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會記住這一天

原文刊於2017年12月2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聯合國安理會周一不點名對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的決定表示「極度遺憾」,遭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利(Nikki Haley)以1敵14否決,她舉起手一副兇巴巴的表情,大概是2017年度經典新聞時刻之一。阿拉伯國家再接再厲,召開緊急大會,就類似決議投票。這個決議連美國的名字也沒有提,只是重申耶路撒冷地位未定論,要求所有國家在耶路撒冷地位問題上遵循安理會過去所有決議。但黑利先是致函多個成員國駐聯合國大使恐嚇,揚言﹕The US will be taking names。到大會投票前一刻,黑利嚴辭「捍衛國家主權」: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member this day in which it was singled out for attack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for the very act of exercising our right as a sovereign nation. We will remember it when we are called upon to once again make the world’s largest contribu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e will remember it when so many countries come calling on us, as they so often do, to pay even more and to use our influence for their benefit.

[……]

But this vote will make a difference on how Americans look at the UN and on how we look at countries who disrespect us in the UN. And this vote will be remembered.

歷史記憶向來是一大課題,「歷史會記住這一天」是老掉牙的說法。美國會否記住12月21日是疑問——畢竟那只是無關痛癢的投票,而且,聯合國就算怎樣言辭上「針對」以色列,實際上也做不了什麼。但巴勒斯坦人大概會永遠記住12月6日——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的一天——巴人遭國際社會出賣的屈辱日子又多一天。

中東之所以糾結難解,大概要歸咎大家的記憶太好﹕猶太人記得耶路撒冷以至整個巴勒斯坦是「應許之地」;巴勒斯坦人記得以色列1948年立國如何摧毁他們的家園;阿拉伯人也記得自一戰後,西方列強如何亂點鴛鴦譜、出爾反爾,從而製造難解之局;猶太人記得阿拉伯人對他們的仇恨;巴勒斯坦人記得他們如何遭以色列欺壓﹕被推土機推倒的家園、隔離牆、猶太人殖民區……

以色列近年早已不再談以巴問題,期望國際社會的記憶逐漸消失。這並不難理解﹕既然佔領早成事實,還有什麼好談?國際社會所謂「耶路撒冷地位未定論」,在以色列眼中也只是笑話一則。聯合國1947年通過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分為兩個國家,耶路撒冷則由國際託管。以色列立國後佔領西耶路撒冷,1967年再佔領有大批巴人居住的東耶路撒冷,雖然不為國際承認,但以色列此後通過殖民及打壓巴人的手段逐步蠶食東耶路撒冷。東耶路撒冷的巴人雖然是以色列「永久居民」,但長期被當局漠視,巴人聚居地無論基建、教育、衛生及食水供應都殘缺。歐盟2008年便指摘以色列政府以擴建殖民區、摧毁巴人房屋等手段「積極尋求非法吞併」東耶路撒冷,斥「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行徑已成為以巴和平最大挑戰之一」。

美國一直在聯合國運用否決權維護以色列。奧巴馬政府去年臨下台才罕有在安理會棄權,令安理會通過譴責以色列決議。但譴責有沒有用?以色列今年10月才批准在東耶路撒冷擴建殖民區,耶路撒冷市長巴爾卡特(Nir Barkat)也不諱言﹕「我們正以行動統一耶路撒冷。」

巴人則只能成為無助的旁觀者。英國記者 Robert Fisk以黎巴嫩內戰為題材的著作Pity the Nation中,有一章節提到採訪黎巴嫩巴人難民營時,發現不少巴人仍然對消失家園的鑰匙珍而重之,奢望有一天可以重返家園。以色列1948年立國前後局勢動蕩,猶太人和阿拉伯武裝分子衝突不斷,原居於巴勒斯坦的平民紛紛逃亡,他們小心翼翼將家門鎖好,以為風波平息後便可以回家,豈料顛沛流離成為永恆狀態。一家人只有老祖母真正在巴勒斯坦生活過,但那條生鏽的鑰匙以及英國政府簽發的身分證明(巴勒斯坦1948年前為英國管轄)仍然成為傳家之寶,代表着他們對巴勒斯坦家園的擁有權——雖然昔日的家園海法早已成為以色列城市,房子老早不復存在了。

