了打開話閘子,我跟她說首次看她的演出是查布洛(Claude Chabrol)的「包法利夫人」。她立即說:「查布洛是偉大的導演,也是很棒的人。」雨蓓跟查布洛共合作了七部電影,除了包法尼夫人外,她還化身郵務員、應召女郎、政客等:「跟他合作很容易,非常容易。他對我有十分豐富的想像力,總給我截然不同的角色,每次都是獨特的。所以跟他合作很舒服,總有美妙的驚喜,每次經驗都完全不同。」

雨蓓的冷跟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配合得天衣無縫。雨蓓跟米高漢尼卡合作過三次,最近一次便是去年的Amour。我想起她去年接受《費加羅報》訪問,她這樣形容漢尼卡的電影:「情感是藉着冰冷來接近的。」我認為這也可以拿來形容她一貫的風格,她同意:「這是我為何跟查布洛、賓諾雅積高(Benoit Jacquot)、米高漢尼卡那麼合拍,因為他們不多愁善感。我不相信多愁善感可以打動人,至少不能打動我。我喜歡冰冷,但冰冷藏着的是溫暖、是情感。這很矛盾吧?」訴諸言語當然矛盾,但看過她演出的都明白那是什麼意思。

一開始還正襟危坐的雨蓓,這時雖不至手舞蹈足,但不時以手勢比劃,雙眼放着光彩。我問她,她所創造的角色總是結合了冷漠和激情、脆弱和力量,她是怎樣演繹的這些矛盾情感的?她笑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對我來說這是輕而易舉的。我喜歡探索錯綜複雜的處境,喜歡鑽研複雜的人物,愈複雜我愈喜歡。」她可能又意識到「既容易又複雜」的矛盾,嘗試解釋:「我不把焦點放在困難上,所以便容易了。」

雨蓓的演出總是有一股力量,她好像把整個生命都投進每次演出。我問她戲終後如何抽離。她還是說得很輕鬆:「完了就是完了。如果我不能抽離,我每拍完一部電影都要跳樓了。」

雨蓓在法國的殿堂級地位,除了因為電影,也因為舞台劇演出。「說到抽離,演舞台劇可能更難。」原來雨蓓來港前一天,其主演的舞台劇Les Fausses Confidences才剛落幕。該劇在巴黎公演了兩個多月,好評如潮:「落幕當然有點令人消沉,但一落幕我便飛到這兒,面對完全不同的現實。」她透露,該劇明年可能來港公演。

雨蓓言談間流露出對演戲不離不棄的熱愛(passion),但她認為並非那麼簡單:「當你很喜歡某事物,同時也製造一種依賴。當然這算是熱愛,但也是一種需要。出於需要做某事情跟純粹出於熱愛是有點不同的。這可能也不如表面般叫人舒服。因為需要即是依賴。這也是人之常情,你總要依賴某人或某物。自由與依賴之間經常交戰。」
短短10分鐘的訪問近結束。「你可以想像生命沒有戲劇嗎?」她停頓一下,說:「我當然能想像,但我不肯定能否活下去。」

正如她在銀幕及舞台上每個時刻,雨蓓在這10分鐘沒有欺場,全情投入。我其實不是採訪什麼高不可攀的影后,只是聆聽一個很喜歡戲劇的人暢談她的人生哲學。「你問了我一個哲學問題,我便給你哲學的答案。」雨蓓如是說。

尋找布魯塞爾〔2016年舊文〕

原文刊於2016年4月1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C’était au temps où Bruxelles rêvait
C’était au temps du cinéma muet
C’était au temps où Bruxelles chantait
C’était au temps où Bruxelles bruxellait

比利時歌手布雷爾(Jacques Brel,一九二九至一九七八)有首歌名為 Bruxelles(布魯塞爾),追憶二十世紀初的布魯塞爾,這首歌自上月布魯塞爾恐襲後便一直在腦海盤旋。布雷爾早已被當成法國歌手,很多人忘了他其實是比利時人。

