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 Pillars of Wisdom

一個火炬竟然惹來萬人爭奪（藏獨支持者及人權組織），達官貴人前仆後繼（香港的當奴及振英）實在叫人納悶，見公園仔發起以網誌傳遞虛擬聖火，也來湊湊熱鬧，搶搶聖火。

對奧運興趣從來不大，遑論奧運聖火。一個火炬竟然可冠以神聖之名，實在叫人百思不得其解。若要擔起「神聖」，擔起促進「同一世界、同一夢想」之責，奧運聖火還是讓路給慾火吧。

還是由香煙說起。香煙那點點之火便往往有促進友誼之妙效，抽煙的大半都試過憑香煙跟陌生人搭訕，若不幸身上沒火柴或打火機，便把燃點的香煙跟對方未的香煙輕碰，傳遞那似有還無的火光，遠比傳遞一大個奧運聖火來得親密。於是荷里活經典電影往往一煙定情。最經典的「借火」，還得數 To Have and Have Not （1944)。Humphrey Bogart入房後，冷不提防身後傳來一把低沉又略帶挑逗的聲音：「 Anybody got a match?」鏡頭一轉只見Lauren Bacall不知甚麼時候已經輕倚着門，Humphrey Bogart把一盒火柴擲給她，Lauren Bacall酷酷的燃點香煙，冷冷的拋下一句 Thanks便轉身離去。但隨着香煙點起的剎那，兩人便擦出愛火花。

香煙的火只是前奏，在Flesh and the Devil (1927)中，香煙和火柴更明目張膽成為嘉寶的調情工具，她輕輕吹熄火柴，勾起 John Gilbert 的慾火，火柴吹熄後便是乾柴烈火。

胡扯一輪，擔心反吸煙人士會對我口誅筆伐，還是加一句警告：慾火可以焚身，吸煙可以致命。

跟 Charlie Wilson’s War的金壁輝煌、美女如雲相比，Brian De Palma的 Redacted （港譯：刪除真相）便是另一番景像了。Charlie Wilson’s War的戰爭有如電子遊戲般兒戲，Redacted揭示的卻是大家不大願意面對的戰爭真相。

電影改編自06年在伊拉克巴格達以南城鎮Mahmudiyah一宗真人真事，Steven D. Green等5名美軍闖入民居，強姦一名１４歲伊拉克少女，並殺死全家放火燒屍。導演並不是把故事用直接了當的劇情片手法敘述一遍便算，而是用上不同媒介以求多角度呈現伊拉克戰爭的荒謬，找出美軍為何會幹出獸行的理由。整個故事便是由士兵自拍video、紀錄片、新聞報道、聖戰網站片段拼湊出來。士兵自拍的 video擔起推進劇情之責，體現戰爭的無聊可怕。

荷里活的戰爭片必定把戰爭拍得驚險刺激，士兵都滿懷理想，朝着目標奮鬥。但真相是，戰爭其實是沉悶無聊。那幾名美軍雖然有點面目可憎，但卻終究只是少不更事的大男孩，留在美國頂多只會在街頭向女孩子吹吹口哨，但一旦手執AK47，便完全兩回事了。士兵困在軍營似乎跟假日宿營沒有兩樣，只是四處草木皆兵。人在暗、我在明，一天到晚擔驚受怕，悶出個鳥來，心理不有問題才怪，受罪的卻是無辜伊拉克百姓。

導演用上不同媒介去說故事，這樣的表達方式不無瑕疪，特別是那些隨美軍搜屋的現場直擊新聞報道，便假得有點叫人啼笑皆非。然而這樣的手法，卻自有深意。當權者及傳媒雖然拒絕將戰爭真相全然公開，但其實真相一直散落四周：阿拉伯電視台的新聞報道、反戰人士及美軍的網誌，只是大家沒有張開眼睛。

