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幻疑真的原節子

鎌倉市川喜多映画記念館, 二零一三年

鎌倉市川喜多映画記念館, 二零一三年

鐮倉近年遊客為患,火車站一到周末便擠得水泄不通,喧鬧不已。但遊客是群居動物,他們只會聚集在某幾個地點,拍幾張照便作鳥獸散。只要朝人潮相反方向走;沿着火車路探索;或到住宅區胡亂轉;又可以沿着山坡小徑,為發現一家無人問津的神社或寺廟高興半天──鐮倉還是可以屬於一個人的。

之所以想起鐮倉,自然是因為原節子。十一月二十五日晚,日本各大傳媒突然發速報──說是「速報」也許名不符實,因為報道的已是兩個月前的事:原節子原來早已於今年九月五日死了。知道消息也無甚哀慟,反而是疑幻疑真──畢竟自一九六三年起她便消失世人前,不留一絲痕跡。

購自神保町的舊書刊

購自神保町的舊書刊

把原節子跟嘉寶相提並論在所難免:嘉寶拍最後一部電影時才三十五歲,原節子退隱時也不過四十二歲,兩人退隱之際事業還可以算如日方中,嚇得大家一跳。但這兩個東西方的傳奇卻又有不少差異。銀幕上的嘉寶一直冷若冰霜,一早頒下「 I want to be alone」的神諭,跟眾生保持距離;反觀小津電影世界裏的原節子溫柔婉約、善解人意,誰都希望有這樣一個妹妹、嫂子、女兒、母親。嘉寶除了少女時代在瑞典拍過廣告外,在荷里活謝絕一切應酬,宣傳訪問一概懶理,廣告更加不用說。反觀原節子倒是規行矩步,也是雜誌廣告的常客。她退場其實比嘉寶更震撼。

嘉寶退隱後還有狗仔隊拍到她的照片,照片雖然不多,但至少大家還可以肯定她不時在紐約街頭閒逛,真的活到八十四歲。但原節子一九六三年後便彷彿人間蒸發,半個世紀以來不傳一張照片,大家只知道她一直隱居鐮倉,卻從沒有傳出有人見過她之類的小道消息。直至十一月突然傳出她以九十五歲之齡逝世後,日本傳媒的報道仍然離不開一個「謎」字。原節子為何引退?有人說是因為白內障,也有人說因為兄長逝世打擊……小津影迷最愛的說法,便是因為小津一九六三年逝世。小津和原節子的關係又是另一謎團,原節子是小津的御用女主角,兩人又獨身,自然惹人遐想。

二零一三年是小津一百一十歲冥壽,慶幸當時剛好閑居東京,趕上東京和鐮倉舉行的小津紀念活動,後來更去了尾道一趟,追尋原節子和笠智眾的足跡。十二月某天,就在小津生忌(也是死忌)前,我去了一趟鐮倉。圓覺寺遊人依舊絡繹不絕,我快步走上山林間的墓地,探訪小津。吃飯後再順步到鐮倉文學館,看小津展覽。展覧展出了小津學生時代的書法、從軍時代的書信、手寫的電影劇本、還有滿佈小津纖細筆跡的手帳,當然不少得他的畫作。之後回到人來人往的八幡宮一帶,尋找找佇立在橫街的川喜多映画記念館。幾張原節子海報為我指路,一轉街角便找到了。川喜多映画記念館當時正辦原節子電影回顧展,順道展出原節子參演的電影海報,簡簡單單的展覧不消十五分鐘便看完。走這三個地方,想的是隱居鐮倉的原節子:她會否到圓覺寺拜祭小津?她會偷偷去鐮倉文學館看小津的展覽嗎?

這是我漫步鐮倉的一貫樂趣:那家不起眼的民房會否就是原節子的家?那位神秘兮兮的老太太,會否就是她?我有跟她擦身而過嗎?原節子死後,我在東京スポーツ看到一篇報道,記者走訪原節子的鐮倉舊居。照片所見,該間民房再也普通不過。鄰人說原節子深居簡出,對上一次遇到她已是三、四十年前了。記者更找到跟原節子同住的七十五歲甥,說原節子晚年跟普通人無異,躲在家中閱報看書看電視,又說原節子絕口不提影壇往事,沒有保留剪報,甚至連自己演藝時代的所有照片銷毁,跟過去一刀兩斷。東京スポーツ的報道有多少屬實,無從稽考,就當是原節子傳說又一章吧。