年輕一代的巴人不會有祖父輩的記憶,但卻會記得他們的成長過程中,以色列如何不斷壓迫。美國將一個不點名兼不具約束力的譴責動議提升到侮辱國家尊嚴的層次,真正被羞辱的巴人卻勢孤力弱,申訴無門﹕但記憶不會消失,它只會世代相傳,愈壓迫愈鞏固,耶路撒冷永難安寧。

另類事實 真實謊言

原文刊於2017年5月1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多虧美國特朗普政府, 「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大概會是今年的年度詞語。事緣於特朗普1 月的總統就職禮,美國傳媒引用奧巴馬就職禮相片比對,稱特朗普就職禮人數遠為少。白宮不忿氣,發言人宣稱出席就職禮的人數有史以來最多的,引起嘩然。白宮顧問康韋辯稱: 「那不是錯誤,他只是提供另類事實。」隨後數月,特朗普的「另類事實」教人目不暇給。他振振有辭說,傳媒報道都有偏見,都是假新聞。

你有你的事實,我有我的真相。凡事背後都有hidden agenda,都有bias,剩下的只有觀點與角度問題而已。Anything goes!

另類事實一直試圖取得正統。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時代偽證者》(Denial)便是一例。英國另類歷史學家歐文(David Irving) 1996年控告美國歷史教授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在著作Denying the Holocaust中誹謗他。利普斯塔特在書中把他形容為危險的大屠殺否認者,指他扭曲甚至捏造證據以迎合意識形態。對這嚴重指控,以嚴謹史家自居的歐文要求出版商撤回著作及賠償。利普斯塔特別無他法,唯有申辯她對歐文的評價實有根據:那就是說,屠猶鐵證如山,歐文是反猶種族主義者,而歐文在撰寫歷史時刻意扭曲證據去迎合其意識形態。

這宗2000 年4 月審結的案件轟動一時,老實說,電影未能反映該場官司中歷史論戰的精彩。為準備官司,辯方找來多名重量級二戰史及德國史專家作專家證人,包括負責展示歐文如何扭曲史料的德國史專家埃文斯(Richard J.Evans)。電影中扮演埃文斯的演員以一段被歐文視為證明「希特勒極力保護猶太人」的證據為例,顯示歐文刻意扭曲文獻資料達到為希特勒開脫的目的。

埃文斯的作證在電影中只有一幕,但事實上當年埃文斯在庭上跟歐文舌戰唇槍長達一星期。但這一星期跟埃文斯的事前準備可為小巫見大巫。據埃文斯在Lying About Hitler 一書中憶述,他開庭前花了3 年爬梳歐文的著作,仔細逐一跟歐文聲稱的原始資料核對。埃文斯是著作等身的德國現代史權威,要他審閱歐文那些錯漏百出的著作,難免叫人有「殺雞焉用牛刀」之嘆。

埃文斯在該書坦言,他在官司前沒有讀過歐文的著作,因為學術界都不把歐文當作一回事。學術界鄙視歐文,歐文也樂於以非學院歷史學家自居,經常批評學術界中人只是互相引用,發表研究來迎合主流論述(希特勒屠猶),漠視主流論述其實錯漏百出。他則特立獨行,鑽研大量納粹德國檔案,發掘(他以為)被主流史家忽視的文獻資料。歐文除了宣稱沒有證據證明奧斯威辛集中營有毒氣室外,也宣稱歷史學家從未發現希特勒下令屠猶的文獻證據,但他反而發現希特勒同情猶太人甚至試圖阻止屠猶的「證據」。

這些荒謬絕論的說法,大部分人恐怕都會像電影中的利普斯塔特一樣反應。她跟學生說: 「我不會跟大屠殺否定者辯論,正如我不會跟相信貓王未死的人辯論一樣。」但當另類事實支持者眾,學者是否還可以如此不屑?