當年，美軍姦殺伊拉克少女曝光後，Andrew Tilghman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憶述 零六年二月（亦即兇案發生前一個月）在Mahmudiyah採訪，跟 Steven D. Green做訪問。Steven D. Green向他坦言：「I came over here because I wanted to kill people」他大言不慚地說，殺伊拉克人跟壓死一隻蟻無異，殺完還無礙大夥兒吃薄餅。這樣無人性的話，在戰地竟被視作正常不過的事情，「正常」得叫Andrew Tilghman在報道中沒有引用他的話，覺得那只是在壓力下的意氣之詞。不過，就算他當時有把訪問寫出來，一篇報道又會令人意識到問題嗎？真相的蛛絲馬跡其實早已散落四處，只是沒有人注意。

Andrew Tilghman文末寫道：「It’s not a Hollywood action movie — there are no rapid edits, no adrenaline-pumping soundtracks, no logical narratives that help make sense of it.」恰恰可為 Redacted 作注腳。Redacted 絶對不是令人看得舒服的電影，因為戰爭從來都不是可以一面吃着爆谷，一面欣賞的娛樂。

Robert Fisk: The only lesson we ever learn is that we never learn

美英入侵伊拉克踏入五周年，一連兩天看了兩齣涉及美國「反恐戰」的電影，分別是講述蘇聯入侵阿富汗的 Charlie Wilson’s War （港譯：韋氏風雲），以及講述伊拉克戰爭的 Redacted （港譯：刪除真相）。兩者風格以至意識形態都大相逕庭。Charlie Wilson’s War 遠為美國觀眾受落， Redacted 則難逃被標籤「不愛國」的命運，兩齣電影都不能單純從娛樂角度視之。

Charlie Wilson’s War 輕鬆惹笑，絕對是周末消磨時間的好選擇，但想深一層，電影的訊息可用「無恥」來形容。電影一面倒的將蘇聯描述得面目猙獰，阿富汗聖戰組織如何英勇，Charlie Wilson如何好心腸。Charlie Wilson到巴基斯坦接壤阿富汗邊境參觀，阿富汗難民慘況令他決定推動增加國會向中情局阿富汗行動撥款，支援當地的聖戰組織(mujahideen)抗蘇。電影沒有告訴你的是，其實美國早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前已經秘密支援阿富汗聖戰組織 。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Zbigniew Brzezinski 98年承認，早在蘇軍入侵阿富汗前半年，中情局便開始支援阿富汗聖戰組織，反抗阿富汗的親蘇政府，引誘蘇聯出兵，要將阿富汗變成蘇聯的越南。美國介入阿富汗絕對不是什麼人道關懷，阿富汗只是對付蘇聯的一隻棋子而已。

我對今天荷里活還停留在冷戰思維實在感到心寒。我不是說戲中人那些仇恨言論，那只是反映當時美國人的心態而已，令人心寒的是那黑白二分的簡化描述。美國政府當年大力表揚那些抗蘇的聖戰組織為「自由戰士」，電影也跟着這論調。但那些究竟是什麼人？ 英國《獨立報》記者Robert Fisk在 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 一書中記述當年在阿富汗採訪，目睹有學校因為響應親蘇政府號召，讓女孩上課，結果校長夫婦遭「自由戰士」活活燒死。

或者你會說， Charlie Wilson’s War 難得承認美國當年在阿富汗埋下禍根，反思美國外交政策失誤，不是很好嗎？不錯，電影最後以 Charlie Wilson一句「語重心長」的話作結：「These things happened. They were glorious and they changed the world… and then we fucked up the endgame. 」但這種反思到頭來還是要為美國臉上貼金。電影的意思是，如果美國介入得徹底，那就不會讓阿富汗變成恐怖份子溫床了。為了配合這論述，電影甚至不惜改寫歷史，把極端份子出現押後到蘇聯撤走後。惟美國多番把外國搞得天翻地覆，問題癥結是在於「天降大任於美國」的幼稚信念：我們是對的，只是計劃不周詳，吸收教訓後，下次會好點。阿富汗反恐戰還未完結，美國便急不及待入侵伊拉克，天曉得下個不幸國家是哪個。