東京スポーツ說,原節子直至七十多歲還每年到圓覺寺拜祭小津。據其他傳媒引述道聽塗說,她也有悄悄出席笠智眾的喪禮。跟影壇一刀兩斷的原節子,還是跟小津的世界難捨難離。小津電影的「人生終歸孤寂」主題,不知晚年原節子會否又有另一番領會?我們影迷怎樣為溫柔婉約的原節子傾倒,原本便不怎樣關會田昌光事。但無論是原節子還是會田昌光,她死後的鐮倉,難免少了神秘。

鎌倉文学館,二零一三年

鎌倉文学館,二零一三年

新加坡探墳記(三)走向世界

在新加坡日本人墓地公園,先後遇上妓女軍人;墓園當然還有其他住客,連在新加坡的日本過客,墓園一角也有碑園銘記。芸芸過客中,我只認得孫中山先生的朋友梅屋庄吉:原來他也在新加坡開過影樓。這些住客或過客都是在明治維新後出國的日本人。不過直至1853年美國黑船抵達日本前,日本還是閉關鎖國。明治維新至二次世界大戰的翻天覆地變化,大概不是活在鎖國時代的日本人能預視的。

日本人墓地地圖上有關音吉的介紹。音吉移居新加坡的年份當為1862,非地圖上的1962。

日本人墓地地圖上有關音吉的介紹。音吉移居新加坡的年份當為1862,非地圖上的1962。

由閉關鎖國走到對外侵略之路,這段歷史還要多一位見證人才告圓滿。墓園有位半住客半過客的仁兄叫音吉,也是我踏進墓園第一位碰面的亡魂。說他「半住客,半過客」,是因為他不算墓園的「原居民」,而且一半遺骨已運返日本。墓園對音吉有極之詳盡的介紹,日英對照(墓園除了音吉和墓園歷史簡介附有英文解說外,其他說明一律只有日文)。我先看英文解說:John M. Ottoson?怎麼會有個英文名字?這名字已告訴你,這一定是個有意思的傢伙。

音吉(Otokichi)是尾張水手,14歲那年,即1832年,隨運米船「寶順丸」赴江戶。豈料遇上風暴,載着14人的商船漂至太平洋。這樣便在怒海浮沉了14個月,當船最後沖上美國西岸時,14人只剩下音吉和兩名同伴岩吉和久吉(三人合稱「三吉」)。三人上岸後先遭印弟安土著拘留作奴隸,後來被送到美國商人手上。西方當時正圖跟日本通商,希望音吉等人可以助一臂之力。音吉學了英語,又去過英國,足跡亦至澳門和上海。除了當商人詮譯外,也曾參與聖經翻譯工作。在西方耳濡目染下,音吉一直希望促使日本走向世界,惜事與願違,連他自己本人也遭國家拒諸門外。日本當時厲行鎖國,不讓音吉回國。可憐的音吉有次還要裝成中國人翻譯,才能隨英國人踏足故土。既然無法回國,音吉只好入籍英國,取了英文名字Ottoson(Oto-san?)。他後隨英國人到上海經商,於1862年搬到新加坡,成為首位定居新加坡的日本人,1867年病逝。

音吉死後一年便是明治維新,日本從此再也不一樣。他的兒子後來回日本娶妻定居,後赴台灣。至於音吉,後人一直不知他葬在何處,直至2004年才在新加坡一基督教墓園找到他的遺骨。遺骨一半帶回日本,算是還了他回鄉的心願;另一半則存於日本人墓地公園的納骨堂。

我不禁想,音吉的魂魄若遇上墓園的同鄉,閒話家常間,必對日本跟世界關係的變化驚訝不已:明治維新後日本不單開國,還致力走向世界,可是這走向世界的歷程卻是如此叫人難堪。先有一批批少女被哄騙到東南亞當妓女,為故鄉賺外匯,成為「富國強兵」下的首批犧牲者;接之而來的是日本軍人,在亞洲掀起腥風血雨……一個鎖國多年的國家,一旦走向世界,竟然變了頭怪獸,這大概是音吉無法料到的吧?