沒特別注意他的國籍,大概是因為他長年居於巴黎,法國也早把他當作自己人。法國去年悼念十一月巴黎恐襲死者的國家追悼會上,三位不同背景的法國歌手獻唱的便是他的首本名曲 Quand on n’a que l’amour(《當我們只有愛》)。

自學法語之初便喜歡布雷爾,最初純粹被那澎湃的力量吸引——看過他的演出片段才會明白什麼叫把歌曲「活」出來。他在Amsterdam一曲中,恍如傾盡全身力量,訴說阿姆斯特丹水手的生與死、愛與孤獨。這二十年來,法語程度及歲月固然令我更了解布雷爾,但他的Belgitude(姑譯作「比利時特性」)我竟然從來沒留意。

去年十一月巴黎恐襲翌日便赴布魯塞爾公幹,因為差不多整個星期都呆在歐盟區,真正的布魯塞爾其實沒多見。世界對布魯塞爾的認識那時漸漸變化。因為巴黎恐襲幾個疑犯都來自布魯塞爾,這個一直在國際新聞中只是歐盟代名詞的城市,一夜之間化身為「歐洲聖戰之都」。

比利時這個小國,歷史上似乎毫不顯眼, 無論是滑鐵盧戰役還是到現在歐洲整合各國討價還價的角力場,這國家似乎總是別人的表演舞台。比利時近數十年醜聞和政治危機不斷,今次恐襲暴露的諸多執法漏洞,其實都是老問題而已。癥結在於該國說荷語的弗蘭德跟說法語的瓦隆誓不兩立,妥協造成龐大的行政迷宮,社區握大權,中央政府就算未至於不存在也是無關痛癢。著名歷史學家Tony Judt便說:「如果比利時消失了,比利時人可能不會發現。」

兩場恐襲叫人對這特別的國家愈來愈好奇,但無論如何總是霧裏看花。一天如常聽布雷爾,bruxellait(姑譯作「成為布魯塞爾」)一語突然恍如當頭棒喝,奇怪自己為何一直沒有留意布雷爾的比利時。

比利時一直散見於布雷爾諸曲,如布雷爾的傳記作者Olivier Todd所言,布雷爾縱使離開了比利時,但比利時從未離開他。布雷爾活躍時期正值弗蘭德民族主義高峰,語言戰爭白熱化,連魯汶大學也在一九六八年分家。這些爭執對布雷爾別有一番滋味,他雖然是弗蘭德人,母語卻是法語。布雷爾對自己的國家似乎沒甚好評,曾抱怨比利時只是拼湊出來的小國,什麼也不是,荷語不純正,法語也不純正。他對弗蘭德更極為尖酸刻薄﹕Les Flamandes嘲笑弗蘭德婦女庸俗,惹怒弗蘭德領袖。 他那首Les F…更借醉酒漢之口,毫不留情攻擊弗蘭德極端民族主義者。

不過,描述比利時弗蘭德地區自然風光的Le Plat Pays(《平坦之國》),一句 Le plat pays qui est le mien (這片平坦土地是屬於我的)卻道出自己對這片土地的情意。這首歌也有一個荷語版。荷語雖然不算布雷爾的母語,但他多次用荷語演唱,其中一首最有名的是Marieke ,歌中一名法語男孩追憶跟荷語女孩Marieke一段逝去的愛情,歌詞夾雜法語及荷語。對布雷爾來說,比利時雖然是個拼湊出來的小國,但構成的碎片都不可或缺。

多得巴黎恐襲,大家才發現原來布魯塞爾除了是歐盟總部外,還是比利時首都;除了歐盟官員外,還有比利時人,當中包括不少移民。布魯塞爾Molenbeek在巴黎恐襲後已經無人不曉,Molenbeek旁邊的 Schaerbeek近日也以「恐怖分子溫牀」進入國際傳媒視野。這恐怖分子溫牀卻原來是布雷爾的出生地。我不禁想,擅於刻劃各階層人物的布雷爾若活到今天,他必定會還我們一個有血有肉的布魯塞爾,布魯塞爾不再是由新聞報道中沒面目官僚構成的城市,他也一定會訴說那些被遺忘的邊緣社區的故事。布魯塞爾現在缺少的,或者正是布雷爾的聲音。