警告：這並非樂評，而是一名食古不化者的獨白

周五看香港管弦樂團的「樂與舞」（Let’s face the Music and Dance- A Tribute to the Fred and Ginger Era)，實在叫人失望不已。我還以為整場音樂會便是管弦樂團加一對舞者，可以讓我一發思古之幽情（其實也不能叫「古」），豈料卻原來除了一對舞者外，還有一對歌手。這只怪我一見 Fred and Ginger便兩眼發光，沒有看清楚便購票。
那位男歌手一開腔，我跟友人都不約而同想起迪士尼卡通（像是「獅子王」之類）。要命的是，他還要唱我最喜歡的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先入為主的偏見很難改變，除了因為我將某些金曲奉若神明外，還有點性別歧視，總覺得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及 Embraceable You 都是女性唱為佳。Frank Sinatra初出道時也唱過 Embraceable You，效果也很恐怖。再加上場地音響強差人意，管弦樂跟歌聲往往變成鬥大聲，有點虐待耳朵。兩名舞者還算不錯，只希望他倆可以跳多點，Let’s face the music and dance嘛!

中場休息，翻看場刊見上半場節目表有 Begin the Beguine，但似乎卻沒有。對 Begin the Beguine的印象主要都是 Fred Astaire 跟Eleanor Powell 在 Broadway Melody 1940 的完美演出（見下方）。雖然那段表演很難重視，但若兩位舞者肯模仿，也不錯嘛。原來 Begin the Beguine安排在下半場演出，舞就沒有了，換來的卻是「獅子王」的歌聲……（Ella Fitzgerald你在哪裏？）

回家連忙在YouTube 重溫一下這些金曲和經典歌舞場面。新不如舊，我這個食古不化者還是繼續擁抱 TCM算了。

Judy Garland: Embraceable You (from Girl Crazy)

Fred & Ginger: I won’t dance (from Roberta)

Gene Kelly: I Got Rhythm (from An American in Paris)

Betty Hutton: There i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 (from Annie Get Your Gun)

最近雖然也有進戲院，但所看電影遠不及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精彩。三月四日前，英美傳媒盡是充斥着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的訃文及死因分析報告。《華爾街日報》評論版副編輯Daniel Henninger大概是影迷，他那篇Hillary’s close-up一開始便說希拉里的命運有如 A Star is Born, All About Eve，Sunset Boulevard這些講述過氣明星的電影悲劇；豈料希拉里卻再告翻生，想奧巴馬（Barack Obama）必甚苦惱。其顧問說希拉里是「怪物」，大概也反映了他的心聲。

除了有戲可看外，看着兩大陣營 spin doctor如何各出其謀，足以大開眼界。希拉里失機連連跟競選策略五時花六時變有極大關係。這可能是悲哀的事實，但政治很大程度便是公關。公關要所謂 “message control”，但希拉里陣營卻只知 “control”，不知 message，嚴密控制團隊成員，確保大家守口如瓶，不給傳媒鑽空子。軍令如山卻只提供無數笑料供炒作，《經濟學人》不有心挖苦希拉里，但去年底一篇報道雙方在愛荷華備戰情況的報道中，分別描寫奧巴馬及希拉里競選團隊，雖無一字褒貶，但比對下雙方高下立見：一方死板之至；一方真誠活潑。到後來 Chelsea Clinton拒絕小學生訪問，更傳至家傳戶曉。