近百年的歷史,都濃縮在這優雅寧靜的墓園中,活生生的。遊人只要用心細看,應可從中學到甚麼。而我只想說很羨慕音吉,遊歷四方且可以自選姓氏,活脫脫的自由人,實在不錯啊。

新加坡探墳記(二)富國強兵背後

日本人墓地公園

日本人墓地公園


上文談過新加坡日本人墓地公園的日軍慰靈碑,但在這個始於1888年的墓園,那數百個墳墓更值得注視。歷史流於大事記式,大概只會記得某年某月誰打了誰一下,然後某年某月誰還了誰一拳。日期和數字的背後,卻是無數被遺忘的人。

墓園開創者是個兼營妓院的橡園主人二木多賀志郎。為了安葬客死異鄉的日本妓女,他把橡園部份土地劃為墓地。但這些姑娘們在這兒並不顯眼。跟墓園的日本兵不一樣,沒人為她們立碑紀念,她們也沒有驚心動魄的故事流傳。她們在世上的痕跡僅餘下散佈草地上的小石頭,一些小得隱沒在草叢中,幾乎看不見,一不小心就可能要給絆倒了。小石塊權充墓碑,上面似乎刻了「某某之墓」,有些還看到名字是甚麼「子」,有些只有片假名,但更多已無法辨認了。

若不是這墓園,我也不知道這段歷史。明治維新人人稱頌,日本年輕領袖在短時間內令日本搖身一變成現代化大國,先後打敗中國和俄羅斯:就算批評日本侵略史,也不得不承認日本的大國崛起是何等精彩。但明治時代「富國強兵」理想的背後,卻又有多少犧牲者?犧牲的總是低下層百姓,女性更吃盡苦頭。這兒的小石塊,正提醒我們「富國強兵」其實是怎麼一回事。她們是誰?她們都是明治大正年間由日本遠渡而來的妓女,被喚作「からゆきさん」(Karayuki-san)--字面意思即「唐行小姐」(有中文譯作「南洋姐」),意即「去了中國的人」。為何叫「唐行」似乎有很多解釋,我也說不準。她們固然有些前往中國,也有去俄羅斯,也有去南洋的。那些年有多少日本姑娘當「唐行小姐」,尚是個謎。日本外務省有海外日人登記紀錄,以妓女為職業的海外僑民人數以1910年最多,有19,097人。但妓女始終不是體面職業,數字真確成疑,有學者估計實際人數可能達3萬。新加坡有條 Malay Street,當年便是日本妓院的集中地。

山崎朋子的《 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後改編成電影《望鄉》)是首部探討這段歷史的專著,讀着當年10歲便被誘拐到婆羅門州的Osaki的故事,這段日本低下層女性的辛酸史讀來叫人既哀且怒。「唐行小姐」主要是來自島原、天草的農家女孩為主。逼良為娼的故事,差不多千篇一律。農民窮得三餐不繼,人口販子到來甜言密語一番,他們當然不會明言是招妓女,而是以海外高薪工作來行騙。對於三餐不繼的貧苦家庭,這有如希望之光,「唐行小姐」也成為小女孩的夢想職業。成人或其實早已心知肚明,但那些還不到10歲的女孩卻毫不知情,天真以為到海外當店員或女僕,想着可以賺錢養家,改善家人生活。她們滿懷希望登船,以為人生從此一片光明。日本到南洋的船程遙遙,為掩人耳目和節省旅費,人口販子多將這些女孩藏在貨倉,吃喝拉睡都在一處。捱過這艱苦旅程後,才發現等着她們的是妓院。

這些女孩已別無選擇,只好開始接客,賺錢養家之餘也奢望有天能還清妓院債務,贖回自由身。不過這談何容易,她們一抵達妓院便已經欠下人口販子一筆「交通費」和「食宿費」;到開始工作後,又要自掏荷包買和服和化粧品。賣東西給她們的雜貨商,往往跟妓院老闆合謀,抬高價格騙她們。她們於是一天就算接40名客人,債卻總是還不了。別忘記她們還要匯款回國,讓鄉間的兄弟買地建屋。關東地震,她們又要捐款賑災……對政府以至那些日夜想着要「富國強兵」的知識分子而言,這些女孩在海外為日本賺取外匯,正是國家走上富強之路的必需。福澤諭吉便曾稱,日本女性到那些經濟正急促發展的地方當妓女,有助國家在國際上站穩陣腳。這些女孩對日本「富國強兵」有多大貢獻?山崎朋子在《 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 引述入江寅次《海外邦人發展史》稱,西伯利亞海外日人1900年為日本賺取100萬日圓外匯,當中有63萬便是來自妓女。1926年《福岡日日新聞》一則報道亦提到妓女的經濟威力,稱島原海外妓女去年匯回家鄉的款項達30萬日圓。日本1915年向中國提出「廿一條」,南洋華人抵制日貨,為彌補外匯損失,日本政府更悄悄鼓勵唐行小姐「勤奮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如願強大了。政府為了國家面子,1920年開始取締海外妓女。領事把她們一批批拉上船送回國,把她們像貨物般運回長崎,然後任由她們自生自滅。「唐行小姐」彷如從來沒有存在過般。