埃文斯關注的並非歐文有沒有不能接受的信念(如反猶種族主義),而是他的歷史研究是否合標準。若認定歐文是種族主義者和納粹同情者,便因而說他的歷史研究有問題便是因人廢言。就算歐文的確錯誤詮譯一些文獻,那是否只是無心之失?再者,我們能否確定歐文對歷史與眾不同的詮譯一定是錯的嗎?那可否只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埃文斯對此案特別上心,並非出於政治考慮而是治史的態度。他在Lying About Hilter 坦言,利普斯塔特跟歐文對二戰屠猶史的態度雖然南轅北轍,但同樣具有強烈的政治信念(歐文一直聲言利普斯塔特等人的歷史只是猶太人的宣傳,他要撥亂反正;利普斯塔特則一直以屠猶歷史記憶守護者自居),但任何政治信念都不應干擾歷史研究。他寫道: 「對嚴謹史家的真正考驗是,他╱她是否願意或能夠將政治信念臣服於歷史研究之要求下?」

歐文案所涉的課題甚多,不少論者當年認為案件是對屠猶歷史真假的審判(雖然法官早已開宗明義表明並非如此),也有人憂慮有損言論自由(卻忘了官司緣起是歐文要利普斯塔特封口,利普斯塔特只是辯護)。在「另類事實」橫行的今天,歐文案的意義又多一重。歐文的另類事實之所以危險,因為他以嚴謹研究包裝,引述海量文獻資料,外行人不期然被他旁徵博引、振振有辭哄騙。歐文以挑戰建制的局外人自居,又再多一重吸引力。歐文案開審時還未有社交網絡,但今天,荒謬言論經社交網絡散播的威力大了很多:各種本為專家學者鄙視的光怪陸離觀點忽然「吾道不孤」;反建制風潮下,不少人都以跟專家唱反調為榮。

在自由社會,對付另類事實唯有真相,而這過程肯定相當費勁。利普斯塔特及埃文斯等人從沒要歐文噤聲:上月曼徹斯特大學圖書館要撤走歐文著作,埃文斯還在twitter 表明反對。埃文斯當年逐一揭示歐文如何錯譯德文、對史料蓄意斷章取義、引述可疑證據、漠視有力的反證,對戳穿歐文的「嚴謹史家」外衣起了關鍵作用。埃文斯年初接受《衛報》訪問時便稱,歐文案給他最大的影響便是明白學術界跟公眾接觸的重要。在另類事實橫行的今天,殺雞必須用牛刀。

假如安哲羅普洛斯尚在人世……〔2015年舊文〕

原文刊於2015年7月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黎佩芬大概見我近日給希臘弄得頭昏腦漲,突然問我,假如希臘電影大師安哲羅普洛斯尚在世,他會如何看當前的危機?我當然答不出來——雖然我知道他2012年遭電單車撞死時,正拍攝一齣以希債危機為背景的電影。

因為工作關係,差不多天天對着希臘債務危機,早給那堆天文數字及口水花弄得身心俱疲。2008年以來,涉及天文數字的金融危機、主權債務危機接踵而至,說不麻木是騙人。但對於恍如永劫回歸的希臘悲劇,無論如何抱怨咒罵,卻總難免心有戚戚然。

因為那是希臘,一個在傳媒中彷彿只會在二千年前的輝煌與當今窘態之間徘徊的國家。

因為那二千年前的輝煌歷史,希債危機總是與眾不同,古希臘諸神及哲學家總不時現身。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上星期強調不想希臘離開歐元區,因為「我們不希望柏拉圖踢乙組」。聽完這句話,我腦海浮現的,竟是英國Monty Python三十多年前炮製的哲學家足球賽,那場恰恰是德國大戰希臘。

當然,一個國家不可能一下子由二千年前跳到現在,但大家早不想深究, 甚至連希臘人也不想深究。安哲羅普洛斯卻最愛花功夫了解過去與現在。

安哲羅普洛斯2004年開始拍攝希臘三部曲,首齣《悲傷草原》以一群由Odessa逃亡回希臘的希臘難民為起點,時間橫跨1919年至1950年;2008年的《時光微塵》則講述流亡蘇聯的希臘人,橫跨1950至2000年;終曲是當下的希臘。他死後,我一直沒有查看那部電影的下落,卻原來電影大綱安然在安哲羅普洛斯的官方網站上,半開玩笑放在「upcoming films」的欄目之下。

《另一片海》(The Other Sea)以腐敗政客跟女兒的關係為主軸,以工潮作背景,副市長的女兒E.正跟罷工工人排演布萊希特的「三文錢歌劇」。電影大綱說故事發生在「因金融危機窒息的國家一個偉大港口」,甫開始便有一名工人從天台縱身躍下死亡。工廠工人大都是非法外勞,E.愛上準備偷渡到意大利的Selab。副市長原來暗地從事偷運人蛇往意大利的勾當,知道女兒跟偷渡客相戀,害怕女兒離開,下令追殺Selab;另一邊廂,工潮愈演愈烈,軍警出動,封鎖劇院,「三文錢歌劇」無法上演。Selab最終逃過追殺,登上貨船前往意大利;大受打擊的E.跟朋友說要前往「另一片海」,拒絕原諒父親,登上貨船遠去。