說回周二戰果，兩方陣營都急忙加以 spin，將自己說成最具優勢。美國初選向來有 Momentum 和 Math 兩派，前者認為聲勢最重要，只要連勝幾場大仗，便可建立不可逆轉的氣勢；但 Math派則認為 爭取最多的 delegate才是最重要（紐約前市長 Rudy Giuliani便是極端 Math派，完全略過首幾場初選，滿以為只要在 delegate數目較多的 Florida 一勝便能後來居上，怎知一敗塗地）。目前 delegate 落後的希拉里當然要不斷提着 Momentum；奧巴馬則如算死草般跟你點算 delegate。乍聽之下，奧巴馬好像「科學點」：奪得總統提名不是要取得 2025個 delegate 支持嗎？既然我 delegate比你多，當然我佔優了。但究竟奧巴馬領先多少？這真是謎團。民主黨分配 delegate 的制度異常複雜，而且各州制度不同，完全把一眾專家考起，所以不同傳媒都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再加上還有一群 superdelegate，更令選情存變數。奧巴馬當然要求 superdelegate以民意為依歸，但 super 之所以為 super，便是因為不用理會初選投票結果，在 National Convention上投票；希拉里拉攏 superdelegate完全乎合遊戲規則，要怨便只有怨為何民主黨會有這樣「不民主」的制度了。

希拉里一直抱怨傳媒偏袒奧巴馬，但隨着她再一次死裹逃生，傳媒也似乎對她「公平」點。據說，這可能是上周六Saturday Night Live所做成的影響，是耶非耶不得而知。希拉里說傳媒偏頗，正如奧巴馬強調自己 delegate領先一樣，雖然都有事實根據，但同樣都是拿着有利的一點誇張放大，這或便是 spin的最佳示範。

這集 Saturday Night Live據說令傳媒不敢繼續偏袒奧巴馬

To tell you the truth, it’s not just Ame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who think of me as a kind of fairy-tale prince or at least as the main character in a fairy tale; I too am often aware of something utterly unbelievable in my own destiny. And I’m less and less able to understand that destiny; at times I even see myself as a minor freak of history. How could this ever have happened to me- and to me in particular- to be in the very center of events so momentous that they determined the fate of many nation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Why did I, the author of absurd plays, experience hundreds of absurd situations such as the one that happened on my first visit to the Kremlin?
To the Castle and Back, p. 90

童話故事總愛以主人翁「從此在城堡愉快生活下去」為結尾，捷克名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天鵝絨革命後以異見分子身分登上總統寶座，入主布拉格城堡，經歷幾近童話。但哈維爾畢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03年離開城堡，去年出版回憶錄To the Castle and Back，但跟一般（自以為有趣的）政治人物不同，哈維爾這本「回憶錄」別具一格，活像一本文字剪貼簿，過去與現在縱橫交錯，讀着就像跟哈維爾玩捉迷藏。

全書由三部份交互穿插而成，哈維爾從三個層次來審視自己。較為有章法的是哈維爾跟捷克記者 Michael Hvížďala 的書面對談，回顧天鵝絨革命及其後的政治生涯；第二部份則為他當總統時給下屬發的備忘錄；第三部份則是當下的哈維爾，記下05年旅居華盛頓的所見所聞，亦對第一部分及第二部份的哈維爾作省思，可以說是「寫作」回憶錄的心路歷程。

備忘錄部份讀來趣味盎然，可以說是還王子真面目。王子受盡萬千寵愛，似乎威風得很，但備忘錄揭示的，卻是一個老為演說、嘉賓名單及人事問題煩心的「大管家」。為了一展抱負涉足政壇的哈維爾，做夢也沒有想過佔他大半時間的盡是無聊瑣事：國會發表演說要慎防議員空群而出索取簽名；外訪隨團人員無論他如何三令五申都陣容鼎盛……備忘錄盡是「儲物室有隻蝙蝠，我們該如何弄走牠？」「我們要一條更長的水喉淋花」之類教人哭笑不得的瑣事。我常常覺得東歐人特別懂得捕捉世事荒謬，寫荒誕劇的哈維爾當然不會例外。

哈維爾到美國本想安心寫作，但卻動不了筆，重整過去並非易事，他只好通過回答Hvížďala的提問，回首前塵。對話總比一個人自吹自擂好得多，哈維爾不時說Hvížďala的問題尖銳，但也老實表示，自己往往對他的問題加以增刪或重寫，Hvížďala跟他劇本裏的虛構人物差不多。