尋找唐行小姐 (一)

長崎歷史豐富:由赴日經商的葡萄牙人、荷蘭人,到幕末時代坂本龍馬等志士,長崎是別具啟發的地方;它也有悲慘的歷史,長崎原爆固然是人類歷史悲慘一頁,長崎「隱匿基督徒」的事蹟也是可歌可泣。在長崎街上走走,歷史故事差不多俯拾即是。但有一段歷史,卻不是那麼容易看見。

2013年到新加坡日本人墓地一遊,才知道日本明治大正時代「唐行小姐」(からゆきさん)的歷史(見新加坡探墳記(二)富國強兵的背後)。在日本朝富國強兵之路邁進之際,這些貧苦人家的女孩被販賣至海外當娼妓,過着屈辱的生活,養家甚至為國家賺取外匯,然後無聲無息的被遺忘。雖然想多了解該段歷史,惟可以找到的資料不多,看了一兩本書後便擱下。年初不經意到長崎,查看地圖時見長崎市附近的島原半島──「島原」這名字有點熟,赫然記起當年唐行小姐很多是來自島原和天草的窮家女孩,那兒會否有唐行小姐的印記?

理性院大師堂天如塔

根據網上資料,唐行小姐在日本現今留下的印記可能只有兩處,同位於島原。其一便是口之津,當年人口販子把貧苦女孩藏在運煤船底部,運到東南亞,位於島原的口之津便是主要港口,當地有一家小型博物館,內有唐行小姐的展覽。至於第二個地方便是島原市埋性院,那兒有一座由海外日本人捐建的佛塔,捐贈者便有不少是唐行小姐。一天走兩個地方,要坐鐵路和巴士,基本上就是繞島原半島一周。

大清早由長崎坐JR前往諌早,再轉乘島原鐵路到島原市。由長崎到島原差不多花了兩個小時,從島原駅步行往理性院大概二十分鐘,中途在一家餐廳快快吃過當地名物具物煮暖一暖胃後,便快步前往理性院,因為我還要趕巴士到口之津。

依地圖指示在町陌間行走,一座蔚藍的塔未幾便在眼前出現── 那便是當年由唐行小姐們出資興建的天如塔。塔的正前方有一塊由島原市教育委員在平成十三年(2001年)豎立的牌子,簡介此塔建於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是理性院大師堂第一代主持廣田言証所立,供奉由印度帶回來的佛像,天如塔建造有賴海外工作日本人捐獻,塔周邊的玉垣便刻有捐贈者姓名及居住地。結語稱,天如塔記錄了近代國民到海外工作的歷史,因此別具價值云云。

塔旁另一塊平成二十六年(2014年)豎立的牌子才明明白白提到からゆきさん,稱捐贈者大多數是廣田言証在東南亞遇到的「唐行小姐」,是日本國內唯一唐行小姐史跡。兩塊牌的不同描述,大概可知天如塔背後的唐行小姐歷史,還是近期才被承認。

這大概要歸功於民間的歷史愛好者。天如塔因日久失修,顏料脫落更有倒塌之虞。島原市一班有心人二零一三年成立委員會籌款修繕,務求保存唐行小姐在日本的唯一史跡,二零一四年完工。理性院大師堂天如塔修復委員會的facebook專頁,可以看到島原文化連盟舉辦有關天如塔跟唐行小姐歷史的講座。島原文化連盟委員長宮崎金助二零一一年在《島原新聞》撰寫關於天如塔與唐行小姐的文章,也有助公眾了解天如塔的歷史。