罷工示威、偷渡、外來者跟本地人的衝突、政客腐敗等是希臘新聞近年常見元素,在安哲羅普洛斯電影也不時出現。我邊看腦海難免浮現《永恆的一天》、《尤利西斯的凝視》等的畫面。但無論如何,這電影大綱其實沒有告訴我們什麼,這個集希臘種種新聞元素的故事讀來竟有點俗套﹕沒有安哲羅普洛斯的凝視,一切頓變得平平無奇。
安哲羅普洛斯電影中的人物總在倉茫大地、過去與現在、生與死之間徘徊。但在被金融危機窒息了的國度,人們只有在困室中徘徊。 安哲羅普洛斯生前訪問曾多次談到希臘當前的困境,在Sight and Sound刊出的最後訪問中,安哲羅普洛斯稱,《另一片海》講的是當前沒有夢想的現實﹕「我不認為現時的問題全關金融,而是價值的缺失。新片是關於封閉的境域。這個國家的情况就像大家都坐在封閉的等候室般,我們毫不知道,大門一旦打開會發生什麼事。」

安哲羅普洛斯早年曾拍攝獨裁統治下的希臘,左翼思想鮮明。他曾說自己屬於仍然有夢想的一代,相信夢想可化為現實,改變世界,但結果是失落而回。這種失落感仍然籠罩希臘,希臘迷失了。

但迷失的又豈只有希臘?在希債危機中跟希臘對峙的歐洲又何嘗不是迷失了?「不要重蹈二戰覆轍」是歐洲的金科玉律,歐盟本身便是烏托邦,以消滅歐洲各國的邊界為任務,甚至推出統一貨幣,埋下危機種子。理想原來不敵金融市場,可以怎辦?歐洲好像胸有成竹,厲聲責備希臘,但其實它也不知道歐洲正往哪兒去。

希臘一旦被逐出歐洲會怎樣?雖然還未成事,歐洲跟希臘早已悄悄重劃界線,敵我分明。安哲羅普洛斯對邊界向來深思,《鸛鳥踟躕》中的一幕便說出邊界的虛惘。在希臘跟土耳其接壤的邊境城鎮,橋上劃了一條三色線,藍線是希臘的邊界,白線是無人地帶,紅線是土耳其的邊界。站崗的士兵緊盯着邊界另一端,恐防越界。但越界有什麼後果?希臘軍官小心翼翼踏出一步至白線,說﹕「如果我再邁出一步,我或不在任何地方或死掉。」

歐洲跟希臘的僵局,倒像橋上兩國士兵的對峙。我不知道安哲羅普洛斯會怎樣看希臘跟歐洲的僵局,但他大概會說,希臘人本來就在不同邊界穿越啊。他當然不會提供出路,正如他電影人物從來也找不到答案,只有繼續在蒼茫大地上下尋索﹕明天有多長?人要越過多少邊界才可以回家?這無關悲觀樂觀,世事本來如是。

但我也可以給你一個樂觀的安哲羅普洛斯。2009年初,希臘剛經歷全國大騷亂,騷亂起因是一名少年遭警察擊斃,社會各種不滿情緒一下子大爆發。安哲羅普洛斯當時坦言希臘還未到谷底,借用希臘詩人Kostis Palamas的詩句說樓梯中間唯有繼續向下走才有望重新上升﹕「唯有經歷絕對的惡才可有望升至美好及開放的境域。」訪問最後被問道若他的孫兒參加示威,他會怎樣?他說﹕「我會擔心他的安危,但會跟他說﹕我支持你。」這也可能會是此刻他向希臘說的話。

冰冷的暖— Isabelle Huppert訪問〔2014年舊文〕

原文刊於2014年3月3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法國影星伊莎貝雨蓓對影迷來說絕不陌生,她可以是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衝破社會道德界線不得善終;也可以是飽受欲望與壓抑煎熬的「鋼琴教師」;轉過頭來她也可以是「八美千嬌」的老姑婆,唱起Françoise Hardy的首本名曲Message Personnel一訴衷情。但無論是喜劇還是悲劇,「冷」彷彿是雨蓓的標記。 這次訪問雨蓓也是一次「冷」的體驗,但正如她說:「冰冷藏着的是溫暖、是情感。」