書末，Hvížďala（也可能是哈維爾本人）問哈維爾，不明白為何像他一樣老是懷疑自己的人，卻可以成為推動改變的力量。我卻想，一個人老是深信自己是救世主，誓要撥亂反正，後果反而不堪設想。哈維爾跟其他政客不同是，他抱着理想主義，但又總是態度謙卑。政客往往用回憶錄為自己臉上貼金，但哈維爾卻用回憶錄認真審視自己。身為畢生都在探問的知識份子，到城堡走了一回後，對人生及對世界的疑問並沒有減少。哈維爾還是20年前在 Disturbing the Peace那個自言性格充滿矛盾的哈維爾。哈維爾是否成功用文字捕捉自己？由異見份子成為一國元首，他是否已鞠躬盡粹，完成所托？世人或根本無法真正說得上「完成」，哈維爾的一段說話可堪玩味：

The beauty of language is that it can never capture precisely what it wants. Language is disconnected, hard, digital as it were, and for that reason, but not only for that reason, it can never completely capture something as connected as reality, experience, or our souls. This opens the door to the magnificent battle for expression and self-expression that has accompanied man down through history. It is a battle without end, and thanks to it, everything that is human is continually being elucidated, each time somewhat differently. Moreover, it is in this battle that man in fact becomes himself. As an individual, and as a species. He simply tries to capture the world and himself more and more exactly through words, images, or actions, and the more he succeeds, the more aware he is that he can never completely capture either the world or himself, nor any part of the world. But that drives him to keep trying, again and again, and thus he continues to define himself more and more exactly. It’s a Sisyphean fate. But it can’t be helped: man will carry the complete truth about himself to the grave, though someone, in the end, will know that truth after all: if not the Lord God, then at least the great memory of Being.

To the Castle and Back, p.347

Iowa, 香港傳媒都依從中國大陸譯作「艾奧瓦」，但我總覺得「艾奧瓦」三字無論視覺還是聽覺上都醜陋無比，還是台灣譯法「愛荷華」優美得多。

愛荷華的黨團會議為美國大選年揭開序幕，民主共和兩黨各路英雄爭逐提名，好不熱鬧。美國選民面對的選擇可謂多得很，叫只能在「假民主」與「真良心」二者選其一的香港人羨慕不已。

芸芸候選人之中，便以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里 （Hillary Clinton）知名度最高，去年也一直領先，甚至有評論還認定，她出線已成定局；反觀政壇新星奧巴馬（Barack Obama）則欠缺突圍板斧，似乎還是專心多做幾年參議員為妙。但世事變幻莫測，被塑造成所向無敵的希拉里突然宣佈選情告急，奧巴馬則漸入佳境，自信十足，沒有人再敢質疑他是否不自量力，只餘一個問題要解答，那就是他能夠擊敗希拉里嗎？

愛荷華勝出後，對奧巴馬唯一的疑問亦一掃而空，希拉里情況極為不妙。不少報道都提及其夫克林頓 92年亦敗走愛荷華，但卻在接下來的新罕布什爾（New Hampshire）得票列第二，得以扭轉劣勢。但希拉里面對的情況跟克林頓截然不同。當年民主黨初選，候選人Tom Harkin是愛荷華參議員，為免跟地頭蟲硬碰，克林頓等候選人都集中其他州份拉票，避開愛荷華，但希拉里今次卻是在力拼之下慘敗，意義不可同日而語。

自去年底奧巴馬急促冒起開始，希拉里陣營便已經顯得陣腳大亂，希拉里敗走愛荷華後更顯得慌惶失惜，完全失卻一貫的淡定自信。看看新罕布什爾民主黨辯論，希拉里瞪大雙眼，兇巴巴的大嚷：I want to make change! I am running on 35 years of change!只中反希拉里者的下懷，拉票不成反趕客。

希拉里輸在什麼地方，且由專家解答，我只想談談奧巴馬及希拉里當晚的演說，關鍵並不在演說內容，而是演說的場景。奧巴馬一人站在台上，充滿自信，身後只見拿着 change 紙牌的支持者；反觀希拉里發言感謝支持者卻活像「哂馬」，身邊當然少不得克林頓，叫我嘖嘖稱奇的還是看見前國務卿Madeleine Albright，克林頓政府陰魂不散的感覺更加強烈。Albright的能力沒人置疑，但那麼多年了，大家都想見到新面孔、新思維吧？