政府過橋抽板,多虧她們才得以買地建屋的家人也鄙視她們。這些女孩回國後生活窮愁潦倒,孤苦無依。當然,更多女孩無緣返國,客死異鄉。她們大都不滿30歲便病死,留下的就只有一塊小石碑。新加坡日本人墓地公園埋了多少妓女?實在不得而知。墓園有關妓女的資料不多,唯一一個比較詳盡的介紹牌是關於一名妓院老闆的。墓園邊緣有幾座年代久遠的墓碑歪歪斜斜放着,日語資料牌介紹說,這是墓園最古老的「住客」、在馬來街經營妓院的老闆佐藤登滿及他14名員工。介紹牌說說他們都在1889和90年死去,一家妓院兩年死15人,想當年新加坡日本妓女死亡率應該也差不多吧。

日本人墓地公園格局跟日本本土墓園沒有多大分別,氣氛是那麼平靜詳和,環境是那麼綠意盎然。你要費點心神,在日式墓座之間、在青翠草地上看看那些錯錯落落的小石碑:石碑之下都壓着一把把被「富國強兵」口號遮蓋了的微弱聲音。

也許夜䦨人靜之際,我們會聽到石碑下傳出陣陣飲泣,細訴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前塵往事。

日本人墓地公園草地上,可找到不少這石碑。上刻文字多已不可辨認。

日本人墓地公園草地上,可找到不少這類小石碑。上刻文字多已不可辨認。

後記:回港後將照片上傳 Facebook,友人告之余秋雨有文章談過日本人墓地公園。因有關這墓園的中文資料不多,立即找來看。該文雖然提到若干歷史,可惜我往往分不清哪些是事實,哪些是文人想像、信口開河。該文或有文學價值,卻絕非可信賴的參考資料。

有關該墓園及「 唐行小姐 」的日語資料遠為多,可惜我日語還在幼兒班水平,主要還是參考山崎朋子著作的英譯本(該書譯者Karen Colligan-Taylor的導論也提供了不少資料)。至於日本戰俘部份,則參考了Romen Bose的Kranji: The Commonwealth War Cemeter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Dead一書。

新加坡探墳記(一):戰死者(下)

"They died for all free men"

“They died for all free men”

續上文:新加坡探墳記(一):戰死者(上)
克蘭芝陣亡戰士公墓離市中心頗遠。坐地鐵到Kranji後還得在烈日下再走十五至二十分鐘。這樣長途跋涉,終於看到聳立山坡上像機翼般的紀念堂建築了。克蘭芝陣亡戰士公墓遊人不多,當天只有我跟另外兩個西方遊客,還有園丁在工作,已算比日前遊日本人墓地公園「熱鬧」了。一踏進大門,只看見牆壁上簡單刻着「Their name liveth for evermore」─── 這是一句英聯邦戰爭公墓常見的銘文。

克蘭芝陣亡戰士公墓雖然1947年開始後接收士兵遺體(也即是日本戰俘悄悄為同袍修建慰靈碑之年),但當時墓地甚為簡陋;經過數年修整,公墓要到1957年才正式揭幕。墓地共埋葬了4458名二戰陣亡士兵,也有64個一戰陣亡士兵墓,還有850個無名墓碑。這數千個墓碑便在這綠油油的山坡上整齊排列着。

"Known unto God"

“Known unto God”

望着遍佈整個山坡的墓碑,想這些士兵生前已過着嚴守紀律的軍旅生活,死後也要這樣整整齊齊,視覺雖然不失美感,卻又叫人有點悵然。英聯邦戰士公墓的墓碑設計劃一,碑石設計及用料都經英國戰爭公墓委員會挑選。日本戰俘所建的慰靈碑滿是斧鑿痕跡,梭角分明,石上的刻字歪歪斜斜,戰俘的怒氣恨意盡在不言中。這兒的墓石早經細心打磨,墓碑刻字更是精雕細琢。每個都刻上漂亮的部隊徽章,接着是軍人名字、軍階、死亡日期及年齡,墓前更裁種了花朵。這樣漂亮的墳墓,倒叫人忘記戰爭的恐怖,更遑論恨意了。我在墳間穿插,看着一個又一個的陌生名字,偶爾會看到香港部隊的士兵,但也碰上不少無名墓碑─── 他們是誰只是「天曉得」–Known unto God。