坐在空曠的酒店套房中的一張大椅上,雨蓓比我想像中個子小得多。為了打開話閘子,我跟她說首次看她的演出是查布洛(Claude Chabrol)的「包法利夫人」。她立即說:「查布洛是偉大的導演,也是很棒的人。」雨蓓跟查布洛共合作了七部電影,除了包法尼夫人外,她還化身郵務員、應召女郎、政客等:「跟他合作很容易,非常容易。他對我有十分豐富的想像力,總給我截然不同的角色,每次都是獨特的。所以跟他合作很舒服,總有美妙的驚喜,每次經驗都完全不同。」

雨蓓的冷跟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配合得天衣無縫。雨蓓跟米高漢尼卡合作過三次,最近一次便是去年的Amour。我想起她去年接受《費加羅報》訪問,她這樣形容漢尼卡的電影:「情感是藉着冰冷來接近的。」我認為這也可以拿來形容她一貫的風格,她同意:「這是我為何跟查布洛、賓諾雅積高(Benoit Jacquot)、米高漢尼卡那麼合拍,因為他們不多愁善感。我不相信多愁善感可以打動人,至少不能打動我。我喜歡冰冷,但冰冷藏着的是溫暖、是情感。這很矛盾吧?」訴諸言語當然矛盾,但看過她演出的都明白那是什麼意思。

一開始還正襟危坐的雨蓓,這時雖不至手舞蹈足,但不時以手勢比劃,雙眼放着光彩。我問她,她所創造的角色總是結合了冷漠和激情、脆弱和力量,她是怎樣演繹的這些矛盾情感的?她笑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對我來說這是輕而易舉的。我喜歡探索錯綜複雜的處境,喜歡鑽研複雜的人物,愈複雜我愈喜歡。」她可能又意識到「既容易又複雜」的矛盾,嘗試解釋:「我不把焦點放在困難上,所以便容易了。」

雨蓓的演出總是有一股力量,她好像把整個生命都投進每次演出。我問她戲終後如何抽離。她還是說得很輕鬆:「完了就是完了。如果我不能抽離,我每拍完一部電影都要跳樓了。」

雨蓓在法國的殿堂級地位,除了因為電影,也因為舞台劇演出。「說到抽離,演舞台劇可能更難。」原來雨蓓來港前一天,其主演的舞台劇Les Fausses Confidences才剛落幕。該劇在巴黎公演了兩個多月,好評如潮:「落幕當然有點令人消沉,但一落幕我便飛到這兒,面對完全不同的現實。」她透露,該劇明年可能來港公演。

雨蓓言談間流露出對演戲不離不棄的熱愛(passion),但她認為並非那麼簡單:「當你很喜歡某事物,同時也製造一種依賴。當然這算是熱愛,但也是一種需要。出於需要做某事情跟純粹出於熱愛是有點不同的。這可能也不如表面般叫人舒服。因為需要即是依賴。這也是人之常情,你總要依賴某人或某物。自由與依賴之間經常交戰。」
短短10分鐘的訪問近結束。「你可以想像生命沒有戲劇嗎?」她停頓一下,說:「我當然能想像,但我不肯定能否活下去。」

正如她在銀幕及舞台上每個時刻,雨蓓在這10分鐘沒有欺場,全情投入。我其實不是採訪什麼高不可攀的影后,只是聆聽一個很喜歡戲劇的人暢談她的人生哲學。「你問了我一個哲學問題,我便給你哲學的答案。」雨蓓如是說。

尋找布魯塞爾〔2016年舊文〕

原文刊於2016年4月1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C’était au temps où Bruxelles rêvait
C’était au temps du cinéma muet
C’était au temps où Bruxelles chantait
C’était au temps où Bruxelles bruxellait

比利時歌手布雷爾(Jacques Brel,一九二九至一九七八)有首歌名為 Bruxelles(布魯塞爾),追憶二十世紀初的布魯塞爾,這首歌自上月布魯塞爾恐襲後便一直在腦海盤旋。布雷爾早已被當成法國歌手,很多人忘了他其實是比利時人。