Fred Astaire 及Ginger Rogers上世紀三十年代翩翩起舞，不僅當年迷倒世界不少觀眾，到現在仍教不少影迷津津樂道。數月前讀《我，費里尼》，知道費里尼有齣電影叫Ginger e Fred ，便一直望穿秋水，終於零七年結束前夕還了心願。

Amelia 跟 Pippo是四十年代模仿 Fred & Ginger 的舞者， 拆伙四十年後重遇。兩人早已年華老去，變成電視台尋開心的對像，但二人還是落力表演，既是為了藝人尊嚴，亦是為了珍惜兩人可能最後一次共舞的機會。這樣的故事很容易拍得傷感煽情，但費里尼沒有。電視台五光十色千奇百怪，Amelia就仿如小朋友般對一切充滿好奇，還要求跟肌肉猛男合照；Pippo雖然流露出對年華老去的不捨之情，但感傷總是點到即止。大概這便是歌舞世界的療傷之用，兩人車站分手，也不忘以歌舞來淡化傷痛。

費里尼提過， Fred & Ginger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為活在法西斯陰影下的意大利人帶來慰藉，電影有心向這兩位舞者致敬，台前幕後都為之興奮，但始料不及的是 Ginger Rogers竟然告他們，傷透費里尼夫婦的心，因為這部電影的故事就是按 Giulietta Masina的想法發展出來的。想想看吧，你一心向偶像致意，豈料偶像卻把你告上法庭，夢想與現實差距之大，不叫人大受打擊才怪。幸好最後沒有告得成，費里尼也不忘為 Ginger Rogers開脫：一定是有律師教唆她這樣做的！

致敬還敬敬，電影的主角還是 Amelia & Pippo。飾演這對舞者的Marcello Mastroianni 及 Giulietta Masina，對費里尼無論藝術生命還是個人來說，都是重要人物：前者是他在電影世界的化身；後者既是妻子又是繆思，兩人同台演出可謂意義重大。 跟 Masina一樣，Mastroianni都很喜歡 Fred & Ginger ，一直期望可以像Fred Astaire一樣跳舞演出；當費里尼找他時，他更特別減磅，希望當當瀟洒舞王。但費里尼卻破其好夢，首先是把他弄至近秃頭，然後只讓他笨手笨腳地跳，最後還要滑倒地上。一切固然是劇情需要，但我想費里尼也是為了滿足妻子願望吧。他在《我，費里尼》一書便直言，因為 Masina舞跳得不好，所以不能讓 Mastroianni跳得太好。為博紅顏一笑，相信老友 Mastroianni也不會介意。

電影一大特色，便是焦點經常由劇情轉到電視廣告上去。費里尼對電視無孔不入極看不慣，對電視台放映電影加插大量廣告打斷更為之氣結。這齣以電視台做背景的電影，當然不會放過對電視及廣告的嘲諷。電影甫開始，火車站便掛了一大隻豬腳 ，羅馬街頭隨處可見大型廣告海報……但一切都及不上登堂入室的電視廣告，劇中人經常停下來看電視，電影焦點便隨時轉到電視廣告或其他無聊節目。費里尼不搞批判，他只是鬧着玩，嘲笑一下一眾電視迷。說到底，兩位舞者也因為上電視而得到最後榮耀：在火車站被電視迷索取簽名！

費里尼八十年代曾參與請願示威，要求電視台播電影時不要播放大量廣告，當年有句口號叫「Non si interrompe un’emozione」，意思大概是「情感不容打斷」。這齣電影雖然屢被電視廣告干擾，但兩名角色的情感以至費里尼對兩名演員的愛，還是打斷不來。

閒話休提，還是到 YouTube看看Giulietta Masina及Marcello Mastroianni的Ginger & Fred，還有正牌 Fred & Ginger