山頂的Singapore Memorial牆壁共刻了24,000個士兵名字,有些是在馬來亞半島戰役中陣亡,有些是戰俘。戰俘當中有被日本送去修築泰緬死亡鐵路,一去不返;也有被日本押解到海外戰俘營途中遇難喪身大海。這24,000人來自不同種族,紀念堂外的牆壁也用上多種語言刻上:

「為一切自由人而死」

這是何等光榮。但我看着牆壁密密麻麻的名字時,只是想到這些最後只剩下名字和軍隊編號的英雄,大概只希望自由地為自已而活,而非為自由人而死。

墓園的另一處又有一面紀念牆壁,除了英文刻字介紹此紀念碑的由來外,中間直書一行中文,心想應跟華人有關,便走上前看看:

「此一九四二年被俘殉難英雄,暨十位佚名同志題名」

上面刻的名字全是華人姓名。我對太平洋戰爭史認識只限皮毛。翻查資料,原來日軍未攻陷新加坡前認定馬來亞半島的華人不是親中便是親英,擔心成心腹之患,於是英軍1942年2月15日向日本投降後僅三天,日軍便對新加坡華人社區展開搜補「反日份子」行動,命令18至50歲的華人男子報到以作「甄別」。大批華人被日軍載到偏僻處處決,史稱「肅清屠殺」(Sook Ching Massacre)。戰後,日本承認有6000華人被處決,但新加坡方面估計死亡人數在2.5萬至5萬之間(也有多達10萬之說)。戰爭公墓紀念的只限被日軍處決的69名華裔義勇軍。

我的思緒又回到日本人墓地公園中的慰靈碑。日本投降後,英國在新加坡設軍事法庭審訊日軍。針對肅清屠殺,英國只拘捕了7名要為屠殺負責的軍官,處決了其中兩人。我懷疑那塊據稱沾了「烈士」鮮血的慰靈碑可能就包括了當年參與肅清屠殺的戰犯。新加坡華人當時認為英國對日本戰犯的處理太馬虎,沒有伸張正義,甚為不滿。新加坡華人60年代曾掀起反日示威,要求日本倍償。日本最後賠償了事,新加坡跟日本的關係似乎亦未為此蒙上陰霾,這從日本戰俘所建的慰靈碑可以在新加坡安然無恙可見一斑。

無論是英國甚有氣派的戰爭公墓,還是日本戰俘建造的慰靈碑,都是歷史的印記。那「納骨一萬餘體」到底姓甚名誰,他們的命運是怎樣?除了化作「一萬餘體」的亡魂,日本人墓地公園還可找到不少有名有姓的二戰軍人墓。當天在佈滿小石碑的草地走着,看到一個黑的發亮的大理石墓碑,在眾多灰色石碑之間顯得份外顯眼。我讀着那墓碑上的金色刻字,墓主是一位兵長,碑背刻着「樟宜作業隊員/昭和二十二年九月四日殁/尼崎市出身行年廿二歲」,墓側寫着「近衛野砲兵第二聯隊」。他是被囚樟宜的戰俘嗎?是否也遭處決?

從軍南洋會員戰死者之墓

從軍南洋會員戰死者之墓

22歲,真正的人生才剛開始不久。可是他卻已當了兩年戰俘,為的是可笑不過的「大東亞共榮圈」。我不知道日本墓園埋葬的日軍最年輕的是多少歲,但在克蘭芝戰爭公墓,最年輕的陣亡士兵只有16歲。根據紀錄,他從軍時才不過14歲。「為一切自由人而死」?一個十多歲的孩子會懂得甚麼?

我常常在墓園遊走,總是戰死者的墓園最令我沮喪。無論看着「惡貫滿盈」的侵略者,還是「為一切自由人而死」的勇士,戰爭的荒誕感總是揮之不去。

新加坡探墳記(一):戰死者(上)

日本人墓地公園

日本人墓地公園


新加坡雖然小,但卻有數個很有意思的墓園,日本人墓地公園是其一。日本人墓地公園座落在寧靜的住宅區,若非門外寫着「日本人墓地公園」這幾個大字,經過門前大概會誤以為這只是個公園而已。一腳踏進去,也彷彿一腳由新加坡踏進日本:入口處供奉着幾個菩薩,不遠處有一座日式廟宇建築,連墓園地圖色樣也跟我在東京雑司ヶ谷霊園見到的差不多。四周環境寧靜,綠意盎然,跟日本本土墓園並無二致。