玉垣刻有捐贈者的名字、所在地及捐贈金額


天如塔有二百八十六根玉垣包圍,玉垣刻有一百九十二名捐贈者姓名、居住地及捐獻金額。我走馬看花看了一遍,有些捐贈者來自日本本土,但以客居異地者居多,名字右方刻有居住地的片假名。我辨認片假名譯寫外來語的能力一直低,且不少地名拼法與今日迥異,當中不少亦己改名,更加難以辨認:シンガッポウ是新加坡嗎?、一ポウ是馬來西亞宜保?ハイホン是越南海防?デレブラワン又是甚麼? 至於ラングン,我後來在口之津看到一張廣田言証在日本人墓地「施餓鬼」的照片,上寫有「ラングン」,旁用漢字寫着「蘭貢」,即今天的仰光。那麼多地名我能即時肯定的就只有フランス(法國)。有個全用片假名的名字旁邊刻了「フランス人」。大概是廣田言証在法屬印度支那遇到的法國人吧?為何會有法國人捐錢建佛塔?跟廣田言証有甚麼交往?想想實在有趣。

廣田言証的經歷也甚有趣。根據所能讀到的資料,他年輕時患不治之症,於是四度踏上「四國巡禮」之途,並出家為僧。皈依佛門後病癒,巡迴各地救濟世人,名聲遍島原,獲善信捐贈建立佛寺。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5月至12月,他到訪東北亞,然後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12月開始遊歷東南亞等地兩年半之久,終點站為印度。他足跡遍佈西伯利亞、中國、韓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印尼、緬甸,期間為日本僑胞辦法事,天如塔的告示版便貼了幾張廣田言証在新加坡等地的日本人墓地舉行「施餓鬼」法事的照片。

根據宮崎金助2011年在《島原新聞》撰寫的文章,廣田言証在東南亞遊歷期間遇到不少唐行小姐。唐行小姐多是來自島原一帶,見到廣田言証份外親切,向他傾訴心事。廣田言証也為在異地過着悲慘生活的唐行小姐帶來宗教慰藉。廣田言証回國後為供奉從印度帶回來的如來像,興建天如塔,獲善信捐贈4870日圓,相當於現今的5000萬至7000萬日圓。

「痛魂」-山田盟子

玉垣所刻的捐獻金額多只是五日圓,相當於現今的6萬、7萬日圓。宮崎金助稱,捐獻者多為唐行小姐,她們將辛苦儲蓄的錢捐給廣田言証興建天如塔,為的只是希望他朝在異地死去,靈魂也可以回到島原家鄉,安頓於如來佛旁。

我看着玉垣上的名字,當中有男有女,也說不出誰是唐行小姐。正如新加坡日本人墓地哪些才是唐行小姐的墓,要一一考證根本不可能。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當年有大批女孩被賣到東南亞當娼妓,東南亞的日本妓院都有相片和文獻可證;大正時代的廢娼運動文獻,以至唐行小姐的生前證言,都可以為證。

小人物的歷史無法一一還原,文學藝術卻將該段無數可憐人撰寫的歷史凝住。唐行小姐漸為世人所認識,要歸功於1974年電影《望鄉》。電影是根據山田朋子的著作《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改編。天如塔前的「痛魂」碑,上面刻有山田朋子的詩(但不知何故山田朋子的「朋」寫作「盟」):

ああ、紅怨の娘子軍
海を渡った からゆきたちよ
アジアに果てた 慰安婦たちよ
塔のある聖地に 来りて安らえ
合掌

疑幻疑真的原節子

鎌倉市川喜多映画記念館, 二零一三年

鎌倉市川喜多映画記念館, 二零一三年

鐮倉近年遊客為患,火車站一到周末便擠得水泄不通,喧鬧不已。但遊客是群居動物,他們只會聚集在某幾個地點,拍幾張照便作鳥獸散。只要朝人潮相反方向走;沿着火車路探索;或到住宅區胡亂轉;又可以沿着山坡小徑,為發現一家無人問津的神社或寺廟高興半天──鐮倉還是可以屬於一個人的。

之所以想起鐮倉,自然是因為原節子。十一月二十五日晚,日本各大傳媒突然發速報──說是「速報」也許名不符實,因為報道的已是兩個月前的事:原節子原來早已於今年九月五日死了。知道消息也無甚哀慟,反而是疑幻疑真──畢竟自一九六三年起她便消失世人前,不留一絲痕跡。