“Dancing should be completely understandable — every move, every turn should mean something, should be crystal clear to the audience. If you can make them laugh or cry, move them emotionally … you’ve done your job.”
Michael Kidd

荷里活著名編舞家 Michael Kidd 12月23日晚病逝，享年92歲。每次聽到老電影人逝世，都難免有點戚戚然，因為那意味着那個多姿多采的電影時代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Michael Kidd 最著名的電影應是 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但我還是最喜歡 The Band Wagon， Fred Astaire 跟 Cyd Charisse的 Dancing in the Dark自然叫人回味再三，片末的 Girl Hunt亦非常好玩，沒有 Top Hat and Tail的 Fred Astaire叫人眼前一亮。Guys and Dolls較早時也看過，但除了馬龍白蘭度載歌載舞外（他還是當教父較適合），印象不深。除了編舞外，Michael Kidd 也曾參與幕前演出，在 It’s Always Fair Weather 中，他便夥拍舞王 Gene Kelly在紐約街頭把垃圾埇蓋套在腳上起舞。

編舞者要有一顆童心才能把生活一些微不足道的動靜，化成精彩舞步。你我經過街邊一排垃圾桶時，可能都有過邪惡念頭想踢兩腳；下雨看見街道上的水坑，也想過一腳踏進去，濺起水花。歌舞片呈現的就是人人心中都有的小頑童。

The New York Times: Michael Kidd, Choreographer, Dies

兩位阿太之爭告一段落，終可耳根清靜。看BBC報道，倒跟民主派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口徑一致（陳方安生勝出後，報道更新，該段文字已消失）：

The battle between pro-democracy Anson Chan and China-backed Regina Ip is seen as a referendum on democracy.

至於CNN說陳方安生是 Democracy activist，只令人苦笑不已。原文來自美聯社，美聯社的標題只是Pro-Democracy Candidate Wins HK Election，但到了 CNN 手裏卻變成 Democracy activist wins HK vote，大概 CNN真是很緊張民主，所以來得特別肉緊。

一字之差，看似不礙事，但我卻想到CNN在報道美國國外新聞時，又有多少類似「肉緊」？無數「一字之差」所形成的國際圖像，跟現實又有多大距離？

無論大家如何把這次兩太之爭說得如何天花龍鳳，「公投」真是言重了。兩太之爭同日，俄羅斯和委內瑞拉都進行投票，比起「良心」「民主」滿天飛的補選，意義無疑大得多了。俄羅斯國會選舉雖然並非公投，但由於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排在統一俄羅斯黨參選名單首位，這次選戰變相成為對普京的信任投票。普京明年便要離開克里姆林宮，礙於憲法規定不能再連任，他的去向一直受各方揣測。普京明確表明會延續政治影響力，今次投票結果正好予他合法性繼續「為人民服務」。然而，普京今次贏得絕不光彩。普京雖然贏了，但俄羅斯還有很多未知之數。他如何安排權力過渡？一切都有待明年總統大選揭盅。

至於委內瑞拉的查韋斯（Hugo Chavez)則沒有普京那麼好命了。查韋斯的總統任期2013年屆滿，不能再連任。周日進行的公投便是就查韋斯及國會的修憲草案作表決。修憲項目多達69項，其中最大爭議的便是廢除總統連任限制，支持者認為這可以令查韋斯繼續社會主義改革。結果公投以輕微之差否決修憲，查韋斯倒是個 Good loser，叫人對這位狂得可愛的領袖又添幾分好感。美國眼見眼中釘落敗，自然喜不自勝。查韋斯的社會主義路線素為美國及國內既得利益者不喜，欲除之而後快。查韋斯遭到挫折，反對派會否伺機而起，再次發動政變？

無獨有偶，俄羅斯和委內瑞拉在西方主流傳媒中都是早已被定性的國家（雖不至於是「邪惡軸心」）。看着西方傳媒報道，不禁叫人問：當中又有多少 “Pro-democracy candidate”變成 “Democracy activist” 的「一字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