納骨一萬餘體

納骨一萬餘體

多虧園內的熱帶植物,我總算還能肯定自己身處何方。墓園1889年開設,最初是為了安葬客死異鄉的日本妓女。不過我之所以慕名而來,卻不是為了那些可憐的女孩,而是因為二戰日軍。妓女的故事我還是看園中介紹牌才知道的,該段鮮為人知的悲慘歷史容我另文再述。這本為妓女而設的墓園,怎麼會被軍人喧賓奪主?當中大有文章可說。

走進墓園,經過御堂向左轉,穿過兩旁植物,三塊由日本戰俘暪着英國人製造的「戰爭慰靈碑」便出現在眼前。三塊慰靈碑分別是:「作業隊殉職者之碑」,「陸海軍人軍屬留魂之碑」,「殉難烈士之碑」。「陸海軍人軍屬留魂之碑」碑後寫着「昭和二十二年四月,南方軍作業隊將兵一同建之」--「作業隊」其實便是戰俘。昭和二十二年即1947年,換句話說,這些紀念碑都是日本戰俘被關押時建造的。三面慰靈碑正好代表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的三個階段-「陸海軍人軍屬留魂之碑」紀念1942年攻佔新加坡陣亡士兵;至於「殉難烈士之碑」所指的「烈士」,則是投降前夕自殺的軍人,以及戰後被處決的戰犯;成王敗冦,日軍被拘禁戰俘營幹苦活,部分病死,這便是「作業隊殉職者」之由來。三塊慰靈碑背後是一根寫着「納骨一萬餘體」的柱子。

我也無從考據這「一萬餘」是否屬實。一萬個亡魂,全都擠在這塊小小的方地上。戰俘們不甘心,要把他們喚作「烈士」,但最終無論「殉職」也好,「殉難」也好,還是「有幸」在日軍所向披糜之際陣亡也好,最終也只能化成「一萬餘體」無以名狀的白骨。

墓園地圖上的寺內壽一

墓園地圖上的寺內壽一

這三個慰靈碑附近還有好些專屬部隊的紀念碑,看來是後來加建的,整整齊齊刻着軍官的姓名。我對這些紀念碑沒多大興趣,來到這兒當然要瞧瞧南洋總司令寺內壽一的墓。離開這墓園一角,穿過綠草如茵的墓地,走過數不清的細小墓碑,到達墓園的另一端,便看到寺內壽一的墓碑。我望着墓碑,想起門口的墓園地圖將殺氣騰騰的寺內壽一畫成和顏悅色的光頭佬,不要說叫熟悉歷史的人感到突兀,想寺內也不會太滿意吧。寺內在日本投降後不久病死,逃過審訊。墓碑也是出於日本戰俘之手。

這班戰俘可以在英國人眼皮低下建造慰靈碑,說起來也有點荒誕。1941年12月,日軍揮軍馬來亞半島,英聯邦軍隊不堪一擊,全面敗退,只消不到三個月時間,連新加坡亦淪陷。佔領新加坡後,日本已設忠靈塔安置陣亡士兵骨灰。日軍投降前夕自行拆毀忠靈塔免落㪣手。投降後寺內壽一曾要求英國讓日本將一千多名日軍骨灰運回日本,但英國當時哪有心情管這問題?英國回話:我們既然不把軍人遺體送回英國,你們也應該把軍人遺體留在新加坡!不過如何安置軍人遺骨就得由日本出錢出地安排了。

寺內壽一墓

寺內壽一墓

英國大概想不到,這決定會導致甚麼後果。1945至47年間,新加坡各地戰俘營關押了四萬日軍戰俘,在英國監督下在新加坡各地修橋補路。既然英國不准士兵遺體回日本,日本政府亦無暇理會,戰俘便自己動手了。他們先將陣亡同袍的骨灰移到日本人墓地,而三名羈押Jurong戰俘營的戰俘則秘密建造三塊慰魂碑,又為投降後不久病逝的寺內壽一建墓碑。為了打造元帥的墓碑,戰俘還特地從當年激戰戰場採石,講究非常。那塊「殉難烈士」紀念碑也有來歷。英軍這邊廂在樟宜監獄處決日本戰犯;監獄的日本人翻譯則在另一邊廂偷偷將刑場混有死者血液的泥土,收集起來交給戰俘製成碑石。墓碑建成後,戰俘再悄悄地將碑石運到日本人墓地,花兩天時間豎立。

