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今期有篇文章，談到「Being foreign」的體驗，讀着如遇上知音般，邊讀邊拍案：正是這樣呀！去旅行，到知名景點拍照「到此一遊」向來不是我杯茶，我最享受的還是一個異鄉人在陌生街道漫無目的穿梭。出外旅行，感官都不由得敏銳起來，察看那平時根本不會在意的細節。腳步放慢，膽也大起來，「外國人」這個可是免死金牌，做了蠢事人家也不會見怪。只可惜，全球化下真正的異鄉已越來越少，這可解釋為何我會跑到巴爾幹半島去罷。
塞爾維亞正是合我胃口的異鄉。這兒你不會老是碰到亞洲遊客；沒有星巴克也沒有麥當勞；塞爾維亞語打賭沒有多少外國人會說；連文字也不是熟口熟面的拉丁字母，單是認街名也要花費心神，這樣的異鄉你往哪兒找？
對塞爾維亞， 太多誤解，太多偏見。要認識一個地方，沒有比跟當地人交往更好的途徑了。初踏足貝爾格萊德，人生路不熟，跟同伴背着大背包在馬路中央等轉燈。背後一個老太太笑着打手勢，說着陌生的語言。我們不明所以，但見沒有車來，便索性衝紅燈，老太太發出嘉許的聲音，大概她剛才是說：「你們這兩個外國人幹甚麼，我們都當紅綠燈是透明的！」
塞爾維亞人就是這樣，雖然語言不通，但總是盡心幫助外國人。（鼓勵你衝紅燈外，還會鼓勵你搭「霸王車」）不知多少次，拿着地圖在街上轉，路人見你傻呼呼的，便主動走來幫忙。（有些老太太還特意從手袋拿出老花眼鏡，準備就緒看地圖！）語言不通？不打緊，打手勢便好。雖然有時花了半天時間還是不明所以，但這些萍水相逢還是叫人感激半天。
塞爾維亞人一打開話閘子便沒了沒完。我到現在還有一大疑問：塞爾維亞人到底吃不吃飯的？為甚麼不論何時，露天茶座都擠滿人，但他們卻只喝東西和聊天，甚麼都不吃？最後一天在貝爾格萊德，晚上就要坐通宵車到科索沃了，到快餐店打算快速吃個意粉回去旅館洗個澡便趕赴車站。身邊坐了一對塞爾維亞男女（沒有吃飯，只喝咖啡）看了我便好奇地問我從哪兒來。他們對我好奇，我也對塞爾維亞好奇，一回話便沒了沒完。說沒多久，男的伸出手來：「就這樣，我們是朋友啦！」
這樣由塞爾維亞談到香港，再談到越南，男的好幾次說：「不阻你，你吃飯吧。」但不夠半分鐘他又忍不住提問。結果，我創下吃肉醬意粉最長時間的紀錄之餘（幸好還趕上巴士），也交了個朋友。
貝爾格萊德市中心還可以看到北約空襲的痕跡，長年的經濟制裁也令整個城市顯得殘破。但塞爾維亞人卻令這兒充滿希望和生機。明年吧，一定要回去，再跟那些長氣袋談個痛快之餘，還要再到訪那些東正教教堂和修道院，感受那超越塵世的美。
堅盧治（Ken Loach ）的Looking for Eric， 香港譯作「尋找簡東拿」，雖不能算錯，但片名的Eric更多是指曼徹斯特郵差Eric Bishop。電影勾起不少回憶：當年曼聯每場英超、足總盃、歐冠都準時收看，看着奧脫福大帝簡東拿帶領一眾小將打拼，血脈沸騰。自簡東拿一九九七年掛靴，到美國商人二零零五年買起曼聯，我心目中的曼聯已漸漸變得面目全非。到堅尼也被賣走，C朗之流當道，曼聯勝負於我彷彿都已無關痛癢了。
都說球迷不可理喻。球技、戰術固然重要，但我們着緊的更多是（我們投射給球隊的）個性。在短短九十分鐘裏，生活煩憂拋諸腦後，心情就由球場上的二十二人牽動，不合意便大聲一「屌」，高興時便手舞足蹈，現實生活規矩太多，實在需要那九十分鐘放縱一下。
Eric便是在足球尋找慰藉，視同樣叫Eric的簡東拿為偶像。兩個Eric性格差天共地，球場上的簡東拿自信爆膨，愛怎樣便怎樣（愛起飛腳踢球迷便起飛腳）。電影開場時Eric恐懼症發作，開車在迴旋處不停打轉，結果撞車入院。Eric生活就彷彿不停打轉，苦無出路。雖然郵政局有一班好手足，手足都關心他，甚至想盡辦法逗他發笑，但原來Eric對上一次開心的時候已是十多年前在奧脫福球場看簡東拿。一天在家抽大麻後， 簡東拿神奇現身， 點化Eric，先令他回望不敢正視的過去，再跟迴避了三十年的前妻修好，在家重振父綱，還跟手足發起「簡東拿行動」力戰惡霸，保護兩個繼子，生活終於重上正軌，不再打轉。