購自神保町的舊書刊

購自神保町的舊書刊

把原節子跟嘉寶相提並論在所難免:嘉寶拍最後一部電影時才三十五歲,原節子退隱時也不過四十二歲,兩人退隱之際事業還可以算如日方中,嚇得大家一跳。但這兩個東西方的傳奇卻又有不少差異。銀幕上的嘉寶一直冷若冰霜,一早頒下「 I want to be alone」的神諭,跟眾生保持距離;反觀小津電影世界裏的原節子溫柔婉約、善解人意,誰都希望有這樣一個妹妹、嫂子、女兒、母親。嘉寶除了少女時代在瑞典拍過廣告外,在荷里活謝絕一切應酬,宣傳訪問一概懶理,廣告更加不用說。反觀原節子倒是規行矩步,也是雜誌廣告的常客。她退場其實比嘉寶更震撼。

嘉寶退隱後還有狗仔隊拍到她的照片,照片雖然不多,但至少大家還可以肯定她不時在紐約街頭閒逛,真的活到八十四歲。但原節子一九六三年後便彷彿人間蒸發,半個世紀以來不傳一張照片,大家只知道她一直隱居鐮倉,卻從沒有傳出有人見過她之類的小道消息。直至十一月突然傳出她以九十五歲之齡逝世後,日本傳媒的報道仍然離不開一個「謎」字。原節子為何引退?有人說是因為白內障,也有人說因為兄長逝世打擊……小津影迷最愛的說法,便是因為小津一九六三年逝世。小津和原節子的關係又是另一謎團,原節子是小津的御用女主角,兩人又獨身,自然惹人遐想。

二零一三年是小津一百一十歲冥壽,慶幸當時剛好閑居東京,趕上東京和鐮倉舉行的小津紀念活動,後來更去了尾道一趟,追尋原節子和笠智眾的足跡。十二月某天,就在小津生忌(也是死忌)前,我去了一趟鐮倉。圓覺寺遊人依舊絡繹不絕,我快步走上山林間的墓地,探訪小津。吃飯後再順步到鐮倉文學館,看小津展覽。展覧展出了小津學生時代的書法、從軍時代的書信、手寫的電影劇本、還有滿佈小津纖細筆跡的手帳,當然不少得他的畫作。之後回到人來人往的八幡宮一帶,尋找找佇立在橫街的川喜多映画記念館。幾張原節子海報為我指路,一轉街角便找到了。川喜多映画記念館當時正辦原節子電影回顧展,順道展出原節子參演的電影海報,簡簡單單的展覧不消十五分鐘便看完。走這三個地方,想的是隱居鐮倉的原節子:她會否到圓覺寺拜祭小津?她會偷偷去鐮倉文學館看小津的展覽嗎?

這是我漫步鐮倉的一貫樂趣:那家不起眼的民房會否就是原節子的家?那位神秘兮兮的老太太,會否就是她?我有跟她擦身而過嗎?原節子死後,我在東京スポーツ看到一篇報道,記者走訪原節子的鐮倉舊居。照片所見,該間民房再也普通不過。鄰人說原節子深居簡出,對上一次遇到她已是三、四十年前了。記者更找到跟原節子同住的七十五歲甥,說原節子晚年跟普通人無異,躲在家中閱報看書看電視,又說原節子絕口不提影壇往事,沒有保留剪報,甚至連自己演藝時代的所有照片銷毁,跟過去一刀兩斷。東京スポーツ的報道有多少屬實,無從稽考,就當是原節子傳說又一章吧。

東京スポーツ說,原節子直至七十多歲還每年到圓覺寺拜祭小津。據其他傳媒引述道聽塗說,她也有悄悄出席笠智眾的喪禮。跟影壇一刀兩斷的原節子,還是跟小津的世界難捨難離。小津電影的「人生終歸孤寂」主題,不知晚年原節子會否又有另一番領會?我們影迷怎樣為溫柔婉約的原節子傾倒,原本便不怎樣關會田昌光事。但無論是原節子還是會田昌光,她死後的鐮倉,難免少了神秘。

鎌倉文学館,二零一三年

鎌倉文学館,二零一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