整個過程歷時三個月,神不知鬼不覺,日本政府固然不知道,看守戰俘的英國更加糊裡糊塗。戰爭紀念碑的秘密亦隨着戰俘陸續遣返日本而隱藏。日本1951年跟新加坡復交後,新任領事上任首項任務便是追查士兵遺體下落。日本當時正陸續派員到美國、東南亞及中國等地追尋日軍遺體,英國礙於要在橫濱設立英聯邦戰爭公墓,不得不同意日本要求協助尋找日軍墓。英國政府1953年所整理的日軍墓地表中,雖然詳列馬來亞,緬甸,婆羅門等地,但唯獨沒有新加坡。最終,還是日本駐新加坡領事找到了墓地,英國才恍然大悟──但英國是否知悉那些軍人墓「另有蹺蹊」,則不得而知了。日本最初將士兵骨灰帶回國或另地安放,但最後決定原地保留,以免浪費了戰俘的心血。

由日本戰俘建立的慰靈碑

由日本戰俘建立的慰靈碑

戰敗國在昔日侵略的土地上修築紀念陣亡士兵的紀念碑,確有點匪夷所思。但這個墓園要跟英聯的克蘭芝陣亡戰士公墓(Kranji War Cemetery)一起看,才更有意思。臨離開新加坡前一天,我便到克蘭芝陣亡戰士公墓一遊,也算是「首尾呼應」。

新加坡探墳記(一):戰死者(下)

新加坡探墳記(二):富國強兵背後

大使的臨別贈言

Matthew Parris及 Andrew Bryson編著的 Parting Shots 是英國大使書信選輯。直至2006年,大使離開駐在國前都會依慣例,發一封告別信函(Valedictory Despatch)給首相及外交部,總結心得。由於這些信函屬機密文件,這些「臨別秋波」往往老實不客氣,拋開外交禮節羈絆直抒胸臆,有的盡情發泄對駐在國的諸多不滿,有的則大肆批評英國政府。不過,這些電文大多不失英國人那種尖酸得來又不失幽默和優雅的作風,讀來趣味無窮。跟維基解密公開的美國外交電文相比,飽讀詩書的英國大使文筆實在好得多了。相較之下,美國外交電文就如言語乏味的八掛小報專欄。

Parting Shots本來是BBC Radio 4的節目,後來節目製作人再將有關書信結集成書出版。這些大使電文受《官方保密法》保護,要過三十年才能公開;而政府也可以涉及國家安全或可能有損外交關係為由,繼續將文件保密。據節目製作人Andrew Bryson書末介紹,他們先鎖定一批相信會很有趣的大使,2008年引用《資訊自由法》申請查閱60封1979年至2006年的大使電文,出乎意料獲得40封。不過這批電文當中,亦有部分內容因「太敏感」被政府遮蔽扣起。經審查的大使電文多涉及保守國家,如約旦和沙特等,外交部亦特別叮囑BBC選用這些信件時多加小心,以免傷害別國感情。不過對一些較為同聲同氣的國家,外交部大概認為開得起玩笑,於是駐加拿大高級專員Lord Moran 1984年的書信便全文刊出,Lord Moran對加拿大鉅細無遺的評頭品足,讀來叫人忍俊不禁。其中一段是這樣的:

The calibre of Canadian politicians is low. The level of debate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is correspondingly low; the majority of Canadian ministers are unimpressive and a few we have found frankly bizarre…

一些早期電文不乏彌漫着白人優越的信念,難免叫人生氣。駐泰國大使 Sir Antony Rumbold 1967年的電文,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泰國人的智商普遍偏低,跟我們差很遠,也遠不如中國人。」他把泰國踩得一文不值,又說泰國既無文學又無藝術音樂,但信末又稱很享受在泰國的日子,因為泰國人友善且奉止又優雅云云。(BBC這集節目播出後,嚇得現任泰國大使立即發聲明劃清界線。)

撇開這些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大使們對局勢不乏精要獨到的分析。駐法國大使Sir Nicholas Henderson 1979年的電文,痛陳英國政府對歐洲外交政策失誤,結果錯失借歐洲一體化推動自身經濟的良機。電文雄辯滔滔,引起剛上台的戴卓爾夫人的注意。她也不嫌Henderson的親歐立場,再任命本已退休的他出任駐美大使。

全書相信最令香港人讀來心有戚戚然的,非前駐華大使唐納(Sir Alan Donald)1991年的電文莫屬。唐納可算是中國通,字裏行間亦對中國亦流露出理解和尊重。他早在60年代便駐京,70年代出任過港督麥里浩的政治顧問。戴卓爾夫人1982年訪問北京,他亦有陪同。後來在1988年回中國出任大使,經歷六四天安門鎮壓。離任時,中英正為香港主權移交前安排爭持不下。信末有關香港的研判和警告,今天讀來尤叫人嘆息:

Those who will govern Hong Kong after 1997 need to have a clear idea of what China understands by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n talking of the future leadership of Hong Kong it seems to me that we have paid a steep price for not having much earlier created a seedbed in which a responsible Hong Kong Chinese political leadership could grow. By this I do not mean the appearance of Western type “democracy”, but the training up of potential leaders in something like the style of the Singaporeans.Hong Kong’s prominent figures sometimes fail to understand that choices have to be made between unpalatable options. If they wish to be political leaders in the future they have to be responsible for persuading the public to recognise this. It often means the forfeit of short-term good in the interest of long-term gain. As I have said before, if we wish the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o work, this requires HK people, and especially the HK media to act responsibly and restrain themselves from interfering in China’s affairs. The difficulty is that our British liberal tradition believes in minimum restraint on what the Hong Kong press and Hong Kong local leaders may say and do. Yet prudence and commonsense will increasingly require them to exercise that self-control. As we get closer to 1997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mselves will have to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building their own future with their giant neighbour. Otherwise the Territory could well be only as “autonomous” as Tibet.

唐納那「不要干預中國內政」的勸告(的確是中國通,用了中共的詞彙!),血性子的香港人當然不會聽得進去。唐納這封電文寫於1991年,他指的「干預中國內政」大概指六四紀念活動,還有傳媒對中國的報道和批評吧。正常情況下,這些都很難算得上「干預」,不過唐納大概會說:別傻了,你的對手不是正常人,獨善其身是自保的唯一方法。不過現在要獨善其身已經太遲。香港統治精英大力鼓吹中港融合,中國魔爪已無孔不入,香港又缺乏出色政治領袖迎戰,香港的「高度自治」難保不快淪為西藏式的自治。不知道唐納對香港這些年的發展,再有何見解呢?

向新加坡學習?

香港社會精英近年一片「學習新加坡」之聲。前任特首曾蔭權2007年赴新加坡「取經」,傳媒近年則吹捧新加坡的公營房屋政策如何優秀。香港統治精英想怎樣在香港複製新加坡模式不得而知--畢竟社會政策並非一時三刻可改變過來,但新加坡政府對付異見的招數卻很容易照辨煮碗,那就是發律師信,狀告批評者誹謗。

年初遊新加坡,香港跟新加坡兩地的比較,自然成為跟當地朋友的話題。跟一位曾到香港讀書的新加坡年輕人聊天,我說香港前途越來越不妙,他慨嘆:「至少你們還可以示威遊行啊。」他以當天報上一則新聞為例,說人民一舉一動彷彿無時無刻受統治者監視,動輒得咎。那則新聞說的是,一位知名博客收到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律師信,指他三篇質疑電腦採購程序的貼文及貼文下的讀者留言,有誹謗李顯龍貪污之嫌,勒令撤文及向李顯龍道歉。

李光耀父子向來愛告政敵誹謗,巨額賠償足令異見者破產,這招數比囚禁他們更有效。傳媒當然不例外。《經濟學人》、《紐約時報》、《遠東經濟評論》也收過李氏父子不少律師信,被新加坡法庭判罰巨額賠償。這些國際傳媒當然付得起罰款,但無權無勢又無錢的民間博客收律師信,除了撤文道歉也別無選擇。

新加坡博客近年興起,成為平民議政一大渠道,更左右政治。2011年,執政人民行動黨得票跌至新低,評論大都將之歸功於網上言論。博客擔當了監察的角色,執政黨政客言行失當,便立即在網上快速傳播。於是去年三月,新加坡政府開始把「誹謗」這武器對準民間博客,用律師信整頓網上批評聲音。網站貼文以至網民留言也不放過。網站Temasek Review Emeritus去年便因為有網民留言聲稱李顯龍妻子何晶得出任淡馬錫總裁是依仗裙帶關係,結果要在網站刊登聲明向李顯龍道歉。

有人或會說,香港終究不是新加坡,梁振英不會胡來吧。畢竟,梁氏向《信報》發律師信,人人立即口誅筆伐。老實說,我並不樂觀。新加坡「人人有屋住」的願景為不少香港人趨之若鶩,彷彿有瓦遮頭、三餐溫飽便是社會唯一目標。於是,梁振英學新加坡,就算連帶學習新加坡高壓政策,只要讓市民上樓(甚至只要開張空頭支票),恐怕不少香港人立即心甘情願當起順民來。安居樂業是否便是社會唯一目標?連新加坡人民也老早不受這套了。

香港不錯應借鑑新加坡經驗,但不要只停留在那些漂亮寬敞的組屋上,而應了解一下新加坡公民社會近年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