堅盧治的電影向來關心社會普羅階級，描寫英國民眾生活，實在難以離開足球和酒吧。Eric跟死黨在酒吧看球賽閒聊，因為一人身穿FC United（一班曼聯球迷在曼聯被買起後創立的球會）球衣而掀罵戰，從曼聯天價門票、奧脫福球場外的豪華房車、球衣上的贊助商爭論得面紅耳熱。不由得萬分感慨，本是打工仔慰藉的足球已經越來越遠離打工仔了。
無論如何，那個時代早已過去了。看着電影穿插的球賽片段：簡東拿、艾雲、簡察斯基、麥佳亞、堅尼……當年沒有天價球員，沒有破紀錄周薪，但球彷彿踢得更漂亮。Eric問簡東拿球場上最難忘的時刻是哪個，簡東拿回答卻不是入球，而是一記給艾雲入球的妙傳。Eric追問，傳球不怕嗎，若對方門前失機怎辦。「你不能想那麼多，要信任隊友。」放心把球踼出去，這便是簡東拿開導Eric的「足球哲學」。一直在迴旋處打轉的Eric，其實救兵就在咫尺：郵政局的兄弟手足及左鄰右里的球迷都準備好為你赴湯蹈火，只怕你不開口。
看完這部電影，或許你會記得，當初為甚麼會愛上足球。
從巴爾幹半島回來後，因為天性懶惰的緣故，只把相片上載至網站，再加數句「備忘」了事。不少友人問及所見所聞，也不乏有人追債似的：「快寫點東西吧！」
債總得還的，只是下筆不易。出發前，巴爾幹半島是一個謎；回來後，巴爾幹半島依舊是一個謎，謎團只有倍增，沒有減少。打從飛機降落貝爾格萊德開始，整個旅程除了黑山世外桃源似的景色叫人忘憂外，腦袋總是不停的動。塞爾維亞人的友善固然叫我難忘，但同樣叫我難以忘懷的卻是市中心一幢被北約戰火摧殘的政府建築，像是有意提醒世人，塞爾維亞也吃了不少苦頭。至於「科索沃」一詞更被塞爾維亞視為難以磨滅的屈辱：歷史恩仇難以消解。
科索沃更加沒有忘記過去。這個新鮮出爐的「國家」，政府大樓掛着當年失蹤人士的照片，照片雖然已經褪色，但空氣不難嗅出仇恨的味道。被搶劫一空的東正教堂、被燒毁的塞族民居……誰敢說，一切已經完結？
薩拉熱窩是最令人難以迴避思考的。那綿延不絕的墓地、飽受戰火洗禮的建築默默屹立着，倒不是像塞爾維亞一樣有意展示傷痕，而是傷痕根本難以掩飾。殺戮雖然早已停止，波斯尼亞仍然為了維繫國家統一作困獸鬥，無暇理會那個還壓在薩拉熱窩半空的斗大問號。
波斯尼亞不像塞爾維亞及科索沃般，理直氣壯地呼冤；她只是戰戰競競的訴說過去，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彷彿生怕聲音稍大便把脆弱的國家震得粉碎。就連記載那段黑暗歲月的歷史博物館，也沒有呼天搶地的哀號。展覧開宗明義稱，只是用薩拉熱窩當時的物件、新聞報道、照片，如實記錄歷史，不涉意識形態、不作判斷，一切留待歷史評價。展覧廳的另一端是有關波斯尼亞歷史的小型展覧，只不過是想告訴大家，波斯尼亞早就作為獨立個體存在。那其實是波斯尼亞艱難的吶喊：「我們是波斯尼亞人！」
回港後一直留意那邊的新聞，關於波斯尼亞的總不是好消息（這是新聞的本質）：球迷衝突、政治僵局……但大概因為還未達「悲壯」的層次，鮮受國際傳媒（英語傳媒）青睞。當年南斯拉夫解體後，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相約瓜分波斯尼亞、波斯尼亞國內的塞族民兵開始動員、薩拉熱窩傳出爆炸聲、槍聲……山雨欲來之際，大家選擇袖手旁觀，看着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歐洲出現一個文明黑洞。波斯尼亞的沉默份外教人心痛。
回來後找到高達一九九三年的短片「薩拉熱窩，我向你致敬」，翻看了多遍。
坐着無聊，到諾貝爾獎官方網站等候和平獎公佈。網站很「幽默地」進行意見調查，問大家有沒有看過今屆文學獎得主的作品，我這個井底之蛙當然沒有看過，幸好有93%的網民都跟我同樣無知。
和平獎公佈了，是一個大家熟悉的名字：Barack Obama。MSN友儕們紛紛報以「吓？？！！！」「WTF！！！」（有多少個感嘆號則各有不同），或追問：「他幹過甚麼？」情況比昨晚聽到一個不熟悉的名字熱鬧得多了。昨天美國人才在網上埋怨文學獎又頒給名不經傳的歐洲作家，今次一位上任不到一年的美國總統輕易拿走和平獎，不知可否作補償？