沒特別注意他的國籍,大概是因為他長年居於巴黎,法國也早把他當作自己人。法國去年悼念十一月巴黎恐襲死者的國家追悼會上,三位不同背景的法國歌手獻唱的便是他的首本名曲 Quand on n’a que l’amour(《當我們只有愛》)。

自學法語之初便喜歡布雷爾,最初純粹被那澎湃的力量吸引——看過他的演出片段才會明白什麼叫把歌曲「活」出來。他在Amsterdam一曲中,恍如傾盡全身力量,訴說阿姆斯特丹水手的生與死、愛與孤獨。這二十年來,法語程度及歲月固然令我更了解布雷爾,但他的Belgitude(姑譯作「比利時特性」)我竟然從來沒留意。

去年十一月巴黎恐襲翌日便赴布魯塞爾公幹,因為差不多整個星期都呆在歐盟區,真正的布魯塞爾其實沒多見。世界對布魯塞爾的認識那時漸漸變化。因為巴黎恐襲幾個疑犯都來自布魯塞爾,這個一直在國際新聞中只是歐盟代名詞的城市,一夜之間化身為「歐洲聖戰之都」。

比利時這個小國,歷史上似乎毫不顯眼, 無論是滑鐵盧戰役還是到現在歐洲整合各國討價還價的角力場,這國家似乎總是別人的表演舞台。比利時近數十年醜聞和政治危機不斷,今次恐襲暴露的諸多執法漏洞,其實都是老問題而已。癥結在於該國說荷語的弗蘭德跟說法語的瓦隆誓不兩立,妥協造成龐大的行政迷宮,社區握大權,中央政府就算未至於不存在也是無關痛癢。著名歷史學家Tony Judt便說:「如果比利時消失了,比利時人可能不會發現。」

兩場恐襲叫人對這特別的國家愈來愈好奇,但無論如何總是霧裏看花。一天如常聽布雷爾,bruxellait(姑譯作「成為布魯塞爾」)一語突然恍如當頭棒喝,奇怪自己為何一直沒有留意布雷爾的比利時。

比利時一直散見於布雷爾諸曲,如布雷爾的傳記作者Olivier Todd所言,布雷爾縱使離開了比利時,但比利時從未離開他。布雷爾活躍時期正值弗蘭德民族主義高峰,語言戰爭白熱化,連魯汶大學也在一九六八年分家。這些爭執對布雷爾別有一番滋味,他雖然是弗蘭德人,母語卻是法語。布雷爾對自己的國家似乎沒甚好評,曾抱怨比利時只是拼湊出來的小國,什麼也不是,荷語不純正,法語也不純正。他對弗蘭德更極為尖酸刻薄﹕Les Flamandes嘲笑弗蘭德婦女庸俗,惹怒弗蘭德領袖。 他那首Les F…更借醉酒漢之口,毫不留情攻擊弗蘭德極端民族主義者。

不過,描述比利時弗蘭德地區自然風光的Le Plat Pays(《平坦之國》),一句 Le plat pays qui est le mien (這片平坦土地是屬於我的)卻道出自己對這片土地的情意。這首歌也有一個荷語版。荷語雖然不算布雷爾的母語,但他多次用荷語演唱,其中一首最有名的是Marieke ,歌中一名法語男孩追憶跟荷語女孩Marieke一段逝去的愛情,歌詞夾雜法語及荷語。對布雷爾來說,比利時雖然是個拼湊出來的小國,但構成的碎片都不可或缺。

多得巴黎恐襲,大家才發現原來布魯塞爾除了是歐盟總部外,還是比利時首都;除了歐盟官員外,還有比利時人,當中包括不少移民。布魯塞爾Molenbeek在巴黎恐襲後已經無人不曉,Molenbeek旁邊的 Schaerbeek近日也以「恐怖分子溫牀」進入國際傳媒視野。這恐怖分子溫牀卻原來是布雷爾的出生地。我不禁想,擅於刻劃各階層人物的布雷爾若活到今天,他必定會還我們一個有血有肉的布魯塞爾,布魯塞爾不再是由新聞報道中沒面目官僚構成的城市,他也一定會訴說那些被遺忘的邊緣社區的故事。布魯塞爾現在缺少的,或者正是布雷爾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