奧巴馬最要感謝的應該是布殊。諾貝爾委員會說，頒獎給奧巴馬是要表揚他「促進國際外交及合作的非凡努力」，潛台詞不就是說表揚他一改布殊作風嘛。多得布殊令美國變得神憎鬼厭，奧巴馬只消略施小計，歐洲便為之傾倒，甚至叫人誤以為美國真是洗心革面，一改數十年的外交政策。奧巴馬也要感謝為他想出 Change和Hope兩個口號的天才。委員會又說：「鮮有人像奧巴馬這樣吸引世人目光，令世人憧憬更美好的將來。」一言蔽之，諾貝爾評審委員會是認為奧巴馬很有推動世界和平的潛能，這個其實是最有前途新人獎嘛！
走筆至此，想起上周的 Saturday Night Live。A貨奧巴馬發表電視演說，安撫國民不用擔心他會將美國變成社會主義國家，因為諸如關閉關塔那摩、撤軍伊拉克、就氣候暖化立法、醫療保健改革等等承諾都無一實現嘛！怕甚麼？
諾貝爾委員會看來現在改以演說有多漂亮為頒獎準則。或者評審的年紀太小，沒有聽過其他著名演說。若單以演說勾勒的願景為準則的話，我會認為甘乃迪總統一九六三年在美國大學發表的演說更值得拿和平獎。
不要誤會，我不討厭奧巴馬。但我很清楚，無論他的演說有多漂亮、如何振奮人心，他只是政客。希望他可以置個人及美國利益不顧，帶領人類出埃及都是痴人說夢罷了。
巴爾幹半島、南斯拉夫、薩拉熱窩這些名字雖不至於家傳戶曉，但總有點模糊印象：不就是火藥庫、很亂很亂的地方嗎？大部份人對巴爾幹半島的認知，應是中學歷史第一次世界大戰緣起。歷史教科書雖然強調巴爾幹半島如何重要，但終歸只是配角，主角還是土耳其、奧匈帝國和俄羅斯這些巨無霸。歷史讀完了，除了知道奧地利王儲在薩拉熱窩吃了顆子彈、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外，我們還是對那兒的歷史文化一無所知。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新聞報道南斯拉夫內戰，「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更唱得街知巷聞，但大家都恐怕弄不清誰在打誰，記得的恐怕還是北約空襲的種種。
這到底是甚麼地方？電影可能告訴我更多。九十年代南斯拉夫內戰，我剛剛開始看電影，躲在戲院裏舒適地看着這個火藥庫。像是山雨欲來（Before the Rain, 1994）、八方火藥庫（Bure baruta, 1998）、緬懷南斯拉夫好日子的沒有天空的都市（Underground, 1998)，當然還有安哲羅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望（Ulysses´Gaze, 1995)。這些電影印象都淡忘了，尤利西斯的凝望似懂非懂的看過去，但其中一幕卻深印腦海：婦人坐主角的順風車越過邊境（回家還是探親，早已忘記了），到達目的地卻發現已面目全非。她還是拿着行李下車，一個人站在死寂的大街上，環顧四周燒焦的建築物，不知往哪兒去。為甚麼這幕給我印象那麼深，我也說不出所以然。
內戰結束了，科索沃也獨立了，南斯拉夫也從新聞退隱。《經濟學人》早時談到所謂Yugosphere，稱前南斯拉夫共和國最近已加強聯繫合作， 又漸漸走在一起了。前南斯拉夫民族如能放下仇恨，自然可喜可賀，但若不明白十多年前南斯拉夫何以一夜之間淪為殺戮戰場，人類恐怕還是走不出歷史的循環。六十多年前， Rebecca West 在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形容南斯拉夫是人類悲涼歷史的縮影，如能弄明白南斯拉夫的恩怨情仇，大概明白人類的命運。但單是弄清事實亦是困難重重。 Rebecca West曾指每個在巴爾幹半島的外國人心目中都有個 Pet People，在他們各自的論述中，Pet People總是近乎聖潔的受害者。這番判斷放在戰後南斯拉夫仍然很妥貼：塞族人在西方新聞中總是大壞蛋，雖然每個民族都有參與殺戮，但卻唯獨塞族戰犯得享頭條待遇。
遠距離看了那麼多年，是時候到那邊走走了。不期待一次旅程可叫我弄明白一切，但至少，今次不用再通過電影或新聞來看南斯拉夫。
Recent Comments